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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入秦讲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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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98期:第04版 视角

鲁迅入秦讲学记

李高田
语音播报: 语音播报

鲁迅画像。

稽史可知,闻名古今的儒教鼻祖孔老夫子周游列国讲学布道,却始终不曾入得西秦;而被人们誉为“新文化旗手”的鲁迅先生,则于1 9 2 4年西扣关门,讲学西安,遍览古都名胜,观赏易俗社秦腔,往返流连于西京道上的雄山丽水,留下不少令人乐道的佳话。

黄河弄险

1 9 2 4 年7 月1 3 日午后,从潼关渡口船上下来了十几个特殊的人,他们便是陕西省府邀请来西安讲学的著名学者和教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桐龄、李顺卿,南开大学教授李济、蒋廷黻、陈定谟,前北京大学理科学长夏浮筠,《晨报》记者孙伏园,京报记者王小隐等。这群人中间,有一位身穿长衫,留着“一”字胡子,脸布烟容的先生。他就是新文学大家鲁迅先生。

回想从陕州(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到潼关这一段水路上的险情,众人都有点后怕,唯独鲁迅先生乐呵呵的,好像不大在乎。

原来这一路交通极不方便,水路尤为艰险。7 月7 日夜,鲁迅一行1 0 余人在北大学生韩城人王捷三陪同下,乘火车从北京西站出发,7月9 日夜抵陕州观音堂车站。

2 0 世纪初,陇海铁路往西只修到这里,虑及豫西一带常有土匪滋扰,鲁迅一行只好弃车登舟,沿黄河逆流而上。上船以后,河上风雨大作,彻夜不息。西安方面派来迎接的省长公署秘书张辛南唯恐发生不测,不时出仓探望水情,惹得船主不高兴,甚至对他发了一通脾气。原来在黄河上行船的人忌讳比较多,怕在危急时刻这样不停进出会惊怒龙王。

直到第二日风雨停息后,船主才告诉张辛南,昨夜船倒退十余里,幸好未倒退到鬼门关(陕州附近黄河中有砥柱山,将黄河分为人、鬼、神三门,船只有从人门中过才可平安)便停住了,否则就没救了,于是一船人欢庆重生。

黄河上的船,大都是民船。这种船,船顶十分低矮,舱内也甚是狭窄,比绍兴三月大户人家上坟用的乌篷船还小。一行人在舱里,卧则屈膝,坐则折腰,立则鞠躬,人人终日抱膝长吟,加之这些人中大多为北方人,不惯于在船上“出恭”,甚是煎熬。而鲁迅先生因为从小生在水乡,也许对坐船早已习惯了,所以不像同船的其他人那样感到难熬,相反,还颇有几分兴致。他每日总是盘腿坐在舱中央,给大家讲故事,逗得众人哄然大笑。

船过了灵宝以后,便驶入古时的函谷。一般人都知道,黄河的河床高出地面,但这是下游的情形,中游并不如此。从这里到潼关一段,平地都比河面高出三五丈,在船中望去,似乎两岸都是高山,其实山顶也是平地。河床非常稳固,既不会泛滥,更不会改道,与下游情势大不相同。人坐在船里,犹如坐在一个长长的匣子里一样,这就是函谷得名的缘由。这一带地形复杂,水路也是如此。自陕州到潼关九十多公里水道,竟走了四天半时间!

1 3 日中午,坐在船上,大老远便可以望见巍峨的潼关城楼了。

油画《三门峡工地》,作者吴作人,中国美术馆藏。

初入潼关

船一入潼关地面,便如同到了江南,不像豫西一带的荒凉萧条。凡北方气温能种植的树木花草,如数丈高的左公柳、一片片的青竹,还有临河池塘上红红白白的荷花,这里到处皆是。但江南的景色,全点染在平面上,高的无非是山,低的无非是水而已,潼关却不同,就是平地上也有许多起伏不平之势,足见其秀色中多了几分雄浑之气。

