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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江水满花千树
语音播报：
□黄博
韩老夫子有些不高兴！
他一不高兴，写出了描写曲江的千古名句：曲江水满花千树。
原诗题为《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
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
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
看题目即知，惹他不高兴的人是“白二十二舍人”白居易。白居易排行二十二，又曾任中书舍人，故称“白二十二舍人”。
无论如何，在当时官任吏部侍郎且是文坛领袖的韩愈老夫子面前，“白二十二舍人”白居易既是下官，又是晚生。可这个晚生下官一点儿都不给韩吏部面子，约好了同游曲江，他竟爽约不至。
这样的相邀，无论放在当年还是现在，多少人都会早早地前去恭候，但轻狂的“白二十二舍人”竟然没来。所以韩吏部很不高兴：你到底因何事不肯来啊？
其实，白居易就住在曲江附近，唐朝诗人里数他最爱往曲江跑，数他写的曲江诗词最多，达30余首。常常“春傍曲江行”“题于曲江路”，诗中“曲江”二字常直呼出口：曲江相近住、曲江春意多、如到曲江头、还忆曲江春；曲江池畔杏园边、独绕曲江行一匝、曲江西岸又春风、曲江亭畔碧婆娑……
但此次，后起之秀白居易白乐天就是没给文坛领袖韩愈韩昌黎面子。
而韩昌黎也不愧为中唐时之文坛领袖，一首略带责备的七绝居然就写出了盖绝曲江的千古名句“曲江水满花千树”。有此一句，至少在写曲江的诗词竞赛中，韩老夫子就压倒了写曲江数量最多的白乐天，成为现存300多首唐人曲江诗中影响最大的名句。
不错！迄今流传下来明确写曲江的诗词多达300余首。而收录进《全唐诗》的500多位著名诗人中，又有一半多曾在曲江留下了足迹。其中包括李白、杜甫、张九龄、王维、高适、王昌龄、贾岛、孟郊、李商隐、岑参、杜牧、刘禹锡等，不一而足。
距今1100多年前那个被称为大唐的时期，那个大唐时叫“曲江”的地方，有太多的诗词、太多的盛雅、太多的故事。
曲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临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参差
曲江，从秦汉时起，就和帝王皇室密切相关。
提到曲江，不能不说到秦始皇嬴政、汉武帝刘彻、隋文帝杨坚、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
历史上的曲江区域，位于汉唐长安城东南，地处少陵原和乐游原之间，是一方在原间洼地上因有泉自涌而形成的天然水塘池沼。
2200多年前的秦时，此地名隑州，直译为河岸曲长的汀洲。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划咸阳南秦岭北麓之地为游猎享乐的上林苑，并在隑州修建苑中苑——宜春苑。
汉承秦制，汉高祖刘邦仍把上林苑作为皇家禁苑。尚武好猎的汉武帝大规模扩大了上林苑操练武备，东南的离宫别馆宜春苑也予以全面整修，并疏凿扩大了涌泉水源。因此地泉涌兴旺，流水屈曲如广陵之曲江，遂改隑州名为曲江。今天，西安的曲江南湖尚有汉武泉遗迹。
汉武帝在开凿泉源、扩大曲江水面的同时，还在四周广植花草竹木，使宜春苑盛况空前。在上林苑游猎时，常常是先到西端的长杨宫，再回驾至东端的宜春苑休憩宴乐。司马相如随武帝游猎后作《哀秦二世赋》如此描述：“登陂陁之长阪兮，坌入曾宫之嵯峨。临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参差。”
此后，中兴西汉的宣帝刘询又在曲江池北之高冈处“起乐游苑”，建“乐游庙”，这处地势较高的冈原也因此得名乐游原。
公元581年，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决定在已残破不堪的汉长安城东南另建都城，并将新都的城郭布局、皇宫衙署等悉托城市设计大师宇文恺负责。
宇文恺根据地理形胜，设计并督导建造了气势恢宏的新都。针对东南曲江凹陷地带，他巧妙地将城墙东南作直角向内弯曲，将曲江北半筑于城内，南半更大的凹陷地带隔于城外，并对凹陷进一步开凿加深，建起隋文帝亲自命名的皇家禁苑“芙蓉园”。
大唐初期也多承隋制，在接收隋所营建的新都后，将芙蓉园继续作为皇家禁苑，城内池泊则恢复曲江旧名。曲江从秦之隑州、汉之宜春、隋之芙蓉，一路走向其最兴盛的大唐时期。
唐代的曲江，从文化角度说，是长安城东南隅以曲江池为中心，由附近相邻名胜共组的游览胜地，包括曲江池、芙蓉园以及侧邻的大慈恩寺、大雁塔、杏园、乐游原、青龙寺。有湖池有冈原，有园林有寺院，有皇家登临的紫云楼，有文人登高的大雁塔，是一个范围广大、内容丰富，皇族、百官、进士、商人、僧侣、百姓聚集游览的园林和文化胜地。
唐太宗李世民曾三次驾临芙蓉园，太子李治在此修建了大慈恩寺，从西域归来的玄奘法师在寺内修建了大雁塔。武则天和唐睿宗时，乐游原成为京城又一游览胜地，原上寺庙也改名青龙寺并成为佛教密宗重要寺院。日本空海和尚来长安即在此研习佛法。
唐中宗、睿宗时，开始了春日游幸芙蓉园，且有宠臣、学士侍宴的活动，并一直延至晚唐。皇帝赐宴臣僚，唐时文人多渴盼之，视为恩宠，并多有诗词记述。李峤曾写有：“今日陪欢豫，还疑陟紫霄。”宋之问写有：“侍宴瑶池夕，归途笳吹繁。”王维有：“万乘亲斋祭，千官喜豫游。”李绅有：“春风上苑开桃李，诏许看花入御园。”
