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我的无悔追求
语音播报：
何炼成，1 9 2 8 年出生，湖南浏阳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中国发展经济学奠基人之一，全国劳动模范、“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获得者、陕西省首届社科名家，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因病医治无效，于2 0 2 2 年6 月1 8 日在西安逝世，享年9 5 岁。本报特摘录原载于《经济学家之路》第三辑何炼成先生的回忆文章，谨致怀念之意。
何炼成
我的家庭
1 9 2 8 年5 月2 日，我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金刚乡何家村的一个小资产家庭。我的高祖父德肇公在乾隆年间参加科举考试，成为举人，曾祖父向荣公在同治年间中进士，祖父火耕公在光绪年间考中秀才。可算是“三代书香”之家。但他们都未出去做官，而是在家乡开馆授徒，间或行医济众，颇得乡人好评。我外祖父也是书香之家，也曾开馆授徒。我小时候曾在外婆家攻读“四书”两年，为后来攻读国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的祖父对我的影响很大，他的清高思想对我影响至深。他一生中曾有几次外出做官的机会，但都被他谢绝或拒绝了。据我所知，1 9 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在京师发起“维新变法”运动时，湖南省带头响应，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他的一些同学（同科中秀才者）约他到省城（长沙）办洋务，他婉言谢绝了，回复说：“‘维新变法’我赞同，但要我到省城当官不愿意，还是在家乡办学，做点实际工作为好。”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占领了长沙、浏阳等城市，敌伪政府要我祖父出任县维持会长，被他坚决拒绝，而是跟随地方游击队进山打游击，教导子孙们千万不能当亡国奴，更不能当汉奸。
祖父对“四书五经”非常熟习，经常口中念念有词、背诵如流。我记得他经常念的是下面几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可见他是一个正统的孔孟之徒。他也经常吟诗作对，尤喜唐宋诗词，经常吟诵杜甫的“三吏”“三别”，李白的豪放诗篇，苏轼的“大江东去”等。
我的父亲杶台，2 0 岁起经商，后生意亏本，弃商从戎。1 9 3 8 年8 月5 日在狙击日寇进攻庐山的战役中负伤成残，后退职回老家重操旧业，在一个小市镇上做布匹生意，建国后在公私合营中成为社会主义商业企业，1 9 8 8 年病逝，享年8 4 岁。
我的母亲姓刘，在娘家没有取名，因为她在娘家1 0 多个姐妹中排行老四，人称四姑娘。嫁到我家后取名刘辉煌，却也很少有人这样叫。我母亲虽然没有上过学，但能背诵很多诗，包括一些边塞诗，如：“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等。因为我父亲从军常年在外，她吟这些边塞诗是寄托忧思，当时我和两个姐姐都理解不了母亲这种心情，还经常笑她，她也只是一笑了之，对我们姐弟宠爱有加。
母亲虽然未进过洋学堂，但也是出身书香之家的大家闺秀，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对我有些溺爱，但对我的学习却管得很严，经常激励我好好读书，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同时也可以光耀门庭，留名后世。这是我当时用功学习的直接动力，也为我后来在学术上取得成就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因此我对母亲充满了崇敬和感激之情。
但令人遗憾的是，1 9 9 0 年母亲刚满9 0 岁就不幸去世，据说她临终时还不时地发问：“炼成回来了没有？”最终带着这个遗憾离开了人世。作为母亲最钟爱的儿子，没能给母亲送终，母子做最后的道别，是做儿子最大的不孝，是不可弥补的过失，令人抱憾终身。
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是在兵荒马乱、国难当头时期度过的。
5 岁以前的情况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只记得5 岁半的时候，母亲把我送到何氏族小菁华小学学习，我们启蒙的老师叫赖邦隆先生，他对我们班管得很严，一不小心就要挨他的板子。因此，学生都很怕他，但也培养了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精神。我们班同学的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受到学校领导的多次表扬。
1 9 3 7 年秋，我考上高小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了，为了防止日本鬼子的空袭，我们高级小学临时搬到山中的一所寺庙里去办学。在深山中待了一年半以后，抗日战争局势暂处于相持阶段，学校也搬回了金刚头市镇上面，教学秩序逐步走上了正轨。
不平凡的中学时代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我们浏阳的邻县礼陵度过的。礼陵湘东中学在湘东地区名气最大，名师最多，条件最好，因此我不辞劳苦，徒步9 0 华里到礼陵县城去赴考，结果考上了，开始了6 年漫长的中学生活。
湘东中学坐落在县城的东门内，县城中心是座文庙（即孔子庙），庙前有个大操场，成为我们学生经常运动的地方。校长张伯兰是著名教育家，担任湘东中学校长数1 0 年，是湖南省著名中学校长之一。他的办学特点是：一、千方百计筹集办学资金；二、聘请有名的教师。就在我上高中的3 年中，他就先后从省内外聘请了十几位名教师，如从江西萍乡聘来的肖项平老师，从长沙聘来的杨伯峻老师，从北平聘来的宋家修老师，从衡阳聘来的向志民老师，从江西聘来的修古藩老师，从长沙聘来的张锡侯老师，从江浙聘来的王彦如老师，甚至从印尼聘来一名华侨教我们英语。现将我对这些老师印象最深的其人其事介绍如后：
