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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语音播报：
□路遥
作为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在平凡的世界里做人生的奋斗者的人民作家路遥，曾在1991年纪念“一二·九”系列活动中，受西北大学中文系社团邀请对在校学生进行演讲。
今日，让我们重温此次演讲，了解路遥对于人生和写作的态度，给新学期的学生们送去一份思想的礼物。
《平凡的世界》影视剧剧照。
《人生》影视剧剧照。
路遥在伏案写作。
01
我是陕北清涧县人，出身于农民家庭，父母现在还在农村种地。小时候，家里人口很多，弟兄姊妹八个，那时候农村不计划生育。家里很穷，我是老大，七岁时家里不能养活我，把我寄养给另一个家庭。
童年最深刻的印象是饥饿，父亲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性格很软弱，活得很窝囊，过的完全是被抛弃的生活。小时候，别人家的孩子把你打一顿，回来后希望得到家里人的支持，但得到的是他们再打一顿，警告我不要惹事。所以，在社会上你只有依靠自己，而不可能依靠任何人，这是我那时认识的第一个问题。
既然要活下去，就得靠自己。父母把我送到伯父家里，那是延安地区很远的一个县，我几乎没有考虑就答应了。人很小，在家里也无所作为，朦胧地想，出去情况会好的，那地方吃的东西多。
七岁时离开家庭，由父亲带着，心里很难受，感到孤独。那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早晨，穿着破烂的衣服，一双新鞋，穿起来特别艰难，底层都穿破了。一路上要饭吃，到伯父家，父亲只揣两毛钱。第一天在清涧县城待一天，第二天黎明穿过这个县城，街道上空无一人，只有一个卖油茶的老头，穿着破烂的衣服。父亲掏一毛钱买一碗油茶给我喝，还找五分钱。三十年来再没有在这个城里停留过，再也不想停留，不想再走那条石板街。
赶到延川县伯父家，伯父也是农民，没有孩子，我到了这里可以上学。上学很艰难、很穷。好在学校离家五里路，可以回家吃饭。当时，衣衫褴褛，裤子破了不敢到别人面前，有人恶作剧，专门把我拉到人群里，惹得大家哄堂大笑，我很伤心。小学念完后，就上中学。伯父不让上，他没有孩子，养我是为了照料他晚年的生活，那时就被确定当农民。
为什么让我上学呢？那时是集体制，农民的观念是有一个读书人，认得工分，认得账就行了。而念完小学，可以达到这个水平，家里便不让我继续读中学了。中学要到县城读书，带着家里的粮食，换成粮票吃。不让我念书，我心里很难受，这些在小说里有体现，通过不同人物来体现。当时我与家里达成一个协议，我可以不读书，但是能不能考一次试，考上了，说明我有能力，不让上学，原因是你们大人的。我参加了考试，县立中学，一两千考生，竞争激烈，只录取二三百人，我名列前茅。但通知书的到来，意味着我从此失学。我不甘心，既然考上了，就要上。就和家里对抗，这是我一次最重大的选择。
伯父当时把劳动工具都准备好了，要我和他并肩作战。对此我无动于衷，把工具统统扔在河滩，跑到县城，找到同学，都是些小朋友，有些江湖义气。他们帮助我，两三个小伙伴让家里大人帮着说，那时开学已经半个月了。当时规定，十天未到，学校就不让上学。有个大队书记和校长认识，说情，理由是贫下中农的儿子，做工作，这才让上了中学。（那时就）很困难，这在我的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有所表现。家里不承认我的行为，说我是非法的。既然上了学，也就勉强承认了。每月只给25斤粮食，这是和家人谈判得来的。在中学，这些粮不够吃，学习完后，在野地里找乱七八糟的东西吃。
