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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如今已化作青铜雕像站在白雪飘飘的广场中间
语音播报：
路遥离开我们31年了。我写过关于路遥的很多文章。今天说说生他养他的那块土地，那块土地上的人们。
我一直相信命运的存在，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命运中。上苍要塑造一个大人物，会让他尝尽苦难，给他很多阅历。如果经不起这些打击，就会倒在路上，上苍会物色新的人选，如果能承受住，把这些苦难当作精神的营养、乳汁，就会强大起来，觉醒意识。
路遥没有被生活的困顿打倒，以坚强的毅力进行超负荷的文学创作，成了一个“天选之子”。
路遥身上有一种意识，永远不让自己平庸下去。一旦平庸，他又将回到祖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存状态。一个家族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积攒的地气，终于生养出这么一个人物，随时会被打回原形，回到原来的阶层中去。写作对路遥是一种自我拯救。世上所有的上升通道都被堵死了，唯有一支笔可以改变命运。他每发表一部作品、每一次获奖，都使他逃离那悲惨的命运。
路遥去世10周年的时候，这个世界静悄悄的，不见一丝响动。只有陕西师范大学刘路教授在学校办了个追思会，并且请来路遥的女儿远远（现在叫路茗茗）。我代表省文联、省作协讲话。我对远远说，路遥希望你长大踢足球，就是腿踢断了，连腿一块往球网里踢。孩子拉着我的手，有些羞涩地说，我体质弱，没有选择踢足球。
陕北地区的县志我基本看过。延安地区那一年修《延安市志》的序言，是我受延安市编纂委员会委托草拟的。通读这些县志让我明白，一部陕北高原史，一半是饥饿史，一半是战争史，整个就是一部苦难史啊！路遥当年也有这种感受。
延川县志记载了同治年间一场民族冲突，一些县份从地图上就消失了。延安时期短暂恢复的固临县，就是后来的南泥湾。子洲县过去叫怀远，有一个叫张家畔的村子，据说那地面上的人都出事了，有一户张姓人家的两个儿子，去盐池贩盐去了，躲过了一劫。回来后，在原址重建的张家畔，形成现在的张姓人家。这张家畔就是现在的子洲县城。
我幼年在富县居住。小时候上山砍柴，经常转过一个山坳，穿过一片树林，就发现一窑院，窑洞整整齐齐的，窑前有碾盘等一应俱全，看着荒了很多年。
延川县志记载，1940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号召向延川这一带移民，可见在那个年代，延川地面还没有恢复往日的兴旺。清涧王家堡的王在朝带上老婆和三个儿子王玉德、王玉宽和王玉富来到延川，准备给儿孙谋一份好家业，他们落户在延川的郭家沟。
王在朝是路遥的爷爷，王玉宽是路遥的生父，而王玉德就是路遥的养父。
出生在这凄凉的荒原上，路遥和所有陕北人一样，继承了祖辈基因里的紧迫感，他得顽强地活下去。
陕北人说的“饿”和关中人说的“饿”，不是一个意思。关中人的“饿”，是饥一顿饱一顿，陕北人说的“饿”，是在死亡线上挣扎啊！
陕北有一句古谚：猪娃头上还顶三升粗糠哩！一个人生下来，他就有活下去的权利。陕北人常说，一个生命的出生，上苍就一定给他的生命里配备了干粮，让他有活下去的依靠。
路遥有一个颇有远见的爷爷，是路遥能够生存下来的保障。
回想路遥的长相，我总能联想到世界三大草原王中的阿提拉大帝。匈人流落到欧洲以后，阿提拉大帝横扫欧亚，建立匈人帝国。一位牧师给阿提拉看病，详细记载了他的容貌，“身材矮小，胸膛宽阔，头大眼小，胡须稀疏呈灰色，鼻子扁平，体型不太匀称”。这些都是匈人常见的体态特征。
