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藏七十年后面世 柳青遗稿有着怎样的断舍离?
近期,刊发于《人民文学》2024年第1期的柳青长篇小说遗稿《在旷野里》(柳青大女儿刘可风称其《县委书记》,《人民文学》刊发时用《在旷野里》),在社会上引起轰动。
柳青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之一,出版了《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3部长篇小说。但极少有人知晓柳青在长安还写过一部关于老干部思想、“干预生活”的长篇小说(未完稿)。这部小说是柳青最特别、最神秘的作品,它隐匿于波涛汹涌的时代大潮之中,直到70年后的今天才公之于世。
柳青曾说“没用就毁了吧”
据柳青大女儿刘可风回忆,1978年3月的一天——柳青去世前3个月,躺在医院、进入生命晚期的柳青让她回家把他留有的文字全部拿来。“父亲最后拿起的就是这部书稿,他一只手用力擎起,用另一只手来回抚摸,眼光中有着像对亲子的留恋和不舍,他缓缓地说:‘以后,以后……没用就毁了吧’。”柳青写了这部作品后,在自己身边悄悄放了25年,始终秘不示人。
父亲去世后,刘可风一直妥善保存着这部小说手稿。她把许多手稿都烧了,却唯独没有烧毁这部,肯定是割舍不下,觉得它还是有价值的。她曾经有将其公开的想法,但在过去的许多年中,文艺界对柳青及《创业史》的评价褒贬不一,因而她一次次打消了将其公诸于世的念头。
2016年1月,年过七旬的刘可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柳青传》。随着年事已高,加之柳青研究氛围的活泼,刘可风将遗稿录成电子版,决心公开发表。她2019年先后与一家出版社和一家杂志社商谈出版事宜,最终被迫撤稿。出版方和刘可风都遗憾不已。此事一直到2024年,书稿才终于在《人民文学》刊发。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接受采访时说:“我要代表《人民文学》杂志社和读者感谢柳青的家人,没有他们的保藏、整理和对刊发的支持,就没有《在旷野里》的面世。”
赏心悦目的手稿
笔者在2019年5月至2021年3月做过刘可风的助手,对这部手稿印象极深。
手稿用棉线装订在一起,纸张自然泛黄,前后几页稍有些许卷角和残损,正文完整无缺损,字迹清晰无漫漶。手稿纸张为印有浅色竖列暗纹稿纸(柳青写《创业史》用的是横排稿纸),A4大小,却比A4宽些;每页14列,每列37个字格,满页可容纳518字。每列之间有窄的间隔,因而字格扁平。这种稿纸现在看来质地普通,但对于纸张供应紧张的20世纪50年代初,这种稿纸已是稀缺。
手稿共计189页,除首页写有毛泽东引文无页码,其他手稿页码从“1”一直编到“188”。手稿按稿纸格子计算有9.79万字,文字录入后电脑统计7.5万字。留存的手稿是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已有篇章内容连贯,故事也基本完整,只是有头无尾。手稿未写书名,为方便称呼,刘可风结合内容称这部“无名小说”为《县委书记》。
整部手稿用蓝色墨水书写,刘可风说父亲是用新中国成立时买的派克钢笔写的——柳青非常珍爱这支笔,《创业史》也是用这支笔写出来的。手稿工整、书写流畅。字是繁体行书,一字一格,从左至右,工整有序。虽然字小如绿豆,却苍劲舒展,气韵生动。柳青曾指着这一列列隽秀的手迹说:“我喜欢鲁迅书稿中娟秀的豆豆字。”对照鲁迅手稿《鲁迅手稿选集三编》,不但稿纸样式相似,字迹更是神似。
手稿共20章,每章文字相对均衡,平均9页上下。作者用“一”“二”等序号标注章节,每个新的章节都另起一页书写。所有章节序号皆占3列,序号首字统一从第2列第8个空格写起,正文从第4列第3格写起,非常规范认真。在文句修改时,个别单字涂成方块,若一连删减多字则作条状或菱形镂空涂抹。即使长句大段补充修订,从连线远近及起笔高低就能看出作者的深思熟虑和书写上的谋篇布局。所以手稿修改涂抹之处众多,却并不显得潦草杂乱。
手稿末页落款“一九五三·十月七日”,这是完稿时间。落款上一行写有“(未完)”二字,此处笔墨明显异于正文,不是一次写成,刘可风早年确认是柳青笔迹,说是后来补上的。各页手写页码字迹阔大、位置各异,应该非柳青所书。
遗稿反映的是什么
这部遗稿与柳青其他作品的风格大不一样,小说故事情节比较简单,写的是新任县委书记朱明山深入农村,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开展大规模棉田虫害防治的故事。此外,“作品中还提出了新老干部之间的矛盾问题,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曾在白区工作的干部和解放区干部之间的关系问题”等。
柳青写这部小说,是亲眼看见在陕北工作时的一些农民出身的老同志和老朋友不能很好地适应新的形势,觉得自己不行了要回家种地,或者因为一点物质享受逐渐抛弃了艰苦卓绝的优秀品质等。他希望这些同志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战争洗礼后,仍然能鼓足勇气,“以满腔热情,把全部身心投入新的、生疏的经济建设中去”“目的是想鼓舞大家向社会主义前进”。
柳青为何“半途而废”
柳青心思缜密,为何半途而废放弃此稿?