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参加了“文革”，和那时青年一样狂热，一样盲目，思想的、精神的、行为的，各种考验折磨都经受过。回到农村，在小学教书，有过许多梦想和爱好，没想到会当作家。那时梦想当国际刑警侦探，在飞机、火车上和坏人作战，最后把手铐戴在坏人手腕上。还想做国际问题研究，给某部门提供一种意见。总之，都是有刺激性的东西。后来，喜爱看书，看书是一贯的，范围广，读了许多其他的书，接触了一些文学著作，感到自己在这方面有才能，试着写一些东西，自尊心建立起来，也划拉一些诗歌。生活安排比较紧凑，规定一年内读什么书，学外语——俄语，锻炼身体，主要受毛主席青少年时期的影响，后来也荒唐地试过一次，在大风大雨中跑到山上。在县城做过零星的工作，做过宣传工作，在县剧团当过编剧，宣传过毛主席著作。
1973年被推荐上了大学，是工农兵学员，那些大学都不要我，最后延大收留了我。学习三年，到《延河》编辑部，一直到1982年，专业创作。
02
现在谈一谈文学方面的经历和活动，谈我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的情况。
《人生》是我三十岁左右的作品，已成为历史了，明确带有青春的影子，反映了我那时精神的敏感，是不成熟的东西，但还能继续。放在当时的环境中考察，这是一部有挑战性的作品。
大学时，不正常上课，靠自己学，零零星星地学。那时是影印的教材，自己明白这些都是不值钱的东西，给老师留下了坏印象，经常不上课，只有一两个课去上，那是出于礼貌，和老师关系好。我自己制订了严密的学习计划，学习靠自觉，这很重要。
我认为人的觉悟期越早越好，当然有些人终生不悟，这是个别情况。那时候就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怎样生活？混，很容易，但我不愿意那样，自己得对自己负责。学习计划很严密，自己学俄罗斯文学、欧洲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这些比较可靠，是些代表性作品。沿着这些，自己找书读，阅读了各个时期大部分东西。我把时间分为正式时间和业余时间，这是我的正式时间。另一种在阅览室，买个饼子，不出来，把当时的文学杂志从创刊号读到终刊号（“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好多杂志都停刊了），几乎所有文学杂志，见到了整个文学发展的面貌。
最大不好就是篇中人物，好人是好人，坏人是坏人，古代就不是这样。对“十七年的文学”也不满足，但我应该怎样，这时还没形成。“四人帮”打倒后，出现了许多轰动的作品，我还不满足，这些只不过把原来的人物倒个个儿（好人成为坏人，坏人成为好人）。从艺术上来说，很简单，离文学比较远，我就想尝试一种有挑战性的东西，让评论界分不清是好人还是坏人。三岁小孩都知道你是坏人，刘心武、蒋子龙都逃不脱这种模式，仍然在原来的轨道上滑行，仅仅是内容造成的轰动。我有勇气，有信心来挑战，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人生》的思想背景和动机。
我当时认为我抓住了一些东西，最起码对中篇来说，我会提供新的东西。写作处于封闭、狂热的状态，《人生》是在陕北一个县城招待所写成的，共花费21天。整晚整晚都在招待所院子里转来转去，招待所领导半夜拉开窗帘看我在干什么，认为我是神经病，就给县上领导反映，县上领导对他说人家在写东西，不让打扰。那是全身心的投入，睡觉时睡不着，工作十八九个小时。（完成后，）背着手稿走了一圈。《人生》在精神上准备了好几年，结果引起了争议，我当时就意识到，我知道会是这样的。
《人生》写完后，导致了我灾难般的生活，因为这打乱了生活，来人，电话，电报，各种各样都来，十分烦乱。不同剧种，包括电影电视，都来人，要求改编。有时候一封电报半夜打来，以为是家里人死了。原来是一个导演，简直气得你没办法。我很痛苦，我不是圣人。这样，过着一种支离破碎的生活。当然，我努力工作，就希望得到回报，我不拒绝红地毯、鲜花、荣誉，但长期陷于此，我就很寂寞，人的劳动就想取得成果。一个人真正的快乐在过程中，不在结果。所以我这时特别怀念创作生活，不愿过这种热闹的生活。