唐中宗神龙年间，形成了新科进士饮于曲江、宴于杏园及雁塔题名等文化习俗，曲江的文化色彩日益浓厚。尤其到了玄宗的开元天宝年间，皇帝游幸芙蓉苑与百官宴饮曲江池、进士欢醉杏林园、万民曲池皆若狂等，都达到了鼎盛阶段。曲江也一举成为盛唐长安文化荟萃之地，唐诗长安文脉汇集所在。
六飞南幸芙蓉苑，十里飘香入夹城
风流天子李隆基携宠妃杨玉环登上了芙蓉园里高高的紫云楼。
携妃立玉楼的他，既喜欢南眺南山秦岭的俊秀俏伟，更喜欢北俯城内曲江池畔的万民乐游。
他不知道，他和他“回眸一笑百媚生”的贵妃，此后也成了历代文人歌咏的“风景”。他俩“玉楼宴罢醉和春”的大明宫、华清宫、芙蓉园，既是大唐兴盛的象征，也是后人哀怨的对象。
但也正是这个一手开创了开元盛世的风流天子，在他统治期间，将曲江无论是从地理上还是文化上都推上了历史的巅峰。疏浚了汉武泉，修凿了黄渠引南山义谷水注入芙蓉园和曲江池，使曲江一带水面大增。同时大兴土木，兴建了大批亭台楼阁。李隆基特许中书、门下、尚书等衙署在曲江池营造楼台亭榭，而在芙蓉园内则修建了紫云楼、彩霞亭等，“广厦修廊，连亘屈曲”。
紫云楼高筑于芙蓉园北苑墙上，极大地满足了李隆基喜欢高俯万民的心理。李山甫曾写：“南山低对紫云楼，翠影红阴瑞气浮。”为了方便李隆基能随时携嫔带妃到芙蓉园游玩，还专门修建了一道“夹城”：从长安城北的大明宫沿东城墙内侧，向南修了一条和东郭城平行，连通兴庆宫和芙蓉园的复道。夹城的宽度、高度皆与东郭城相同，遇城门处则设置蹬道，逾城楼而过。
对此，唐代诗人多有诗词反映，崇尚和讽喻中，都足见开元之盛及唐明皇本人对芙蓉园之喜爱。
杜甫曾写：“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李贺曾嘲：“军装宫妓扫蛾浅，摇摇锦旗夹城暖。曲水飘香去不归，梨花落尽成秋苑。”李商隐曾思：“望断平时翠辇过，空闻子夜鬼悲歌。金舆不返倾城色，玉殿犹分下苑波。”最著名的当数晚唐杜牧的“六飞南幸芙蓉苑，十里飘香入夹城。”和“南苑草芳眠锦雉，夹城云暖下霓旄。”
当然，李唐皇帝在自己游幸的同时，也很看重百官同娱和万民同乐。尤其是每逢农历二月一日中和节、三月三日上巳节、九月九日重阳节三大节庆，皇帝在游幸时，不仅会赐宴百官，还会给臣僚放假并发放赏钱以供欢娱。《剧谈录》载：“上巳即赐宴臣僚，京兆府大陈筵席，恩赐太常及教坊声乐。”
皇室游幸、百官赐宴，推动曲江不断发展成长安最负盛名的游览胜地，三大节日也于此后越来越成为唐人生活中的盛事。春日踏青、夏日赏荷、秋日登高，一年至少三季游人“多绕曲江头”。
这其中，正逢春时的上巳节最为引人入胜。当此之时，长安百姓会蜂拥而至曲江池畔踏青游春，修禊、赏花、插花、折柳、泛舟、乐舞、秋千。真是“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曲江初碧草初青，万毂千蹄匝岸行”“上巳曲江滨，喧于市朝路”“鞍马皆争丽，笙歌尽斗奢”。
生性热闹的唐玄宗此时常携妃游幸芙蓉园，并引领时尚潮流。《开元天宝遗事》曾载玄宗亲手插花宠妃：御苑新有千叶桃花，帝亲折一枝插于妃子宝冠上，曰：“此个花尤能助娇态也。”把鲜花插在美女头上能助长女性的娇艳和媚姿，一时插花之风盛于长安。
李山甫诗曰：“争攀柳带千千手，间插花枝万万头。”杜牧也有诗：“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当时的曲江：桃红柳绿，百花争艳，人流似潮，车马如聚，处处笙歌艳舞，遍地酒宴欢颜，多少王孙公子游逸，多少佳人丽女情长。
唐诗为证：许棠“满国赏芳辰，飞蹄复走轮”；刘驾“池边草未干，日照人马来”；赵璜“长堤十里转香车，两岸烟花锦不如”；章碣“无穷罗绮填花径，大半笙歌占麦畦”；罗隐“江花江草暖相隈，也向江边把酒杯”；薛能“狂遍曲江还醉卧，觉来人静日西斜”……
李唐皇室风流多，大唐百姓也开化。尤其是春日踏青之时，最是男女青年碰撞爱情火花之日。先秦时流行的青年男女仲春会于“桑间濮上”的习俗，在唐代开放的环境下也渗透到上巳春游中。男女青年在此一见钟情，回家禀明父母后纳聘成亲者不在少数。更有一些勇敢女子看到喜爱的男子，“爱把长条恼公子，惹他头上海棠花”，用柳枝敲惹对方，以示爱慕兼表心意。
此类故事，唐人多有记载。最让人心醉又心碎的爱情故事是崔护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那个大唐啊，那真的是一个很“风流”的时代。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相较韩愈来说，白居易真是少年得志。
不说十九岁时即以“离离原上草”名动京城，单以科举来说，白居易是一举中的，还是“十七人中最少年”。而韩老夫子却是个“老补”，补习多年，先后考了四次，最后才在25岁时登了进士。
此后的宦途，韩愈也多有不顺。唐时，中了进士只是有了做官的资格，还要经过吏部的关试选拔，成功后才授予官职。关试白居易也是一次成功，官授秘书省校书郎。而韩愈就悲催多了，又一连三次不中，只好收拾行装离开长安，转而先去给他人当幕僚谋生。
中进士，对唐代的读书人那可真是“十载寒窗”后的大喜事，后来多少才子佳人的故事都由此衍生。孟郊的《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淋漓尽致地写出了读书人登科中进士后的狂喜。
有喜自然要有庆。由此掀起了登科进士曲江游宴活动的高潮，并逐渐演变成：曲江赐宴、杏园探花、雁塔题名、曲江流饮等众多风流雅事，从而赋予了曲江浓厚的风流氛围，曲江在此后不再仅仅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成了一个文化名词。