从显性上分析,笔者认为至少有三个因素。
一是没有达到新的更高的艺术高度。刘可风曾这样总结父亲的艺术创作:“他对自己的作品是否满意有两个判断方法,一是在概括和反映社会现实与矛盾上要有深度与广度,二是在艺术上比过去要高。如果与之前的文学水平相当,就不行。必须一步比一步高,这是一个作家对艺术的不懈探索与追求。”而这部手稿“与自己要达到的艺术效果相距甚远”。
二是遇到了难以突破的创作瓶颈。柳青曾对王汶石讲:“写不下去了,苦恼得很,吃力得很。因为许多现实生活的问题,于自己都是生疏的,不够了解,而除过主人公之外,其他二等、三等角色则更不熟悉。”1954年,柳青在回答《文艺学习》编辑部关于“有无中途写不下去的时候?”讲:“每一部作品都是对一个作家的考验。”除了考验他的“坚韧性”,更“考验他的生活基础、文学才能和思想修养。这三方面如果是不及格的,甚至只有一方面不及格,那在他来说就是打一个没把握的仗,随时都有对困难放下武器的可能”。
柳青创作此稿做了一些准备,却不足以支撑“写四大部”的宏大主题,仓促动笔后遭遇困难。当时他已出版两部长篇,创作经验丰富,如果仅是敷衍写完“四大部”不是问题。最终,他选择了为保证艺术品质停笔,而非仓促写完应付读者。
三是被激情澎湃的时代和更为鲜活的题材所吸引。1953年10月,“一个轰轰烈烈的宣传总路线和粮食统购统销的群众运动就很快在农村展开”,柳青在写字台前越来越坐不住了。他在《灯塔,照耀着我们吧!》形容急切放弃遗稿写作的心情:“我不说写完一章,就是一页也写不下去了;正如外面是暴风雨,我在屋里不能工作一样。”此时,站在时代潮头、发现创作富矿的柳青,作出了人生艰难而又重要的选择——抛弃旧稿,以无比热忱投入农业合作化运动新的书写当中。
从小说文本及时代背景分析,笔者认为也有三个因素。
首先,柳青对小说展示的内容或许心存顾虑。对时代的歌颂与对人民的颂扬,一直是柳青创作的主题。而这部小说一反“常态”,矛头直指新中国成立后老干部的享乐主义思想,并对其进行无情揭露和批判。柳青对现实生活中尖锐社会问题的剖析,如果当时发表必将在文坛引起轩然大波。写作前,他征求过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胡乔木、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林默涵的意见。不知胡、林给了他怎样的建议,后来陕西省委宣传部领导得知他新写了一部小说,就动员他尽快发表,柳青“坚决地摇了摇头”。小说出版后有太多不可控因素,使他在后续的写作中犹豫徘徊直至放弃。
其次,柳青或许对复杂政治形势有不甚乐观的预判。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治气候复杂而又多变。柳青在收集素材及潜心写作的两三年,是否嗅到了政治形势的异样、意识到了潜在的危险,从而对作品命运忐忑不安甚至产生悲观?刘可风对笔者讲:“柳青一贯讲政治,也非常能看懂政治。他当时不发表这个作品,应该是对当时政治环境有一定认识,知道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这是一种政治清醒,也可以说自我保护。”政治考量,可能是导致写作这部小说偃旗息鼓的最主要的原因。
第三,柳青对主人公原型近乎苛刻的挑剔。柳青写《创业史》前,起初想把王莽村蒲忠智作为主人公原型,后来换成了根红苗正、政治坚定的王家斌。遗稿中的主人公朱明山的原型是“当时的长安县委书记李浩”。柳青小说写过的重要人物,许多他都用散文形式再现,却几乎未提及李浩。笔者因资料匮乏,无法确定该人物原型是否存在“硬伤”等问题,只能存疑供大家研究。
艺术价值及社会意义不可低估
《县委书记》(即使未完稿)能在70年后“横空出世”,无疑是可喜可贺的。这也将掀起新一轮柳青研究的热潮。
客观说,《县委书记》的文学价值是值得肯定的。虽然它在艺术表现张力和深度上与《创业史》还有较大差距,但在许多方面比《铜墙铁壁》又略胜一筹,可以说是柳青当时个人文学水准的真实呈现。尤其是它作为“干预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散发出的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使它在社会意义上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价值!
