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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吴天明
语音播报：
从左至右：杨凤良、张艺谋、吴天明、周友朝。
在《老井》拍摄现场（从左至右：杨凤良、吴天明、周友朝、剪辑师陈达力、何平）。
在《老井》拍摄现场（从左至右：吴天明、周友朝、摄影师陈万才）。
1976年的夏天，我在西安市未央区谭家公社赵村大队插队。一天，我拉着一辆架子车回村拉粮食，路过一个单位门口，看到门柱上镶着招牌：西安电影制片厂。我吃了一惊，原来这就是拍电影的地方？在一个知青的心中，这就是艺术的圣殿啊！没想到，八年以后，我竟然走进了这扇门，成为西影厂的一员，而且身份还有些特殊。
初识吴天明
1982年夏，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陕西省文化局（后改为文化文物厅）艺术处工作。两年后，中央下文，要求这两年分到机关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一律下基层锻炼。西安电影制片厂属文化局的下属单位，加之有朋友推荐，我获得了去西影厂锻炼的机会。
到厂当日的场景仍历历在目，我穿过办公楼二楼长长的走廊，敲开西头一间办公室的门，去向厂长吴天明报到。进门后，见吴天明乃一黝黑、敦实、头发浓密有些自来卷的汉子。他没有表现出多少热情，语气平淡地说：“你就是周友朝？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我回答说：“是。”他说：“我需要一名秘书，你就在这儿干吧。”就这么简单，我就成为在这位名声赫赫的导演身边工作的人。过了一阵，文化局又要召回我。吴天明一听，手一挥说：“回什么回？给你分套房，再给你一个办公室副主任的职位，就在这儿干下去吧！”哇！真是天上掉馅饼！我在西影仅仅工作了两个多月，就如坐火箭般升到了副处级。一同毕业的同学们大多还挤在筒子楼的集体宿舍中时，我已幸运地住进了有独立厨房、卫生间的单元套房。从此，我就告别了省文化局，而西影厂这个临时锻炼的单位成了我终身供职的地方。我不知自己何德何能，能够得到厂长如此重用。几十年来，我始终把吴天明对我的恩德珍存在心底，从没问过他原因。也许，问了，就没意思了。
当上秘书的我有些茫然，便问道：“我需要为你做什么？”吴天明回答：“我也不知道，你就把那些要来见我的‘鬼五锤六’的人拦住！”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吴天明豪放不拘的性格。作为他身边的年轻人，我不敢仗势欺人。对那些“鬼五锤六”的求见者，我都和善相待，解释清楚，好言劝退。至于他说不知道秘书要干些什么，我觉得说得实在，因为他从没给自己配过秘书，就连当厂长，他自己也是毫无经验的。
吴天明的上任颇有戏剧性。1982年，他的电影《没有航标的河流》在夏威夷国际电影节获奖，开了新中国电影获西方电影节奖的先河，也是西影厂首获国际奖项的影片。隔年拍摄《人生》时，省委找他谈话，想任命他做艺术副厂长。吴天明霸气地回答：“要当就当正厂长，副的不干！”1983年，省委还真就把这个领导千人大厂的重担，压到了这个“刺头”肩上。我到时，他刚在这个位置上干了一年多。
我们这对都不知秘书要做什么的上下级，就这样分别坐在一套办公室的里外间，一同工作了数年。秘书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给领导写讲话稿，但吴天明讲话从不照本宣科，不需我给他写完整的讲话稿，只需列几条提纲即可。吴天明是有激情的人，口才也好，讲话极具感染力，总能讲得全厂人心里热乎乎地跟着他干。
吴天明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处理起人际关系来刚柔相济。记得有一位跟了他几部戏的副导演想要独立导戏，但吴天明认为他的能力还达不到执导一部影片的水平。那人也执着，反复请求无果后，忽然扑通一声给吴天明跪下了。我当时一愣，看向厂长，吴天明没有片刻犹豫，竟然也扑通跪下，两人相对无语。片刻，那人站起身来，走出办公室。吴天明笑着站了起来，拍拍膝盖说：“给我来这套！”另有一位厂老干部子弟，吊儿郎当，不遵守劳动纪律。吴天明在大会上点名批评了他，声言再不改正就开除他厂籍。那人听说后大怒，扬言敢开除他就用菜刀砍了吴天明。那天，吴天明站在厂门口专门等着他。小伙子走了过来，吴天明迎了上去，指着他说：“听说你要砍我？来，来，我就在这，你来砍！”那小伙子吓得脸都变了色，连说：“吴头儿，你千万别听那些谣言！”但我印象更深的是另一件事，那天省委宣传部打来电话指名让吴天明接，说部领导要和他谈话。那时，《老井》《红高粱》先后获得多项国际电影节大奖，为中国电影、为西部电影争了光。但社会上也刮起了一阵舆论风潮，认为这些电影都是通过表现中国社会的黑暗面来取悦西方而获奖的，这位领导由此认为西影的创作方向出了问题。吴天明在电话里据理力争，认为西影的创作方向是正确的，他当厂长就要坚持这个方向。他的原话现在还声声在耳：“大不了你撤了我，撤了我，我还可以去当导演，还是中国的优秀导演！撤了你，你能干啥，你啥也不是！”他重重放下电话，我吃惊地对他说：“厂长，你不敢这么跟领导说话吧？”他说：“嗨，我是把西影厂厂长这顶乌纱帽夹在卡巴裆里的，根本不在乎！”吴天明当厂长没有私利可图，心底无私天地宽，所以他硬气！让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事以后，那位领导倒也没把他怎么样。吴天明生逢其时，赶上了好时代！