鲁迅一行走到码头上,早有奉省府令前来迎接的当地驻军等候。他们恭敬殷勤地把鲁迅1 0 余人一一扶上骡车,一声响鞭,一直拉到潼关城内歇息。

洗完脸,喝罢茶,一行人便步出停车场大门,站在城内的象山山坡上,观赏潼关的雄丽景色。只见黄河从朔漠而来,与渭、洛二河交汇,一派浩浩渺渺;南望西岳华山,如通天巨柱拔地而起,直冲云霄;就在这河岳之间,关西大道犹如一根细线,横贯东西;而潼关城则前襟大河,后倚华岳,高踞山头,依巅筑城,虎踞龙盘,气象森罗,真是三秦锁钥,中华天险!众人看了,自是赞叹不已。

这时,有人即兴赋诗,亦有人吟诵古人咏潼关的诗句,如“山势雄三辅,关门扼九州”“连云列战格,飞鸟不能逾”“终古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河流大野犹嫌束,山入潼关不解平”等等。众人一时豪情喷薄,意气风发。

也许一路感受了风寒,鲁迅此时颇感身体不适,甚至腹泻,遂无心观景,只是劝众人说:“待归来时再看吧!”刚巧宴席已备好,有接待人员来请,鲁迅便与众人一道下山。

初见长安

7 月1 4 日晨,鲁迅一行改乘当地驻军的汽车,离开潼关,继续西行。

当天9 时过华阴,南见华岳群峰攒簇,遮天蔽日,三峰高插云表,尤称秀绝,有人不禁惊呼说:“看哉,华山!”还有人吟咏唐人崔颢《行经华阴》的诗句。鲁迅翘首南望,也发出了“啊”的赞叹声,说唐人张乔、郑谷、孟郊亦有赞扬华岳的诗句。一路上,过华县,经渭南,在临潼稍事休息。鲁迅游了华清宫,泡了温泉澡。下午抵达西安,下榻西北大学教员宿舍。

3 年前,军阀刘镇华掌握了陕西军政大权,勒民种烟,横征暴敛,纵兵殃民,陕人多不服。他为了收买人心,便开始施行所谓的“文治”。经过一番筹备,他于1 9 2 3 年在原陕西法政专门学校与李仪祉所办水利道路工程学校基础上重建了国立西北大学,位置在西安东木头市。为扩大影响,从1 9 2 3 年开始,刘镇华让时任西北大学校长的傅铜邀请了一批知名学者前来演讲。这批演讲者中就有康有为,他于1 9 2 3 年1 0 月应邀到西安讲学,演讲1 2 次,停留两个多月。次年,也就是1 9 2 4 年,国立西北大学又开办“暑期学校”,傅铜继续邀请全国著名学者到西安讲学,鲁迅也在邀请之列。

其时,鲁迅在教育部供职,任佥事,分管社会教育工作,相当于处级公务员,同时也在北京大学等院校兼任讲师。这里有一个插曲。此前1 年,也就是1 9 2 3 年7 月,鲁迅、周作人兄弟反目,鲁迅携夫人朱安搬离了八道湾老宅,迁至西三条胡同新家。其实鲁迅最初并不在西安讲学受邀之列。6 月2 8 日,鲁迅访孙伏园时,遇到了和他互有往来的北大学生、《语丝》撰稿人王品青,聊到了西北大学暑期讲学的事情。王品青和时任国立西北大学校长的河南老乡傅桐极熟,也知道鲁迅正在构思历史小说《杨贵妃》,便敦劝鲁迅到西安去一趟。此时鲁迅也有出京散心的愿望,而且他正想给《杨贵妃》小说的创作找点灵感,因此便应允。

王品青立即向西北大学校长傅铜建议邀请鲁迅。数日后,王品青转交了傅铜给鲁迅的正式邀请信。7 月4 日,常和王品青一起拜访鲁迅的陕籍北大学生王捷三,去鲁迅处约定了赴西安讲学的时间。两位北大学生的热情联手,终于促成了鲁迅平生唯一一次的西北之行。

鲁迅一行进西安城前,途经灞桥,曾下车观光一番。灞桥在西安城东,即汉长安东门青门之外,筑于灞水之上,是西京送客折柳赠别之处。诗人们多有吟咏,又有“灞柳风雪”掌故流传于世。此桥长如绍兴之东桥,但却比东桥宽阔,虽是民国初年重修,但却依照原样,所以古气盎然。鲁迅一行观赏了一番,颇为赞叹。

可西安城内远没有了汉唐长安的景象。用孙伏园的话说:“现在的长安城里几乎看不见一点儿唐人的遗迹。只有一点长安差不多家家户户门上都贴诗贴画,上面是四首律诗或四幅山水等类,是别处没有见过的,或者还是唐人的遗风罢!”

