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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两个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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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53期:第04版 社会视角

我的两个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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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两个父亲,一个劳模父亲,一个作家父亲。两个身份不同的父亲,不但给了我完整的父爱,而且教会了我如何做人。

我的生父屈超耘和养父刘西有合影。1961年冬摄于陕西商县(今商州区)。

1962年1月21日,与父母合影。

2019年秋,笔者陪父亲参观刘西有纪念馆。


两个不同身份的青年后生

1949年10月,红太阳的光辉照进陕南一个叫马炉的山沟,沐浴太阳的人们有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山民中有个叫刘庆的放牛娃,他是村里受苦最深的后生。自小失去父爱,大哥被拉壮丁,四弟被狼咬死,剩下他、三弟和守寡的母亲。为了三弟和母亲的生活,12岁的他去了黄龙山。除了放牛,每天要担水、扫院子,稍有怠慢就要挨打受饿,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吃的是最差的饭食。苦熬着也只能在年根与家人团聚。他做梦都盼着能过上好日子。当红太阳的光辉照进穷山沟的时候,他首先感受到温暖,也从此有了自己的大名刘西有。

翻身后的刘西有,响应党中央“组织起来由穷变富”的号召,把全村八个光棍汉组织起来,成立了商洛山首个变工队。

人组织起来了,却没有劳动工具。刚入党的刘西有冒着严寒,和大哥刘西山步行去百里外的赵川背矿石。在矿上俩人起早贪黑挣了87斤生铁,回村后以换工方式打成了12把镢头。1952年春,变工队改为互助组。从此,开始向贫穷宣战。

1954年,刘西有不但把自家的农具送进初级社,还动员互助组成员一起入社。入社第一年就取得好收成,社员们都分到粮食,未入社的村民却在饿肚子。这就为初级社向高级社迈进打下了基础,相邻村子的村民纷纷要求加入高级社。随着入社社员增多,集体经济得到壮大,刘西有受到了县上的表扬。

商洛是贫困山区,马炉更是贫困中的贫困,“炉岔沟,麻石头,十料庄稼九不收,天一旱连根烂,天一涝水冲掉。”便是马炉的真实写照。面对艰苦的自然条件,刘西有着手全村山、水、田、林、路综合规划,提出“高山油松戴帽,低山经济林缠腰,山下梯田坐底”的构想。确立炉岔、杨坪两地为样板田工程,继而在荒无人烟、杂草丛生的康沟闸沟修田。把全队劳力集中起来,在光石板上垒石坝,把别处的土运来垫地。经过七次大的战役,修石坎梯田和坡台地千余亩,粮食产量翻了几番,首次解决了吃粮问题。

这一奇迹在省上引起振动,省、地通过调查核实,对马炉大队的“愚公移山”精神给予肯定。1958年中央召开群英会,刘西有代表马炉大队出席会议,周恩来总理为马炉大队签发了国务院奖状。自此,刘西有成了闻名西北的劳动模范,“十二把镢头闹革命”是对他艰苦创业的高度概括。

1951年春,在终南山麓的白龙沟村,发生了另一个故事。

以“秦中自古帝王州”闻名的关中平原,厚重的文化积淀造就了极为发达的文化,秦腔更是将这种古老文化发扬光大,几乎每个村都有唱秦腔的自乐班。这一年暮春的一天下午,县上派人来村里检查文化活动情况。村上于当晚举行汇报演出,一切准备妥当,开演前却找不到打板的屈亲民,终究这场演出泡了汤。原来,生性秉直的屈亲民,看不惯村干部的低眉顺眼,更看不惯县上干部的摆架子,便悄然出走,直到第二天才回到村里。而在县上干部面前丢了面子的屈家老人和村干部们,正窝着一肚子火,没等他进门父子俩就吵翻了,屈亲民一气之下跑到周至县城,之后又来到西安,欲报考设在西安的西北艺专。怎奈不逢招生,便通过考试被招进西北保险公司。从此,屈亲民便有个当干部的名字叫屈超耘。他,就是我的父亲。

一句承诺所演绎的人间亲情

也许是命运使然。在保险公司工作不久,爱好文学的父亲受作家柳青扎根基层的影响,欣然向省厅提出去基层工作的申请。省厅很快同意了。1953年,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17岁的父亲乘敞篷长途卡车,颠簸着翻过险峻的秦岭,来到了陌生的商洛山腹地——商州山城。