我性格孤僻，不愿接触社会，一遇到困难，就回到陕北的沙漠。沙漠是我很向往的地方，一个人长时间躺在那里，感到博大，思想延伸很远，看清自己，做出判断，规划下一步怎么办。必须脱离这种生活，过另外一种生活，不能混着活下去。这时想起了十八九岁时，记起要做一件大事，而做这件大事时，必须在四十岁以前。梦想随时间推移而消散，但具备一定条件后，少年的梦想突然就会闪现，许下个愿、诺言，或者吹过一个牛皮，于是作为严肃的问题提到面前，开始就考虑困难很大。《人生》才十三万字，而这（指多卷本《平凡的世界》）是多卷的大规模的东西，能驾驭得了吗？
这一部有两个困难。首先是漫长的过程，很长一段时间，将要在文坛上消失。这样的牺牲，如果有成绩，是安慰；如果失败，就完了，葬送了自己。这种决定是人生的赌博（这个词恐怕用得不恰当），把青春押在赌注上，这意味着把最好的年华投入不可知的环境里。
03
离开了暖融融的《人生》，到冰天雪地里。有人说，《人生》是不可逾越的高峰，一个作家有一个作品是其人生的最高度。我很不服气，我必须试图跳过，人就是要保持这种劲头！
从沙漠出来，我觉醒了，义无反顾，是刀山也要过去，不顾一切地投到这部作品里。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一步一步来，给自己制订了阅读一百部长篇的计划。这次是带着目的来阅读，看能不能发现新东西。
在准备过程中，对未来创作的精神状态，不按任何人的方式来创作，我把它叫作“无榜样意识”，但这必须在有无数榜样的基础上，自己先找到榜样，阅读和写作一样重要。任何地方都有书，厕所里也有，十之八九全读了，有些做了重要阅读，《安娜·卡列尼娜》读了三遍，《创业史》读了七遍，一边是学习，一边有意识地挑剔这些大师。柳青是重点，我专门挑剔。如柳青认为人物应不慌不忙地出，我就不同意。人物应在最关键、紧要处出现，出现早的话，表现机会多，性格就丰富了。杨有志出得晚，太晚了，蛤蟆滩出事，他到哪里去了？在阅读中进行某种挑剔。
《平凡的世界》反映1975-1985年农村、工矿、城市各个方面的社会生活，全景式。我认为这一段时间是中国转型期的前奏，充满了密集性的社会事件与政治事件。要求特别详尽的背景材料，故事可以编。翻报纸，《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参考消息》《延安报》十年的合订本。堆了半房子，一天一天翻，做笔记，在整个描写过程中，我可以在笔记上找到各种事情，这样故事就建立在比较可靠的基础上。
另一种准备是生活。生活尽管熟悉，但我要重新到位，细细看，譬如一个烧砖厂，我经常去，看扒土、打坯、倒坯、进窑、烧火，还有查阅贷款、税收等资料。有时趁人不在，偷着撕一张税务发票夹在笔记本里就走，能用就用，经常就带着美国总统那种皮包，进村时，带着两个大箱子。（补充：前面说到阅读时，除长篇外，还读专业性书，知识性的小册子。）
每回回来，衣服脏了，回到宾馆，躺在红地毯上，洗个澡，舒舒服服，然后又进村，住饲养室。还有不熟悉的生活，如煤矿，所以第一部就拿到煤矿里写，可以逐渐熟悉，为下两部做准备。在铜川煤矿，兼了个宣传部副部长，不过很对不起，从来没有到位，不知道上下级是谁。这里几万人，生活条件差，一间小会议室改作卧室兼办公室。这里食堂只有米饭、馍、咸菜，连鸡蛋、豆腐都没有（我平时不吃大肉，靠鸡蛋维持）。唯一的蔬菜是大葱，写作艰难，想起来不寒而栗。晚上只睡五六个小时，起来还得走到桌子前，继续写，我自己来说服自己，像哄小孩一样哄自己。看见桌子，像上沙场一样。
一个冬天，几乎和任何人不说话，语言能力都丧失了，很孤单。每天吃完晚饭后，散一会步，机器似的。工作特别紧张，上厕所都拿着笔、纸，一到地方，才知道不能上，跑回来放下武器再去。厕所里老鼠多，一进去，窜出来，立在那儿，五分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以后有了经验了，进去时，先在门上踹两脚，待老鼠各就各位后，方进去。办公室有两个老鼠，写作时，卧在沙发上看我，实在没有办法，叫了几个人过来打老鼠，打死了一只。然后就后悔，觉得这一只老鼠太孤单，被打死的也许是它的丈夫或情人吧。
一个人长期游山玩水，也会感到枯燥，喘不过气。我把一章一章的计划写成表贴在墙上，一、二、三、四、五，今天又消灭了一章，心里就很高兴。半夜里听见火车吼叫，想象着火车，意味着情人的约会，或久别重逢的欢喜。有一天火车一叫，我自己就放下笔，披上破棉袄，到火车站去，这是拉煤的车，不是客车。我是在这试图接一个人？或是谁来看我了？叹一口气，又回来。到礼拜天，我从自己的房子向外看对面的家属楼，灯火通明，每个窗户后面都在炒菜，喝酒，外面下着雨夹雪，而我一个人。那边楼上的灯最后熄灭了，窗帘一个一个地拉起来……这是自己的选择，无办法，涌出热辣辣的眼泪。
