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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刻的学术反思中并非狂妄的论断
——张国安博士何以“终结疑古”
语音播报：
大概是三年以前的某一天，在前往北京的火车上，张国安博士对我说：“如果有人说胡适的史学还没有入门，你会怎么看？”我不假思索地说：“我会认为这个人要么是疯子，要么是狂徒。”“如果写成书会怎么样？”我说：“没有人看。”于是，他沉默了，话便到此为止。或者是因为话不投机的缘故吧。其实，我以为胡适是难得的几位华人学术圈认可的德艺双馨的学问家，而且他还培养了诸如顾颉刚、傅斯年等一大批一流的学术大师，其人品才学自然是不可诋毁的。
可是，时隔三年之后，2018年元月，我在北京偶遇了张国安博士，此时的他却带了刚刚由人民出版社新出的《终结“疑古”》一书，厚厚的两大册，精装，百万言的皇皇巨著，其腰封上赫然写着“这是一部拷问学者良知的书，一部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巅峰之作。戳破了民国学术的美丽幻影，揭露了顾颉刚、胡适严重的学术不端。还是一部向世界学术界展示如何研究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书。”当时在场的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也是张国安博士从事学术研究的启蒙老师祝总斌先生，不无担心地说：“你的这些有根据吗？”张国安坚定地说：“完全有根据，我通读了顾先生和胡适的所有文集资料不下三遍。”
张国安博士上世纪80年代出身北大历史系本科，后又受业于北师大的著名史学教授何兹全先生，其学术的门第是很高的，算起来也是与胡适、顾颉刚二先生有师门之谊。所以，在张国安的言语中，向来是称呼顾颉刚为“顾先生”的，而对胡适却直呼其名。我未敢问过何以如此，但其对顾先生作为前辈的尊敬是不言而喻的。至于坚守自己的学术分歧，那便是一个纯正的学者的良知体现了。于是，我一改曾经的拒绝与抵制，认真地研读他的这本书。当我看到他在《后记》里写了这样的语言：“人的天性是热爱自己的民族、国家，甚至无理也要谬赞三分，但近代以来中国人却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凡西即是、唯新就好的‘自虐式’的逆向种族主义思维。可怕的是，他们陷入这种思维很深却不自知。他们不知道当时的中西结合是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的产物。”我便知道张国安是钻进中国近代的学术史圈子里去了，如同孙猴子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里，搅扰一通是免不了的。
本书从理论和史实等方面阐发了关于中国古史传说时代这一绝大难题的个性化解读。一是回顾历史，将中国的传说时代置于人类历史的整体进程中，将中国的“疑古思潮”置于世界学术史的背景中进行对比研究，从全球视野系统梳理、比较中西学术，得出中西学术碰撞导致了“疑古思潮”这一结论，指出它的“实质是今文经学而非史学”。该书全面分析了导致这种“荒谬”的根源，并考察了相关的学术、思想、政治、社会心理间的关系。二是作者抉隐发微，针对“疑古”的谬误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批驳，抽丝剥茧、辨析入微，揭秘了胡适、顾颉刚等著名学术大师大规模“学术造假”的现象，解析了他们以“史学家”和革命的名义质疑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可怕真相及其非常历程，深度剖析了胡适顾颉刚们的多面性格。张国安认为，虽然近代启蒙与新文化运动是要用西方新的价值取代旧的传统价值以改良中国社会，但中国历史的面貌则是一个学术问题。对社会，他们代表学术界；对学术界，他们代表社会的革新者，角色错位导致了他们的双重失误。很多人说，民国的学术是美丽的，但是在张国安看来，那是一部美丽的幻影，该是正本清源的时候了。
本书还全面分析并批判了“疑古思潮”的理论基础，缜密论证了现代的“疑古”是“非中非西、非驴非马”之学，既没有独特的办法，也没有精细的理论。张国安在研究中发现极为重要的一点是：现有的史学研究范式是建立在欧美中心主义模式和伪科学目的论的基础上的。从‘新文化运动’兴起到‘文革’，中国传统文化一而再、再而三被‘自己的精英阶层’所攻击、挞伐、否定乃至诋毁，在号称‘普世’的科学价值洗礼中，胡适主导的‘整理国故运动’成为学界主流，本土知识人走上一条‘学术现代化’的不归路，以智性殖民为核心的文化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扼杀了中国学人的创造力，造成中国学界把西方学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奉为‘普世真理’的偏颇倾向，它以一种独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涵盖了中西学术研究中的各种问题。而“疑古”则是中西学术碰撞所导致思维混乱的结果，又成为更