肖项平老师是江西萍乡上栗市人，离我的老家只有十几里路，翻过一座山就到了。据说他在美国留学8 年，“七七”事变后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留在家乡做党的地下工作，曾任湘赣边区特委委员，被派往湘东中学开展工作。担任过我们的班主任，教我们高中部各班的英语，对我们要求很严，特别强调口语和写作。记得有一次我写英语作文时，照抄罗斯福发表的关于“四大自由”那一段，受到肖老师严肃的批评，并批示重做。从此，我的英语大有长进，打下比较好的基础，以至于在新中国成立后停学英语4 0 年，到1 9 8 6 年赴美国西密歇根大学讲学时，很快就能用英语进行教学。
杨伯峻老师是我国著名国学家和文学家杨树达老先生的侄子，当时教我们高中部的国文，特别是古汉语的教学，这为我后来学习古代经济论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杨老师对古文的讲解深入浅出，妙趣横生，令人百听不厌，永不忘怀。特别是他对我们的作业要求很严，每篇都仔细批改，最后并附评语。例如，对我写的《国共两党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奋斗致国共两党的信》一文，杨老师的批阅是“堂堂之鼓，阵阵之旗，理明且顺，辞厉而危”。虽然这篇文章的具体内容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是根据当时的形势还是言之成理的，虽然文中某些观点杨老师不一定完全同意，但是他从总体上给予了肯定。这件事教育了我对待学生的文章不能求全责备，不能要求与老师的观点完全一致，只要能“言之成理”就行了。
大转变的时代
这是指新中国成立前后几年从1 9 4 7年至1 9 5 1 年，也是我的大学时代。
1 9 4 7 年7 月我从湘东中学毕业后，与同班同学数人赴南京、上海考大学。按照当时的教育制度，各高等学校都是自己招生，各自录取，而且考试的时间各不相同，因此考生可以报考几所大学。我当时就在南京、上海两地先后报考了北大、复旦、武汉、英士、朝阳法学院等五所大学，除北大以外均被录取。由于武大离家较近，是当时全国五大名校之一，特别是其经济系很有名气，毕业后可以到资源委员会去工作，还可能有出国留学的机会，因此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武大经济系，从而开始了我的四年大学生涯。
1 9 4 7 年9 月，我身穿粗布学生装，带着上中学时用的人造皮革箱子，进入了环境优美的珞珈山，真好比刘姥姥进大观园。
西北大学第八届“何炼成奖”颁奖仪式。
我们进校后的第一年，虽然学生运动在进一步发展，但学校正常的教育活动也继续进行着。我们经济系1 9 4 5 年抗战胜利从四川乐山又迁回武汉后，聘请了以刘秉麟、杨端六为代表的一批老经济学家，又从美国哈佛大学聘请了以张培刚、刘涤源、谭崇台、吴纪先、朱景尧和李崇淮为代表的中青年经济学家，组成以张培刚教授为系主任的教授集团，堪与当时北大经济系的教授阵容媲美。
张培刚教授一上任就大胆改革过去的教学内容，并直接用英语给我们讲西方经济学，采用当时比较有名的班亨所著经济学为基本教材，他第一堂课就给我们介绍了当时西方经济学界比较流行的数十本参考书，要我们自己去找来阅读。这一下子把我们镇住了，心想这门课学不下去了，但又是一个主要的基础课不学不行，怎么办？我就利用在高中时打下的那点基础，买了一本新的英汉四用字典，在老师讲课前把文法和生字写出来，这样听课时就基本上听懂了。经过1 年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原文书，听课也不费力了。时隔4 0 年，在1 9 8 6 年我去美国西密歇根大学讲学时，虽然4 0 年间很少用英语，但还是能对付过来，这不能不感谢张老师用英语教书带来的好处。
张老师的教学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采取启发式教学，提倡学生独立思考，畅谈自己的观点，甚至和自己不同的观点。我记得一次他介绍庞巴维克等人的边际效用价值论的观点时，引用了农民如何在1 年中支配五袋谷物的例子来说明“一件物品的价值是由它的边际效用量来决定的”。当时一位同学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价值是由劳动量决定的。张老师当时并未否定这种观点，认为可以继续讨论，可见他对学生不同意见的理解和尊重。张老师这种民主的教学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近2 0 多年来我在教学中取得一些成绩，是同实行对学生的民主态度分不开的。进入大学二年级时，由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统区则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引起了人民的不满。
在革命氛围日益高涨的形势下，我深刻感到参加革命组织、投身革命运动的必要。于1 9 4 8 年1 月初回到湖南，途径礼陵时到母校湘东中学找肖项平老师请教，他大力支持我们的想法，并指示我速回浏阳老家成立地下组织，以便将来迎接解放。
1 9 4 8 年年初我从老家回到武汉大学后，立即投入了武汉地下党所领导的各项学生运动。黎明前的黑暗时期，对地下组织的成员来说，一方面面临着国民党的迫害，使我们提心吊胆；另一方面由于地下党同志的领导和同志们互相关怀和团结，特别是全国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对我们是最大的鼓舞，使我们充满喜悦的心情，去迎接各种考验。在当时的形势下，为了革命胜利而英勇牺牲绝不是哗众取宠，而看成是人生最大的幸福，这大概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所致。
1 9 4 9 年以后，随着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革命已处于大转变的关头，可是敌人还在做垂死挣扎。武汉地下党及时采取了有效对策，将一部分经常出头露面的同志隐蔽起来，再加上解放军南下部队采取从武汉南面包围敌军的策略，迫使敌人提前撤退，武汉解放了。
1 9 4 9 年1 0 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发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庄严宣告，使我们这几年来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热泪盈眶，至今不能忘怀。