第一部初稿很艰难，坐在吉普车上感到难受，回到城市后，看到街道两边的小吃，非常眼馋，这些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就是山珍海味。第二部结束后，身体就完全垮了，第一天写完，第二天就趴在地上起不来了。靠着精神，斜着身子抄完稿子，浑身没有劲，只有膝盖上还有劲，趴在地板上整理稿子，每吸一口气，费九牛二虎之力，得一种怪病，气能吸进去，但吐不出来。这种病你不吃饭在火车站扛三天麻袋就会得的。然后看病，给肌肉上注射什么东西。有个年轻的中医，说是得了虚症，开的药，人参什么都有，直喝得我吐不出痰。在西安待不下去，这是命运。
陕北天气凉快，我吸不进去气，快要崩溃了，回到榆林，领导熟悉我，向我介绍了一位老中医（榆林地区的中医在新中国成立前都是闻名的，十分发达）。诊断后，让我在镜子里看舌头，舌头全黑了，这是吃人参吃坏的，只开了一副二毛钱的药，一吃即吐痰，把这个病先解决了。然后开一百副丸药，一百副汤药，像牲口吃料一样，吃了三个月，体力稍微恢复。
休息一年，接着搞第三部，趁着还有劲，写完。我不注意吃，不锻炼，所以在第三部写作中，开始注意这些了。榆林地区领导邀请在宾馆写，饭安排在厨房，写得比较顺利。1988年5月，是全书的最后过程，我来到甘泉县写最后的部分。我和甘泉县有缘分，我的《人生》就是在这里写成的，5月25日，完成了。
这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播前两部，最晚在6月初送到电台，他们要及时播送。本来，这三部要求身体在最高潮时候完成最好的部分，我这样咬着牙写，赶在6月1日前写完。朋友在这一天要庆贺我完成，我也要在这天晚上过黄河，抄近路赶到北京交稿。如果回西安，就跟不上了。
这天下午6点，朋友们做一桌饭等着，我关着门，不准任何人进来，控制着自己，不要激动，马上就写完了！一控制不住，右手就开始痉挛，怎样都拿不住笔，怎么办？我把电壶水往盆里一倒，掺些凉水，三个毛巾，浸入，手伸进去烫，让手松弛。抄完后，把用了六年的圆珠笔抛出窗外，跑到厕所里照一下镜子，我成了另一种样子，想六年前我的情形，自己这最后一段好年华就消失了。
坐在桌前，停了十分钟，沉默。我想起了托马斯·曼在《沉重的时刻》里的一句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是能完成的，它就是好的。”
写完了，完全成了白痴状态，像五六岁的小孩，要进北京，人不放心，这样就和弟弟一块进京了，跟在弟弟屁股后，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过马路时都不知道在干什么。
04
这并不是特殊的劳动，任何人都要对生命抱有正确的态度，作家这样，农民也是这样。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父亲，虽然懦弱，但很会劳动，种地时，把什么都准备得尽善尽美。拔草锄地，讲究美，他说从任何地方看去，都显得一行一行，很美，曾经在地头种南瓜，说这不一定是为了吃，一到秋天，地头一行一行都长满了瓜，这“好看”。这就是审美！他干活时，有贪婪精神。
我认为每一个人，不论搞什么事，都可能在自己的行业中干得好，一个人最后的价值不在于干什么。我如果当木匠，全力以赴，也会是第一流的木匠。人的生命是在追求的过程中，不是在结果中，结果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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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