对西影厂大刀阔斧改革
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二者相辅相成。当时的西影厂在中国电影界处于边缘地位，建厂20多年，总共拍摄了几十部电影，有影响的作品寥寥无几。没办法与长影、北影、上影这三大厂相比。
吴天明多次在讲话中谈到一件事。一次他在北京一个商店买笔，开发票时售货员问抬头写什么？吴天明说：“西影厂。”售货员问：“什么厂？西影是干什么的？”吴天明逐字解释了半天对方才明白。西影厂竟然默默无闻到这个地步！这件事让吴天明深受刺激。
他对自己从事了20多年的事业充满感情。高二时的一天，他偶然路过电影院，看到了苏联电影《海之歌》的海报。这个在黄土高原长大、从未见过大海的孩子受到一种莫名的召唤。身上没钱，他便把母亲给他做的新棉鞋卖了，买了电影票，连看了三场杜甫仁科的《海之歌》。他被影片的激情深深打动，前前后后把这部影片看了14遍。这段痴狂的经历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1960年，在西安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的考场上，他激情洋溢地朗诵了《海之歌》中的大段台词，感染了主考老师，顺利考入了演员训练班，从此正式走上了从影之路。20多年来，吴天明在并不平坦的演艺道路上磕磕绊绊、勤勤恳恳地走着，经历了跑龙套、跟著名导演崔嵬拍戏实习、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当副导演、联合导演的历程，终于成为了有相当成就的导演。
如今，吴天明决心让西影厂在自己的治理下成为一个全国人民熟知的响当当的名号。
吴天明上任伊始就在西影厂进行了大刀阔斧改革，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他将全部中层干部就地免职，之后通过竞聘演讲、民主投票、领导班子评议等方法，在全厂范围内不拘一格选拔干部。我进厂时，发现他周围多是些30岁上下、生气勃勃的管理者。如今人们谈到吴天明爱才时，多指他对第五代的引进重用。事实上在这之前，他已经为西影厂打造了一支年轻有为的干部队伍，这对他之后推行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奠定了基础。
吴天明鼓励西影人努力成才。80年代新理论、新观念大量引进、涌现，他不仅自己学习，还指示宣传部门大量印发材料，号召全厂创作人员阅读讨论。他还把全国最有影响的电影专家请到西影厂举办学术讲座。那时的西影厂员工身上都有一种向前闯的劲头。当时，厂里有一位年轻的道具工，经常在厂门口转着，面色凝重，若有所思。一天，一个职工好奇地问他：“你成天在这儿转着想啥呢？”他用浓重的陕北口音严肃地回答：“西影往何处去？”连一个最基层的员工都如此关心企业的未来，那时西影厂团结向上的气氛可见一斑。
作为电影制作单位，拍出好电影是根本，而出好片的关键在于创作人才。吴天明首先挖掘厂内人才，在他任内，西影厂的第四代导演颜学恕、滕文骥、张子恩拍出了《野山》《棋王》《黄河谣》《默默的小理河》《神鞭》等获得一系列国内外奖项的影片。其中颜学恕拍摄于1984年的《野山》，一举夺得当年金鸡奖的6项大奖，创造了该奖的历史记录，震惊了影坛，让西影大放光彩。第四代编剧张子良写出了《一个和八个》《默默的小理河》《黄土地》西部片三部曲，成为80年代中国影坛最有成就的文学编剧。当时年龄在30岁左右的一批年轻人被挖掘出来，走上创作道路，成为第五代的中坚力量。他们中就有黄建新、周晓文、何平等。
每个创作人才的启用都体现了吴天明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气魄。周晓文是学摄影出身，转行导演后拍摄的《最后的疯狂》，可以称为现代都市商业电影的探索之作。影片将激烈而刺激的商业元素与人性探索的艺术深度相融合，拍出了好看而有内涵的商业片，拓宽了西影电影创作的类型和模式。拍摄了《双旗镇刀客》《炮打双灯》的何平在西影当导演时，连户口都没有调进来，都算不上厂里的正式员工。美工师出身的芦苇当上了编剧，后来写出了《霸王别姬》《活着》等多部有影响力的作品，成为享誉全国的一流编剧。这批人中成就最高的是黄建新，他从北京电影学院进修回来后，并没有按部就班走副导演、联合导演的晋升流程，而是直接担当独立导演。他拍摄于1984年的《黑炮事件》被称为中国第一部都市先锋探索片。这部片子首次用表现主义的手法，展现中国知识分子长期遭受怀疑和压制后，精神上出现的软弱、彷徨和痛苦，在形式的创新度、内容的深度都走到了中国电影的前列。