根据我的长期申请，加上解放前后我在革命活动中的表现，法学院党总支认为我已具备共产党员的条件，决定吸收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我就一直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到现在已经整整过了半个世纪。
1 9 5 1 年上半年，我们班面临着毕业，这是全国解放后第一届正式毕业的大学生，因此国家高教部十分重视，决定实行全国统一分配。分配前，以各大区为单位，将应届毕业生集中到大区所在地进行培训，强调要服从统一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自己填的志愿是到大西北，组织上同意了我的要求，并要张慜同志和我带队去西安，同时分配去西北的共2 0 多人。我们于1 9 5 1 年7 月初来到西安，西北局人事部负责同志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并安排在西安当时最好的大金台旅馆住下，接着安排我们参观西安文物古迹，晚上招待我们看秦腔。过了约半个月，我们的分配方案最终确定，我被分配到西北大学任教，1 9 5 1 年7 月3 0 日到西北大学报道。
从此一待就是5 0 多年，西安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西北大学成了我的新家。
扎根西北5 0 年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5 0 年，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高潮迭起的5 0 年，也是曲折前进的5 0 年。在这5 0 年中，我作出一些成绩，也存在不少问题；既受过多次表扬，也挨过不少批评甚至批判；经历了各样风风雨雨，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度过了我一生的黄金时代。
一、火红的5 0 年代
1 9 5 1 年7 月3 0 日，我背着一个小背包，提着一口破旧的人造革箱子，只身来到西北大学。一进西北大学北门，面对这种荒凉简陋的校区发呆了。低矮的平房（当时没有一座楼房），灰不溜秋的墙砖房瓦，最大的一座房屋就是大礼堂（据说还是东北大学迁来西安时盖的，张学良将军任校长时在这里作过报告，现作为文物古迹保护）。我们年轻助教的住房就在大礼堂西边的几排平房中，每房住两个人。没有公共厕所，晚上起夜要走很长一段路去方便，当时也没有自来水，只有一个用手压的抽水井，几十个人共用这口井，每天早晚都要排队打水。再往南走，就是教授和校领导们住的房子，也都是旧的砖瓦平房，只是间数较多，房子较大而已。办公的地方也不像样，校长办公室就在大礼堂东边的两间厢房中，我们经济系的办公室是在一间破旧的房子里，化学系的实验室也是几间简陋的平房。当时我心想，这哪里像个大学，也些许动摇了我扎根西北的信心和决心。
当时中央派来的侯外庐校长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对我们这些青年助教非常关心和爱护，经常督促我们刻苦学习，争取早日成才，挑起建设新西北大学的任务。他经常教导我们，要安心在西北地区工作，西北现在虽然很落后，但将来一定会好起来，我们能参加大西北的建设，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他还告诫我们，做学问就必须下苦功夫，要有坚强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意志，要有“做学问就像吃生猪肉”的精神，才能学有所成。正是在侯校长的感召下，我逐渐安下心来，逐步适应了这里的人文地理环境，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
《光明日报》的报道
首先，我被分配到西北大学财经学院担任助教，报到后袁若愚老院长要我把新留下的1 0 位助教组织起来，先搞好学院的教学准备工作，我具体负责经济系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准备工作；由于我是当时学院唯一的年轻共产党员，西北大学党总支又交给我在学校发展党员的工作。在双重任务的压力下，我只有加强与青年助教同志的联系，经常召开助教会，讨论有关教学和国内外大事，俨然成了一个“助教头”，我同他们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友谊，为后来开展教学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经过半年左右的准备，我们这批助教大多数走上了教学一线，而且教学效果良好。同时，在校党总支的具体指导下，在学院青年教师和学生中发展了第一批党员，建立了党支部，为西北大学财经学院的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使它成为5 0 年代西北大学一个光辉的亮点，培养了数千名财经工作干部。他们活跃在全国各地财经战线，不少同学成为优秀人才，有的还成为经济专家和党政领导。
正当我们投入紧张的教学工作的时候，党中央决定在全国进行土地改革，并号召高等学校的师生下乡参加，西北大学党总支积极组织了这一工作，发动师生报名，组成数十人的土改工作团，赴汉中地区参加土改。
大概是1 9 5 2 年1 0 月初，我们土改工作团一行数十人，分乘2 辆大蓬汽车从宝鸡出发。途经秦岭入口处参观了张良庙，这是后人为纪念这位西汉开国谋士而建立的，充分体现了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参观毕，又乘车在秦岭简易公路上继续南行，沿途秋光明媚，鸟语花香，令人陶醉。
行至马道村时，溪水上涨把小桥冲坏了。人和车被阻，只有在一家小饭店住下，男女挤在三间小屋中和衣而眠。第二天清早起来，太阳出来了，到外面散步时见到小溪边上有块小石碑，上书：“萧何月下追韩信处”，原来此处是一个有名的古迹，这两位英豪留下的佳绩又给后人留下了多少激励，多少启迪。
早饭后乘车继续南行，出褒斜道口时，但见汉代以来开凿的古栈道依稀可见，有一段还在继续使用，这使我想起了当年刘邦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和诸葛亮“六出祁山”的良策。车出秦岭南口时，汉中盆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到汉中专区招待所住下，在这里集训一周。