朝廷于曲江赐宴进士，韦述《两京新记》曰：“唐开元……后以进士每年登科第赐宴曲江。”这种赐宴活动，从唐中宗神龙年间到唐末僖宗乾符年间，170余年基本没有中断。
杏园探花，《秦中岁时记》记载：“进士杏花园初会谓之探花宴，以少俊二人为探花使，遍游名园，若他人先折得名花，则二使皆有罚。”此时的长安，城中公私园林大都向进士开放，为他们提供遍赏名园、选摘名花的便利。张籍曾有诗赞：“谁家不借花园看，在处多将酒器行。共贺春司能鉴识，今年定合有公卿。”翁承赞有：“探花时节日偏长，恬淡春风称意忙。”徐夤有：“须知红杏园中客，终作金銮殿里臣。”
雁塔题名，《唐摭言》记载：“神龙以来，杏园宴后，皆于慈恩寺塔下题名。同年中推一善书者纪之。”《唐国史补》卷下曰：“既捷，列其姓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会。”所题之名“妙有行列，婉若雁阵。”很快，雁塔题名就等同于金榜题名了。
一举及第的白居易曾很得意地题诗记之：“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后来，一些举子甚至考试前要在雁塔题名“进士某某”以博取好彩头，待及第后于名前再加一个“前”字。时人曾有诗曰：“曾题名处添前字，送出城人乞旧诗。”
此后就进入高潮——“大宴于曲江亭子”的曲江大会。曲江大会也是一个举国盛游的日子，上至皇帝“御紫云楼，垂帘观焉”，下至百官公卿、商人平民，“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
此时的曲江，车马填塞，冠盖云集：商人蜂拥而至摆摊设点，兜售商品；长安百姓争相往观，且游且购；公卿贵族携眷观光，乘机挑选东床，物色佳婿。
作为主角的新科进士们，气宇轩昂，风流倜傥，探花题名又酒宴，美馔佳肴歌舞伴。雍裕之《曲江池上》：“殷勤春在曲江头，全藉群仙占胜游。何必三山待鸾鹤，年年此地是瀛洲。”刘沧《及第后宴曲江》：“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紫毫粉壁题仙籍，柳色箫声拂御楼。霁景露光明远岸，晚空山翠坠芳洲。归时不醒花间醉，绮陌香车似水流。”
风流人物自风流。宴饮之时，进士们将东晋兴起的“曲水流觞”发扬到极致，成就了新的“曲江流饮”。一些进士甚而“癫饮”。《开元天宝遗事》载：进士郑愚、刘参、王冲等十几人，携妖艳艺伎三五人，于花木繁茂处席草而坐，开怀畅饮，且常脱衣除帽，甚至于赤裸、狂笑、斗酒、喧呼，自称作“癫饮”。
曲江大会之盛，屡见于唐人记载及进士们自写诗词。白居易第二年还写诗追记：“去岁欢游何处去，曲江西岸杏园东。花下忘归因美景，尊前劝酒是春风。”
相反，屡试不中的韩愈，在中进士后就几乎没有这样的诗词，可能他不甚喜欢让其屡遭磨难的科举。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曲江的喜爱，否则也就写不出“曲江水满花千树”这样的佳句。
唐朝的文人啊，没有不喜欢曲江的。“三春车马客，一代繁华地”的曲江，是和唐诗同起共兴的文化高地，曲江给了诗人无穷的创作灵感，唐诗则让曲江此后一直都是中国文人心中的文化胜地。
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韩愈老夫子一开始是压根就瞧不上白居易的。
最终艰苦奋斗成文坛领袖的韩愈，听说白居易也号称学杜甫，很不以为然。他心里暗想：你那些写给不识字老婆婆的诗也敢说学杜甫？此外，李白也是韩愈推崇的对象，但却遭到了白居易好友元稹的非议，这让韩愈很长时间都对元白二人无好感。
虽然白居易的诗在当时很流行，但在韩愈看来，流行的不一定好，不就是些“老妪能解”的大白话歌谣嘛！于是针对元白二人不客气地写诗讽刺：“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让白居易百口难辩。
韩愈和白居易争学杜甫，足以说明杜甫的影响之大。同样是在唐代众多写曲江的诗词中，杜诗也从一开始就引领了风骚。
长安十年，杜甫常居于曲江南的少陵原畔，自称“杜陵布衣”“杜陵野老”“少陵野老”。虽然此时的唐王朝，开元盛世繁华渐谢，天宝危机已露端倪，而他本人也常生计无着、穷困落魄，但他依然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四处奔走。
他常常往来于曲江一带，甚至“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他的曲江诗，在悲天悯人、忧国忧民、讽刺讥喻的同时，时见绝美佳句，有的甚至字字珠玑。
《曲江对酒》中有个灵动画面：“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曲江二首》中他语出神奇、画感十足、动感万分：“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他在讽刺“杨花雪落覆白蘋，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的同时，却又写出脍炙人口的“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
一次行游曲江时，杜甫和高适、薛据、岑参、储光羲等同登大雁塔，因五人都有佳作而成千古佳话。其中岑参写道：“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