吴天明不满足于挖掘本厂的创作人力资源，还要面向社会广招人才。海波当年是陕北延川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农民的儿子》。张艺谋偶然读到，被深深打动，就请吴天明读了小说，说自己打算筹拍这部电影，并说海波是个人才，是否能够调入西影厂，吴天明也一口答应了。在那个年代的人事制度下，一个农民身份的人无论如何也得不到一个正式的编制，吴天明就把海波安排到厂宣发处，身份类似临时工，由厂里发工资。海波要租房、要养妻女，工资微薄，难以支撑。吴天明那时每年有数千块的厂长资金，由我保管着。吴天明说：“海波生活困难，给他几百块补助吧！”我将海波叫到办公室，当面把钱给他，同时他给我打了个收条。过一阵，吴天明又说：“不行，海波还是困难，再给他几百吧！”吴天明这点有限的厂长资金，那两年大半都资助了海波。张艺谋后来又找到更心仪的《红高粱》，没拍成《农民的儿子》，海波却由此入城，在西影厂工作了10余年，成了以写字为生的专业作家。
第五代群体的引进和扶持
吴天明的政绩簿上最为人津津乐道、也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当属他对第五代群体的引进和扶持。
1984年初，冬日的陕北高原一片苍黄。两队人马在这里不期而遇——吴天明统帅的《人生》摄制组拍片正酣，陈凯歌带领的《黄土地》摄制组的几位主创人员，包括摄影师张艺谋，在此寻找创作灵感。吴天明以黄土地主人的身份接待了这批来客，倾心详谈间他们相互了解了各自的艺术抱负，惺惺相惜的情感油然而生。分别时，吴天明支援了这支年轻而经济困窘的摄制组一辆采景用的吉普车，并以厂长的身份向这批影坛才子发出了邀请。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相遇。
很快，几位以后被称作“第五代”主将的人物就齐集于吴天明麾下，拍出了各自的代表作品——田壮壮的《盗马贼》、陈凯歌的《孩子王》、张艺谋的《红高粱》等。
吴天明引进第五代，既需要识才的眼光，也要有护才的胆识。《孩子王》完成时，北京正在举办第一届中国电影展。《孩子王》没有赶上报名时间，未被列入参展影片的正式名录里。吴天明亲赴会场，双手举着影片的海报向每一位来宾宣传推销，结果影片被选为当年戛纳电影节正式参赛影片，这是中国电影首次入选这一国际顶级电影节。遗憾的是，影片没有获得任何正式奖项，国内的市场发行也遭遇惨败。第五代部分作品所呈现的崭新的电影形态、超前的电影语言、重思考而轻叙事的特征，并不为多数观众接受。《盗马贼》拍完后只卖出了一个拷贝，导演田壮壮不服气地说：“我的电影是拍给20年以后的观众看的。”为此，厂里一时非议四起。吴天明坚定地说：“我们厂每年十几部影片指标，一半拿来赚钱。其余的要拍几部主旋律，还有那么一两部就是要搞艺术探索，赔钱也要搞！”我想到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的话：“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吴天明后来被媒体尊称为“第五代教父”，是当之无愧的！
吴天明和第五代的合作，创造了中国影坛的几大奇迹：一是西影奇迹。这个以前籍籍无名的小厂，在几年时间里，就凭借着一大批力作超越了三大老牌电影制片大厂，走到了中国影坛的前列，并因其影片频频亮相国际电影节和连续获奖而扬名世界。二是西部电影奇迹。《人生》和《黄土地》先后出现在中国影坛，引起人们对西部雄浑的地貌景观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的热情关注。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发出“太阳有可能从西边升起”的赞叹，“中国西部电影”的主张自此提出，而西影也由此找准了自己的方向。以吴天明为旗手，第四代和第五代群体共同努力，相继创作出了一系列西部片名作。西部电影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电影流派。三是第五代奇迹。如果说广西电影制片厂是催生第五代萌芽的温床，西影则是第五代茁壮成长的肥沃土壤。正是在西影厂，第五代作为群体登台，开拓出一个电影新时代。特别是吴天明打破戒律，为张艺谋铺平了从摄影师转为导演的道路。从这个起点出发，张艺谋成了中国第五代的领军人物。最后是吴天明本人的奇迹，凭借着自己和旗下导演群的辉煌成果，吴天明的艺术和政治生涯都攀上了顶峰。
《老井》的拍摄历程
我在吴天明身边从事行政工作一年多后，1986年，吴天明筹拍《老井》。我问他：“你上戏去了，我干什么？”吴天明说：“你跟我上戏吧，当场记，兼剧组党支部书记。”我大喜。以此为起点，我走上了电影创作之路。在跟随吴天明拍摄这部电影的过程中，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吴天明对土地、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如果说张艺谋等创作人员，包括我本人都在吴天明的感染下努力拉近和农民的距离的话，吴天明跟农民之间原本就没有这个距离。他出生于农村，吃着乡亲们的百家饭长大，是他们中的一员。深入生活时，吴天明看到了住地石玉峧村民生活贫苦，就在摄制组带头捐款，买了几百斤粮食，一袋一袋送到贫困户家中。其中一家赤贫，我们扛着粮进屋时，兄弟俩蹲在炕沿儿下，破衣烂衫，炕上躺着二人娶的瘫女人。看到我们一家人反应麻木，一句感谢的话都没说。我们无言出门，却看到吴天明眼眶湿了。这是我跟他接触几十年中，他唯一一次流泪。吴天明的农村电影为什么能够打动人心，就来源于他对表现对象的深刻了解和共情。