经历了土改，1 9 5 3 年年初返校后，不久便接到参加马列主义学习班学习两年的通知，这是当时西北局为了培训西北地区高校马列主义教师而举办的。第一期共招收4 0 多人，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专业，分别由张宣、茹季扎、郭琦三位教师讲授。这是三位老干部，也是从延安来的教育家，他们的讲授受到学员们的欢迎，使我们受到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启蒙教育，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经过一年半的学习，我被批准参加中共中央马列学院理论班的考试。出了1 0 0 道题，考了一整天，我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于1 9 5 3 年国庆后第一次进京入学。当时的校址就在颐和园对面的几栋两层楼的房子内，条件比较简陋，但政治待遇和教学要求很高，学员一般是县团级以上的干部，教师主要是苏联专家。给我们班教政治经济学的是苏共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佐托夫教授，他给我们讲授《资本论》，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他用一些简单的图表来表达一些深奥的道理，使我受益终身，我在后来《资本论》教学中经常引用，收到良好的效果。
1 9 5 6 年年初，党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我们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也制定了向科学进军的计划。我决定从近代开始，先研究孙中山和谭嗣同的经济思想，先后写成了《试论孙中山的社会经济思想》和《谭嗣同经济思想概论》两文，前文发表在《西北大学学报》1 9 5 7 年第2 期上，后文发表在西北大学建校4 5 周年校庆文集上，可以说我的两篇处女作达到了当时我国经济思想史学界同类研究的先进水平。接着于1 9 5 9 年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试论孟子、墨经中的价格观》一文，对胡寄窗、张鱼等老专家认为我国古代思想家已具有了价值观念，有人甚至认为明代的邱浚已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对此我提出了异议，认为我国古代思想家只有价格观而无价值观，更谈不上劳动价值论的观点。我的观点得到了我国经济思想史学界多数人赞同。
二、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指引下，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从而开始了一个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强调科学技术是最重要的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要建设一支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的讲话，为我国知识分子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我国的科学研究迎来了万紫千红的春天。当时，我虽然已进入“知天命”之年，但仍能搭上这班改革开放的列车，作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贡献。
首先，我组织原马列主义教研室的8 位政治经济学教师，恢复了停止招生2 0 年的经济学专业，七七级招收4 9 人，七八级招收5 0 人。他们踏进大学之门后，都如饥似渴地刻苦学习，毕业以后基本上个个成才，一部分人还脱颖而出，成为全国知名的中青年经济学家（如魏杰、张维迎、刘世锦）等，还有少数成为著名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为西北大学争得了名誉，为经济管理学院树立了品牌，使学院成立1 5年后跻身全国经济学科的前1 0 名，被誉为“青年经济学家的摇篮”。
何炼成（右）获第1 3 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改革开放的2 0 多年来，也是我的科研成果丰收的年代，先后出版专著1 2 本，主编教材和丛书3 0 多本，发表经济论文共5 0 0 多篇，获国家图书奖3 次（参编书），部省级奖2 0 多项。在生产劳动论、劳动价值论、市场经济论、国有制改革论、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中国发展经济与西部经济发展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创造性观点，受到我国经济学界的重视。
我近4 0 年来的研究轨迹，从生产劳动论、劳动价值论、市场经济论、所有制结构论、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中国发展经济学到西部大开发，这些成果的代表作，已登在《何炼成选集》《何炼成文集》《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和认识》《社会主义劳动新论》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等五本专著中。
夕阳无限好，晚霞映满天。我今年七十有三，根据我当前的身体状况，自信活到八十四不成问题。我现在还有多种社会工作和学术活动，除担任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和陕西省西部发展研究院院长之外，还在国内2 0 多所大学和日本、美国、德国4 所大学分别担任兼职教授和客座教授。我认为，只有不断深入实际，积极开展学术活动，才能逐步加深对经济学原理的创新认识。在未来的1 0 年中，我争取再取得新成绩，无愧于我们这一伟大时代和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誓言。
（本文有删节）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