作为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在平凡的世界里做人生的奋斗者的人民作家路遥，曾在1991年纪念“一二·九”系列活动中，受西北大学中文系社团邀请对在校学生进行演讲。
今日，让我们重温此次演讲，了解路遥对于人生和写作的态度，给新学期的学生们送去一份思想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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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在伏案写作。
01
我是陕北清涧县人，出身于农民家庭，父母现在还在农村种地。小时候，家里人口很多，弟兄姊妹八个，那时候农村不计划生育。家里很穷，我是老大，七岁时家里不能养活我，把我寄养给另一个家庭。
童年最深刻的印象是饥饿，父亲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性格很软弱，活得很窝囊，过的完全是被抛弃的生活。小时候，别人家的孩子把你打一顿，回来后希望得到家里人的支持，但得到的是他们再打一顿，警告我不要惹事。所以，在社会上你只有依靠自己，而不可能依靠任何人，这是我那时认识的第一个问题。
既然要活下去，就得靠自己。父母把我送到伯父家里，那是延安地区很远的一个县，我几乎没有考虑就答应了。人很小，在家里也无所作为，朦胧地想，出去情况会好的，那地方吃的东西多。
七岁时离开家庭，由父亲带着，心里很难受，感到孤独。那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早晨，穿着破烂的衣服，一双新鞋，穿起来特别艰难，底层都穿破了。一路上要饭吃，到伯父家，父亲只揣两毛钱。第一天在清涧县城待一天，第二天黎明穿过这个县城，街道上空无一人，只有一个卖油茶的老头，穿着破烂的衣服。父亲掏一毛钱买一碗油茶给我喝，还找五分钱。三十年来再没有在这个城里停留过，再也不想停留，不想再走那条石板街。
赶到延川县伯父家，伯父也是农民，没有孩子，我到了这里可以上学。上学很艰难、很穷。好在学校离家五里路，可以回家吃饭。当时，衣衫褴褛，裤子破了不敢到别人面前，有人恶作剧，专门把我拉到人群里，惹得大家哄堂大笑，我很伤心。小学念完后，就上中学。伯父不让上，他没有孩子，养我是为了照料他晚年的生活，那时就被确定当农民。
为什么让我上学呢？那时是集体制，农民的观念是有一个读书人，认得工分，认得账就行了。而念完小学，可以达到这个水平，家里便不让我继续读中学了。中学要到县城读书，带着家里的粮食，换成粮票吃。不让我念书，我心里很难受，这些在小说里有体现，通过不同人物来体现。当时我与家里达成一个协议，我可以不读书，但是能不能考一次试，考上了，说明我有能力，不让上学，原因是你们大人的。我参加了考试，县立中学，一两千考生，竞争激烈，只录取二三百人，我名列前茅。但通知书的到来，意味着我从此失学。我不甘心，既然考上了，就要上。就和家里对抗，这是我一次最重大的选择。
伯父当时把劳动工具都准备好了，要我和他并肩作战。对此我无动于衷，把工具统统扔在河滩，跑到县城，找到同学，都是些小朋友，有些江湖义气。他们帮助我，两三个小伙伴让家里大人帮着说，那时开学已经半个月了。当时规定，十天未到，学校就不让上学。有个大队书记和校长认识，说情，理由是贫下中农的儿子，做工作，这才让上了中学。（那时就）很困难，这在我的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有所表现。家里不承认我的行为，说我是非法的。既然上了学，也就勉强承认了。每月只给25斤粮食，这是和家人谈判得来的。在中学，这些粮不够吃，学习完后，在野地里找乱七八糟的东西吃。
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参加了“文革”，和那时青年一样狂热，一样盲目，思想的、精神的、行为的，各种考验折磨都经受过。回到农村，在小学教书，有过许多梦想和爱好，没想到会当作家。那时梦想当国际刑警侦探，在飞机、火车上和坏人作战，最后把手铐戴在坏人手腕上。还想做国际问题研究，给某部门提供一种意见。总之，都是有刺激性的东西。后来，喜爱看书，看书是一贯的，范围广，读了许多其他的书，接触了一些文学著作，感到自己在这方面有才能，试着写一些东西，自尊心建立起来，也划拉一些诗歌。生活安排比较紧凑，规定一年内读什么书，学外语——俄语，锻炼身体，主要受毛主席青少年时期的影响，后来也荒唐地试过一次，在大风大雨中跑到山上。在县城做过零星的工作，做过宣传工作，在县剧团当过编剧，宣传过毛主席著作。