早在白龙沟的时候,父亲就读了柳青的一些作品,并深受其影响。他发誓也要当作家,写出与《种谷记》一样的好小说来。加之他接触了以后写长篇小说《地道战》的作家李微含,并接受其赠书《渭河两岸》,他时刻牢记着大作家的话:“要当作家就要到火热的生活中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于是,他刚踏上这片热土就投入创作。从1955年起,他先后在《陕西日报》《工人文艺》《延河》等发表了《一个女中学生的日记》《我和永清》《测量队到了丹江边》等小说、散文和诗歌作品。

为了写出更好的作品,初到商洛后,父亲把习作寄给在长安皇甫乡深入生活的作家柳青,以求得他的指导。柳青在给他的回信里,说了一段后来被文学爱好者广为传诵的名言:“苹果熟了自有掉下来的时候,不熟也不要勉强。”

父亲把大作家的信压在办公桌上的玻璃板下当座右铭,把钢笔当镢头,把稿纸当土地,不停地耕耘着,企盼着收获日渐成熟的苹果。终于,他的四场现代眉户戏《桑园人家》得以发表和出版,一时引起不小的轰动。

正当父亲的事业红红火火时,在百十里外的马炉大队,以“十二把镢头闹革命”闻名的刘西有,却在为吃食堂的事发愁。原来,1958年间,上级号召办食堂,作为党员的他立即腾出自己的房屋办食堂。但管区的人嫌食堂规模太小,要他办大食堂,说那样才有气魄。而刘西有是个实在人,他认为马炉山里都是十来户的小村落,若办大食堂,十里八村的人挤在一块极不方便,也就没听上边的。这样,他不出意外地被停了职。此后,1959年的困难时期给包括办大食堂在内的“集体化及浮夸风”将了一军。党中央召开会议号召实事求是,恰好这一年是国庆10周年,省委为了教育干部,准备编一部农村干部教材。经过考察,马炉大队的刘西有被确定为宣传对象之一,父亲负责采访刘西有的先进事迹。

接受任务后,父亲从商县来到马炉。前后半个多月,他同刘西有朝夕相处,跑遍了马炉大队的山山岭岭,沟沟岔岔,被刘西有事迹深深地感动着,打心眼里喜欢这位支部书记,不但人实在、心眼好,在群众中也有威信。

一回到商县,他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连夜动笔写了篇《创业将》的长篇通讯,刊登在《丹江报》上。刘西有的先进事迹一时传遍了商山丹水。

马炉之行,令父亲对刘西有十分钦佩。虽然两人的身份不同,差异也不小,但他觉得刘西有是个质朴的农村干部,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而刘西有也觉得父亲是个很随和的文化人,两人惺惺相惜,时间一长成了知心朋友。

1960年初春的一天上午,发生了件意想不到的事。清早起来,父亲被一阵吵闹声惊醒,他从屋里出来时,却见西有之妻李便正在与一女人吵架,女人破口大骂李便,言语下流不堪入耳。他来到蹲在场边抹眼泪的刘西有身边询问缘由。刘西有声泪俱下地道出了吵架的原委。原来,他抱养了堂兄的儿子,谁知儿子养到1岁时堂兄反悔了,想把儿子要回去,刘西有夫妇视养子为命根子,哪能舍得养子被要回。此时,那位妇女更加放肆地骂道:“你是个女的却不生娃。”等粗话,李便被气得当场晕了过去。

父亲哪里见过用娃坑人的事,这还了得!他大声质问对方:“你还是个女人吗?咋能这样侮辱人!”

对方见是上边派来的“工作组”,便不敢再骂人了,将自己的儿子抱上就走。刘西有夫妇眼看着孩子被抱走了,失声痛哭起来,父亲见状心里一阵酸楚。为不使刘西有痛苦,作出了将还未出生的我许给刘西有夫妇做养子的承诺。他说:“老刘,你甭哭,将来要是我生了儿子就给你。我不信世上还有拿娃欺人的。”

父亲的话让刘西有夫妇不敢相信。过了好长时间,刘西有才问道:“老屈,你说的话算数吗?”父亲笑着说:“西有呀,咱俩打了这么长的交道,我还能说假话吗?不过,要是我爱人生了女孩,却不能给你。”

刘西有夫妇满脸微笑着说:“要是女孩我还不要呢。”原来他已抱养了大队支委张与全的一个女儿做了养女。

父亲的承诺,让刘西有很快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一如既往地投入到工作中。由于他工作扎实,虽经历了60年代的困难时期,全马炉大队没有一户社员饿肚子。他的名声便愈来愈大,而盼儿子的心情也越来越迫切。1961年9月2日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在商县蒲峪小学里降生。我的到来,让母亲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而父亲这时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想起了在马炉给刘西有夫妇做过的承诺,还没来得及告诉自己的妻子。