路遥几乎是这个样子，中等个子，圆盘脸，褐色皮肤，鼻子有点塌，眼睛小，常眯起来看东西，怕见光似的，勾着往前看。《草原帝国》一书描述阿提拉大帝，“站在多瑙河畔，眯着小眼睛，注视着欧罗巴大陆，随时准备把它囊入腹中。站在地上很普通，一旦跃上马背，与马结为一个战斗单位，立即变得凶恶不可阻挡”。路遥两只胳膊粗壮有力，十分强壮，下肢短一点，有点内罗圈。全脸胡子，鼻孔和耳朵都是，尤其是耳朵，两天不剪，毛就长出来了。
路遥生父比路遥小一号，路遥有一米六八，他生父应该有一米六左右。一个蹦蹦跳跳的小老头，头上戴个白帽子，风吹日晒经常洗，不怎么白了，肩膀上搭个烟袋锅。绥德、米脂、延川和清涧一带，这种小老头很多，都很聪明。
统万城被破前一年赫连勃勃去世，他的安葬应当很风光。他的坟墓现有多种说法，目前比较公认的墓址是延川县白浮图寺。所以，路遥家族具有匈奴人基因是极有可能的。
路遥养父类似大部分陕北老农形象。人高马大，有一米七往上，身材好也端正，长脸颊，高鼻梁，全脸胡，头上扎着一个白羊肚子毛巾，肩膀上搭个旱烟袋。
路遥二弟比路遥高一点，有一米七二，不苟言笑。到我这来过几次，头上常戴个帽子。原先在西安一家工厂打工，后来路遥给联系到延安二道街当城管，穿一身制服，胡子刮得净净的，叫王卫军。
王天云是路遥的三弟，个子小，在我办公室住过几次，也是个人物。我说，白天我要上班，你去街上溜达，晚上我下班了，你来住。我办公的地方在薄壳儿窑洞二层，一层和二层楼梯垒有砖花墙的楼沿。我编稿子久了走出来抽烟散神，看见这老三站在二层的砖花墙前，双手叉腰，头发凌乱，作伟人状，指点江山，傲视寰球。我笑了，走上去说，你小时候不好好念书，不好好写作文，你看你哥路遥，人家成了大作家了。这老三说了一句惊人的话：“俺是看不上他那营生。”
路遥还有个妹妹，嫁到延安。三年前我去延安学习书院讲大课，延安领导领了个中年妇女过来，说她自称是路遥的妹妹，你给咱判断。我说姑娘，你是在延川还是清涧长大的？她说清涧。我给延安领导说，千真万确，这是路遥的妹妹。
王天乐是老四，王天乐这名字是路遥给取的。他原来的名字叫猴蛮。王天乐招工到铜川煤矿当矿工，则是我父亲给要的指标。这本来是给我姐要的指标，她不去，于是我把这指标要过来给了天乐。
老五王天笑，小名叫九娃，路遥兄弟姐妹算一起，有九个，这是老小。我去榆林，他来找过我几次，说要成立个什么“路遥研究会”，叫我当会长，我给说我不当。他又说，让我给榆林领导说，让给支持，我满口答应。后来我给周一波说过，还给他写了一幅字：家园的最后守望者。
路遥的生母是陕北随处可见的很精明的女人，特别利索，把自己拾掇得干净利落。往手心“呸呸”吐两口唾沫，把头发一拢一抹，理得光溜溜的，家里上上下下都是她操持着。
路遥清涧老家我去过几次。大约是2001年，我去榆林路过，从川道公路边顺着斜坡上到窑院，院里有个碾子，下面是齐腰高的碾盘，碾盘上有个碾轱辘，靠院墙有几棵枣树、山桃树，靠南有三孔石窑，看见那三孔石窑我很感慨。《人生》拍电影，给了路遥三万元版费，他让天乐把钱背回清涧老家王家堡，修了三孔石窑。我说，路遥你这做得对，孝敬老人，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陕北人说，老子欠儿一个媳妇，儿欠老子一口棺材，你在他们活着的时候能做这事，是实实在在的孝敬老人。路遥却说，不，这不是孝敬老人的问题，这是一种宣言，我把三孔接口石窑往那一箍，向世界宣告：父亲的儿子大了！
大约10年前吧，我去参加路遥纪念馆开馆。记得当时下着雪，赶天黑到延安，吃了口饭，晚上十二点前又赶到清涧，住在县城。第二天赴石咀驿镇王家堡村参加开馆仪式，我发了言，中午在那里吃了顿饭。