吴天明跟石玉峧的联系并没有在电影拍完后结束。《老井》于1987年获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和最佳男主角奖后，吴天明带着拷贝到村里放映，感谢这片土地上的农民对影片的奉献。在他的主持下，厂务会决定捐款给石玉峧村，请专业打井队进行勘探，终于打出了吃水的深井，彻底解决了百年来困扰当地村民的吃水问题。2005年，导演协会将首届终身成就奖授予吴天明。吴天明当场表示，将10万元奖金捐给石玉峧村。吃水不忘挖井人，村民们从此将“石玉峧村”更名为“老井村”，永久纪念给村庄带来根本变化的吴天明导演和《老井》这部电影。
吴天明在创作中最深恶痛绝的是虚假二字。他初当导演就拍了一个描写海峡两岸青年爱情的故事片《亲缘》，情节虚假，感情虚矫。他痛斥自己的处女作为“登峰造极的虚假之作”。所以在《老井》的拍摄中，“向虚假开刀”，成为他创作的第一原则。
为了让演员的表演真实，他提前两个月就将主要演员赶到村里去体验生活。喂鸡、喂猪、扫地、挑水、打石槽、背石板……农民生活中的劳作，演员们都要实际体验。吴天明边深入生活，边按照传统方法，给演员们做小品训练。那天的小品题目叫“晨起”，演员需根据自己的角色设计农家清晨的生活情景。演员们依次认真地做着虚拟的扫地、喂鸡等动作。轮到张艺谋了，他上来就操起扫帚，把一个院子仔细地扫了个遍，接着提起扁担和水桶出了院。大家都愣了，不明白他要做什么。我心想，他莫非还真要挑担水来？过了好一阵，他果然挑着满满的两大桶水走进院子，把水哗哗倒进了水缸，接着说了两个字：“完了。”现场一片安静，没人说话。半晌，吴天明站起身来说：“以后再不做虚拟小品了，就来真的！”从此，挑水成了演员们体验的重点活。我成了演员们的监督员，每日蹲在村口，演员挑一担水，我就放颗石子做记录。在这种气氛中，演员们都不敢偷懒，几天后，竟然把那口水井挑空了。
和现在的拍摄条件比起来，《老井》剧组的条件相当艰苦。没有宾馆可住，甚至连招待所也没有。我和张艺谋及副导演杨凤良住在大队部的一个空房中，除了三张单人床，几乎一无所有。大部分组员则分散住在农户家中。生活艰苦，但大家心无旁骛，一心创作，乐在其中。在那所简陋的房子中，我们每天聊电影、聊文学、聊哲学，聊正创作的《老井》，聊将拍摄的《红高粱》……没有代沟，没有隔膜，没有杂念，全身心投入创作的交流中。这样纯粹的创作环境、创作氛围现在已经无迹可寻。
《老井》也把我带上了影视创作道路。之后我和杨凤良一同加入了张艺谋的剧组，又拍摄了《红高粱》《代号美洲豹》《菊豆》三部电影。在对待我的去留问题上，吴天明再次显露出了他大度宽厚如父兄般的胸怀和成人之美的高尚品格。当我表露出想离开行政岗位，转上创作之路时，吴天明无私地予以支持。他甚至没有撤我的职，而是让我在剧组和办公室之间自由灵活地工作。如今想来，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会对下属如此宽容。
再会亦永别
1994年，我在北京做自己电影的后期制作，吴天明到北影厂录音棚来找我。那是我时隔5年第一次见他。他进来时戴着一顶针织圆帽，见到我时一把抹下帽子，露出了明晃晃的光头，笑着说：“都掉完了！”我大吃一惊，心中酸楚，原来那一头浓密而略带自来卷的黑发，可是他的标志啊！那次我方信伍子胥一夜白头的传说在现实中是真的可以发生的。他这些年的遭际和内心的精神压力，都一望而知了。如同当年他让我给他当秘书的情形一样，吴天明开门见山地说：“我要拍一部电影，你来给我做副导演吧！”我那时已执导了多部影视剧，电影处女作还获得了国际奖。但在吴天明这儿，我什么都可以无条件接受。只是我手头的电影还没有完成，吴天明问我还需要多久，我说：“半个来月。”吴天明说：“等你。”
这就是吴天明出国5年后回来拍的电影《变脸》，我自然无条件地辅佐支持。拍摄结束前几天，我因事提前离组，吴天明设宴为我送行。结束前，他举杯到我面前笑着说：“友朝，谢谢你！”记忆中吴天明从不喝白酒，给他当秘书时，每次都是我为他挡酒。此情此景让我感慨万分：“吴头，是我该感谢您呀！你是我一辈子的恩人和领路人。”
最终，《变脸》获得了国际国内大大小小40多个奖项，吴天明凭借此片重新翻身，再次回到了影视创作的道路上来了。
我最后一次见吴天明是在2014年初。吴天明正在为他的最后一部电影《百鸟朝凤》跑发行，他带着片子到西影厂放映，之后请我和芦苇到茶室喝茶。我当时对影片结尾提出了意见。吴天明说：“你这主意好，咋不早点说呢？”我说：“你也没早点让我看剧本啊？”他笑了，笑得非常开朗，像个孩子，满脸的皱纹都像花儿一样绽放开来。这是吴天明留给我的最后印象。仅仅两三个月后，生机勃勃的吴天明猝然离世。
吴天明逝世一周年后，他的雕像落户西影厂区。雕像塑造的是吴天明的动态形象——光头、穿着老头衫，朴实而雄壮，他甩动胳膊，生机勃勃走着。每当路过那里，我都要停下脚步，向他深鞠一躬，往昔的很多画面也在脑海中闪过。
1988年三十周年厂庆，吴天明为《西影厂三十年》一书作序：“国运昌则影运昌，人才为立厂之本！”
1988年1月，吴天明在一位观众的贺年卡上题词：“做人做事，贵在真诚！”