加混乱的根源。它隐含的前提是历史可以随意编造，这实质上是今文经学而不是史学。结果，‘历史学家’摧毁了自己历史的源头。”张国安强调，他们的许多学术错误完全是可以避免的。胡适之所以犯下如此多的错误，是因为没有把一本西方史学的经典入门书《史学原论》读好。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狂妄。他说，华夏文明起源史之所以难解，是因为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学者运用近代意义的史料批判进行研究。本书还全面、深入解析了“疑古思潮”屡遭批驳仍然屹立不倒的深层原因，指出“疑古”有着极大的逻辑缺陷，而整理国故运动的实质是削足适履地给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穿上西式学术的衣帽鞋。
我认为，本书最大的成果有两个，其一是发现并整合了上古传说时代尤其是黄帝以下直至尧舜禹时期的权力谱系，提出在西华东夷政治共同体之下出现黄帝族系和少昊族系轮流执政的历史现象，而黄帝之所以被称为人文初祖，是因为他完成了华夏的第一次大统一的学术观点。二是发现并还原了千古被视为荒诞无稽的《大荒经》的原貌。他经过抽丝剥茧、层层进行全面深入的解析，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发现传世本《山海经》中的《大荒经》《山海经》本是两部书，其中的《大荒经》本来是独立的，在两晋之交由郭璞将其误合，从而将二者分离，并确定《大荒经》源自商代大社壁画。如果这两个观点成立的话，那么无疑是对于“终结疑古”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其实，在洋洋洒洒的近百万言的论述中，这两个部分占据了主要的篇幅。□李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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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三年以前的某一天，在前往北京的火车上，张国安博士对我说：“如果有人说胡适的史学还没有入门，你会怎么看？”我不假思索地说：“我会认为这个人要么是疯子，要么是狂徒。”“如果写成书会怎么样？”我说：“没有人看。”于是，他沉默了，话便到此为止。或者是因为话不投机的缘故吧。其实，我以为胡适是难得的几位华人学术圈认可的德艺双馨的学问家，而且他还培养了诸如顾颉刚、傅斯年等一大批一流的学术大师，其人品才学自然是不可诋毁的。
可是，时隔三年之后，2018年元月，我在北京偶遇了张国安博士，此时的他却带了刚刚由人民出版社新出的《终结“疑古”》一书，厚厚的两大册，精装，百万言的皇皇巨著，其腰封上赫然写着“这是一部拷问学者良知的书，一部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巅峰之作。戳破了民国学术的美丽幻影，揭露了顾颉刚、胡适严重的学术不端。还是一部向世界学术界展示如何研究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书。”当时在场的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也是张国安博士从事学术研究的启蒙老师祝总斌先生，不无担心地说：“你的这些有根据吗？”张国安坚定地说：“完全有根据，我通读了顾先生和胡适的所有文集资料不下三遍。”
张国安博士上世纪80年代出身北大历史系本科，后又受业于北师大的著名史学教授何兹全先生，其学术的门第是很高的，算起来也是与胡适、顾颉刚二先生有师门之谊。所以，在张国安的言语中，向来是称呼顾颉刚为“顾先生”的，而对胡适却直呼其名。我未敢问过何以如此，但其对顾先生作为前辈的尊敬是不言而喻的。至于坚守自己的学术分歧，那便是一个纯正的学者的良知体现了。于是，我一改曾经的拒绝与抵制，认真地研读他的这本书。当我看到他在《后记》里写了这样的语言：“人的天性是热爱自己的民族、国家，甚至无理也要谬赞三分，但近代以来中国人却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凡西即是、唯新就好的‘自虐式’的逆向种族主义思维。可怕的是，他们陷入这种思维很深却不自知。他们不知道当时的中西结合是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的产物。”我便知道张国安是钻进中国近代的学术史圈子里去了，如同孙猴子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里，搅扰一通是免不了的。