陕北在近一百年，发生过两次外来人口冲击（1935年中央红军到陕北、1969年北京知青到延安插队），陆续改变着陕北人的观念，改变了很多陕北人的命运。
陕北人穿老棉袄、大裆裤，头上扎个羊肚子毛巾，年纪大点的，腰里缠条腰带。北京知青来了，把中国最前沿的时尚带来了。塑料底子布鞋最典型，知青把这叫懒人鞋，勾起跟儿穿，也能靸鞋像拖鞋一样穿。
北京知青在1969年1月来的，应该是坐火车从北京到西安，转坐卡车到延安。几十车几十车地往延安送，浩浩荡荡。我当时在富县，也参加过欢迎活动。记得就在茶坊路口，天阴得特别重，雪不是很大，下着雪粒，西北风把雪粒刮到脸上，打得生疼。
知青刚来的装束都是一件棉猴，女的穿件花的，男的穿件蓝的，头上戴个雷锋帽。这些刚来的知青，似乎对农村有一种天真的好奇，跟着毛驴走在路上，冷得连蹦带跳的。
路遥比我大四岁，他们那一茬我有很多朋友找的都是北京知青。白描的夫人毕英杰，就是北京人，当年在宜川的新市河插队。一个当地青年一旦和知青结合，立即和外部世界有了比较牢固的联系，不然，你得缩到窑洞里，几乎跟祖祖辈辈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了。
我问过路遥，你为什么一定要找个北京知青，你是不是一定要找到这样一根可靠的向上攀的绳索，以免自己坠入原来那平庸的世界呢？路遥回答说，不排除这种想法。
这篇文章得到了路遥大学时期的辅导员、延安大学原校长申沛昌，以及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的崔海潮校长的鼓励。还有西北大学出版社编辑刘栓，还有我的助理牛延宁的协助。□高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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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离开我们31年了。我写过关于路遥的很多文章。今天说说生他养他的那块土地，那块土地上的人们。
我一直相信命运的存在，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命运中。上苍要塑造一个大人物，会让他尝尽苦难，给他很多阅历。如果经不起这些打击，就会倒在路上，上苍会物色新的人选，如果能承受住，把这些苦难当作精神的营养、乳汁，就会强大起来，觉醒意识。
路遥没有被生活的困顿打倒，以坚强的毅力进行超负荷的文学创作，成了一个“天选之子”。
路遥身上有一种意识，永远不让自己平庸下去。一旦平庸，他又将回到祖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存状态。一个家族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积攒的地气，终于生养出这么一个人物，随时会被打回原形，回到原来的阶层中去。写作对路遥是一种自我拯救。世上所有的上升通道都被堵死了，唯有一支笔可以改变命运。他每发表一部作品、每一次获奖，都使他逃离那悲惨的命运。
路遥去世10周年的时候，这个世界静悄悄的，不见一丝响动。只有陕西师范大学刘路教授在学校办了个追思会，并且请来路遥的女儿远远（现在叫路茗茗）。我代表省文联、省作协讲话。我对远远说，路遥希望你长大踢足球，就是腿踢断了，连腿一块往球网里踢。孩子拉着我的手，有些羞涩地说，我体质弱，没有选择踢足球。
陕北地区的县志我基本看过。延安地区那一年修《延安市志》的序言，是我受延安市编纂委员会委托草拟的。通读这些县志让我明白，一部陕北高原史，一半是饥饿史，一半是战争史，整个就是一部苦难史啊！路遥当年也有这种感受。