杜甫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则落笔时代，感慨时政，意蕴最厚：“高标跨苍天，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这样的杜甫，让韩愈和白居易都推崇备至。不过二人经历不同、文风不同，对宦海浮沉心态不同，当时的文学主张也有差异。
幸亏诗人张籍！就是曾写出“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的张籍。他和韩白二人都是好友，且知道是韩愈错怪了白，于是白居易一有新诗写出，他立马就拿给韩愈看。韩愈后来就越看越欣赏了，也有了缓和矛盾并多交往的念头。
但自己毕竟写诗骂过人家，他又不便屈身，于是就写了一首诗让张籍带给白先试探：“墙下春渠入禁沟，渠冰初破满渠浮。凤池近日长先暖，流到池时更不流。”
白居易一看就明白了，马上提笔写了一首回诗：“渠水暗流春冻解，风吹日炙不成凝。凤池冷暖君谙在，二月因何更有冰。”意思是有您韩吏部吹来的春风，咱俩之间还能有什么“冰”啊！两位大文豪在朋友的帮助下最终“冰释前嫌”，成就了一段诗坛佳话。
第二年春天，当岸畔多柳的曲江池又“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时，韩愈通过张籍向白居易发出了同游曲江之邀。
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
韩愈把“约会”地点选在曲江是很自然的。
唐代文人有邀约同游曲江池的“文俗”，留下了很多邀游唱和诗。韩愈和张籍之间，张籍和白居易之间都常诗邀诗答。
虽然在科举中屡试不进，但韩愈在长安“复读”时就常和朋友在曲江游吟。此后无论是官居长安还是贬职他乡，曲江都是他常游常忆之所。除了“曲江水满花千树”，他还写有“曲江荷花盖十里”“曲江千顷秋波净，平铺红云盖明镜”等佳句。
至于白居易，那就更是个“曲江通”了，30多首曲江诗词明证了他是多么喜欢曲江，既有“独行独语曲江头”，更有同游同醉同联句。
太和二年，白居易与刘禹锡、崔群、李绛四位诗人分离多年后重聚曲江。他们一时兴起，各吟诗一句，联成一首七律：
杏园千树欲随风，一醉同人此暂同。（崔群）
老态忽忘丝管里，衰颜宜解酒杯中。（李绛）
曲江日暮残红在，翰苑年深旧事空。（白居易）
二十四年流落者，故人相引到花丛。（刘禹锡）
白居易与“十载定交契，七年镇相随。长安最多处，多是曲江池”的挚友元稹，还有一段佳话：元和四年春，元稹被朝廷派往东川。白居易和弟弟白行简、诗人李杓直同游曲江。他心里默念着元稹并作诗一首：“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
十多天后，梁州信使带来了元稹的信：“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白在曲江想念元并且算他到梁州时，元稹在梁州正梦见和白等同游。
曲江，留下了太多唐人的逸闻趣事。但中唐时的唐朝已经过了顶峰。中唐诗人韩愈、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之后，唐朝国势日微，曲江和唐诗也一起下滑衰落。
“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李商隐来了。终生郁郁不得志的他，经历了晚唐六朝更替，凄美的诗句中更多的是怅惘和哀伤。
他在暮秋独游曲江：“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
经常“向晚意不适”的他，常常独自“驱车登古原”“春梦乱不记，春原登已重”“万树鸣蝉隔岸虹，乐游原上有西风”“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夕阳晚照的晚唐，曲江池盛景逐渐衰落，连池水都逐渐缩小。
公元904年，朱温挟唐昭宗迁都洛阳，并拆毁宫室房屋，木料“浮渭河而下”，长安城遭到毁灭性破坏。曲江也不例外，当年竟泉水自竭。至北宋时，曲江已全部开垦种植，成为农田了。
而现在的曲江新区，已是陕西省、西安市确立的以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为主导的城市发展新区，是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承载区，是我国西部重要的文化、旅游集散地，陕西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标志性区域。
何必更随鞍马队，冲泥蹋雨曲江头
白居易为什么爽约呢？
有一种说法是因为下雨了，率性的白居易觉得雨天不好玩，就没有去，但最真实的理由还在他随后的回诗里——《酬韩侍郎张博士雨后游曲江见寄》：
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行便当游。
何必更随鞍马队，冲泥蹋雨曲江头。
意思是：我家小院子里的红樱树正逢花时，随便绕一圈就是很好的春游啦。您老人家现在正当红，吹捧您的人太多，我可不想在这时候去凑热闹，跟随在您的鞍马后，冲泥又踏雨的。
这个白二十二舍人，可真够率直的！