本书从理论和史实等方面阐发了关于中国古史传说时代这一绝大难题的个性化解读。一是回顾历史，将中国的传说时代置于人类历史的整体进程中，将中国的“疑古思潮”置于世界学术史的背景中进行对比研究，从全球视野系统梳理、比较中西学术，得出中西学术碰撞导致了“疑古思潮”这一结论，指出它的“实质是今文经学而非史学”。该书全面分析了导致这种“荒谬”的根源，并考察了相关的学术、思想、政治、社会心理间的关系。二是作者抉隐发微，针对“疑古”的谬误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批驳，抽丝剥茧、辨析入微，揭秘了胡适、顾颉刚等著名学术大师大规模“学术造假”的现象，解析了他们以“史学家”和革命的名义质疑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可怕真相及其非常历程，深度剖析了胡适顾颉刚们的多面性格。张国安认为，虽然近代启蒙与新文化运动是要用西方新的价值取代旧的传统价值以改良中国社会，但中国历史的面貌则是一个学术问题。对社会，他们代表学术界；对学术界，他们代表社会的革新者，角色错位导致了他们的双重失误。很多人说，民国的学术是美丽的，但是在张国安看来，那是一部美丽的幻影，该是正本清源的时候了。
本书还全面分析并批判了“疑古思潮”的理论基础，缜密论证了现代的“疑古”是“非中非西、非驴非马”之学，既没有独特的办法，也没有精细的理论。张国安在研究中发现极为重要的一点是：现有的史学研究范式是建立在欧美中心主义模式和伪科学目的论的基础上的。从‘新文化运动’兴起到‘文革’，中国传统文化一而再、再而三被‘自己的精英阶层’所攻击、挞伐、否定乃至诋毁，在号称‘普世’的科学价值洗礼中，胡适主导的‘整理国故运动’成为学界主流，本土知识人走上一条‘学术现代化’的不归路，以智性殖民为核心的文化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扼杀了中国学人的创造力，造成中国学界把西方学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奉为‘普世真理’的偏颇倾向，它以一种独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涵盖了中西学术研究中的各种问题。而“疑古”则是中西学术碰撞所导致思维混乱的结果，又成为更
加混乱的根源。它隐含的前提是历史可以随意编造，这实质上是今文经学而不是史学。结果，‘历史学家’摧毁了自己历史的源头。”张国安强调，他们的许多学术错误完全是可以避免的。胡适之所以犯下如此多的错误，是因为没有把一本西方史学的经典入门书《史学原论》读好。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狂妄。他说，华夏文明起源史之所以难解，是因为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学者运用近代意义的史料批判进行研究。本书还全面、深入解析了“疑古思潮”屡遭批驳仍然屹立不倒的深层原因，指出“疑古”有着极大的逻辑缺陷，而整理国故运动的实质是削足适履地给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穿上西式学术的衣帽鞋。
我认为，本书最大的成果有两个，其一是发现并整合了上古传说时代尤其是黄帝以下直至尧舜禹时期的权力谱系，提出在西华东夷政治共同体之下出现黄帝族系和少昊族系轮流执政的历史现象，而黄帝之所以被称为人文初祖，是因为他完成了华夏的第一次大统一的学术观点。二是发现并还原了千古被视为荒诞无稽的《大荒经》的原貌。他经过抽丝剥茧、层层进行全面深入的解析，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发现传世本《山海经》中的《大荒经》《山海经》本是两部书，其中的《大荒经》本来是独立的，在两晋之交由郭璞将其误合，从而将二者分离，并确定《大荒经》源自商代大社壁画。如果这两个观点成立的话，那么无疑是对于“终结疑古”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其实，在洋洋洒洒的近百万言的论述中，这两个部分占据了主要的篇幅。□李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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