延川县志记载了同治年间一场民族冲突，一些县份从地图上就消失了。延安时期短暂恢复的固临县，就是后来的南泥湾。子洲县过去叫怀远，有一个叫张家畔的村子，据说那地面上的人都出事了，有一户张姓人家的两个儿子，去盐池贩盐去了，躲过了一劫。回来后，在原址重建的张家畔，形成现在的张姓人家。这张家畔就是现在的子洲县城。
我幼年在富县居住。小时候上山砍柴，经常转过一个山坳，穿过一片树林，就发现一窑院，窑洞整整齐齐的，窑前有碾盘等一应俱全，看着荒了很多年。
延川县志记载，1940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号召向延川这一带移民，可见在那个年代，延川地面还没有恢复往日的兴旺。清涧王家堡的王在朝带上老婆和三个儿子王玉德、王玉宽和王玉富来到延川，准备给儿孙谋一份好家业，他们落户在延川的郭家沟。
王在朝是路遥的爷爷，王玉宽是路遥的生父，而王玉德就是路遥的养父。
出生在这凄凉的荒原上，路遥和所有陕北人一样，继承了祖辈基因里的紧迫感，他得顽强地活下去。
陕北人说的“饿”和关中人说的“饿”，不是一个意思。关中人的“饿”，是饥一顿饱一顿，陕北人说的“饿”，是在死亡线上挣扎啊！
陕北有一句古谚：猪娃头上还顶三升粗糠哩！一个人生下来，他就有活下去的权利。陕北人常说，一个生命的出生，上苍就一定给他的生命里配备了干粮，让他有活下去的依靠。
路遥有一个颇有远见的爷爷，是路遥能够生存下来的保障。
回想路遥的长相，我总能联想到世界三大草原王中的阿提拉大帝。匈人流落到欧洲以后，阿提拉大帝横扫欧亚，建立匈人帝国。一位牧师给阿提拉看病，详细记载了他的容貌，“身材矮小，胸膛宽阔，头大眼小，胡须稀疏呈灰色，鼻子扁平，体型不太匀称”。这些都是匈人常见的体态特征。
路遥几乎是这个样子，中等个子，圆盘脸，褐色皮肤，鼻子有点塌，眼睛小，常眯起来看东西，怕见光似的，勾着往前看。《草原帝国》一书描述阿提拉大帝，“站在多瑙河畔，眯着小眼睛，注视着欧罗巴大陆，随时准备把它囊入腹中。站在地上很普通，一旦跃上马背，与马结为一个战斗单位，立即变得凶恶不可阻挡”。路遥两只胳膊粗壮有力，十分强壮，下肢短一点，有点内罗圈。全脸胡子，鼻孔和耳朵都是，尤其是耳朵，两天不剪，毛就长出来了。
路遥生父比路遥小一号，路遥有一米六八，他生父应该有一米六左右。一个蹦蹦跳跳的小老头，头上戴个白帽子，风吹日晒经常洗，不怎么白了，肩膀上搭个烟袋锅。绥德、米脂、延川和清涧一带，这种小老头很多，都很聪明。
统万城被破前一年赫连勃勃去世，他的安葬应当很风光。他的坟墓现有多种说法，目前比较公认的墓址是延川县白浮图寺。所以，路遥家族具有匈奴人基因是极有可能的。
路遥养父类似大部分陕北老农形象。人高马大，有一米七往上，身材好也端正，长脸颊，高鼻梁，全脸胡，头上扎着一个白羊肚子毛巾，肩膀上搭个旱烟袋。
路遥二弟比路遥高一点，有一米七二，不苟言笑。到我这来过几次，头上常戴个帽子。原先在西安一家工厂打工，后来路遥给联系到延安二道街当城管，穿一身制服，胡子刮得净净的，叫王卫军。
王天云是路遥的三弟，个子小，在我办公室住过几次，也是个人物。我说，白天我要上班，你去街上溜达，晚上我下班了，你来住。我办公的地方在薄壳儿窑洞二层，一层和二层楼梯垒有砖花墙的楼沿。我编稿子久了走出来抽烟散神，看见这老三站在二层的砖花墙前，双手叉腰，头发凌乱，作伟人状，指点江山，傲视寰球。我笑了，走上去说，你小时候不好好念书，不好好写作文，你看你哥路遥，人家成了大作家了。这老三说了一句惊人的话：“俺是看不上他那营生。”