阅市淘宝

抵达西安后,由于西北大学尚未筹备完善,鲁迅并未开讲,而是去逛庙和古玩市场。

除了7 月下旬那8 天上课之外,他几乎每天都拉着人“阅市”。就在到西安的当天晚上,他不顾旅途劳累,即偕孙伏园、王桐龄逛附近街市。7 月2 0 日开学那天早上,他逛街买了造像拓片四种十枚后,才去参加开幕式。甚至讲完课当天,虽然下了雷阵雨,但雨一停,他就让孙伏园陪着去南院门市。这段时间,鲁迅的足迹遍及西安孔庙、碑林、大小雁塔、荐福寺、大慈恩寺、南院门、曲江等处。

鲁迅的确是淘古玩的行家。其眼光专业而独到,西安之行,捡漏多多。他先后在博古堂、尊古堂、南院门市、南院门阎甘园家等处购得耀州出土之石刻拓片儿两种(《蔡氏造老君像》四枚、《张僧庙碑》一枚)、乐妓土寓人两枚、四喜镜一枚、魌头(打鬼驱疫的面具)两枚、杂造像拓片四种十枚、小土枭一枚、小土偶人两枚、磁鸠两枚、磁猿首一枚、彩画鱼龙陶瓶一枚、大小弩机(一种机械的射箭装置)五具。

鲁迅的淘宝活动惊动了西安古董商,如尊古堂的“帖贾”便闻讯找上门来,鲁迅从他手上买了《苍公碑》两枚、《大智禅师碑侧画像》两枚、《卧龙寺观音像》一枚。陕西省长刘镇华在送别鲁迅的当天晚上,又送来《颜勤礼碑》十份和《李二曲集》一部。鲁迅在西安买古董共计花费3 2 元,钱并不算多,收获却不小,可谓满载而归。以至于8 月1 2 日夜半抵达北京前门时,税务机关见他所带小古物如此之多,疑为奇货,甚是刁难,费了好一会儿口舌才放行。于是,鲁迅雇了辆车,将这一大堆古董运回家中。

西大讲学

7 月2 1 日,鲁迅在西北大学终于开讲。他讲学的题目是《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听讲的人,除了西北大学学生,还有陕西教育厅通知的各地中小学教员和各县劝学所派来的人,以及自愿报名前来的听众,共有6 0 0 多人。

鲁迅前后共讲8 天,1 2 小时,分别是:7 月2 1日上午和晚上各1 个小时,2 2 日上午和晚上各1个小时,2 3 日上午讲演2 小时,2 4 日到2 6 日酷热难耐,连续3 天都在上午讲演1 小时,2 8 日上下午各讲1 个小时,2 9 日上午讲1 个小时。

鲁迅讲学的效果如何?7 月3 1 日的《新秦日报》做了如下报道:“小说大家鲁迅君(即周树人)……此次来陕虽时日无多,然对于小说方面已灌输不少之新的知识,拟定于日内开一次欢迎会,欢宴周君籍联师生间之情感云。”

西北大学暑期学校自开办以来,媒体的负面报道连篇累牍,诸如讲师口音难懂、讲题过于深奥又无讲义等批评不绝于耳。但这则新闻认为,鲁迅的讲演虽然时间较短,但“对于小说方面,已灌输不少之新的知识”,并且和学生已建立了一定的感情。当时省内不少中小学教员有幸领略了鲁迅的讲演。如华阴县乐育高等小学校长兼教员孟均夫,特地自费到西安亲自聆听了鲁迅的授课。这说明社会对于鲁迅的讲演效果还是较为肯定的。