1988年3月，吴天明在给中宣部文艺局一位领导的信中写道：“我们的一切努力完全不是为了得到这些人的青睐。对祖国、对民族电影的责任感促使我整年在这里拼命！大家凭借的是艺术家的良心！”□周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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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的夏天，我在西安市未央区谭家公社赵村大队插队。一天，我拉着一辆架子车回村拉粮食，路过一个单位门口，看到门柱上镶着招牌：西安电影制片厂。我吃了一惊，原来这就是拍电影的地方？在一个知青的心中，这就是艺术的圣殿啊！没想到，八年以后，我竟然走进了这扇门，成为西影厂的一员，而且身份还有些特殊。
初识吴天明
1982年夏，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陕西省文化局（后改为文化文物厅）艺术处工作。两年后，中央下文，要求这两年分到机关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一律下基层锻炼。西安电影制片厂属文化局的下属单位，加之有朋友推荐，我获得了去西影厂锻炼的机会。
到厂当日的场景仍历历在目，我穿过办公楼二楼长长的走廊，敲开西头一间办公室的门，去向厂长吴天明报到。进门后，见吴天明乃一黝黑、敦实、头发浓密有些自来卷的汉子。他没有表现出多少热情，语气平淡地说：“你就是周友朝？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我回答说：“是。”他说：“我需要一名秘书，你就在这儿干吧。”就这么简单，我就成为在这位名声赫赫的导演身边工作的人。过了一阵，文化局又要召回我。吴天明一听，手一挥说：“回什么回？给你分套房，再给你一个办公室副主任的职位，就在这儿干下去吧！”哇！真是天上掉馅饼！我在西影仅仅工作了两个多月，就如坐火箭般升到了副处级。一同毕业的同学们大多还挤在筒子楼的集体宿舍中时，我已幸运地住进了有独立厨房、卫生间的单元套房。从此，我就告别了省文化局，而西影厂这个临时锻炼的单位成了我终身供职的地方。我不知自己何德何能，能够得到厂长如此重用。几十年来，我始终把吴天明对我的恩德珍存在心底，从没问过他原因。也许，问了，就没意思了。
当上秘书的我有些茫然，便问道：“我需要为你做什么？”吴天明回答：“我也不知道，你就把那些要来见我的‘鬼五锤六’的人拦住！”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吴天明豪放不拘的性格。作为他身边的年轻人，我不敢仗势欺人。对那些“鬼五锤六”的求见者，我都和善相待，解释清楚，好言劝退。至于他说不知道秘书要干些什么，我觉得说得实在，因为他从没给自己配过秘书，就连当厂长，他自己也是毫无经验的。
吴天明的上任颇有戏剧性。1982年，他的电影《没有航标的河流》在夏威夷国际电影节获奖，开了新中国电影获西方电影节奖的先河，也是西影厂首获国际奖项的影片。隔年拍摄《人生》时，省委找他谈话，想任命他做艺术副厂长。吴天明霸气地回答：“要当就当正厂长，副的不干！”1983年，省委还真就把这个领导千人大厂的重担，压到了这个“刺头”肩上。我到时，他刚在这个位置上干了一年多。
我们这对都不知秘书要做什么的上下级，就这样分别坐在一套办公室的里外间，一同工作了数年。秘书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给领导写讲话稿，但吴天明讲话从不照本宣科，不需我给他写完整的讲话稿，只需列几条提纲即可。吴天明是有激情的人，口才也好，讲话极具感染力，总能讲得全厂人心里热乎乎地跟着他干。
吴天明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处理起人际关系来刚柔相济。记得有一位跟了他几部戏的副导演想要独立导戏，但吴天明认为他的能力还达不到执导一部影片的水平。那人也执着，反复请求无果后，忽然扑通一声给吴天明跪下了。我当时一愣，看向厂长，吴天明没有片刻犹豫，竟然也扑通跪下，两人相对无语。片刻，那人站起身来，走出办公室。吴天明笑着站了起来，拍拍膝盖说：“给我来这套！”另有一位厂老干部子弟，吊儿郎当，不遵守劳动纪律。吴天明在大会上点名批评了他，声言再不改正就开除他厂籍。那人听说后大怒，扬言敢开除他就用菜刀砍了吴天明。那天，吴天明站在厂门口专门等着他。小伙子走了过来，吴天明迎了上去，指着他说：“听说你要砍我？来，来，我就在这，你来砍！”那小伙子吓得脸都变了色，连说：“吴头儿，你千万别听那些谣言！”但我印象更深的是另一件事，那天省委宣传部打来电话指名让吴天明接，说部领导要和他谈话。那时，《老井》《红高粱》先后获得多项国际电影节大奖，为中国电影、为西部电影争了光。但社会上也刮起了一阵舆论风潮，认为这些电影都是通过表现中国社会的黑暗面来取悦西方而获奖的，这位领导由此认为西影的创作方向出了问题。吴天明在电话里据理力争，认为西影的创作方向是正确的，他当厂长就要坚持这个方向。他的原话现在还声声在耳：“大不了你撤了我，撤了我，我还可以去当导演，还是中国的优秀导演！撤了你，你能干啥，你啥也不是！”他重重放下电话，我吃惊地对他说：“厂长，你不敢这么跟领导说话吧？”他说：“嗨，我是把西影厂厂长这顶乌纱帽夹在卡巴裆里的，根本不在乎！”吴天明当厂长没有私利可图，心底无私天地宽，所以他硬气！让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事以后，那位领导倒也没把他怎么样。吴天明生逢其时，赶上了好时代！