1973年被推荐上了大学，是工农兵学员，那些大学都不要我，最后延大收留了我。学习三年，到《延河》编辑部，一直到1982年，专业创作。
02
现在谈一谈文学方面的经历和活动，谈我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的情况。
《人生》是我三十岁左右的作品，已成为历史了，明确带有青春的影子，反映了我那时精神的敏感，是不成熟的东西，但还能继续。放在当时的环境中考察，这是一部有挑战性的作品。
大学时，不正常上课，靠自己学，零零星星地学。那时是影印的教材，自己明白这些都是不值钱的东西，给老师留下了坏印象，经常不上课，只有一两个课去上，那是出于礼貌，和老师关系好。我自己制订了严密的学习计划，学习靠自觉，这很重要。
我认为人的觉悟期越早越好，当然有些人终生不悟，这是个别情况。那时候就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怎样生活？混，很容易，但我不愿意那样，自己得对自己负责。学习计划很严密，自己学俄罗斯文学、欧洲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这些比较可靠，是些代表性作品。沿着这些，自己找书读，阅读了各个时期大部分东西。我把时间分为正式时间和业余时间，这是我的正式时间。另一种在阅览室，买个饼子，不出来，把当时的文学杂志从创刊号读到终刊号（“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好多杂志都停刊了），几乎所有文学杂志，见到了整个文学发展的面貌。
最大不好就是篇中人物，好人是好人，坏人是坏人，古代就不是这样。对“十七年的文学”也不满足，但我应该怎样，这时还没形成。“四人帮”打倒后，出现了许多轰动的作品，我还不满足，这些只不过把原来的人物倒个个儿（好人成为坏人，坏人成为好人）。从艺术上来说，很简单，离文学比较远，我就想尝试一种有挑战性的东西，让评论界分不清是好人还是坏人。三岁小孩都知道你是坏人，刘心武、蒋子龙都逃不脱这种模式，仍然在原来的轨道上滑行，仅仅是内容造成的轰动。我有勇气，有信心来挑战，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人生》的思想背景和动机。
我当时认为我抓住了一些东西，最起码对中篇来说，我会提供新的东西。写作处于封闭、狂热的状态，《人生》是在陕北一个县城招待所写成的，共花费21天。整晚整晚都在招待所院子里转来转去，招待所领导半夜拉开窗帘看我在干什么，认为我是神经病，就给县上领导反映，县上领导对他说人家在写东西，不让打扰。那是全身心的投入，睡觉时睡不着，工作十八九个小时。（完成后，）背着手稿走了一圈。《人生》在精神上准备了好几年，结果引起了争议，我当时就意识到，我知道会是这样的。
《人生》写完后，导致了我灾难般的生活，因为这打乱了生活，来人，电话，电报，各种各样都来，十分烦乱。不同剧种，包括电影电视，都来人，要求改编。有时候一封电报半夜打来，以为是家里人死了。原来是一个导演，简直气得你没办法。我很痛苦，我不是圣人。这样，过着一种支离破碎的生活。当然，我努力工作，就希望得到回报，我不拒绝红地毯、鲜花、荣誉，但长期陷于此，我就很寂寞，人的劳动就想取得成果。一个人真正的快乐在过程中，不在结果。所以我这时特别怀念创作生活，不愿过这种热闹的生活。
我性格孤僻，不愿接触社会，一遇到困难，就回到陕北的沙漠。沙漠是我很向往的地方，一个人长时间躺在那里，感到博大，思想延伸很远，看清自己，做出判断，规划下一步怎么办。必须脱离这种生活，过另外一种生活，不能混着活下去。这时想起了十八九岁时，记起要做一件大事，而做这件大事时，必须在四十岁以前。梦想随时间推移而消散，但具备一定条件后，少年的梦想突然就会闪现，许下个愿、诺言，或者吹过一个牛皮，于是作为严肃的问题提到面前，开始就考虑困难很大。《人生》才十三万字，而这（指多卷本《平凡的世界》）是多卷的大规模的东西，能驾驭得了吗？