瞅着刚安顿好的母子俩,父亲思忖着该如何告诉母亲,口张了张还是没说出来。我快出月的那个秋日下午,他将自己在马炉所做的承诺讲给母亲后,两人吵了起来。这也难怪,谁嫌自己的儿女多,又有谁能舍得将亲生骨肉送人。父亲先是反复做思想工作,母亲哪能听得进去。接着,他干脆用离婚来逼母亲答应,否则他无颜去见好朋友刘西有。

这一招果然灵验,母亲终于答应了父亲。父亲立即给马炉大队打了长途电话,让刘西有赶忙来商县,而不巧的是他正在西安开会。直到母亲休完产假,刘西有从西安直奔商县,谁知却扑了空。眼看着一天天长大的我,母亲反悔了。父亲无奈,将刘西有先打发回马炉,等作通了母亲的思想工作后,再通知他来商县。

经过再三动员,母亲总算答应了兑现父亲的承诺。1962年1月21日,李便和她的弟媳同母亲一道,把我从蒲峪小学抱回商县城。此时,寒风卷起了漫天黄尘,天空飘着大片雪花,父亲见时间不早了,催促李便和她的弟媳赶快往车站走。在路过商县照相馆时,父母抱着我照了一张相,并由父亲题写了“与丹影分别留念,1962年1月21日清漪”的留言。从照相馆来到汽车站,恰好没有当天发往丹凤的班车,父亲担心夜长梦多,就用笔写了张“商县至丹凤沿路各村镇,见此条请照顾好持条二人的食宿,屈超耘”的纸条,要李便和她弟媳抱着我步行回丹凤。

母子分离之际,从不流泪的父亲却泪水潸然。原来父亲催李便赶忙走,李便不好意思,就将我递给母亲再抱一会儿。父亲一再催促,母亲又将我交给李便的弟媳,就这样三位女人轮流着抱我,谁都不愿挪动脚步。父亲见此发起了火,李便这才从母亲怀里接过我,递给了她弟媳。这时,我哇地一声哭了起来,那哭声似一把锥子,刺在了父母及李便的心上,三人同时流出了眼泪。李便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含泪向父母亲告别后,便和弟媳向东边方向走去。

我的哭声越来越远,母亲瘫坐在汽车站门前的土堆上,哭得天昏地暗,任凭父亲怎么劝都无济于事。直到天色将晚,雪花绸密,父亲才扶着母亲回到了县委院子。母亲睡倒了,一连几天不吃不喝,只是不停地流眼泪。父亲无奈地向县文教局请假,提前将她送回了关中老家休寒假。这样,我从商州城来到了乡下农村,刘西有便成了我的养父。

不久,父母从商县来马炉看我,养父征求意见:“让娃把你叫大还是叫干大?”父亲说:“不叫大也不叫干大,就叫我为叔,叫秀云为姨!”就这样,老屈叔老宫姨一叫就是二十年。

深深的父爱感天动地

我被抱回马炉后,养母没有奶水喂养,那时更没有奶粉之类的营养品,养父就在附近为我雇了奶妈,一年的报酬是400斤粮食。奶妈没了奶水后,养母就用洋芋粉糊糊喂养我,一天到晚地守着,舍不得让我多哭一声。

1岁时我患小儿麻痹,且留下了后遗症。养父母很内疚,养父当即赶到商县,将我的病情告诉父母。父亲大度地对养父说:“你已尽到了责任,哪个娃不得病。”话虽这么说,但等送走了养父,他们极其伤感。尤其是母亲,常常为我的残腿流眼泪。每到寒暑假期,她都要步行来马炉看我,每来一次她的心都要疼许多天。

我患病后,养父母的眼泪就没干过。为了我的腿,他们伤透了脑筋。多少次,我从睡梦中醒来,却发现在煤油灯下,养父坐在土炕一端商量道:“哪怕倾家荡产,也要把娃的腿治好,治不好的话咱对不起老屈两口子。”养母坐在我的身旁一边用手摩挲着我的病腿,一边祈求老天爷保佑,早日让我的病腿康复。

每个人都有自己幸福快乐的童年,可我的童年是残缺的,因为我是一个身患残疾的人。那时,养父已被打成走资派,看着其他孩子蹦蹦跳跳地去上学,我便哭喊着:“妈,我也要上学读书!”养母安慰道:“我娃不哭,等明天你大回来了再背你去上学。”养母说着说着,眼泪早已成断了线的珠子,我却在盼着一个个明天的到来。