唐长安城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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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博
韩老夫子有些不高兴！
他一不高兴，写出了描写曲江的千古名句：曲江水满花千树。
原诗题为《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
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
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
看题目即知，惹他不高兴的人是“白二十二舍人”白居易。白居易排行二十二，又曾任中书舍人，故称“白二十二舍人”。
无论如何，在当时官任吏部侍郎且是文坛领袖的韩愈老夫子面前，“白二十二舍人”白居易既是下官，又是晚生。可这个晚生下官一点儿都不给韩吏部面子，约好了同游曲江，他竟爽约不至。
这样的相邀，无论放在当年还是现在，多少人都会早早地前去恭候，但轻狂的“白二十二舍人”竟然没来。所以韩吏部很不高兴：你到底因何事不肯来啊？
其实，白居易就住在曲江附近，唐朝诗人里数他最爱往曲江跑，数他写的曲江诗词最多，达30余首。常常“春傍曲江行”“题于曲江路”，诗中“曲江”二字常直呼出口：曲江相近住、曲江春意多、如到曲江头、还忆曲江春；曲江池畔杏园边、独绕曲江行一匝、曲江西岸又春风、曲江亭畔碧婆娑……
但此次，后起之秀白居易白乐天就是没给文坛领袖韩愈韩昌黎面子。
而韩昌黎也不愧为中唐时之文坛领袖，一首略带责备的七绝居然就写出了盖绝曲江的千古名句“曲江水满花千树”。有此一句，至少在写曲江的诗词竞赛中，韩老夫子就压倒了写曲江数量最多的白乐天，成为现存300多首唐人曲江诗中影响最大的名句。
不错！迄今流传下来明确写曲江的诗词多达300余首。而收录进《全唐诗》的500多位著名诗人中，又有一半多曾在曲江留下了足迹。其中包括李白、杜甫、张九龄、王维、高适、王昌龄、贾岛、孟郊、李商隐、岑参、杜牧、刘禹锡等，不一而足。
距今1100多年前那个被称为大唐的时期，那个大唐时叫“曲江”的地方，有太多的诗词、太多的盛雅、太多的故事。
曲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临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参差
曲江，从秦汉时起，就和帝王皇室密切相关。
提到曲江，不能不说到秦始皇嬴政、汉武帝刘彻、隋文帝杨坚、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
历史上的曲江区域，位于汉唐长安城东南，地处少陵原和乐游原之间，是一方在原间洼地上因有泉自涌而形成的天然水塘池沼。
2200多年前的秦时，此地名隑州，直译为河岸曲长的汀洲。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划咸阳南秦岭北麓之地为游猎享乐的上林苑，并在隑州修建苑中苑——宜春苑。
汉承秦制，汉高祖刘邦仍把上林苑作为皇家禁苑。尚武好猎的汉武帝大规模扩大了上林苑操练武备，东南的离宫别馆宜春苑也予以全面整修，并疏凿扩大了涌泉水源。因此地泉涌兴旺，流水屈曲如广陵之曲江，遂改隑州名为曲江。今天，西安的曲江南湖尚有汉武泉遗迹。
汉武帝在开凿泉源、扩大曲江水面的同时，还在四周广植花草竹木，使宜春苑盛况空前。在上林苑游猎时，常常是先到西端的长杨宫，再回驾至东端的宜春苑休憩宴乐。司马相如随武帝游猎后作《哀秦二世赋》如此描述：“登陂陁之长阪兮，坌入曾宫之嵯峨。临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参差。”
此后，中兴西汉的宣帝刘询又在曲江池北之高冈处“起乐游苑”，建“乐游庙”，这处地势较高的冈原也因此得名乐游原。
公元581年，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决定在已残破不堪的汉长安城东南另建都城，并将新都的城郭布局、皇宫衙署等悉托城市设计大师宇文恺负责。
宇文恺根据地理形胜，设计并督导建造了气势恢宏的新都。针对东南曲江凹陷地带，他巧妙地将城墙东南作直角向内弯曲，将曲江北半筑于城内，南半更大的凹陷地带隔于城外，并对凹陷进一步开凿加深，建起隋文帝亲自命名的皇家禁苑“芙蓉园”。
大唐初期也多承隋制，在接收隋所营建的新都后，将芙蓉园继续作为皇家禁苑，城内池泊则恢复曲江旧名。曲江从秦之隑州、汉之宜春、隋之芙蓉，一路走向其最兴盛的大唐时期。
唐代的曲江，从文化角度说，是长安城东南隅以曲江池为中心，由附近相邻名胜共组的游览胜地，包括曲江池、芙蓉园以及侧邻的大慈恩寺、大雁塔、杏园、乐游原、青龙寺。有湖池有冈原，有园林有寺院，有皇家登临的紫云楼，有文人登高的大雁塔，是一个范围广大、内容丰富，皇族、百官、进士、商人、僧侣、百姓聚集游览的园林和文化胜地。
唐太宗李世民曾三次驾临芙蓉园，太子李治在此修建了大慈恩寺，从西域归来的玄奘法师在寺内修建了大雁塔。武则天和唐睿宗时，乐游原成为京城又一游览胜地，原上寺庙也改名青龙寺并成为佛教密宗重要寺院。日本空海和尚来长安即在此研习佛法。
唐中宗、睿宗时，开始了春日游幸芙蓉园，且有宠臣、学士侍宴的活动，并一直延至晚唐。皇帝赐宴臣僚，唐时文人多渴盼之，视为恩宠，并多有诗词记述。李峤曾写有：“今日陪欢豫，还疑陟紫霄。”宋之问写有：“侍宴瑶池夕，归途笳吹繁。”王维有：“万乘亲斋祭，千官喜豫游。”李绅有：“春风上苑开桃李，诏许看花入御园。”