面对误解,柳青选择了沉默
柳青1952年9月来到长安,直至1959年4月《创业史》发表(最初发表的标题是《稻地风波》),7年间,他唯一没有停下的就是手中的笔。可是在他写作《创业史》最艰难的岁月,不知经历了多少白眼、嘲讽甚至谩骂。群众说他在村里“休养”,同志说他在乡下“享清福”,省上主要领导找他谈话劝他知难而退“写不出来就不要硬写”,甚至在全国作协一次会议上领导点名批评他定居农村的写作计划,并预言他将失败……但无人知晓他的《创业史》第一部早已写完,他在一遍两遍三遍四遍地修改,每一次修改都要经历脱胎换骨带来的阵痛,承受破茧成蝶必经的磨难。他忍辱负重,默默承受,不作争辩。作为一名作家,他只有用高品质的作品回答关切、回报人民、回击质疑。他对《创业史》责任编辑王维玲说:“所有创造性的工作,精神成本较高,有时又难以被人理解,有时会被误解。”他还说:“文学是一生的事业,要勤勤恳恳搞一辈子。”
自古圣贤多寂寞。柳青不是圣贤,但理解他的人何其少哉,误解他的人何其多哉!包括这部尘封70年的遗稿,它的发表将为读者打开一扇新的大门,所有人都将发现那个一直被误解、被误读得更为真实的柳青!□刘峰
(作者系柳青研究学者,宝鸡文理学院陕西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人民文学》2024年01期
《创业史》(第二部上卷)第三章手稿(此手稿与刊发稿有区别)。
《在旷野里》手稿正文尾页。
柳青(右三)在田间劳作之余与乡亲们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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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刊发于《人民文学》2024年第1期的柳青长篇小说遗稿《在旷野里》(柳青大女儿刘可风称其《县委书记》,《人民文学》刊发时用《在旷野里》),在社会上引起轰动。
柳青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之一,出版了《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3部长篇小说。但极少有人知晓柳青在长安还写过一部关于老干部思想、“干预生活”的长篇小说(未完稿)。这部小说是柳青最特别、最神秘的作品,它隐匿于波涛汹涌的时代大潮之中,直到70年后的今天才公之于世。
柳青曾说“没用就毁了吧”
据柳青大女儿刘可风回忆,1978年3月的一天——柳青去世前3个月,躺在医院、进入生命晚期的柳青让她回家把他留有的文字全部拿来。“父亲最后拿起的就是这部书稿,他一只手用力擎起,用另一只手来回抚摸,眼光中有着像对亲子的留恋和不舍,他缓缓地说:‘以后,以后……没用就毁了吧’。”柳青写了这部作品后,在自己身边悄悄放了25年,始终秘不示人。
父亲去世后,刘可风一直妥善保存着这部小说手稿。她把许多手稿都烧了,却唯独没有烧毁这部,肯定是割舍不下,觉得它还是有价值的。她曾经有将其公开的想法,但在过去的许多年中,文艺界对柳青及《创业史》的评价褒贬不一,因而她一次次打消了将其公诸于世的念头。
2016年1月,年过七旬的刘可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柳青传》。随着年事已高,加之柳青研究氛围的活泼,刘可风将遗稿录成电子版,决心公开发表。她2019年先后与一家出版社和一家杂志社商谈出版事宜,最终被迫撤稿。出版方和刘可风都遗憾不已。此事一直到2024年,书稿才终于在《人民文学》刊发。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接受采访时说:“我要代表《人民文学》杂志社和读者感谢柳青的家人,没有他们的保藏、整理和对刊发的支持,就没有《在旷野里》的面世。”
赏心悦目的手稿
笔者在2019年5月至2021年3月做过刘可风的助手,对这部手稿印象极深。
手稿用棉线装订在一起,纸张自然泛黄,前后几页稍有些许卷角和残损,正文完整无缺损,字迹清晰无漫漶。手稿纸张为印有浅色竖列暗纹稿纸(柳青写《创业史》用的是横排稿纸),A4大小,却比A4宽些;每页14列,每列37个字格,满页可容纳518字。每列之间有窄的间隔,因而字格扁平。这种稿纸现在看来质地普通,但对于纸张供应紧张的20世纪50年代初,这种稿纸已是稀缺。
