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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苦行僧高建群
语音播报：
日前，应邀与文友和乡党聚餐，有幸与著名作家高建群先生邻座。虽久未谋面，但一见如故，交谈甚欢，不禁追忆起我们整整30年的交集往事来。
与建群先生认识有30年了，可谓故友矣。大约1993年初，作为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和陕西出版协会主办的《出版纵横》编辑部主任的我，请建群先生撰写《最后一个匈奴》故事梗概和《最后一个匈奴书名诠释》，并约陕西广播电台记者王歌阳与建群先生访谈。我写就《最后一个匈奴阅读中的两个“断想”》，在《出版纵横》1993年第4期以《最后一个匈奴专辑》刊发，同期也刊发了《白鹿原专辑》，在文艺界和新闻出版界引起较大反响，推动了文学陕军东征的影响力，在文学艺术界和新闻出版界引起较大的影响。
1993年10月4日，我到延安举办会议后的第二天，便急不可耐地直奔延安日报社。路过报社，又想找朋友师银笙和杨葆铭一块儿去会高建群，不巧他们都不在。经他人指点，我这个不善辨向的人竟顺利找到了建群先生家。我们虽不是第一次见面，但来他家却是第一次。我被主人热情地迎进了房内。这是一幢简易楼房四层的一室半居室，主人的书房临着大街。在书房落座之后，趁他沏茶之际，我端详起几年未见的朋友来。也许是常年室内写作的缘故，他比过去白了，也比我想象中的胖，唯一未变的是他的谦和和朴实。
寒暄一阵言归正传后，自然是从刚竣稿的《最后一个匈奴》（以下简称《匈奴》）的创作谈起。巧合的是，他动笔创作《匈奴》的日子竟是两年前的当天，即1991年10月4日，完稿于1992年6月13日。又一次巧合的是，我约他写的创作谈之一“《匈奴》署名阐述”一文所署时间为1993年6月13日，再次同月同日。
整整一个下午，从《匈奴》创作源起到构思，从结构的安排到语感的寻找，他娓娓道来，在我心中引起阵阵共鸣。这次所谈的内容，建群后来都在“创作谈”中涉及了，在此我就不赘述了。但他在创作谈中涉及甚少或粗描淡写的有关《匈奴》深刻的创作思想和艰苦的创作过程，却令我久久难忘，思绪万千。
陕北在中国版图上，不过是很小的一部分。它的历史应该是地域史，但因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介入，它又具有民族史的地位，因此从一定意义或一个历史时期讲，陕北的历史就是民族的历史。所以《匈奴》的主旨，即试图展示革命在这块地域发生、发展的20世纪里程，其中包括1935年10月10日以后的一段时间历史何以将民族再造、再生的任务，放在这块轩辕本土上的缘由所在，进而揭示中华民族的发生之谜、生存之谜和存在之谜。建群先生认为，21世纪初，共产主义进入中国后必然要引起革命，而在具有革命传统的陕北，民国十八年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这次大旱比产生李自成起义的那一次大旱更厉害，因此革命必然要在这块土地上爆发。因此，历史把民族再造任务放到这块土地上，并不像或不完全像斯诺所说的“委实是一种巧合”，而是有其必然性。纵观历史，人类在不断向前发展，在寻找合理的生存方式，也许成功，也许只是理想、空想而已。但正像加缪所言：人类不断地把石头向山上推。虽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苦难，人类仍不懈追求，在追求中找到幸福。作为作家，就是要表现人类在追求幸福过程中精神的大隽大美。
作家的工作是崇高的，但也是异常艰辛的。《匈奴》就是在我们谈话的临着大街的房子里写作的。其思路常被车马声打断，好半天才能接续上，特别是创作势头正猛的时候受干扰，致使思路受挫，创作吃力起来，又必须靠人力推动。不然，《匈奴》也许会更大气些。在创作《匈奴》的日子里，建群先生排除干扰，什么也不干，早上不刷牙、不洗脸，一起床就趴到桌子上写，直到11点多肚子闹革命才刷牙、洗脸、提水、吃饭。每天抽三包烟，一年共抽了一百多条烟。自然脱落了三颗牙，体重减了十几斤。在创作期间，分不清真实世界和虚构世界。写完后，仍习惯性地四处摸笔，找不见笔才意识到写完了。到外面，看树木像人，有灵性。这种幻觉过了好长时间才消失。到延安医院看正在住院的路遥，路遥劝他全面检查。路遥的死对他刺激很大，因而推迟下部作品的写作，再放松一阵子。又过了一段时间，创作带来的失重心理才逐渐消失，爬上四层楼方不觉得太吃力。