唐中宗神龙年间，形成了新科进士饮于曲江、宴于杏园及雁塔题名等文化习俗，曲江的文化色彩日益浓厚。尤其到了玄宗的开元天宝年间，皇帝游幸芙蓉苑与百官宴饮曲江池、进士欢醉杏林园、万民曲池皆若狂等，都达到了鼎盛阶段。曲江也一举成为盛唐长安文化荟萃之地，唐诗长安文脉汇集所在。
六飞南幸芙蓉苑，十里飘香入夹城
风流天子李隆基携宠妃杨玉环登上了芙蓉园里高高的紫云楼。
携妃立玉楼的他，既喜欢南眺南山秦岭的俊秀俏伟，更喜欢北俯城内曲江池畔的万民乐游。
他不知道，他和他“回眸一笑百媚生”的贵妃，此后也成了历代文人歌咏的“风景”。他俩“玉楼宴罢醉和春”的大明宫、华清宫、芙蓉园，既是大唐兴盛的象征，也是后人哀怨的对象。
但也正是这个一手开创了开元盛世的风流天子，在他统治期间，将曲江无论是从地理上还是文化上都推上了历史的巅峰。疏浚了汉武泉，修凿了黄渠引南山义谷水注入芙蓉园和曲江池，使曲江一带水面大增。同时大兴土木，兴建了大批亭台楼阁。李隆基特许中书、门下、尚书等衙署在曲江池营造楼台亭榭，而在芙蓉园内则修建了紫云楼、彩霞亭等，“广厦修廊，连亘屈曲”。
紫云楼高筑于芙蓉园北苑墙上，极大地满足了李隆基喜欢高俯万民的心理。李山甫曾写：“南山低对紫云楼，翠影红阴瑞气浮。”为了方便李隆基能随时携嫔带妃到芙蓉园游玩，还专门修建了一道“夹城”：从长安城北的大明宫沿东城墙内侧，向南修了一条和东郭城平行，连通兴庆宫和芙蓉园的复道。夹城的宽度、高度皆与东郭城相同，遇城门处则设置蹬道，逾城楼而过。
对此，唐代诗人多有诗词反映，崇尚和讽喻中，都足见开元之盛及唐明皇本人对芙蓉园之喜爱。
杜甫曾写：“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李贺曾嘲：“军装宫妓扫蛾浅，摇摇锦旗夹城暖。曲水飘香去不归，梨花落尽成秋苑。”李商隐曾思：“望断平时翠辇过，空闻子夜鬼悲歌。金舆不返倾城色，玉殿犹分下苑波。”最著名的当数晚唐杜牧的“六飞南幸芙蓉苑，十里飘香入夹城。”和“南苑草芳眠锦雉，夹城云暖下霓旄。”
当然，李唐皇帝在自己游幸的同时，也很看重百官同娱和万民同乐。尤其是每逢农历二月一日中和节、三月三日上巳节、九月九日重阳节三大节庆，皇帝在游幸时，不仅会赐宴百官，还会给臣僚放假并发放赏钱以供欢娱。《剧谈录》载：“上巳即赐宴臣僚，京兆府大陈筵席，恩赐太常及教坊声乐。”
皇室游幸、百官赐宴，推动曲江不断发展成长安最负盛名的游览胜地，三大节日也于此后越来越成为唐人生活中的盛事。春日踏青、夏日赏荷、秋日登高，一年至少三季游人“多绕曲江头”。
这其中，正逢春时的上巳节最为引人入胜。当此之时，长安百姓会蜂拥而至曲江池畔踏青游春，修禊、赏花、插花、折柳、泛舟、乐舞、秋千。真是“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曲江初碧草初青，万毂千蹄匝岸行”“上巳曲江滨，喧于市朝路”“鞍马皆争丽，笙歌尽斗奢”。
生性热闹的唐玄宗此时常携妃游幸芙蓉园，并引领时尚潮流。《开元天宝遗事》曾载玄宗亲手插花宠妃：御苑新有千叶桃花，帝亲折一枝插于妃子宝冠上，曰：“此个花尤能助娇态也。”把鲜花插在美女头上能助长女性的娇艳和媚姿，一时插花之风盛于长安。
李山甫诗曰：“争攀柳带千千手，间插花枝万万头。”杜牧也有诗：“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当时的曲江：桃红柳绿，百花争艳，人流似潮，车马如聚，处处笙歌艳舞，遍地酒宴欢颜，多少王孙公子游逸，多少佳人丽女情长。
唐诗为证：许棠“满国赏芳辰，飞蹄复走轮”；刘驾“池边草未干，日照人马来”；赵璜“长堤十里转香车，两岸烟花锦不如”；章碣“无穷罗绮填花径，大半笙歌占麦畦”；罗隐“江花江草暖相隈，也向江边把酒杯”；薛能“狂遍曲江还醉卧，觉来人静日西斜”……
李唐皇室风流多，大唐百姓也开化。尤其是春日踏青之时，最是男女青年碰撞爱情火花之日。先秦时流行的青年男女仲春会于“桑间濮上”的习俗，在唐代开放的环境下也渗透到上巳春游中。男女青年在此一见钟情，回家禀明父母后纳聘成亲者不在少数。更有一些勇敢女子看到喜爱的男子，“爱把长条恼公子，惹他头上海棠花”，用柳枝敲惹对方，以示爱慕兼表心意。
此类故事，唐人多有记载。最让人心醉又心碎的爱情故事是崔护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那个大唐啊，那真的是一个很“风流”的时代。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相较韩愈来说，白居易真是少年得志。
不说十九岁时即以“离离原上草”名动京城，单以科举来说，白居易是一举中的，还是“十七人中最少年”。而韩老夫子却是个“老补”，补习多年，先后考了四次，最后才在25岁时登了进士。
此后的宦途，韩愈也多有不顺。唐时，中了进士只是有了做官的资格，还要经过吏部的关试选拔，成功后才授予官职。关试白居易也是一次成功，官授秘书省校书郎。而韩愈就悲催多了，又一连三次不中，只好收拾行装离开长安，转而先去给他人当幕僚谋生。
中进士，对唐代的读书人那可真是“十载寒窗”后的大喜事，后来多少才子佳人的故事都由此衍生。孟郊的《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淋漓尽致地写出了读书人登科中进士后的狂喜。
有喜自然要有庆。由此掀起了登科进士曲江游宴活动的高潮，并逐渐演变成：曲江赐宴、杏园探花、雁塔题名、曲江流饮等众多风流雅事，从而赋予了曲江浓厚的风流氛围，曲江在此后不再仅仅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成了一个文化名词。