|
语音播报：
|
何炼成，1 9 2 8 年出生，湖南浏阳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中国发展经济学奠基人之一，全国劳动模范、“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获得者、陕西省首届社科名家，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因病医治无效，于2 0 2 2 年6 月1 8 日在西安逝世，享年9 5 岁。本报特摘录原载于《经济学家之路》第三辑何炼成先生的回忆文章，谨致怀念之意。
何炼成
我的家庭
1 9 2 8 年5 月2 日，我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金刚乡何家村的一个小资产家庭。我的高祖父德肇公在乾隆年间参加科举考试，成为举人，曾祖父向荣公在同治年间中进士，祖父火耕公在光绪年间考中秀才。可算是“三代书香”之家。但他们都未出去做官，而是在家乡开馆授徒，间或行医济众，颇得乡人好评。我外祖父也是书香之家，也曾开馆授徒。我小时候曾在外婆家攻读“四书”两年，为后来攻读国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的祖父对我的影响很大，他的清高思想对我影响至深。他一生中曾有几次外出做官的机会，但都被他谢绝或拒绝了。据我所知，1 9 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在京师发起“维新变法”运动时，湖南省带头响应，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他的一些同学（同科中秀才者）约他到省城（长沙）办洋务，他婉言谢绝了，回复说：“‘维新变法’我赞同，但要我到省城当官不愿意，还是在家乡办学，做点实际工作为好。”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占领了长沙、浏阳等城市，敌伪政府要我祖父出任县维持会长，被他坚决拒绝，而是跟随地方游击队进山打游击，教导子孙们千万不能当亡国奴，更不能当汉奸。
祖父对“四书五经”非常熟习，经常口中念念有词、背诵如流。我记得他经常念的是下面几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可见他是一个正统的孔孟之徒。他也经常吟诗作对，尤喜唐宋诗词，经常吟诵杜甫的“三吏”“三别”，李白的豪放诗篇，苏轼的“大江东去”等。
我的父亲杶台，2 0 岁起经商，后生意亏本，弃商从戎。1 9 3 8 年8 月5 日在狙击日寇进攻庐山的战役中负伤成残，后退职回老家重操旧业，在一个小市镇上做布匹生意，建国后在公私合营中成为社会主义商业企业，1 9 8 8 年病逝，享年8 4 岁。
我的母亲姓刘，在娘家没有取名，因为她在娘家1 0 多个姐妹中排行老四，人称四姑娘。嫁到我家后取名刘辉煌，却也很少有人这样叫。我母亲虽然没有上过学，但能背诵很多诗，包括一些边塞诗，如：“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等。因为我父亲从军常年在外，她吟这些边塞诗是寄托忧思，当时我和两个姐姐都理解不了母亲这种心情，还经常笑她，她也只是一笑了之，对我们姐弟宠爱有加。
母亲虽然未进过洋学堂，但也是出身书香之家的大家闺秀，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对我有些溺爱，但对我的学习却管得很严，经常激励我好好读书，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同时也可以光耀门庭，留名后世。这是我当时用功学习的直接动力，也为我后来在学术上取得成就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因此我对母亲充满了崇敬和感激之情。
但令人遗憾的是，1 9 9 0 年母亲刚满9 0 岁就不幸去世，据说她临终时还不时地发问：“炼成回来了没有？”最终带着这个遗憾离开了人世。作为母亲最钟爱的儿子，没能给母亲送终，母子做最后的道别，是做儿子最大的不孝，是不可弥补的过失，令人抱憾终身。
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是在兵荒马乱、国难当头时期度过的。
5 岁以前的情况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只记得5 岁半的时候，母亲把我送到何氏族小菁华小学学习，我们启蒙的老师叫赖邦隆先生，他对我们班管得很严，一不小心就要挨他的板子。因此，学生都很怕他，但也培养了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精神。我们班同学的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受到学校领导的多次表扬。
1 9 3 7 年秋，我考上高小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了，为了防止日本鬼子的空袭，我们高级小学临时搬到山中的一所寺庙里去办学。在深山中待了一年半以后，抗日战争局势暂处于相持阶段，学校也搬回了金刚头市镇上面，教学秩序逐步走上了正轨。
不平凡的中学时代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我们浏阳的邻县礼陵度过的。礼陵湘东中学在湘东地区名气最大，名师最多，条件最好，因此我不辞劳苦，徒步9 0 华里到礼陵县城去赴考，结果考上了，开始了6 年漫长的中学生活。
湘东中学坐落在县城的东门内，县城中心是座文庙（即孔子庙），庙前有个大操场，成为我们学生经常运动的地方。校长张伯兰是著名教育家，担任湘东中学校长数1 0 年，是湖南省著名中学校长之一。他的办学特点是：一、千方百计筹集办学资金；二、聘请有名的教师。就在我上高中的3 年中，他就先后从省内外聘请了十几位名教师，如从江西萍乡聘来的肖项平老师，从长沙聘来的杨伯峻老师，从北平聘来的宋家修老师，从衡阳聘来的向志民老师，从江西聘来的修古藩老师，从长沙聘来的张锡侯老师，从江浙聘来的王彦如老师，甚至从印尼聘来一名华侨教我们英语。现将我对这些老师印象最深的其人其事介绍如后：