手稿共计189页,除首页写有毛泽东引文无页码,其他手稿页码从“1”一直编到“188”。手稿按稿纸格子计算有9.79万字,文字录入后电脑统计7.5万字。留存的手稿是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已有篇章内容连贯,故事也基本完整,只是有头无尾。手稿未写书名,为方便称呼,刘可风结合内容称这部“无名小说”为《县委书记》。
整部手稿用蓝色墨水书写,刘可风说父亲是用新中国成立时买的派克钢笔写的——柳青非常珍爱这支笔,《创业史》也是用这支笔写出来的。手稿工整、书写流畅。字是繁体行书,一字一格,从左至右,工整有序。虽然字小如绿豆,却苍劲舒展,气韵生动。柳青曾指着这一列列隽秀的手迹说:“我喜欢鲁迅书稿中娟秀的豆豆字。”对照鲁迅手稿《鲁迅手稿选集三编》,不但稿纸样式相似,字迹更是神似。
手稿共20章,每章文字相对均衡,平均9页上下。作者用“一”“二”等序号标注章节,每个新的章节都另起一页书写。所有章节序号皆占3列,序号首字统一从第2列第8个空格写起,正文从第4列第3格写起,非常规范认真。在文句修改时,个别单字涂成方块,若一连删减多字则作条状或菱形镂空涂抹。即使长句大段补充修订,从连线远近及起笔高低就能看出作者的深思熟虑和书写上的谋篇布局。所以手稿修改涂抹之处众多,却并不显得潦草杂乱。
手稿末页落款“一九五三·十月七日”,这是完稿时间。落款上一行写有“(未完)”二字,此处笔墨明显异于正文,不是一次写成,刘可风早年确认是柳青笔迹,说是后来补上的。各页手写页码字迹阔大、位置各异,应该非柳青所书。
遗稿反映的是什么
这部遗稿与柳青其他作品的风格大不一样,小说故事情节比较简单,写的是新任县委书记朱明山深入农村,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开展大规模棉田虫害防治的故事。此外,“作品中还提出了新老干部之间的矛盾问题,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曾在白区工作的干部和解放区干部之间的关系问题”等。
柳青写这部小说,是亲眼看见在陕北工作时的一些农民出身的老同志和老朋友不能很好地适应新的形势,觉得自己不行了要回家种地,或者因为一点物质享受逐渐抛弃了艰苦卓绝的优秀品质等。他希望这些同志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战争洗礼后,仍然能鼓足勇气,“以满腔热情,把全部身心投入新的、生疏的经济建设中去”“目的是想鼓舞大家向社会主义前进”。
柳青为何“半途而废”
柳青心思缜密,为何半途而废放弃此稿?
从显性上分析,笔者认为至少有三个因素。
一是没有达到新的更高的艺术高度。刘可风曾这样总结父亲的艺术创作:“他对自己的作品是否满意有两个判断方法,一是在概括和反映社会现实与矛盾上要有深度与广度,二是在艺术上比过去要高。如果与之前的文学水平相当,就不行。必须一步比一步高,这是一个作家对艺术的不懈探索与追求。”而这部手稿“与自己要达到的艺术效果相距甚远”。
二是遇到了难以突破的创作瓶颈。柳青曾对王汶石讲:“写不下去了,苦恼得很,吃力得很。因为许多现实生活的问题,于自己都是生疏的,不够了解,而除过主人公之外,其他二等、三等角色则更不熟悉。”1954年,柳青在回答《文艺学习》编辑部关于“有无中途写不下去的时候?”讲:“每一部作品都是对一个作家的考验。”除了考验他的“坚韧性”,更“考验他的生活基础、文学才能和思想修养。这三方面如果是不及格的,甚至只有一方面不及格,那在他来说就是打一个没把握的仗,随时都有对困难放下武器的可能”。
柳青创作此稿做了一些准备,却不足以支撑“写四大部”的宏大主题,仓促动笔后遭遇困难。当时他已出版两部长篇,创作经验丰富,如果仅是敷衍写完“四大部”不是问题。最终,他选择了为保证艺术品质停笔,而非仓促写完应付读者。
三是被激情澎湃的时代和更为鲜活的题材所吸引。1953年10月,“一个轰轰烈烈的宣传总路线和粮食统购统销的群众运动就很快在农村展开”,柳青在写字台前越来越坐不住了。他在《灯塔,照耀着我们吧!》形容急切放弃遗稿写作的心情:“我不说写完一章,就是一页也写不下去了;正如外面是暴风雨,我在屋里不能工作一样。”此时,站在时代潮头、发现创作富矿的柳青,作出了人生艰难而又重要的选择——抛弃旧稿,以无比热忱投入农业合作化运动新的书写当中。
从小说文本及时代背景分析,笔者认为也有三个因素。