朝廷于曲江赐宴进士，韦述《两京新记》曰：“唐开元……后以进士每年登科第赐宴曲江。”这种赐宴活动，从唐中宗神龙年间到唐末僖宗乾符年间，170余年基本没有中断。
杏园探花，《秦中岁时记》记载：“进士杏花园初会谓之探花宴，以少俊二人为探花使，遍游名园，若他人先折得名花，则二使皆有罚。”此时的长安，城中公私园林大都向进士开放，为他们提供遍赏名园、选摘名花的便利。张籍曾有诗赞：“谁家不借花园看，在处多将酒器行。共贺春司能鉴识，今年定合有公卿。”翁承赞有：“探花时节日偏长，恬淡春风称意忙。”徐夤有：“须知红杏园中客，终作金銮殿里臣。”
雁塔题名，《唐摭言》记载：“神龙以来，杏园宴后，皆于慈恩寺塔下题名。同年中推一善书者纪之。”《唐国史补》卷下曰：“既捷，列其姓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会。”所题之名“妙有行列，婉若雁阵。”很快，雁塔题名就等同于金榜题名了。
一举及第的白居易曾很得意地题诗记之：“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后来，一些举子甚至考试前要在雁塔题名“进士某某”以博取好彩头，待及第后于名前再加一个“前”字。时人曾有诗曰：“曾题名处添前字，送出城人乞旧诗。”
此后就进入高潮——“大宴于曲江亭子”的曲江大会。曲江大会也是一个举国盛游的日子，上至皇帝“御紫云楼，垂帘观焉”，下至百官公卿、商人平民，“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
此时的曲江，车马填塞，冠盖云集：商人蜂拥而至摆摊设点，兜售商品；长安百姓争相往观，且游且购；公卿贵族携眷观光，乘机挑选东床，物色佳婿。
作为主角的新科进士们，气宇轩昂，风流倜傥，探花题名又酒宴，美馔佳肴歌舞伴。雍裕之《曲江池上》：“殷勤春在曲江头，全藉群仙占胜游。何必三山待鸾鹤，年年此地是瀛洲。”刘沧《及第后宴曲江》：“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紫毫粉壁题仙籍，柳色箫声拂御楼。霁景露光明远岸，晚空山翠坠芳洲。归时不醒花间醉，绮陌香车似水流。”
风流人物自风流。宴饮之时，进士们将东晋兴起的“曲水流觞”发扬到极致，成就了新的“曲江流饮”。一些进士甚而“癫饮”。《开元天宝遗事》载：进士郑愚、刘参、王冲等十几人，携妖艳艺伎三五人，于花木繁茂处席草而坐，开怀畅饮，且常脱衣除帽，甚至于赤裸、狂笑、斗酒、喧呼，自称作“癫饮”。
曲江大会之盛，屡见于唐人记载及进士们自写诗词。白居易第二年还写诗追记：“去岁欢游何处去，曲江西岸杏园东。花下忘归因美景，尊前劝酒是春风。”
相反，屡试不中的韩愈，在中进士后就几乎没有这样的诗词，可能他不甚喜欢让其屡遭磨难的科举。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曲江的喜爱，否则也就写不出“曲江水满花千树”这样的佳句。
唐朝的文人啊，没有不喜欢曲江的。“三春车马客，一代繁华地”的曲江，是和唐诗同起共兴的文化高地，曲江给了诗人无穷的创作灵感，唐诗则让曲江此后一直都是中国文人心中的文化胜地。
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韩愈老夫子一开始是压根就瞧不上白居易的。
最终艰苦奋斗成文坛领袖的韩愈，听说白居易也号称学杜甫，很不以为然。他心里暗想：你那些写给不识字老婆婆的诗也敢说学杜甫？此外，李白也是韩愈推崇的对象，但却遭到了白居易好友元稹的非议，这让韩愈很长时间都对元白二人无好感。
虽然白居易的诗在当时很流行，但在韩愈看来，流行的不一定好，不就是些“老妪能解”的大白话歌谣嘛！于是针对元白二人不客气地写诗讽刺：“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让白居易百口难辩。
韩愈和白居易争学杜甫，足以说明杜甫的影响之大。同样是在唐代众多写曲江的诗词中，杜诗也从一开始就引领了风骚。
长安十年，杜甫常居于曲江南的少陵原畔，自称“杜陵布衣”“杜陵野老”“少陵野老”。虽然此时的唐王朝，开元盛世繁华渐谢，天宝危机已露端倪，而他本人也常生计无着、穷困落魄，但他依然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四处奔走。
他常常往来于曲江一带，甚至“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他的曲江诗，在悲天悯人、忧国忧民、讽刺讥喻的同时，时见绝美佳句，有的甚至字字珠玑。
《曲江对酒》中有个灵动画面：“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曲江二首》中他语出神奇、画感十足、动感万分：“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他在讽刺“杨花雪落覆白蘋，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的同时，却又写出脍炙人口的“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
一次行游曲江时，杜甫和高适、薛据、岑参、储光羲等同登大雁塔，因五人都有佳作而成千古佳话。其中岑参写道：“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