肖项平老师是江西萍乡上栗市人，离我的老家只有十几里路，翻过一座山就到了。据说他在美国留学8 年，“七七”事变后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留在家乡做党的地下工作，曾任湘赣边区特委委员，被派往湘东中学开展工作。担任过我们的班主任，教我们高中部各班的英语，对我们要求很严，特别强调口语和写作。记得有一次我写英语作文时，照抄罗斯福发表的关于“四大自由”那一段，受到肖老师严肃的批评，并批示重做。从此，我的英语大有长进，打下比较好的基础，以至于在新中国成立后停学英语4 0 年，到1 9 8 6 年赴美国西密歇根大学讲学时，很快就能用英语进行教学。
杨伯峻老师是我国著名国学家和文学家杨树达老先生的侄子，当时教我们高中部的国文，特别是古汉语的教学，这为我后来学习古代经济论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杨老师对古文的讲解深入浅出，妙趣横生，令人百听不厌，永不忘怀。特别是他对我们的作业要求很严，每篇都仔细批改，最后并附评语。例如，对我写的《国共两党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奋斗致国共两党的信》一文，杨老师的批阅是“堂堂之鼓，阵阵之旗，理明且顺，辞厉而危”。虽然这篇文章的具体内容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是根据当时的形势还是言之成理的，虽然文中某些观点杨老师不一定完全同意，但是他从总体上给予了肯定。这件事教育了我对待学生的文章不能求全责备，不能要求与老师的观点完全一致，只要能“言之成理”就行了。
大转变的时代
这是指新中国成立前后几年从1 9 4 7年至1 9 5 1 年，也是我的大学时代。
1 9 4 7 年7 月我从湘东中学毕业后，与同班同学数人赴南京、上海考大学。按照当时的教育制度，各高等学校都是自己招生，各自录取，而且考试的时间各不相同，因此考生可以报考几所大学。我当时就在南京、上海两地先后报考了北大、复旦、武汉、英士、朝阳法学院等五所大学，除北大以外均被录取。由于武大离家较近，是当时全国五大名校之一，特别是其经济系很有名气，毕业后可以到资源委员会去工作，还可能有出国留学的机会，因此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武大经济系，从而开始了我的四年大学生涯。
1 9 4 7 年9 月，我身穿粗布学生装，带着上中学时用的人造皮革箱子，进入了环境优美的珞珈山，真好比刘姥姥进大观园。
西北大学第八届“何炼成奖”颁奖仪式。
我们进校后的第一年，虽然学生运动在进一步发展，但学校正常的教育活动也继续进行着。我们经济系1 9 4 5 年抗战胜利从四川乐山又迁回武汉后，聘请了以刘秉麟、杨端六为代表的一批老经济学家，又从美国哈佛大学聘请了以张培刚、刘涤源、谭崇台、吴纪先、朱景尧和李崇淮为代表的中青年经济学家，组成以张培刚教授为系主任的教授集团，堪与当时北大经济系的教授阵容媲美。
张培刚教授一上任就大胆改革过去的教学内容，并直接用英语给我们讲西方经济学，采用当时比较有名的班亨所著经济学为基本教材，他第一堂课就给我们介绍了当时西方经济学界比较流行的数十本参考书，要我们自己去找来阅读。这一下子把我们镇住了，心想这门课学不下去了，但又是一个主要的基础课不学不行，怎么办？我就利用在高中时打下的那点基础，买了一本新的英汉四用字典，在老师讲课前把文法和生字写出来，这样听课时就基本上听懂了。经过1 年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原文书，听课也不费力了。时隔4 0 年，在1 9 8 6 年我去美国西密歇根大学讲学时，虽然4 0 年间很少用英语，但还是能对付过来，这不能不感谢张老师用英语教书带来的好处。
张老师的教学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采取启发式教学，提倡学生独立思考，畅谈自己的观点，甚至和自己不同的观点。我记得一次他介绍庞巴维克等人的边际效用价值论的观点时，引用了农民如何在1 年中支配五袋谷物的例子来说明“一件物品的价值是由它的边际效用量来决定的”。当时一位同学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价值是由劳动量决定的。张老师当时并未否定这种观点，认为可以继续讨论，可见他对学生不同意见的理解和尊重。张老师这种民主的教学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近2 0 多年来我在教学中取得一些成绩，是同实行对学生的民主态度分不开的。进入大学二年级时，由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统区则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引起了人民的不满。
在革命氛围日益高涨的形势下，我深刻感到参加革命组织、投身革命运动的必要。于1 9 4 8 年1 月初回到湖南，途径礼陵时到母校湘东中学找肖项平老师请教，他大力支持我们的想法，并指示我速回浏阳老家成立地下组织，以便将来迎接解放。
1 9 4 8 年年初我从老家回到武汉大学后，立即投入了武汉地下党所领导的各项学生运动。黎明前的黑暗时期，对地下组织的成员来说，一方面面临着国民党的迫害，使我们提心吊胆；另一方面由于地下党同志的领导和同志们互相关怀和团结，特别是全国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对我们是最大的鼓舞，使我们充满喜悦的心情，去迎接各种考验。在当时的形势下，为了革命胜利而英勇牺牲绝不是哗众取宠，而看成是人生最大的幸福，这大概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所致。
1 9 4 9 年以后，随着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革命已处于大转变的关头，可是敌人还在做垂死挣扎。武汉地下党及时采取了有效对策，将一部分经常出头露面的同志隐蔽起来，再加上解放军南下部队采取从武汉南面包围敌军的策略，迫使敌人提前撤退，武汉解放了。
1 9 4 9 年1 0 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发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庄严宣告，使我们这几年来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热泪盈眶，至今不能忘怀。