对西影厂大刀阔斧改革
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二者相辅相成。当时的西影厂在中国电影界处于边缘地位，建厂20多年，总共拍摄了几十部电影，有影响的作品寥寥无几。没办法与长影、北影、上影这三大厂相比。
吴天明多次在讲话中谈到一件事。一次他在北京一个商店买笔，开发票时售货员问抬头写什么？吴天明说：“西影厂。”售货员问：“什么厂？西影是干什么的？”吴天明逐字解释了半天对方才明白。西影厂竟然默默无闻到这个地步！这件事让吴天明深受刺激。
他对自己从事了20多年的事业充满感情。高二时的一天，他偶然路过电影院，看到了苏联电影《海之歌》的海报。这个在黄土高原长大、从未见过大海的孩子受到一种莫名的召唤。身上没钱，他便把母亲给他做的新棉鞋卖了，买了电影票，连看了三场杜甫仁科的《海之歌》。他被影片的激情深深打动，前前后后把这部影片看了14遍。这段痴狂的经历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1960年，在西安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的考场上，他激情洋溢地朗诵了《海之歌》中的大段台词，感染了主考老师，顺利考入了演员训练班，从此正式走上了从影之路。20多年来，吴天明在并不平坦的演艺道路上磕磕绊绊、勤勤恳恳地走着，经历了跑龙套、跟著名导演崔嵬拍戏实习、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当副导演、联合导演的历程，终于成为了有相当成就的导演。
如今，吴天明决心让西影厂在自己的治理下成为一个全国人民熟知的响当当的名号。
吴天明上任伊始就在西影厂进行了大刀阔斧改革，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他将全部中层干部就地免职，之后通过竞聘演讲、民主投票、领导班子评议等方法，在全厂范围内不拘一格选拔干部。我进厂时，发现他周围多是些30岁上下、生气勃勃的管理者。如今人们谈到吴天明爱才时，多指他对第五代的引进重用。事实上在这之前，他已经为西影厂打造了一支年轻有为的干部队伍，这对他之后推行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奠定了基础。
吴天明鼓励西影人努力成才。80年代新理论、新观念大量引进、涌现，他不仅自己学习，还指示宣传部门大量印发材料，号召全厂创作人员阅读讨论。他还把全国最有影响的电影专家请到西影厂举办学术讲座。那时的西影厂员工身上都有一种向前闯的劲头。当时，厂里有一位年轻的道具工，经常在厂门口转着，面色凝重，若有所思。一天，一个职工好奇地问他：“你成天在这儿转着想啥呢？”他用浓重的陕北口音严肃地回答：“西影往何处去？”连一个最基层的员工都如此关心企业的未来，那时西影厂团结向上的气氛可见一斑。
作为电影制作单位，拍出好电影是根本，而出好片的关键在于创作人才。吴天明首先挖掘厂内人才，在他任内，西影厂的第四代导演颜学恕、滕文骥、张子恩拍出了《野山》《棋王》《黄河谣》《默默的小理河》《神鞭》等获得一系列国内外奖项的影片。其中颜学恕拍摄于1984年的《野山》，一举夺得当年金鸡奖的6项大奖，创造了该奖的历史记录，震惊了影坛，让西影大放光彩。第四代编剧张子良写出了《一个和八个》《默默的小理河》《黄土地》西部片三部曲，成为80年代中国影坛最有成就的文学编剧。当时年龄在30岁左右的一批年轻人被挖掘出来，走上创作道路，成为第五代的中坚力量。他们中就有黄建新、周晓文、何平等。
每个创作人才的启用都体现了吴天明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气魄。周晓文是学摄影出身，转行导演后拍摄的《最后的疯狂》，可以称为现代都市商业电影的探索之作。影片将激烈而刺激的商业元素与人性探索的艺术深度相融合，拍出了好看而有内涵的商业片，拓宽了西影电影创作的类型和模式。拍摄了《双旗镇刀客》《炮打双灯》的何平在西影当导演时，连户口都没有调进来，都算不上厂里的正式员工。美工师出身的芦苇当上了编剧，后来写出了《霸王别姬》《活着》等多部有影响力的作品，成为享誉全国的一流编剧。这批人中成就最高的是黄建新，他从北京电影学院进修回来后，并没有按部就班走副导演、联合导演的晋升流程，而是直接担当独立导演。他拍摄于1984年的《黑炮事件》被称为中国第一部都市先锋探索片。这部片子首次用表现主义的手法，展现中国知识分子长期遭受怀疑和压制后，精神上出现的软弱、彷徨和痛苦，在形式的创新度、内容的深度都走到了中国电影的前列。
吴天明不满足于挖掘本厂的创作人力资源，还要面向社会广招人才。海波当年是陕北延川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农民的儿子》。张艺谋偶然读到，被深深打动，就请吴天明读了小说，说自己打算筹拍这部电影，并说海波是个人才，是否能够调入西影厂，吴天明也一口答应了。在那个年代的人事制度下，一个农民身份的人无论如何也得不到一个正式的编制，吴天明就把海波安排到厂宣发处，身份类似临时工，由厂里发工资。海波要租房、要养妻女，工资微薄，难以支撑。吴天明那时每年有数千块的厂长资金，由我保管着。吴天明说：“海波生活困难，给他几百块补助吧！”我将海波叫到办公室，当面把钱给他，同时他给我打了个收条。过一阵，吴天明又说：“不行，海波还是困难，再给他几百吧！”吴天明这点有限的厂长资金，那两年大半都资助了海波。张艺谋后来又找到更心仪的《红高粱》，没拍成《农民的儿子》，海波却由此入城，在西影厂工作了10余年，成了以写字为生的专业作家。