这一部有两个困难。首先是漫长的过程，很长一段时间，将要在文坛上消失。这样的牺牲，如果有成绩，是安慰；如果失败，就完了，葬送了自己。这种决定是人生的赌博（这个词恐怕用得不恰当），把青春押在赌注上，这意味着把最好的年华投入不可知的环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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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了暖融融的《人生》，到冰天雪地里。有人说，《人生》是不可逾越的高峰，一个作家有一个作品是其人生的最高度。我很不服气，我必须试图跳过，人就是要保持这种劲头！
从沙漠出来，我觉醒了，义无反顾，是刀山也要过去，不顾一切地投到这部作品里。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一步一步来，给自己制订了阅读一百部长篇的计划。这次是带着目的来阅读，看能不能发现新东西。
在准备过程中，对未来创作的精神状态，不按任何人的方式来创作，我把它叫作“无榜样意识”，但这必须在有无数榜样的基础上，自己先找到榜样，阅读和写作一样重要。任何地方都有书，厕所里也有，十之八九全读了，有些做了重要阅读，《安娜·卡列尼娜》读了三遍，《创业史》读了七遍，一边是学习，一边有意识地挑剔这些大师。柳青是重点，我专门挑剔。如柳青认为人物应不慌不忙地出，我就不同意。人物应在最关键、紧要处出现，出现早的话，表现机会多，性格就丰富了。杨有志出得晚，太晚了，蛤蟆滩出事，他到哪里去了？在阅读中进行某种挑剔。
《平凡的世界》反映1975-1985年农村、工矿、城市各个方面的社会生活，全景式。我认为这一段时间是中国转型期的前奏，充满了密集性的社会事件与政治事件。要求特别详尽的背景材料，故事可以编。翻报纸，《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参考消息》《延安报》十年的合订本。堆了半房子，一天一天翻，做笔记，在整个描写过程中，我可以在笔记上找到各种事情，这样故事就建立在比较可靠的基础上。
另一种准备是生活。生活尽管熟悉，但我要重新到位，细细看，譬如一个烧砖厂，我经常去，看扒土、打坯、倒坯、进窑、烧火，还有查阅贷款、税收等资料。有时趁人不在，偷着撕一张税务发票夹在笔记本里就走，能用就用，经常就带着美国总统那种皮包，进村时，带着两个大箱子。（补充：前面说到阅读时，除长篇外，还读专业性书，知识性的小册子。）
每回回来，衣服脏了，回到宾馆，躺在红地毯上，洗个澡，舒舒服服，然后又进村，住饲养室。还有不熟悉的生活，如煤矿，所以第一部就拿到煤矿里写，可以逐渐熟悉，为下两部做准备。在铜川煤矿，兼了个宣传部副部长，不过很对不起，从来没有到位，不知道上下级是谁。这里几万人，生活条件差，一间小会议室改作卧室兼办公室。这里食堂只有米饭、馍、咸菜，连鸡蛋、豆腐都没有（我平时不吃大肉，靠鸡蛋维持）。唯一的蔬菜是大葱，写作艰难，想起来不寒而栗。晚上只睡五六个小时，起来还得走到桌子前，继续写，我自己来说服自己，像哄小孩一样哄自己。看见桌子，像上沙场一样。
一个冬天，几乎和任何人不说话，语言能力都丧失了，很孤单。每天吃完晚饭后，散一会步，机器似的。工作特别紧张，上厕所都拿着笔、纸，一到地方，才知道不能上，跑回来放下武器再去。厕所里老鼠多，一进去，窜出来，立在那儿，五分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以后有了经验了，进去时，先在门上踹两脚，待老鼠各就各位后，方进去。办公室有两个老鼠，写作时，卧在沙发上看我，实在没有办法，叫了几个人过来打老鼠，打死了一只。然后就后悔，觉得这一只老鼠太孤单，被打死的也许是它的丈夫或情人吧。
