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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记者戴超的毕生追求
语音播报：
工作中的戴超（右二）。
与戴超相识半个多世纪，一直来往不断，多次杯盅相交，日常言谈投机，使我对他的文品、人品愈加崇尚。特别是他毕生追求的“唯实为民”情怀，不只我，众多“老记”们也难望其项背。
第一次交往，是1970年的3月，省上要召开全省新闻工作会，会前他们3人去吴起县总结群众通讯工作经验，延安派我协助调查。在临近吴起不远的洛河时，吉普车陷进稀泥滩。北风料峭，河水冰冷，老戴说咱们下去推吧？精细严密的新华社记者王兆麟、满腹经纶的省电台记者史林贵4人下到泥滩里推，费了牛大的劲，车子又溜进泥窝。大家气喘吁吁地瘫坐在河坎上，前后没过往一辆车，怎么办？老戴虽然是临时组长，但他身上自有一种“领导”的黏合剂，笑眯眯地说：“银笙，你对吴起熟，赶快想个办法！”我赶快跑了一段路，叫来一台拖拉机，帮我们很快拉出吉普车，半小时后到达县委。
文人相惜，记者互启。当好记者不但要眼勤、腿勤、手勤，关键是脑勤，要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重大的新闻线索，为读者奉献新闻精品。与老戴相识后，自然了解他的行踪，也关注他的作为，以不时汲取并激励自己。70年代，不少人认为“为别人服务”是资产阶级的享乐思想，似乎不能让人“伺候”，也不应“伺候人”。如此一来，服务行业真难以把握分寸，连我们搞宣传的人也没了方寸。就在众说纷纭中，我们看到《陕西日报》推出西安十九粮店这个典型和《改进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的大讨论。前后几个月，全省掀起学习十九粮店的热潮，我们地区报也加入热潮之中。来西安期间，我才知道这整套报道都是老戴策划组织的，让我敬慕不已。那些年，是延安生活最困难的时期。供应的细粮（面粉、小米）只有40％，其他是高粱面和玉米面，能用粮票买点挂面就是陕北人最大的享受。我就在十九粮店买过两次挂面，没想到退休后就寓居在该粮店旁边，成为那家店的忠实客户。
1982年，《陕西日报》报道第四军医大学大三学生张华跳进大粪池抢救老农英勇牺牲的事迹，在全国各地引起强烈反响。老戴和另两位同事经过进一步采访，编发了长通讯《一个雷锋式大学生》并撰写了评论《学习张华做共产主义一代新人》。他又翻阅了张华的大量日记，编发出《张华烈士日记摘抄》《张华烈士故事》，还采写了多篇学习活动的动态和经验，使整个宣传有声有色，成为我们这代人难以忘怀的记忆。
“人之初，性本善。”我以为老戴刚正善良的脾性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他1939年生于新四军战斗的江苏盐阜地区。1942年，父亲戴学忠参加革命，抗战时担任区委常委、区委宣传科长。淮海战役时任三个区支前大队党总支书记兼一大队教导员，率领3000名支前大军冲锋在枪林弹雨之中，为大决战的胜利作出贡献。1949年，他出任苏北海防局新洋分局局长，领导海防干警和边防战士，整治了一百多里海域的治安。他逝世后，原解放军总政副主任周克玉将军发唁电沉痛悼念。
1946年，国民党发起反共高潮，解放军撤出盐阜。为躲避敌人追杀，小戴超跟随母亲“跑反”。一次还乡团追过来，并喊着：“戴学忠家不要跑，再跑就开枪了！”当时正跑到一座桥边，母亲一把将他推到桥下，随即滚到河坎。子弹嗖嗖从头上飞过，母亲拉着他弯着腰绕过两条河，才摆脱追击。老戴确实有红色基因。上初二时加入共青团，担任过团支部书记，学校团委组织委员。上大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兼校广播站站长。1964年8月毕业时，被中组部选调为接班人（全国20万大学毕业生仅挑选60人）进行特殊培养。
在那个年代，服从组织分配和“哪里需要到哪里”是青年们的忠实信念。1970年9月，他被派到延安记者组任组长，我们一起采访、一起吃派饭，像一家人一样。年底，延安地区通讯报道组协助他和刘炳琦，从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中，为《陕西日报》挑选20多位通讯员到报社学习。次年夏，他又与高俊杰、程友民等人在洛川举办了100多人的“北京知青通讯员学习班”，挑选了30多人进入编辑部，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为《陕西日报》和中央媒体的骨干。
不少好新闻都是跑出来的。他在榆林地区记者站站长位上时，正是1979年春。他和地委领导历时半个多月，跑了6个县的30多个公社，近100个大队进行农村责任制调查。那时刚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农村松绑的信息还没有推开。他发现米脂县石沟公社朱兴庄四队（后改回原村名孟家坪）专业分工包产到劳的办法很好。当年夏秋，又两次去村里深入调查，得出结论，就写了一篇大包干带来大丰收的稿子，报社因“不符合省上精神”未能签发。他不死心，争取给记者部发了《要情反映》。中央书记处看到《陕西日报》的这份内参，派新华社著名记者冯东书来榆林和他一起采访。《人民日报》很快发了消息和调查报告，并配发了评论，大大推进了陕西的农村改革。
几十年的办报经历，自然体会不少。他总结起来，只说了四个字“唯实为民”。就是站在时代前沿，坚持实事求是，勇敢为人民鼓与呼。他的这种情谊感染了不少新闻界同仁。著名作家、书法家、原《长安大学学报》主编袁波在他70岁生日时，送去条幅——“风采人生七十春，求实为民总牵魂。笔底常起惊世声，华章如雷贯三秦。”