鲁迅所讲题目《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是纯文学性的,而且又是大家较为熟悉的小说,其能引起听讲者的兴趣,应在情理之中。据当时听过鲁迅演讲的陕西教育文化界著名人士刘依仁回忆:“鲁迅先生的讲演,真如他的文章一样,理论形象化,绝不抽象笼统,举出代表作品,找出恰当例证,具体发挥,没有废话,使听者不厌,并感觉确有独到之处。”

另一位听过鲁迅讲演的西大学生、秦腔剧作家谢迈千说:“鲁迅先生上堂讲演,总是穿着白小纺大衫、黑布裤、黑皮鞋,仪容非常严肃。演讲之前,只在黑板上写个题目,其余一概口讲,说话非常简要,有时也很幽默,偶尔一笑。”

陕西现代教育名人李瘦枝则回忆:“由于鲁迅先生的讲演内容丰富,见解深刻,特别是他在讲演中那种昂扬的战斗精神,感染力很强,不多几天礼堂上即座无虚席,及至讲到唐宋以后,就有不少人争不到座位,站着听讲了。”这些人虽是亲历者,但却是3 0 年后的回忆,未免有记忆误差和夸饰成分。鲁迅的浙江口音以及过于专业的选题,对于文化程度偏低的一般听讲者来说,恐怕和其他讲课的专业学者一样,都有曲高和寡的缺憾。

鲁迅在西安暑期学校讲演结束后,还应刘镇华之邀,在讲武堂给士兵讲小说史半小时。关于鲁迅为什么给讲武堂的士兵也讲小说史,单演义在1 9 5 3 年《鲁迅先生在西安》手稿中引述张辛南的回忆和林辰所引述的孙伏园的观点。张辛南说刘镇华希望鲁迅能讲一个“士兵能了解并觉兴味的题目”。鲁迅回答说:“我向士兵讲说是可以的,但是我要讲的题目仍然是小说史,因为我只会讲小说史。”孙伏园说:“据我所想,小说史之讲法,本来可浅可深,可严正,亦可通俗。”林辰认为,孙伏园此说“最为近理”。然而到1 9 5 7 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鲁迅讲学在西安》中,又增加了王淡如《一段回忆》里的材料:“军阀刘镇华曾经托人示意,请给士兵讲演时调换一下题目,意思是说‘你周树人总不肯给我歌功颂德了么,给士兵打一下气总可以吧’但结果使他这个奢望落了空……刘碰了个软钉子,几乎要马上揪开‘礼贤下士’的假面具的时候,经人劝阻,才隐忍住了。当时的《新秦日报》曾透露了这个‘兼座怒形于色’的消息,还被罚地停了几天刊。”由此得出鲁迅是以此来对抗军阀的论断。

西北大学鲁迅研究专家姜彩燕特意查阅了《新秦日报》1 9 2 4 年7 月到8 月的所有报纸,对有关暑期学校的报道进行逐条抄录,未发现“兼座怒形于色”的报道,而且从7 月中旬到8 月底,《新秦日报》每天都正常出刊,没有出现所谓停刊几日的状况。因此,不难理解在5 0年代的时代语境下,为了突出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斗士形象,有意地夸大了鲁迅与军阀刘镇华之间的对立。其实,事实并非如此。从鲁迅当时的日记可知:7 月2 4 日晚,鲁迅“赴省长公署”参加了酒会。8 月3 日晚,“刘省长在易俗社设宴演剧”为鲁迅等人饯行,并且当夜送来“《颜勤礼碑》十份,《李二曲》一部,杞果、蒲陶(葡萄)、蒺藜、花生各两盒”。可见,刘镇华对鲁迅还是极礼遇的,而鲁迅亦是欣然受之。返京途中,鲁迅因感激刘镇华的热情接待,还特意给刘写了一封答谢信,措辞也颇客气。绝无回忆者所云对军阀金刚怒目式的直接对抗。

结缘“易俗”