第五代群体的引进和扶持
吴天明的政绩簿上最为人津津乐道、也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当属他对第五代群体的引进和扶持。
1984年初，冬日的陕北高原一片苍黄。两队人马在这里不期而遇——吴天明统帅的《人生》摄制组拍片正酣，陈凯歌带领的《黄土地》摄制组的几位主创人员，包括摄影师张艺谋，在此寻找创作灵感。吴天明以黄土地主人的身份接待了这批来客，倾心详谈间他们相互了解了各自的艺术抱负，惺惺相惜的情感油然而生。分别时，吴天明支援了这支年轻而经济困窘的摄制组一辆采景用的吉普车，并以厂长的身份向这批影坛才子发出了邀请。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相遇。
很快，几位以后被称作“第五代”主将的人物就齐集于吴天明麾下，拍出了各自的代表作品——田壮壮的《盗马贼》、陈凯歌的《孩子王》、张艺谋的《红高粱》等。
吴天明引进第五代，既需要识才的眼光，也要有护才的胆识。《孩子王》完成时，北京正在举办第一届中国电影展。《孩子王》没有赶上报名时间，未被列入参展影片的正式名录里。吴天明亲赴会场，双手举着影片的海报向每一位来宾宣传推销，结果影片被选为当年戛纳电影节正式参赛影片，这是中国电影首次入选这一国际顶级电影节。遗憾的是，影片没有获得任何正式奖项，国内的市场发行也遭遇惨败。第五代部分作品所呈现的崭新的电影形态、超前的电影语言、重思考而轻叙事的特征，并不为多数观众接受。《盗马贼》拍完后只卖出了一个拷贝，导演田壮壮不服气地说：“我的电影是拍给20年以后的观众看的。”为此，厂里一时非议四起。吴天明坚定地说：“我们厂每年十几部影片指标，一半拿来赚钱。其余的要拍几部主旋律，还有那么一两部就是要搞艺术探索，赔钱也要搞！”我想到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的话：“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吴天明后来被媒体尊称为“第五代教父”，是当之无愧的！
吴天明和第五代的合作，创造了中国影坛的几大奇迹：一是西影奇迹。这个以前籍籍无名的小厂，在几年时间里，就凭借着一大批力作超越了三大老牌电影制片大厂，走到了中国影坛的前列，并因其影片频频亮相国际电影节和连续获奖而扬名世界。二是西部电影奇迹。《人生》和《黄土地》先后出现在中国影坛，引起人们对西部雄浑的地貌景观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的热情关注。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发出“太阳有可能从西边升起”的赞叹，“中国西部电影”的主张自此提出，而西影也由此找准了自己的方向。以吴天明为旗手，第四代和第五代群体共同努力，相继创作出了一系列西部片名作。西部电影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电影流派。三是第五代奇迹。如果说广西电影制片厂是催生第五代萌芽的温床，西影则是第五代茁壮成长的肥沃土壤。正是在西影厂，第五代作为群体登台，开拓出一个电影新时代。特别是吴天明打破戒律，为张艺谋铺平了从摄影师转为导演的道路。从这个起点出发，张艺谋成了中国第五代的领军人物。最后是吴天明本人的奇迹，凭借着自己和旗下导演群的辉煌成果，吴天明的艺术和政治生涯都攀上了顶峰。
《老井》的拍摄历程
我在吴天明身边从事行政工作一年多后，1986年，吴天明筹拍《老井》。我问他：“你上戏去了，我干什么？”吴天明说：“你跟我上戏吧，当场记，兼剧组党支部书记。”我大喜。以此为起点，我走上了电影创作之路。在跟随吴天明拍摄这部电影的过程中，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吴天明对土地、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如果说张艺谋等创作人员，包括我本人都在吴天明的感染下努力拉近和农民的距离的话，吴天明跟农民之间原本就没有这个距离。他出生于农村，吃着乡亲们的百家饭长大，是他们中的一员。深入生活时，吴天明看到了住地石玉峧村民生活贫苦，就在摄制组带头捐款，买了几百斤粮食，一袋一袋送到贫困户家中。其中一家赤贫，我们扛着粮进屋时，兄弟俩蹲在炕沿儿下，破衣烂衫，炕上躺着二人娶的瘫女人。看到我们一家人反应麻木，一句感谢的话都没说。我们无言出门，却看到吴天明眼眶湿了。这是我跟他接触几十年中，他唯一一次流泪。吴天明的农村电影为什么能够打动人心，就来源于他对表现对象的深刻了解和共情。