根据我的长期申请，加上解放前后我在革命活动中的表现，法学院党总支认为我已具备共产党员的条件，决定吸收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我就一直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到现在已经整整过了半个世纪。
1 9 5 1 年上半年，我们班面临着毕业，这是全国解放后第一届正式毕业的大学生，因此国家高教部十分重视，决定实行全国统一分配。分配前，以各大区为单位，将应届毕业生集中到大区所在地进行培训，强调要服从统一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自己填的志愿是到大西北，组织上同意了我的要求，并要张慜同志和我带队去西安，同时分配去西北的共2 0 多人。我们于1 9 5 1 年7 月初来到西安，西北局人事部负责同志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并安排在西安当时最好的大金台旅馆住下，接着安排我们参观西安文物古迹，晚上招待我们看秦腔。过了约半个月，我们的分配方案最终确定，我被分配到西北大学任教，1 9 5 1 年7 月3 0 日到西北大学报道。
从此一待就是5 0 多年，西安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西北大学成了我的新家。
扎根西北5 0 年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5 0 年，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高潮迭起的5 0 年，也是曲折前进的5 0 年。在这5 0 年中，我作出一些成绩，也存在不少问题；既受过多次表扬，也挨过不少批评甚至批判；经历了各样风风雨雨，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度过了我一生的黄金时代。
一、火红的5 0 年代
1 9 5 1 年7 月3 0 日，我背着一个小背包，提着一口破旧的人造革箱子，只身来到西北大学。一进西北大学北门，面对这种荒凉简陋的校区发呆了。低矮的平房（当时没有一座楼房），灰不溜秋的墙砖房瓦，最大的一座房屋就是大礼堂（据说还是东北大学迁来西安时盖的，张学良将军任校长时在这里作过报告，现作为文物古迹保护）。我们年轻助教的住房就在大礼堂西边的几排平房中，每房住两个人。没有公共厕所，晚上起夜要走很长一段路去方便，当时也没有自来水，只有一个用手压的抽水井，几十个人共用这口井，每天早晚都要排队打水。再往南走，就是教授和校领导们住的房子，也都是旧的砖瓦平房，只是间数较多，房子较大而已。办公的地方也不像样，校长办公室就在大礼堂东边的两间厢房中，我们经济系的办公室是在一间破旧的房子里，化学系的实验室也是几间简陋的平房。当时我心想，这哪里像个大学，也些许动摇了我扎根西北的信心和决心。
当时中央派来的侯外庐校长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对我们这些青年助教非常关心和爱护，经常督促我们刻苦学习，争取早日成才，挑起建设新西北大学的任务。他经常教导我们，要安心在西北地区工作，西北现在虽然很落后，但将来一定会好起来，我们能参加大西北的建设，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他还告诫我们，做学问就必须下苦功夫，要有坚强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意志，要有“做学问就像吃生猪肉”的精神，才能学有所成。正是在侯校长的感召下，我逐渐安下心来，逐步适应了这里的人文地理环境，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
《光明日报》的报道
首先，我被分配到西北大学财经学院担任助教，报到后袁若愚老院长要我把新留下的1 0 位助教组织起来，先搞好学院的教学准备工作，我具体负责经济系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准备工作；由于我是当时学院唯一的年轻共产党员，西北大学党总支又交给我在学校发展党员的工作。在双重任务的压力下，我只有加强与青年助教同志的联系，经常召开助教会，讨论有关教学和国内外大事，俨然成了一个“助教头”，我同他们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友谊，为后来开展教学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经过半年左右的准备，我们这批助教大多数走上了教学一线，而且教学效果良好。同时，在校党总支的具体指导下，在学院青年教师和学生中发展了第一批党员，建立了党支部，为西北大学财经学院的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使它成为5 0 年代西北大学一个光辉的亮点，培养了数千名财经工作干部。他们活跃在全国各地财经战线，不少同学成为优秀人才，有的还成为经济专家和党政领导。
正当我们投入紧张的教学工作的时候，党中央决定在全国进行土地改革，并号召高等学校的师生下乡参加，西北大学党总支积极组织了这一工作，发动师生报名，组成数十人的土改工作团，赴汉中地区参加土改。
大概是1 9 5 2 年1 0 月初，我们土改工作团一行数十人，分乘2 辆大蓬汽车从宝鸡出发。途经秦岭入口处参观了张良庙，这是后人为纪念这位西汉开国谋士而建立的，充分体现了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参观毕，又乘车在秦岭简易公路上继续南行，沿途秋光明媚，鸟语花香，令人陶醉。
行至马道村时，溪水上涨把小桥冲坏了。人和车被阻，只有在一家小饭店住下，男女挤在三间小屋中和衣而眠。第二天清早起来，太阳出来了，到外面散步时见到小溪边上有块小石碑，上书：“萧何月下追韩信处”，原来此处是一个有名的古迹，这两位英豪留下的佳绩又给后人留下了多少激励，多少启迪。
早饭后乘车继续南行，出褒斜道口时，但见汉代以来开凿的古栈道依稀可见，有一段还在继续使用，这使我想起了当年刘邦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和诸葛亮“六出祁山”的良策。车出秦岭南口时，汉中盆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到汉中专区招待所住下，在这里集训一周。