问及是什么力量驱动他如此艰辛的劳作并支撑他完成《匈奴》这一巨著时，他说：“我每写一部作品都认为是自己的最后一部作品，想通过作品把对人类的思考尽快写出来，否则感到遗憾，或视为对人类不负责任。”谈到责任感，建群认为陕西作家普遍责任感强，不同于外地作家，不是玩文学，而是为了文学玩命。他们像鲁迅一样极富历史责任感，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体现了对人类命运的热烈关切，同时也是对小说艺术的不懈追求，使中国小说尽早达到世界水平。为此，不惜牺牲青春年华甚至人生幸福乃至宝贵的生命，用血汗浇铸作品。
从建群先生家里回到延安宾馆，我久久难以平静，建群先生何止在文化苦旅，他是在进行更富有意义的苦旅，那是对人类命运的探索。
10年后的2004年，作为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发行处副处长的我与建群先生联系，请他支持陕西省新华书店在社区办的便民书屋，和爱人全玉玲陪他到社区签名售书。他很给力，不仅在他的著作上给读者签名，而且给读者惠赠一幅书法墨宝，受到读者好评。
2004年，拙著《渭河大水灾——救灾笔记》由太白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我请老家在渭河边上的建群先生写序，他慨然允诺。不久便写出了题为《痛在03》的序言，对拙作予以充分肯定和较高评价，为灾区和受灾群众鼓与呼，为拙著增色不少，令我感动。
疫情肆虐三年，与建群先生久违了。最近一次见到建群先生是前年在省委政研室帮着编辑《调研与决策》时，有一天风闻建群先生等作家在陕西省委三号楼二层大厅前签名售书，于是拿着手边拥有的《最后一个匈奴》《统万城》请他签名并合影留念。
如今，已迈入古稀之年的建群先生依然健谈，气场强大。他不仅侃侃而谈文坛故事，而且对出版社打过交道的资深编辑的轶事如数家珍，使聚会者受益匪浅。他为聚会者带来的其著签名，也为我所带的《六六镇》《古道天机》签名并题写“全玉玲、王新民威武”以示鼓励，令我感动不已。我也回赠拙著《慈苑书韵》聊表谢意。我向他敬酒，期待他创作出更好更多的大作巨著，助力全民阅读书香社会建设，满足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王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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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应邀与文友和乡党聚餐，有幸与著名作家高建群先生邻座。虽久未谋面，但一见如故，交谈甚欢，不禁追忆起我们整整30年的交集往事来。
与建群先生认识有30年了，可谓故友矣。大约1993年初，作为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和陕西出版协会主办的《出版纵横》编辑部主任的我，请建群先生撰写《最后一个匈奴》故事梗概和《最后一个匈奴书名诠释》，并约陕西广播电台记者王歌阳与建群先生访谈。我写就《最后一个匈奴阅读中的两个“断想”》，在《出版纵横》1993年第4期以《最后一个匈奴专辑》刊发，同期也刊发了《白鹿原专辑》，在文艺界和新闻出版界引起较大反响，推动了文学陕军东征的影响力，在文学艺术界和新闻出版界引起较大的影响。
1993年10月4日，我到延安举办会议后的第二天，便急不可耐地直奔延安日报社。路过报社，又想找朋友师银笙和杨葆铭一块儿去会高建群，不巧他们都不在。经他人指点，我这个不善辨向的人竟顺利找到了建群先生家。我们虽不是第一次见面，但来他家却是第一次。我被主人热情地迎进了房内。这是一幢简易楼房四层的一室半居室，主人的书房临着大街。在书房落座之后，趁他沏茶之际，我端详起几年未见的朋友来。也许是常年室内写作的缘故，他比过去白了，也比我想象中的胖，唯一未变的是他的谦和和朴实。
寒暄一阵言归正传后，自然是从刚竣稿的《最后一个匈奴》（以下简称《匈奴》）的创作谈起。巧合的是，他动笔创作《匈奴》的日子竟是两年前的当天，即1991年10月4日，完稿于1992年6月13日。又一次巧合的是，我约他写的创作谈之一“《匈奴》署名阐述”一文所署时间为1993年6月13日，再次同月同日。
整整一个下午，从《匈奴》创作源起到构思，从结构的安排到语感的寻找，他娓娓道来，在我心中引起阵阵共鸣。这次所谈的内容，建群后来都在“创作谈”中涉及了，在此我就不赘述了。但他在创作谈中涉及甚少或粗描淡写的有关《匈奴》深刻的创作思想和艰苦的创作过程，却令我久久难忘，思绪万千。