首先,柳青对小说展示的内容或许心存顾虑。对时代的歌颂与对人民的颂扬,一直是柳青创作的主题。而这部小说一反“常态”,矛头直指新中国成立后老干部的享乐主义思想,并对其进行无情揭露和批判。柳青对现实生活中尖锐社会问题的剖析,如果当时发表必将在文坛引起轩然大波。写作前,他征求过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胡乔木、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林默涵的意见。不知胡、林给了他怎样的建议,后来陕西省委宣传部领导得知他新写了一部小说,就动员他尽快发表,柳青“坚决地摇了摇头”。小说出版后有太多不可控因素,使他在后续的写作中犹豫徘徊直至放弃。
其次,柳青或许对复杂政治形势有不甚乐观的预判。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治气候复杂而又多变。柳青在收集素材及潜心写作的两三年,是否嗅到了政治形势的异样、意识到了潜在的危险,从而对作品命运忐忑不安甚至产生悲观?刘可风对笔者讲:“柳青一贯讲政治,也非常能看懂政治。他当时不发表这个作品,应该是对当时政治环境有一定认识,知道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这是一种政治清醒,也可以说自我保护。”政治考量,可能是导致写作这部小说偃旗息鼓的最主要的原因。
第三,柳青对主人公原型近乎苛刻的挑剔。柳青写《创业史》前,起初想把王莽村蒲忠智作为主人公原型,后来换成了根红苗正、政治坚定的王家斌。遗稿中的主人公朱明山的原型是“当时的长安县委书记李浩”。柳青小说写过的重要人物,许多他都用散文形式再现,却几乎未提及李浩。笔者因资料匮乏,无法确定该人物原型是否存在“硬伤”等问题,只能存疑供大家研究。
艺术价值及社会意义不可低估
《县委书记》(即使未完稿)能在70年后“横空出世”,无疑是可喜可贺的。这也将掀起新一轮柳青研究的热潮。
客观说,《县委书记》的文学价值是值得肯定的。虽然它在艺术表现张力和深度上与《创业史》还有较大差距,但在许多方面比《铜墙铁壁》又略胜一筹,可以说是柳青当时个人文学水准的真实呈现。尤其是它作为“干预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散发出的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使它在社会意义上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价值!
面对误解,柳青选择了沉默
柳青1952年9月来到长安,直至1959年4月《创业史》发表(最初发表的标题是《稻地风波》),7年间,他唯一没有停下的就是手中的笔。可是在他写作《创业史》最艰难的岁月,不知经历了多少白眼、嘲讽甚至谩骂。群众说他在村里“休养”,同志说他在乡下“享清福”,省上主要领导找他谈话劝他知难而退“写不出来就不要硬写”,甚至在全国作协一次会议上领导点名批评他定居农村的写作计划,并预言他将失败……但无人知晓他的《创业史》第一部早已写完,他在一遍两遍三遍四遍地修改,每一次修改都要经历脱胎换骨带来的阵痛,承受破茧成蝶必经的磨难。他忍辱负重,默默承受,不作争辩。作为一名作家,他只有用高品质的作品回答关切、回报人民、回击质疑。他对《创业史》责任编辑王维玲说:“所有创造性的工作,精神成本较高,有时又难以被人理解,有时会被误解。”他还说:“文学是一生的事业,要勤勤恳恳搞一辈子。”
自古圣贤多寂寞。柳青不是圣贤,但理解他的人何其少哉,误解他的人何其多哉!包括这部尘封70年的遗稿,它的发表将为读者打开一扇新的大门,所有人都将发现那个一直被误解、被误读得更为真实的柳青!□刘峰
(作者系柳青研究学者,宝鸡文理学院陕西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人民文学》2024年01期
《创业史》(第二部上卷)第三章手稿(此手稿与刊发稿有区别)。
《在旷野里》手稿正文尾页。
柳青(右三)在田间劳作之余与乡亲们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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