经历了土改，1 9 5 3 年年初返校后，不久便接到参加马列主义学习班学习两年的通知，这是当时西北局为了培训西北地区高校马列主义教师而举办的。第一期共招收4 0 多人，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专业，分别由张宣、茹季扎、郭琦三位教师讲授。这是三位老干部，也是从延安来的教育家，他们的讲授受到学员们的欢迎，使我们受到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启蒙教育，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经过一年半的学习，我被批准参加中共中央马列学院理论班的考试。出了1 0 0 道题，考了一整天，我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于1 9 5 3 年国庆后第一次进京入学。当时的校址就在颐和园对面的几栋两层楼的房子内，条件比较简陋，但政治待遇和教学要求很高，学员一般是县团级以上的干部，教师主要是苏联专家。给我们班教政治经济学的是苏共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佐托夫教授，他给我们讲授《资本论》，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他用一些简单的图表来表达一些深奥的道理，使我受益终身，我在后来《资本论》教学中经常引用，收到良好的效果。
1 9 5 6 年年初，党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我们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也制定了向科学进军的计划。我决定从近代开始，先研究孙中山和谭嗣同的经济思想，先后写成了《试论孙中山的社会经济思想》和《谭嗣同经济思想概论》两文，前文发表在《西北大学学报》1 9 5 7 年第2 期上，后文发表在西北大学建校4 5 周年校庆文集上，可以说我的两篇处女作达到了当时我国经济思想史学界同类研究的先进水平。接着于1 9 5 9 年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试论孟子、墨经中的价格观》一文，对胡寄窗、张鱼等老专家认为我国古代思想家已具有了价值观念，有人甚至认为明代的邱浚已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对此我提出了异议，认为我国古代思想家只有价格观而无价值观，更谈不上劳动价值论的观点。我的观点得到了我国经济思想史学界多数人赞同。
二、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指引下，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从而开始了一个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强调科学技术是最重要的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要建设一支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的讲话，为我国知识分子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我国的科学研究迎来了万紫千红的春天。当时，我虽然已进入“知天命”之年，但仍能搭上这班改革开放的列车，作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贡献。
首先，我组织原马列主义教研室的8 位政治经济学教师，恢复了停止招生2 0 年的经济学专业，七七级招收4 9 人，七八级招收5 0 人。他们踏进大学之门后，都如饥似渴地刻苦学习，毕业以后基本上个个成才，一部分人还脱颖而出，成为全国知名的中青年经济学家（如魏杰、张维迎、刘世锦）等，还有少数成为著名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为西北大学争得了名誉，为经济管理学院树立了品牌，使学院成立1 5年后跻身全国经济学科的前1 0 名，被誉为“青年经济学家的摇篮”。
何炼成（右）获第1 3 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改革开放的2 0 多年来，也是我的科研成果丰收的年代，先后出版专著1 2 本，主编教材和丛书3 0 多本，发表经济论文共5 0 0 多篇，获国家图书奖3 次（参编书），部省级奖2 0 多项。在生产劳动论、劳动价值论、市场经济论、国有制改革论、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中国发展经济与西部经济发展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创造性观点，受到我国经济学界的重视。
我近4 0 年来的研究轨迹，从生产劳动论、劳动价值论、市场经济论、所有制结构论、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中国发展经济学到西部大开发，这些成果的代表作，已登在《何炼成选集》《何炼成文集》《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和认识》《社会主义劳动新论》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等五本专著中。
夕阳无限好，晚霞映满天。我今年七十有三，根据我当前的身体状况，自信活到八十四不成问题。我现在还有多种社会工作和学术活动，除担任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和陕西省西部发展研究院院长之外，还在国内2 0 多所大学和日本、美国、德国4 所大学分别担任兼职教授和客座教授。我认为，只有不断深入实际，积极开展学术活动，才能逐步加深对经济学原理的创新认识。在未来的1 0 年中，我争取再取得新成绩，无愧于我们这一伟大时代和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誓言。
（本文有删节）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