这幅字，正准确概括了他执意追求的一生。□银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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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戴超（右二）。
与戴超相识半个多世纪，一直来往不断，多次杯盅相交，日常言谈投机，使我对他的文品、人品愈加崇尚。特别是他毕生追求的“唯实为民”情怀，不只我，众多“老记”们也难望其项背。
第一次交往，是1970年的3月，省上要召开全省新闻工作会，会前他们3人去吴起县总结群众通讯工作经验，延安派我协助调查。在临近吴起不远的洛河时，吉普车陷进稀泥滩。北风料峭，河水冰冷，老戴说咱们下去推吧？精细严密的新华社记者王兆麟、满腹经纶的省电台记者史林贵4人下到泥滩里推，费了牛大的劲，车子又溜进泥窝。大家气喘吁吁地瘫坐在河坎上，前后没过往一辆车，怎么办？老戴虽然是临时组长，但他身上自有一种“领导”的黏合剂，笑眯眯地说：“银笙，你对吴起熟，赶快想个办法！”我赶快跑了一段路，叫来一台拖拉机，帮我们很快拉出吉普车，半小时后到达县委。
文人相惜，记者互启。当好记者不但要眼勤、腿勤、手勤，关键是脑勤，要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重大的新闻线索，为读者奉献新闻精品。与老戴相识后，自然了解他的行踪，也关注他的作为，以不时汲取并激励自己。70年代，不少人认为“为别人服务”是资产阶级的享乐思想，似乎不能让人“伺候”，也不应“伺候人”。如此一来，服务行业真难以把握分寸，连我们搞宣传的人也没了方寸。就在众说纷纭中，我们看到《陕西日报》推出西安十九粮店这个典型和《改进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的大讨论。前后几个月，全省掀起学习十九粮店的热潮，我们地区报也加入热潮之中。来西安期间，我才知道这整套报道都是老戴策划组织的，让我敬慕不已。那些年，是延安生活最困难的时期。供应的细粮（面粉、小米）只有40％，其他是高粱面和玉米面，能用粮票买点挂面就是陕北人最大的享受。我就在十九粮店买过两次挂面，没想到退休后就寓居在该粮店旁边，成为那家店的忠实客户。
1982年，《陕西日报》报道第四军医大学大三学生张华跳进大粪池抢救老农英勇牺牲的事迹，在全国各地引起强烈反响。老戴和另两位同事经过进一步采访，编发了长通讯《一个雷锋式大学生》并撰写了评论《学习张华做共产主义一代新人》。他又翻阅了张华的大量日记，编发出《张华烈士日记摘抄》《张华烈士故事》，还采写了多篇学习活动的动态和经验，使整个宣传有声有色，成为我们这代人难以忘怀的记忆。
“人之初，性本善。”我以为老戴刚正善良的脾性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他1939年生于新四军战斗的江苏盐阜地区。1942年，父亲戴学忠参加革命，抗战时担任区委常委、区委宣传科长。淮海战役时任三个区支前大队党总支书记兼一大队教导员，率领3000名支前大军冲锋在枪林弹雨之中，为大决战的胜利作出贡献。1949年，他出任苏北海防局新洋分局局长，领导海防干警和边防战士，整治了一百多里海域的治安。他逝世后，原解放军总政副主任周克玉将军发唁电沉痛悼念。
1946年，国民党发起反共高潮，解放军撤出盐阜。为躲避敌人追杀，小戴超跟随母亲“跑反”。一次还乡团追过来，并喊着：“戴学忠家不要跑，再跑就开枪了！”当时正跑到一座桥边，母亲一把将他推到桥下，随即滚到河坎。子弹嗖嗖从头上飞过，母亲拉着他弯着腰绕过两条河，才摆脱追击。老戴确实有红色基因。上初二时加入共青团，担任过团支部书记，学校团委组织委员。上大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兼校广播站站长。1964年8月毕业时，被中组部选调为接班人（全国20万大学毕业生仅挑选60人）进行特殊培养。
在那个年代，服从组织分配和“哪里需要到哪里”是青年们的忠实信念。1970年9月，他被派到延安记者组任组长，我们一起采访、一起吃派饭，像一家人一样。年底，延安地区通讯报道组协助他和刘炳琦，从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中，为《陕西日报》挑选20多位通讯员到报社学习。次年夏，他又与高俊杰、程友民等人在洛川举办了100多人的“北京知青通讯员学习班”，挑选了30多人进入编辑部，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为《陕西日报》和中央媒体的骨干。
不少好新闻都是跑出来的。他在榆林地区记者站站长位上时，正是1979年春。他和地委领导历时半个多月，跑了6个县的30多个公社，近100个大队进行农村责任制调查。那时刚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农村松绑的信息还没有推开。他发现米脂县石沟公社朱兴庄四队（后改回原村名孟家坪）专业分工包产到劳的办法很好。当年夏秋，又两次去村里深入调查，得出结论，就写了一篇大包干带来大丰收的稿子，报社因“不符合省上精神”未能签发。他不死心，争取给记者部发了《要情反映》。中央书记处看到《陕西日报》的这份内参，派新华社著名记者冯东书来榆林和他一起采访。《人民日报》很快发了消息和调查报告，并配发了评论，大大推进了陕西的农村改革。
几十年的办报经历，自然体会不少。他总结起来，只说了四个字“唯实为民”。就是站在时代前沿，坚持实事求是，勇敢为人民鼓与呼。他的这种情谊感染了不少新闻界同仁。著名作家、书法家、原《长安大学学报》主编袁波在他70岁生日时，送去条幅——“风采人生七十春，求实为民总牵魂。笔底常起惊世声，华章如雷贯三秦。”
这幅字，正准确概括了他执意追求的一生。□银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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