鲁迅的这次西安之行,除了讲学、逛街、淘古董,还和易俗社结了缘,留下了一段佳话。

鲁迅与易俗社结缘,主要靠一位绍兴同乡牵线搭桥。这位同乡便是吕南仲。

吕南仲,浙江绍兴人,清末附生。早年至陕,曾任省财政厅股长,临潼、渭南、华县、华阴等县厘金局局长。酷爱秦腔,1 9 1 9 年入易俗社,任社务委员。1 9 2 3 年1 月被选为社长。他擅长编剧,一生编剧数十种。代表剧作为《双锦衣》,为易俗社保留剧目,至今上演不衰。其时,鲁迅等一批学者来西安讲学,吕南仲以易俗社社长、绍兴同乡的身份,邀请鲁迅一行观看其剧作《双锦衣》演出。

对于西安易俗社,鲁迅并不陌生。他在民国教育部任佥事,兼任第一科科长,主管社会教育工作。易俗社亦在其管辖范围内。易俗社自己编演的新剧剧本,送教育部较多,当时鲁迅主管的通俗教育研究会曾为该社颁发过奖状。鲁迅来西安讲学时,正是易俗社庆祝建社1 2 周年之际,他也想去易俗社看演出。恰逢他的绍兴同乡现任易俗社社长,且又满腔热忱地相邀,鲁迅自然是欣然应允。

这次西安之行,鲁迅在2 0 天里就到易俗社看了5 个晚上的戏,可谓与该社缘分不浅。7 月1 6 日晚,在吕南仲社长陪同下,鲁迅一行看了易俗社的看家戏《双锦衣》前本。此剧是吕南仲根据《宋史纪事本末》创作而成,剧中秦腔角色齐全,生、旦、净、丑一一亮相。鲁迅观后意犹未尽,第二天晚上又专程观看了该剧的后本。观后他赞扬吕南仲说:“以绍兴人能热爱陕西秦腔,从事编著秦腔剧本并落户秦腔,很难得!”

7 月1 8 日,鲁迅第三次来到易俗社,在吕南仲陪同下,看了范紫东新编的《大孝传》,过足了戏瘾。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下了“月甚朗”,以表示其愉悦的心情。一周之后的7 月2 6 日,在学生王捷三陪同下,鲁迅第四次到易俗社剧场,观看了高培支新编的《人月圆》。据当时陪鲁迅一同看戏的孙伏园回忆:“鲁迅先生……有欣赏戏剧的能力,因此对易俗社演出的这些节目很感满意。他每次看完演出后,总是给予好评。”8月3 日晚,也就是鲁迅离开西安的前一天当晚,刘镇华在易俗社举办戏曲招待会,为鲁迅等人饯行,鲁迅欣然赴会。戏曲招待会不卖票,观众仅有宾客十几号人,一边吃喝,一边看戏。演员们并不因为人少而草草过场,认真细腻的表演,令鲁迅格外激动。

其实,鲁迅原本是极力反对戏曲的,认为那是旧文化,是糟粕,曾经指责戏曲跟不上时代。他尤恶京剧,鄙视男人扮女人,即使名流大师也不大喜欢。当年上海文化界欢迎萧伯纳时,鲁迅与梅兰芳唯一一次会面,也是因此不欢而散。可这次近距离地接触易俗社,鲁迅对戏曲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在易俗社,鲁迅听了吕南仲畅述了秦腔古老的历史,介绍了易俗社是新兴戏曲学校性质的秦腔学社,有“改良戏曲,移风易俗”的主导思想,有仿效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建立的剧社管理体制和组织大纲,有“以编演多种戏曲,补助社会教育,移风易俗”的办社宗旨,有“提倡破陈旧戏班的陈规旧俗,启迪民智”的工作《简章》,有对演职人员要求的勤、俭、洁、整等“四字社训”。这些主张和内容,对于提倡新文化运动,致力社会变革的鲁迅而言,可谓不谋而合,堪称知音。看了刘箴俗“男扮女”的精彩表演,鲁迅一改先前看此类戏的不悦和反感,而是连连点头称赞。陪他一同看刘箴俗表演的孙伏园有一段话,最能反映出鲁迅的心声:“他说其实刘箴俗演得的确不坏……至于以男人而扮女人,我也与夏浮筠(夏元瑮)、刘静波诸先生们,始终持反对的态度,但那是根本问题,与刘箴俗无关。”

