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航天人的兵工情怀
作者采访阮崇智。
1962年,职工抬着发动机上山做试验。
1965年1月,钱学森到惠安化工厂参加国防五院工作会议时的合影。
惊闻航天科技四院原副院长阮崇智不幸离世,深感悲痛。回想起自己几年前写的一篇关于阮崇智老先生的文章《一位航天人的兵工情怀》,谨以此文祭拜阮老先生的英灵,愿老人一路走好。
2018年,因公司编撰厂志,其中关于钱学森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来厂参与某项目的一些情况,想找当时参与项目的人员核实。经航天科技四院职工作家伏萍女士引荐,先后两次去阮崇智家进行采访。与阮老先生的两次访谈,老人风趣儒雅的语言、对祖国军工事业的深情厚谊以及坦荡无私的家国情怀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记得那天下午,老人用他超强的记忆力向我们讲述着他与西安北方惠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的种种过往。
时隔五十多年,提起当年在惠安的工作经历,阮老如数家珍,往事一幕幕,很多人的名字以及过去发生的事情,老人至今都记得清清楚楚。说到动情处,他会热泪盈眶;提起一些有趣的事情,老人也会像个孩童似的开心地笑起来。
这位为我国航天事业奋斗了一生的老专家出生于革命家庭,父母和兄妹七人都是早期的共产党员,大多经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战火的洗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在重要的岗位上作出了卓越贡献。
1954年9月,阮崇智从苏联莫斯科门捷列夫化工学院化学工程系毕业,专业是火药工艺学。1959年10月,学成归来的阮崇智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开始了他的航天生涯。
说起中国的固体推进剂事业,阮老说,不得不提到钱学森。1955年10月,钱学森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他心系的祖国。1956年2月1日,毛主席设宴招待全国政协委员,特地邀请钱学森和他坐在一起。毛主席表达了中国要搞“两弹一星”的决心。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被任命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首任院长。
1958年的终南山脚下,惠安化工厂的几位领导人也在琢磨着一件大事情。副厂长朱瑛、技术科长刘茂功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了国家要搞“两弹一星”的计划,他们想着要在工厂成立复合固体推进剂研究所,利用工厂现有的技术、人员、设备条件进行复合固体推进剂的研究。为了解决人员短缺的问题,工厂从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端来”一个班20个学生,研究所成立之初只有40余人。
1962年5月,25岁的阮崇智以及所在的750部队开赴惠安化工厂,开启了一项伟大的事业。那时候的阮崇智年轻帅气,一米八几的身高,在众人中显得格外耀眼。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大阮”。
说起来惠安化工厂的原因,阮崇智回忆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以后,我们要搞火箭发动机装药,必须尽快找到基地。在西安三所所长肖淦、副所长李志刚的引荐下,我们来到了终南山下的惠安化工厂。在这里有充足的水源,厂区面积大,闲置厂房很多,是个好地方。工厂还有自己的发电厂和铁路专用线,更重要的是,工厂前期已经进行了复合固体推进剂基础配方的研究。”
回忆起在惠安化工厂协作的三年时间里,阮崇智说:“那里留下了我们奋斗的足迹,有着难忘的回忆。”老人拿出一张旧照片给我们,那是1962年他们进山做试验,十几个人抬着发动机过河的场景。阮崇智向我们介绍了这张照片的拍摄背景。他说:“300毫米发动机制成之后,工厂厂长董文立不同意在厂内试车台试验。科研所的领导决定沿厂外一条小溪往将军山里去,在距厂区8公里的河湾处,找到一块岩石,略加处理,成为一座试车台,不远处一座土地庙正好作测试间。当时设计一组负责拉架子车,到河边后,十多个人抬着几百公斤重的发动机过河。当时,三所有一位姓班的摄影师记录下这个镜头,这张珍贵的照片成为我们当时人拉肩扛、艰苦奋斗的写照。”时隔多年,阮老在《当代中国》一书上,发现了这张照片,激动之余赋诗一首:
事业初创百事艰,火箭原需抬上肩;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在惠安化工厂协作期间,阮崇智遇到了自己心仪的姑娘孙城敏。孙城敏是后来补充到队伍中的年轻大学生。两位年轻人在共同的事业追求中,相互理解,相互鼓励,擦出了爱情的火花。1965年2月,在惠安化工厂,阮崇智和孙城敏举行了简单的婚礼,结为伉俪。孙城敏一生致力于火箭发动机研究,后来参与了东方红卫星的研究工作。从相识到相知,他们携手一生,五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已年过八旬的两位老人依然恩爱有加。现在的阮老很少出门,主要的任务就是照顾行动不便的老伴。
美好的回忆中,也有让阮老难以释怀的痛苦回忆。提起1962年12月6日的那场事故,阮老内心总是难以平静,甚至眼圈微红。那一天,他正在整理试车数据时,听到了消防车的警笛声,一场灾难就这样降临了。203公斤料浆在桨叶转动时瞬间燃烧。事故中陈素梅、韩玉英、王增效、刘恩科四位同志牺牲,常西平和朱月恒身负重伤,终身残疾。朱月恒是北京工业学院当年的毕业生,是河北省河间县(今河间市)一对农民夫妇的独生女。她母亲来时苍天无泪的悲苦,深深地留在了阮崇智的心中。昔日里并肩作战的同志瞬间失去生命,这令阮崇智很难接受这样的现实。他说:“历史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为固体事业所作出牺牲和贡献的人们!”