吴天明跟石玉峧的联系并没有在电影拍完后结束。《老井》于1987年获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和最佳男主角奖后，吴天明带着拷贝到村里放映，感谢这片土地上的农民对影片的奉献。在他的主持下，厂务会决定捐款给石玉峧村，请专业打井队进行勘探，终于打出了吃水的深井，彻底解决了百年来困扰当地村民的吃水问题。2005年，导演协会将首届终身成就奖授予吴天明。吴天明当场表示，将10万元奖金捐给石玉峧村。吃水不忘挖井人，村民们从此将“石玉峧村”更名为“老井村”，永久纪念给村庄带来根本变化的吴天明导演和《老井》这部电影。
吴天明在创作中最深恶痛绝的是虚假二字。他初当导演就拍了一个描写海峡两岸青年爱情的故事片《亲缘》，情节虚假，感情虚矫。他痛斥自己的处女作为“登峰造极的虚假之作”。所以在《老井》的拍摄中，“向虚假开刀”，成为他创作的第一原则。
为了让演员的表演真实，他提前两个月就将主要演员赶到村里去体验生活。喂鸡、喂猪、扫地、挑水、打石槽、背石板……农民生活中的劳作，演员们都要实际体验。吴天明边深入生活，边按照传统方法，给演员们做小品训练。那天的小品题目叫“晨起”，演员需根据自己的角色设计农家清晨的生活情景。演员们依次认真地做着虚拟的扫地、喂鸡等动作。轮到张艺谋了，他上来就操起扫帚，把一个院子仔细地扫了个遍，接着提起扁担和水桶出了院。大家都愣了，不明白他要做什么。我心想，他莫非还真要挑担水来？过了好一阵，他果然挑着满满的两大桶水走进院子，把水哗哗倒进了水缸，接着说了两个字：“完了。”现场一片安静，没人说话。半晌，吴天明站起身来说：“以后再不做虚拟小品了，就来真的！”从此，挑水成了演员们体验的重点活。我成了演员们的监督员，每日蹲在村口，演员挑一担水，我就放颗石子做记录。在这种气氛中，演员们都不敢偷懒，几天后，竟然把那口水井挑空了。
和现在的拍摄条件比起来，《老井》剧组的条件相当艰苦。没有宾馆可住，甚至连招待所也没有。我和张艺谋及副导演杨凤良住在大队部的一个空房中，除了三张单人床，几乎一无所有。大部分组员则分散住在农户家中。生活艰苦，但大家心无旁骛，一心创作，乐在其中。在那所简陋的房子中，我们每天聊电影、聊文学、聊哲学，聊正创作的《老井》，聊将拍摄的《红高粱》……没有代沟，没有隔膜，没有杂念，全身心投入创作的交流中。这样纯粹的创作环境、创作氛围现在已经无迹可寻。
《老井》也把我带上了影视创作道路。之后我和杨凤良一同加入了张艺谋的剧组，又拍摄了《红高粱》《代号美洲豹》《菊豆》三部电影。在对待我的去留问题上，吴天明再次显露出了他大度宽厚如父兄般的胸怀和成人之美的高尚品格。当我表露出想离开行政岗位，转上创作之路时，吴天明无私地予以支持。他甚至没有撤我的职，而是让我在剧组和办公室之间自由灵活地工作。如今想来，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会对下属如此宽容。
再会亦永别
1994年，我在北京做自己电影的后期制作，吴天明到北影厂录音棚来找我。那是我时隔5年第一次见他。他进来时戴着一顶针织圆帽，见到我时一把抹下帽子，露出了明晃晃的光头，笑着说：“都掉完了！”我大吃一惊，心中酸楚，原来那一头浓密而略带自来卷的黑发，可是他的标志啊！那次我方信伍子胥一夜白头的传说在现实中是真的可以发生的。他这些年的遭际和内心的精神压力，都一望而知了。如同当年他让我给他当秘书的情形一样，吴天明开门见山地说：“我要拍一部电影，你来给我做副导演吧！”我那时已执导了多部影视剧，电影处女作还获得了国际奖。但在吴天明这儿，我什么都可以无条件接受。只是我手头的电影还没有完成，吴天明问我还需要多久，我说：“半个来月。”吴天明说：“等你。”
这就是吴天明出国5年后回来拍的电影《变脸》，我自然无条件地辅佐支持。拍摄结束前几天，我因事提前离组，吴天明设宴为我送行。结束前，他举杯到我面前笑着说：“友朝，谢谢你！”记忆中吴天明从不喝白酒，给他当秘书时，每次都是我为他挡酒。此情此景让我感慨万分：“吴头，是我该感谢您呀！你是我一辈子的恩人和领路人。”
最终，《变脸》获得了国际国内大大小小40多个奖项，吴天明凭借此片重新翻身，再次回到了影视创作的道路上来了。
我最后一次见吴天明是在2014年初。吴天明正在为他的最后一部电影《百鸟朝凤》跑发行，他带着片子到西影厂放映，之后请我和芦苇到茶室喝茶。我当时对影片结尾提出了意见。吴天明说：“你这主意好，咋不早点说呢？”我说：“你也没早点让我看剧本啊？”他笑了，笑得非常开朗，像个孩子，满脸的皱纹都像花儿一样绽放开来。这是吴天明留给我的最后印象。仅仅两三个月后，生机勃勃的吴天明猝然离世。
吴天明逝世一周年后，他的雕像落户西影厂区。雕像塑造的是吴天明的动态形象——光头、穿着老头衫，朴实而雄壮，他甩动胳膊，生机勃勃走着。每当路过那里，我都要停下脚步，向他深鞠一躬，往昔的很多画面也在脑海中闪过。
1988年三十周年厂庆，吴天明为《西影厂三十年》一书作序：“国运昌则影运昌，人才为立厂之本！”
1988年1月，吴天明在一位观众的贺年卡上题词：“做人做事，贵在真诚！”
1988年3月，吴天明在给中宣部文艺局一位领导的信中写道：“我们的一切努力完全不是为了得到这些人的青睐。对祖国、对民族电影的责任感促使我整年在这里拼命！大家凭借的是艺术家的良心！”□周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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