在易俗社看戏期间,鲁迅感慨颇多。他感到西安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而能有这样一个立意提倡社会教育为宗旨的剧社,起移风易俗的作用,实属难能可贵。为了支持易俗社的戏曲改革,鲁迅从他的讲学酬金中慨然拿出5 0 元现洋捐献给该社。而此时,离易俗社8 月1 3 日成立1 2 周年已近,鲁迅又独出机杼,为易俗社题写了“古调独弹”四字,与此次赴陕讲学的学者们联署,赠予易俗社,以示祝贺。

“古调独弹”四字,典出唐刘长卿《听弹琴》中“古调虽自爱,今人不多弹”诗句。一般释为“不合时宜”的行事。而鲁迅却不随声附和,不墨守成规。尤其对易俗社这株戏曲界的老树新花十分欣赏,对其“古调”更是情有独钟。他用“独”来赞美易俗社独特的政治理念,对戏曲改革的独特尝试,不同于一般江湖班社的独特管理体制。这是作为新文化旗手的鲁迅对于易俗社最高的点赞,至今在西北秦腔间传为美谈。而这一题词,已成为易俗社永久的骄傲和金字招牌!

泛舟渭上

鲁迅在西安讲学、游览了整整2 0 天,暑期学校还未结束,他便和孙伏园、夏元瑮二人向东道主和听讲学员辞别,8 月4 日晨即启程返京。

鲁迅乘骡车出东门,至草滩上船,由水路东行。

5 日夜泊渭南,6 日夜泊华州,7 日下午船抵华阴县北。

鲁迅去西安时,从潼关到西安旱路经过华岳脚下,回来又在渭河船上望了华岳一路,于是发出这样的议论:“华山最感人的地方,在于它的一个‘瘦’字;它的‘瘦’真是没有法子形容,勉强谈谈,好像是绸缎铺子里的玻璃柜里,瘦骨伶仃的铁架子上,披着一匹光亮的绸缎。它如果是人,一定是耿介自守的……这或者就是华山之下的居民的象征吧。”

这一夜,鲁迅三人泊船于华阴县北渭上。

陕西教育厅国立西北大学合办暑期学校开学合影(鲁迅先生为2 排右起第1 1 人)。

影响与收获

西安之行,对于被陕人誉为“小说大家”的鲁迅文学创作的走向产生了颇大影响。

如前文所说,鲁迅此次应聘西安讲学,其中亦有为他将要动笔的历史小说《杨贵妃》寻找灵感的成分。两年前,鲁迅便开始构思这部小说,甚至将打好的腹稿向他的文友郁达夫、孙伏园、冯雪峰谈及过。小说采用倒叙法从玄宗遇刺的那一刹那切入,然后一幕幕地将其一生倒映出来。鲁迅是带着这个强烈的创作欲望和无限的憧憬来到古都西安的。可是往事越千年,当年那个万邦来朝、繁荣强盛、诗意浓郁的盛唐长安,早已沦落为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相对封闭落后的西北老城。这种与盛唐殊异的景象,不免有些令人失望,找不到想象中那个长安的影子。这也不可避免地让鲁迅筹谋了多年的长篇历史小说《杨贵妃》胎死腹中。

现在还有不少人替鲁迅惋惜,认为将一部堪与《红楼梦》媲美的名著就这样生生流了产,实在是民族一大损失。这期望值也未免太高了点。一部书还不曾着一字,怎能断就它必是《红楼梦》一样的名著?还是先生有自知之明,既无灵感,索性弃之。后来斗争的需要,先生专攻杂文,独领风骚,亦不失为明智之举。

其实,西安之行鲁迅收获还是颇大的。他从长安昭陵带箭的骏马身上,看到了“汉唐魄力究竟雄大”,这大抵是鲁迅西安之行的最大收获。他于此触摸到了民族精神的脉搏,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和启发,决计“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他的这一美学发现,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与艺术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也是深远的。这和尚未生产、且前景未卜的《杨贵妃》相比,其切实、受用之价值,绝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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