当听到朱月恒后来在工作中克服重重困难,依然坚持科研工作,并成为陕西省三八红旗手、陕西省劳动模范后,阮老深感欣慰。他深知一位从艰苦岁月中走过来,经受过各种考验的军工人在任何困难面前是从来不会退缩的。
1965年12月,结束了在惠安化工厂的协作,阮崇智随队伍去往呼和浩特,重新建立新的基地。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阮崇智致力于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研究,为我国的航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在惠安化工厂工作的经历以及后来与工厂的多次合作,使他与惠安化工厂、与兵器工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两次拜访阮老,他对我们总是有说不完的话,提起当年的很多同志,他总是津津乐道,并且告诉了我们很多后来从工厂转到航天部门的同志的近况。他说:“惠安化工厂为我国的航天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做了无名英雄,航天人应该感谢兵器,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事业。”
第一次拜访阮老,我送给他一本工厂五十周年时编写的《情系惠安》一书。第二次见到老人,是我带着中央电视台《人民兵工》节目拍摄组去他家里采访。老人见到我非常高兴。他说自己已经认真地读完了《情系惠安》这本书,遗憾的是书里面写当年复合固体推进剂研究所初期的内容太少了,应该多写一些这方面的内容。临走时,老人送我了一本他撰写的回忆录《我的中国心》,本书中详细地记录了老人当年在惠安化工厂工作生活的经历。
深深的兵工情怀,成为老人一生最难忘的珍藏。□张爱娟
阮崇智生于1937年3月,河北怀安人,1959年毕业于莫斯科门捷列夫化工学院,1959年10月在原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参加工作,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原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六室工程组长、航天工业部四院四十一所副所长、航天科技四院科技委副主任等职务。1989年任航空航天工业部四院副院长,2002年7月退休。
阮崇智长期从事固体火箭发动机研究与设计工作,曾主持红旗四号两级发动机、东方红试验通信卫星远地点发动机以及多个战略战术型号发动机研制,并主持编纂了航天丛书固体卷,为我国固体火箭发动机事业的发展和国防装备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
2024年1月22日8时30分,阮崇智在西安逝世,享年8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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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采访阮崇智。
1962年,职工抬着发动机上山做试验。
1965年1月,钱学森到惠安化工厂参加国防五院工作会议时的合影。
惊闻航天科技四院原副院长阮崇智不幸离世,深感悲痛。回想起自己几年前写的一篇关于阮崇智老先生的文章《一位航天人的兵工情怀》,谨以此文祭拜阮老先生的英灵,愿老人一路走好。
2018年,因公司编撰厂志,其中关于钱学森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来厂参与某项目的一些情况,想找当时参与项目的人员核实。经航天科技四院职工作家伏萍女士引荐,先后两次去阮崇智家进行采访。与阮老先生的两次访谈,老人风趣儒雅的语言、对祖国军工事业的深情厚谊以及坦荡无私的家国情怀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记得那天下午,老人用他超强的记忆力向我们讲述着他与西安北方惠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的种种过往。
时隔五十多年,提起当年在惠安的工作经历,阮老如数家珍,往事一幕幕,很多人的名字以及过去发生的事情,老人至今都记得清清楚楚。说到动情处,他会热泪盈眶;提起一些有趣的事情,老人也会像个孩童似的开心地笑起来。
这位为我国航天事业奋斗了一生的老专家出生于革命家庭,父母和兄妹七人都是早期的共产党员,大多经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战火的洗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在重要的岗位上作出了卓越贡献。
1954年9月,阮崇智从苏联莫斯科门捷列夫化工学院化学工程系毕业,专业是火药工艺学。1959年10月,学成归来的阮崇智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开始了他的航天生涯。
说起中国的固体推进剂事业,阮老说,不得不提到钱学森。1955年10月,钱学森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他心系的祖国。1956年2月1日,毛主席设宴招待全国政协委员,特地邀请钱学森和他坐在一起。毛主席表达了中国要搞“两弹一星”的决心。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被任命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首任院长。
1958年的终南山脚下,惠安化工厂的几位领导人也在琢磨着一件大事情。副厂长朱瑛、技术科长刘茂功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了国家要搞“两弹一星”的计划,他们想着要在工厂成立复合固体推进剂研究所,利用工厂现有的技术、人员、设备条件进行复合固体推进剂的研究。为了解决人员短缺的问题,工厂从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端来”一个班20个学生,研究所成立之初只有40余人。