杜甫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则落笔时代，感慨时政，意蕴最厚：“高标跨苍天，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这样的杜甫，让韩愈和白居易都推崇备至。不过二人经历不同、文风不同，对宦海浮沉心态不同，当时的文学主张也有差异。
幸亏诗人张籍！就是曾写出“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的张籍。他和韩白二人都是好友，且知道是韩愈错怪了白，于是白居易一有新诗写出，他立马就拿给韩愈看。韩愈后来就越看越欣赏了，也有了缓和矛盾并多交往的念头。
但自己毕竟写诗骂过人家，他又不便屈身，于是就写了一首诗让张籍带给白先试探：“墙下春渠入禁沟，渠冰初破满渠浮。凤池近日长先暖，流到池时更不流。”
白居易一看就明白了，马上提笔写了一首回诗：“渠水暗流春冻解，风吹日炙不成凝。凤池冷暖君谙在，二月因何更有冰。”意思是有您韩吏部吹来的春风，咱俩之间还能有什么“冰”啊！两位大文豪在朋友的帮助下最终“冰释前嫌”，成就了一段诗坛佳话。
第二年春天，当岸畔多柳的曲江池又“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时，韩愈通过张籍向白居易发出了同游曲江之邀。
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
韩愈把“约会”地点选在曲江是很自然的。
唐代文人有邀约同游曲江池的“文俗”，留下了很多邀游唱和诗。韩愈和张籍之间，张籍和白居易之间都常诗邀诗答。
虽然在科举中屡试不进，但韩愈在长安“复读”时就常和朋友在曲江游吟。此后无论是官居长安还是贬职他乡，曲江都是他常游常忆之所。除了“曲江水满花千树”，他还写有“曲江荷花盖十里”“曲江千顷秋波净，平铺红云盖明镜”等佳句。
至于白居易，那就更是个“曲江通”了，30多首曲江诗词明证了他是多么喜欢曲江，既有“独行独语曲江头”，更有同游同醉同联句。
太和二年，白居易与刘禹锡、崔群、李绛四位诗人分离多年后重聚曲江。他们一时兴起，各吟诗一句，联成一首七律：
杏园千树欲随风，一醉同人此暂同。（崔群）
老态忽忘丝管里，衰颜宜解酒杯中。（李绛）
曲江日暮残红在，翰苑年深旧事空。（白居易）
二十四年流落者，故人相引到花丛。（刘禹锡）
白居易与“十载定交契，七年镇相随。长安最多处，多是曲江池”的挚友元稹，还有一段佳话：元和四年春，元稹被朝廷派往东川。白居易和弟弟白行简、诗人李杓直同游曲江。他心里默念着元稹并作诗一首：“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
十多天后，梁州信使带来了元稹的信：“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白在曲江想念元并且算他到梁州时，元稹在梁州正梦见和白等同游。
曲江，留下了太多唐人的逸闻趣事。但中唐时的唐朝已经过了顶峰。中唐诗人韩愈、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之后，唐朝国势日微，曲江和唐诗也一起下滑衰落。
“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李商隐来了。终生郁郁不得志的他，经历了晚唐六朝更替，凄美的诗句中更多的是怅惘和哀伤。
他在暮秋独游曲江：“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
经常“向晚意不适”的他，常常独自“驱车登古原”“春梦乱不记，春原登已重”“万树鸣蝉隔岸虹，乐游原上有西风”“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夕阳晚照的晚唐，曲江池盛景逐渐衰落，连池水都逐渐缩小。
公元904年，朱温挟唐昭宗迁都洛阳，并拆毁宫室房屋，木料“浮渭河而下”，长安城遭到毁灭性破坏。曲江也不例外，当年竟泉水自竭。至北宋时，曲江已全部开垦种植，成为农田了。
而现在的曲江新区，已是陕西省、西安市确立的以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为主导的城市发展新区，是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承载区，是我国西部重要的文化、旅游集散地，陕西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标志性区域。
何必更随鞍马队，冲泥蹋雨曲江头
白居易为什么爽约呢？
有一种说法是因为下雨了，率性的白居易觉得雨天不好玩，就没有去，但最真实的理由还在他随后的回诗里——《酬韩侍郎张博士雨后游曲江见寄》：
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行便当游。
何必更随鞍马队，冲泥蹋雨曲江头。
意思是：我家小院子里的红樱树正逢花时，随便绕一圈就是很好的春游啦。您老人家现在正当红，吹捧您的人太多，我可不想在这时候去凑热闹，跟随在您的鞍马后，冲泥又踏雨的。
这个白二十二舍人，可真够率直的！
唐长安城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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