路遥还有个妹妹，嫁到延安。三年前我去延安学习书院讲大课，延安领导领了个中年妇女过来，说她自称是路遥的妹妹，你给咱判断。我说姑娘，你是在延川还是清涧长大的？她说清涧。我给延安领导说，千真万确，这是路遥的妹妹。
王天乐是老四，王天乐这名字是路遥给取的。他原来的名字叫猴蛮。王天乐招工到铜川煤矿当矿工，则是我父亲给要的指标。这本来是给我姐要的指标，她不去，于是我把这指标要过来给了天乐。
老五王天笑，小名叫九娃，路遥兄弟姐妹算一起，有九个，这是老小。我去榆林，他来找过我几次，说要成立个什么“路遥研究会”，叫我当会长，我给说我不当。他又说，让我给榆林领导说，让给支持，我满口答应。后来我给周一波说过，还给他写了一幅字：家园的最后守望者。
路遥的生母是陕北随处可见的很精明的女人，特别利索，把自己拾掇得干净利落。往手心“呸呸”吐两口唾沫，把头发一拢一抹，理得光溜溜的，家里上上下下都是她操持着。
路遥清涧老家我去过几次。大约是2001年，我去榆林路过，从川道公路边顺着斜坡上到窑院，院里有个碾子，下面是齐腰高的碾盘，碾盘上有个碾轱辘，靠院墙有几棵枣树、山桃树，靠南有三孔石窑，看见那三孔石窑我很感慨。《人生》拍电影，给了路遥三万元版费，他让天乐把钱背回清涧老家王家堡，修了三孔石窑。我说，路遥你这做得对，孝敬老人，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陕北人说，老子欠儿一个媳妇，儿欠老子一口棺材，你在他们活着的时候能做这事，是实实在在的孝敬老人。路遥却说，不，这不是孝敬老人的问题，这是一种宣言，我把三孔接口石窑往那一箍，向世界宣告：父亲的儿子大了！
大约10年前吧，我去参加路遥纪念馆开馆。记得当时下着雪，赶天黑到延安，吃了口饭，晚上十二点前又赶到清涧，住在县城。第二天赴石咀驿镇王家堡村参加开馆仪式，我发了言，中午在那里吃了顿饭。
陕北在近一百年，发生过两次外来人口冲击（1935年中央红军到陕北、1969年北京知青到延安插队），陆续改变着陕北人的观念，改变了很多陕北人的命运。
陕北人穿老棉袄、大裆裤，头上扎个羊肚子毛巾，年纪大点的，腰里缠条腰带。北京知青来了，把中国最前沿的时尚带来了。塑料底子布鞋最典型，知青把这叫懒人鞋，勾起跟儿穿，也能靸鞋像拖鞋一样穿。
北京知青在1969年1月来的，应该是坐火车从北京到西安，转坐卡车到延安。几十车几十车地往延安送，浩浩荡荡。我当时在富县，也参加过欢迎活动。记得就在茶坊路口，天阴得特别重，雪不是很大，下着雪粒，西北风把雪粒刮到脸上，打得生疼。
知青刚来的装束都是一件棉猴，女的穿件花的，男的穿件蓝的，头上戴个雷锋帽。这些刚来的知青，似乎对农村有一种天真的好奇，跟着毛驴走在路上，冷得连蹦带跳的。
路遥比我大四岁，他们那一茬我有很多朋友找的都是北京知青。白描的夫人毕英杰，就是北京人，当年在宜川的新市河插队。一个当地青年一旦和知青结合，立即和外部世界有了比较牢固的联系，不然，你得缩到窑洞里，几乎跟祖祖辈辈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了。
我问过路遥，你为什么一定要找个北京知青，你是不是一定要找到这样一根可靠的向上攀的绳索，以免自己坠入原来那平庸的世界呢？路遥回答说，不排除这种想法。
这篇文章得到了路遥大学时期的辅导员、延安大学原校长申沛昌，以及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的崔海潮校长的鼓励。还有西北大学出版社编辑刘栓，还有我的助理牛延宁的协助。□高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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