1962年5月,25岁的阮崇智以及所在的750部队开赴惠安化工厂,开启了一项伟大的事业。那时候的阮崇智年轻帅气,一米八几的身高,在众人中显得格外耀眼。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大阮”。
说起来惠安化工厂的原因,阮崇智回忆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以后,我们要搞火箭发动机装药,必须尽快找到基地。在西安三所所长肖淦、副所长李志刚的引荐下,我们来到了终南山下的惠安化工厂。在这里有充足的水源,厂区面积大,闲置厂房很多,是个好地方。工厂还有自己的发电厂和铁路专用线,更重要的是,工厂前期已经进行了复合固体推进剂基础配方的研究。”
回忆起在惠安化工厂协作的三年时间里,阮崇智说:“那里留下了我们奋斗的足迹,有着难忘的回忆。”老人拿出一张旧照片给我们,那是1962年他们进山做试验,十几个人抬着发动机过河的场景。阮崇智向我们介绍了这张照片的拍摄背景。他说:“300毫米发动机制成之后,工厂厂长董文立不同意在厂内试车台试验。科研所的领导决定沿厂外一条小溪往将军山里去,在距厂区8公里的河湾处,找到一块岩石,略加处理,成为一座试车台,不远处一座土地庙正好作测试间。当时设计一组负责拉架子车,到河边后,十多个人抬着几百公斤重的发动机过河。当时,三所有一位姓班的摄影师记录下这个镜头,这张珍贵的照片成为我们当时人拉肩扛、艰苦奋斗的写照。”时隔多年,阮老在《当代中国》一书上,发现了这张照片,激动之余赋诗一首:
事业初创百事艰,火箭原需抬上肩;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在惠安化工厂协作期间,阮崇智遇到了自己心仪的姑娘孙城敏。孙城敏是后来补充到队伍中的年轻大学生。两位年轻人在共同的事业追求中,相互理解,相互鼓励,擦出了爱情的火花。1965年2月,在惠安化工厂,阮崇智和孙城敏举行了简单的婚礼,结为伉俪。孙城敏一生致力于火箭发动机研究,后来参与了东方红卫星的研究工作。从相识到相知,他们携手一生,五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已年过八旬的两位老人依然恩爱有加。现在的阮老很少出门,主要的任务就是照顾行动不便的老伴。
美好的回忆中,也有让阮老难以释怀的痛苦回忆。提起1962年12月6日的那场事故,阮老内心总是难以平静,甚至眼圈微红。那一天,他正在整理试车数据时,听到了消防车的警笛声,一场灾难就这样降临了。203公斤料浆在桨叶转动时瞬间燃烧。事故中陈素梅、韩玉英、王增效、刘恩科四位同志牺牲,常西平和朱月恒身负重伤,终身残疾。朱月恒是北京工业学院当年的毕业生,是河北省河间县(今河间市)一对农民夫妇的独生女。她母亲来时苍天无泪的悲苦,深深地留在了阮崇智的心中。昔日里并肩作战的同志瞬间失去生命,这令阮崇智很难接受这样的现实。他说:“历史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为固体事业所作出牺牲和贡献的人们!”
当听到朱月恒后来在工作中克服重重困难,依然坚持科研工作,并成为陕西省三八红旗手、陕西省劳动模范后,阮老深感欣慰。他深知一位从艰苦岁月中走过来,经受过各种考验的军工人在任何困难面前是从来不会退缩的。
1965年12月,结束了在惠安化工厂的协作,阮崇智随队伍去往呼和浩特,重新建立新的基地。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阮崇智致力于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研究,为我国的航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在惠安化工厂工作的经历以及后来与工厂的多次合作,使他与惠安化工厂、与兵器工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两次拜访阮老,他对我们总是有说不完的话,提起当年的很多同志,他总是津津乐道,并且告诉了我们很多后来从工厂转到航天部门的同志的近况。他说:“惠安化工厂为我国的航天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做了无名英雄,航天人应该感谢兵器,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事业。”
第一次拜访阮老,我送给他一本工厂五十周年时编写的《情系惠安》一书。第二次见到老人,是我带着中央电视台《人民兵工》节目拍摄组去他家里采访。老人见到我非常高兴。他说自己已经认真地读完了《情系惠安》这本书,遗憾的是书里面写当年复合固体推进剂研究所初期的内容太少了,应该多写一些这方面的内容。临走时,老人送我了一本他撰写的回忆录《我的中国心》,本书中详细地记录了老人当年在惠安化工厂工作生活的经历。
深深的兵工情怀,成为老人一生最难忘的珍藏。□张爱娟
阮崇智生于1937年3月,河北怀安人,1959年毕业于莫斯科门捷列夫化工学院,1959年10月在原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参加工作,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原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六室工程组长、航天工业部四院四十一所副所长、航天科技四院科技委副主任等职务。1989年任航空航天工业部四院副院长,2002年7月退休。
阮崇智长期从事固体火箭发动机研究与设计工作,曾主持红旗四号两级发动机、东方红试验通信卫星远地点发动机以及多个战略战术型号发动机研制,并主持编纂了航天丛书固体卷,为我国固体火箭发动机事业的发展和国防装备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
2024年1月22日8时30分,阮崇智在西安逝世,享年8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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