上不了学,也无人玩耍,我只能与邻家的傻子战喜一块儿玩。一天中午,我俩在他家的土坯上玩耍,不小心摔了下来,头被摔破,鲜血染红了衣衫。养母闻讯从地里赶回来,急忙背着我去邻村看医生。医生得知我是走资派的娃后,不肯为我医治。此时,我因失血处于昏迷状态,养母跪在医生面前,声泪俱下地求道:“医生,你就行行好吧,他大有问题,娃是清白的,再说娃是我抱别人的,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对不起人家。只要你给娃看好了,我给你当牛做马。”

养母的哭声没有打动医生,他撇下我俩绕道走了。养母无奈地抱着我往回走,十几里的山路养母一路走一路哭,那撕心裂肺的哭声回荡在山野里,等回到家她已哭哑了嗓子。也许养母的哭声感动了上苍,我奇迹般地醒了。养母破涕为笑,用土方子为我包扎。

养父一生没求过人,可为了我的腿却能不顾颜面。除了在本地医院治疗外,还利用去西安开会之机带着我治病,为此没少遭人的白眼和奚落。我12岁那年夏天,养父又要去西安人民大厦开会。从丹凤汽车站上车时,会务组工作人员只给养父买了一张票,没有为我买。到了西安解放门汽车站,养父背着我正要出站时,被一帮检票人拦住,要我站在刻有尺度的墙边上量身高,然后补票。养父解释说我腿有残疾不能站立,该补多少补多少,可那帮人说养父逃票且要罚款。正争吵时,一个熟人认出了养父,帮忙补了票。就在养父背着我刚要离去时,听到了那帮人奚落养父的话:“一个乡下农民,还敢在西安逃票。”那位熟人说养父是劳模,那帮人却说:“管他劳模不劳模的,要想在西安逃票没门。”

见此情景,养父很难过,我的心里更不是滋味。养父一向争强好胜,从没受过别人的气,可他为了我的腿,却遭到如此奚落,真是难为他了。从车站到人民大厦,炎炎烈日下,养父背着我前行,等来到大厦传达室门口时,泪水和汗水已浸湿了衣服。而值班人员却拦住养父不让进,养父说他是参会代表,值班人员打量了一番土里土气的他,不肯相信。养父拿出介绍信,他们才允许他进,但不能带着我。养父让我在传达室等待,最后由会务组出面,我才被领了进去。

会议期间,养父总是牺牲休息时间,背着我穿行于西安市的大街小巷寻医问药。在他的不懈坚持下,我终于站了起来,有了能够行走的今天。

早在养父给我治疗病腿之际,远在商县城的父母,却不得不为我的上学之事而担忧,他们认为治病故然重要,但上学读书同样重要。看着我的年龄愈来愈大,若不上学读书,将来如何生活。为此,父亲来马炉的次数多了起来,劝说养父趁治病间隙送我上学读书,还常常对我进行启蒙教育。那时,农村缺乏儿童读物,他亲自为我编写歌谣,至今我还记得那首:“山沟沟,毛垭垭,秀秀走娘家……”随着我的年龄增大,养父接受了父亲的劝告,开始背着我上下学。这样,每次父亲来看我,都少不了带铅笔和本子。多亏父亲的早期启蒙教育,加之母亲每年都利用放假的机会来乡下辅导,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从小学到初中,我一边治病一边上学,虽耽误了许多宝贵时间,可学习成绩不错,只是偏科严重。语文出奇地好,而数理化较差。初三那年,我放弃了理科专攻文科,便写起了小说。恰遇父亲又来乡下看我,及时纠正了我的想法,要我加强数理化学习,不然考高中就成了问题。

父亲走后,我开始补习数理化课程。尽管效果不明显,但从这件事中,我深深懂得了父亲的关爱。从此,我对每一门功课都不敢马虎对待。

1979年,我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当地重点高中。那时,养父经常来县上开会,每次会议用餐,他就把桌上吃剩的饭菜用搪瓷缸装回来送到学校。一些人认为养父是劳模、党代表,经常带剩菜影响不好。风言风语传到了领导耳朵里,他找到养父询问原因,当得知是嫌那么多剩菜倒掉可惜,不如装回来让我娃吃后,县委领导被深深感动了。不但没有阻止他的行为,还号召党员干部学习他勤俭节约的好品质。

养父辛劳一生,为公事殚精竭虑,为我更是操碎了心。由于积劳成疾,他于1981年槐花飘香时节,被肝病夺去了生命,时年56岁。临终时他的眼睛一时不肯闭合,父亲边为他穿寿衣边流着泪说:“西有,你就安心地走吧,你不在了还有我哩,娃和他妈我会照管的。”父亲的话让养父的眼睛微微地闭上了,而我和养母却为养父过早地离开哭得死去活来。