一个人长期游山玩水，也会感到枯燥，喘不过气。我把一章一章的计划写成表贴在墙上，一、二、三、四、五，今天又消灭了一章，心里就很高兴。半夜里听见火车吼叫，想象着火车，意味着情人的约会，或久别重逢的欢喜。有一天火车一叫，我自己就放下笔，披上破棉袄，到火车站去，这是拉煤的车，不是客车。我是在这试图接一个人？或是谁来看我了？叹一口气，又回来。到礼拜天，我从自己的房子向外看对面的家属楼，灯火通明，每个窗户后面都在炒菜，喝酒，外面下着雨夹雪，而我一个人。那边楼上的灯最后熄灭了，窗帘一个一个地拉起来……这是自己的选择，无办法，涌出热辣辣的眼泪。
第一部初稿很艰难，坐在吉普车上感到难受，回到城市后，看到街道两边的小吃，非常眼馋，这些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就是山珍海味。第二部结束后，身体就完全垮了，第一天写完，第二天就趴在地上起不来了。靠着精神，斜着身子抄完稿子，浑身没有劲，只有膝盖上还有劲，趴在地板上整理稿子，每吸一口气，费九牛二虎之力，得一种怪病，气能吸进去，但吐不出来。这种病你不吃饭在火车站扛三天麻袋就会得的。然后看病，给肌肉上注射什么东西。有个年轻的中医，说是得了虚症，开的药，人参什么都有，直喝得我吐不出痰。在西安待不下去，这是命运。
陕北天气凉快，我吸不进去气，快要崩溃了，回到榆林，领导熟悉我，向我介绍了一位老中医（榆林地区的中医在新中国成立前都是闻名的，十分发达）。诊断后，让我在镜子里看舌头，舌头全黑了，这是吃人参吃坏的，只开了一副二毛钱的药，一吃即吐痰，把这个病先解决了。然后开一百副丸药，一百副汤药，像牲口吃料一样，吃了三个月，体力稍微恢复。
休息一年，接着搞第三部，趁着还有劲，写完。我不注意吃，不锻炼，所以在第三部写作中，开始注意这些了。榆林地区领导邀请在宾馆写，饭安排在厨房，写得比较顺利。1988年5月，是全书的最后过程，我来到甘泉县写最后的部分。我和甘泉县有缘分，我的《人生》就是在这里写成的，5月25日，完成了。
这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播前两部，最晚在6月初送到电台，他们要及时播送。本来，这三部要求身体在最高潮时候完成最好的部分，我这样咬着牙写，赶在6月1日前写完。朋友在这一天要庆贺我完成，我也要在这天晚上过黄河，抄近路赶到北京交稿。如果回西安，就跟不上了。
这天下午6点，朋友们做一桌饭等着，我关着门，不准任何人进来，控制着自己，不要激动，马上就写完了！一控制不住，右手就开始痉挛，怎样都拿不住笔，怎么办？我把电壶水往盆里一倒，掺些凉水，三个毛巾，浸入，手伸进去烫，让手松弛。抄完后，把用了六年的圆珠笔抛出窗外，跑到厕所里照一下镜子，我成了另一种样子，想六年前我的情形，自己这最后一段好年华就消失了。
坐在桌前，停了十分钟，沉默。我想起了托马斯·曼在《沉重的时刻》里的一句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是能完成的，它就是好的。”
写完了，完全成了白痴状态，像五六岁的小孩，要进北京，人不放心，这样就和弟弟一块进京了，跟在弟弟屁股后，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过马路时都不知道在干什么。
04
这并不是特殊的劳动，任何人都要对生命抱有正确的态度，作家这样，农民也是这样。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父亲，虽然懦弱，但很会劳动，种地时，把什么都准备得尽善尽美。拔草锄地，讲究美，他说从任何地方看去，都显得一行一行，很美，曾经在地头种南瓜，说这不一定是为了吃，一到秋天，地头一行一行都长满了瓜，这“好看”。这就是审美！他干活时，有贪婪精神。
我认为每一个人，不论搞什么事，都可能在自己的行业中干得好，一个人最后的价值不在于干什么。我如果当木匠，全力以赴，也会是第一流的木匠。人的生命是在追求的过程中，不是在结果中，结果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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