陕北在中国版图上，不过是很小的一部分。它的历史应该是地域史，但因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介入，它又具有民族史的地位，因此从一定意义或一个历史时期讲，陕北的历史就是民族的历史。所以《匈奴》的主旨，即试图展示革命在这块地域发生、发展的20世纪里程，其中包括1935年10月10日以后的一段时间历史何以将民族再造、再生的任务，放在这块轩辕本土上的缘由所在，进而揭示中华民族的发生之谜、生存之谜和存在之谜。建群先生认为，21世纪初，共产主义进入中国后必然要引起革命，而在具有革命传统的陕北，民国十八年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这次大旱比产生李自成起义的那一次大旱更厉害，因此革命必然要在这块土地上爆发。因此，历史把民族再造任务放到这块土地上，并不像或不完全像斯诺所说的“委实是一种巧合”，而是有其必然性。纵观历史，人类在不断向前发展，在寻找合理的生存方式，也许成功，也许只是理想、空想而已。但正像加缪所言：人类不断地把石头向山上推。虽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苦难，人类仍不懈追求，在追求中找到幸福。作为作家，就是要表现人类在追求幸福过程中精神的大隽大美。
作家的工作是崇高的，但也是异常艰辛的。《匈奴》就是在我们谈话的临着大街的房子里写作的。其思路常被车马声打断，好半天才能接续上，特别是创作势头正猛的时候受干扰，致使思路受挫，创作吃力起来，又必须靠人力推动。不然，《匈奴》也许会更大气些。在创作《匈奴》的日子里，建群先生排除干扰，什么也不干，早上不刷牙、不洗脸，一起床就趴到桌子上写，直到11点多肚子闹革命才刷牙、洗脸、提水、吃饭。每天抽三包烟，一年共抽了一百多条烟。自然脱落了三颗牙，体重减了十几斤。在创作期间，分不清真实世界和虚构世界。写完后，仍习惯性地四处摸笔，找不见笔才意识到写完了。到外面，看树木像人，有灵性。这种幻觉过了好长时间才消失。到延安医院看正在住院的路遥，路遥劝他全面检查。路遥的死对他刺激很大，因而推迟下部作品的写作，再放松一阵子。又过了一段时间，创作带来的失重心理才逐渐消失，爬上四层楼方不觉得太吃力。
问及是什么力量驱动他如此艰辛的劳作并支撑他完成《匈奴》这一巨著时，他说：“我每写一部作品都认为是自己的最后一部作品，想通过作品把对人类的思考尽快写出来，否则感到遗憾，或视为对人类不负责任。”谈到责任感，建群认为陕西作家普遍责任感强，不同于外地作家，不是玩文学，而是为了文学玩命。他们像鲁迅一样极富历史责任感，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体现了对人类命运的热烈关切，同时也是对小说艺术的不懈追求，使中国小说尽早达到世界水平。为此，不惜牺牲青春年华甚至人生幸福乃至宝贵的生命，用血汗浇铸作品。
从建群先生家里回到延安宾馆，我久久难以平静，建群先生何止在文化苦旅，他是在进行更富有意义的苦旅，那是对人类命运的探索。
10年后的2004年，作为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发行处副处长的我与建群先生联系，请他支持陕西省新华书店在社区办的便民书屋，和爱人全玉玲陪他到社区签名售书。他很给力，不仅在他的著作上给读者签名，而且给读者惠赠一幅书法墨宝，受到读者好评。
2004年，拙著《渭河大水灾——救灾笔记》由太白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我请老家在渭河边上的建群先生写序，他慨然允诺。不久便写出了题为《痛在03》的序言，对拙作予以充分肯定和较高评价，为灾区和受灾群众鼓与呼，为拙著增色不少，令我感动。
疫情肆虐三年，与建群先生久违了。最近一次见到建群先生是前年在省委政研室帮着编辑《调研与决策》时，有一天风闻建群先生等作家在陕西省委三号楼二层大厅前签名售书，于是拿着手边拥有的《最后一个匈奴》《统万城》请他签名并合影留念。
如今，已迈入古稀之年的建群先生依然健谈，气场强大。他不仅侃侃而谈文坛故事，而且对出版社打过交道的资深编辑的轶事如数家珍，使聚会者受益匪浅。他为聚会者带来的其著签名，也为我所带的《六六镇》《古道天机》签名并题写“全玉玲、王新民威武”以示鼓励，令我感动不已。我也回赠拙著《慈苑书韵》聊表谢意。我向他敬酒，期待他创作出更好更多的大作巨著，助力全民阅读书香社会建设，满足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王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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