失去养父那年,我也即将高中毕业,如山的父爱突然坍塌,一下子没了生活的支撑。而人生的路才刚刚开始,我多次跪在养父坟前,哭他不该过早地丢下我们!好在从此父亲又承担起对我的养育责任,从学习、工作到生活,处处为我操心。直到我娶妻生子后,他仍时时牵挂我,隔段时间就打电话或来家里看我,每次都反复叮咛:“不要忘记养育之恩,不论啥时候都莫忘了你永远姓刘。”

父亲的教诲让我铭记于心。自养父母病故至今,每年的清明节无论天晴下雨,我都要回马炉为他俩上坟烧香,以寄托我深深的思念。

父亲教会了我做人和做文章

两位父亲给予我的不仅是深深的父爱,更教会了我做人与做文章的道理。

在麓池村大队工作期间,父亲决心要干出点名堂。于是,他把母亲的工作也调往丹凤。龙驹公社给了他一间办公室,他却吃住在大队附近的冶炼厂。白天劳动,晚上坚持创作。几年过去了,他所在的麓池大队成为先进队,创作亦取得骄人成绩。他激情迸发,所投寄的稿件处处开花,常在《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杂文选刊》等名刊露脸,《西安晚报》更为其开设了“寄寞庄杂记”专栏。当时,拨乱反正百业待兴,于是,县领导在酝酿文化局局长人选时,自然就想到了他。

走上了领导岗位的父亲,不但对自己严格要求,对我们姊妹要求更为严厉。

1982年,高考落榜的我进了县酒厂当临时工,两年后在招干考试中被录用为公职人员。工作之余,我受父亲的影响也爱上了爬格子。在父亲的指导下,小说《省悟》、散文《父亲》相继发表。这期间,厂里一青年女工对我产生了爱慕之情。父亲知道后,及时阻止了我俩的交往。因为在此之前,邻村女孩与我已有秦晋之好约定。尽管当时我极不理解,但随着年龄增长,婚后的幸福生活使我意识到,父亲的品德似灯塔,时刻为我的人生导航,让我懂得了怎样做做人与做文章。

养父永远活在我心里

如果说父亲的为人处世之道是受传统文化熏陶,那么作为一个质朴的农民,养父同样是中国农民最优秀、最典型的代表。

1962年至1963年,由著名记者金凤采写的《当代愚公——刘西有和他的伙伴们》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养父连同马炉大队的名声越来越大。马炉成为西北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著名诗人魏钢焰也著了《宝地、宝人、宝事》一书,其中就收录了以刘西有创业精神为素材的纪实散文《旗手刘西有》,全面介绍了养父艰苦创业的先进事迹。此书引起了省、地、县的重视,各级组织先后派出工作组常驻马炉协助其工作,养父更是夜以继日地苦干实干。由于没有劳逸结合,加之生活艰苦,胃疼的毛病说犯就犯,常常疼得在地上打滚。正在马炉的月日公社书记刘西领,听说蓖麻油能治胃疼,瞒着他买了5斤蓖麻油给他治病。他知道后俩人吵了起来,他说马炉正处在艰苦的创业时期,5斤油的钱是来之不易的。刘书记不得不把油退掉。

1964年冬季,农田基建如火如荼,却没有抬石头的铁丝。养父便利用去县上开会的机会前往五金公司购买,他把队上的钱放在钱夹下面,把自己的钱放在上面。铁丝称好后,才展开钱夹寻大队的钱,营业员好奇地问:“为啥把钱放在两处?”他说:“不能把队上的钱和自己的钱搅在一起,万一把队上的钱当自己的钱花了咋办。”营业员先是笑他愚昧,事后得知他就是刘西有时,逢人就说养父钱包的故事。

1965年春,村里来了买牛客,大伙商量把一头犍牛卖给买牛客。第二天早上,养父帮忙把牛赶到县城便返回村里,奇怪地是那头牛又回来了。大部分社员都说咱白赚了一笔钱,养父却说赚钱不能昧良心。于是,第二天清早他又把牛送回了县城。买牛客正着急不知该去那里找牛时,看到养父和牛出现在面前,顿时激动得热泪盈眶,硬要掏钱酬谢。养父说:“我若要你的钱,就不会把牛给你送来!”一句话说得买牛客感激涕零。

这就是我的两个父亲,一个作家父亲,一个劳模父亲。□刘丹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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