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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落的审判》：“不可审判”的真相
语音播报：
2023年5月的戛纳，女导演茹斯汀·特里耶和她的电影《坠落的审判》在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中脱颖而出，拿下了第7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最初这部电影的翻译还是《坠楼死亡的剖析》，在决定引进国内之后，译名统一为《坠落的审判》。如果我们参考影片的法语原文，anatoine就是“解剖、剖析”的意思，而中文却将“剖析”修正为“审判”。毫无疑问，这不是无心的过失，从“剖析”到“审判”的变化中存在着一些值得思考的地方。
在中文语境下，“剖析”是个中性色彩的词，带给我们的联想是像庖丁解牛一样在错综复杂的陈述中寻找事实的真相；“审判”则是具有价值倾向的词，通往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是对有罪或无罪的审理判决。
从电影的情节来看，这确是一场审判。除了影片开头出现了视野辽阔的阿尔卑斯山脉和皑皑白雪中的度假小屋，其他绝大多数的场景都发生在室内，尤其是法院的庭审现场。案件本身的经过也并不复杂：在平凡无奇的一天上午，塞缪尔被发现坠亡在自家的楼下，当时在家的除了妻子桑德拉就只剩下他们失明的孩子。检察官与警察理所当然地认为丈夫的死亡与家庭成员相关：是妻子将其推下了围栏。影片余下的情节便是在法庭上围绕着妻子桑德拉是否杀害了自己丈夫的争论而展开：检察官认为桑德拉就是真凶，而被告桑德拉与她的律师则想尽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
虽然看上去，电影的一切焦点都凝聚在法庭当中的“审判”，但匡扶正义、制裁邪恶绝不是这个电影试图去表达的。法庭上控辩双方的言辞交锋从这起坠楼死亡的事件出发，犹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一点点剖开了家庭生活与夫妻关系平静温馨的表面，将不堪的隐秘内核呈现于我们眼前。就像导演茹斯汀在金棕榈颁奖典礼上所说，这是她拍过最私密、最亲密的电影。与世隔绝的度假小屋在制造悬念之余，更为我们划定了一个最小的范围——空间上的与世隔绝尽可能削减了其他社会关系带来的影响，从而将桑德拉的痛苦与挣扎完全呈现为自我与亲密关系之间的博弈。
家庭是一个奇妙的场所，它不仅是人类最基础的社会单元，也是每个人除自我意识外最为私密的领地。而影片中的“审判”将这个最私密的空间呈现在法庭上作为双方争辩的焦点时，家庭与夫妻关系的私密性同法庭的公开性之间构成了一种令人难堪的对照。双方律师那极富感染力的用语、掷地铿锵的声音和咄咄逼人的态势使得庭审现场如同一个舞台，被呈现在舞台上供人评判的是发生在那所孤独小屋中的一切生活细节。而真相也在双方对这些细节无边的解读中极尽拉扯、扭曲。
法国电影尤其擅长的就是家庭题材，不同于日本电影或中国台湾电影中以绵长的时间与静止的场景对家庭关系的细腻表达，法国电影常常借助一个日常生活中被我们忽视的视角，用极富有戏剧性的场景，进入家庭内部，呈现其中复杂的矛盾与尖锐的冲突。这一独特的切口在《坠落的审判》中就是夫妻双方争吵过程中的语言。而法庭审判过程中对“言语”真相的过度审视，使得亲密关系的复杂性被简单地划分为对立的黑白两面。在这简单粗暴的解读行为之下，坠落的不仅仅是塞缪尔，家庭本身也被拆解得支离破碎，亲密关系的脆弱性也因此暴露无遗。
影片中将亲密关系的脆弱展现得最为深刻、最为淋漓尽致的部分，毫无疑问就是法庭上播放的那段录音中记录下来的争吵：从开始的互相埋怨到最后水杯碎裂的声音，婚姻生活中积累下来的琐细矛盾在瞬间爆发。《坠落的审判》为我们展现的家庭结构中，男性与女性处在一种“性别置换”般的情境当中：在外工作，为家庭提供经济来源的是妻子桑德拉；而丈夫塞缪尔则因为写作事业长久停滞，承担着在家中照顾孩子的责任。这样的差异让我们看到塞缪尔在争吵中一直在倾吐自己的苦水，仿佛自己为家庭牺牲了一切但一无所得，而妻子为自己的事业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成了自私的表现。就桑德拉个人来说，她几乎已经做到了现代社会评价体系中成功女性应当做到的一切，可是她在取得这些来之不易的成果后，“成功”本身反而使她在家庭当中被指责。如果说在家庭之外，事业上的拼搏是对个人人生抱负的追求，那么本应作为身体与心灵温馨居所的家庭却不知从何时开始，成了对个人追求的否定之所。令人不禁唏嘘，为什么到了女性这里，家庭与事业必须成为相互排斥、只能取其一的选项呢？
“身份关系”的倒置以及由此引发的争吵不仅让塞缪尔选择坠落死亡，雪白大地上的尸体更像是一个残酷的符号，亲密关系中种种被隐藏的脆弱真相借由这个符号骤然涌现出来，让在银幕中见证这场“审判”的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婚姻与家庭关系，重新审视维系家庭与婚姻的“爱”到底意味着什么？
回到影片最初的场景，那个独自伫立于雪山中的小屋仿佛是对现代社会“爱”与“家庭”的隐喻：在无尽孤独的世界中，只有彼此相互为伴。这种相伴让个体不至于在世界中失去自己的位置，因为她/他知道自己一直存在于对方的眼睛里。对孤独的恐惧使我们产生对爱的希冀，但是，用爱装填自己内心的渴望绝不是我们用来维系爱的手段。坠落死亡的塞缪尔是恐惧的，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打击使他掏空了自己，丧失了对自身的一切肯定。可是当他试图用爱来填满自己空荡荡的内心，一味地用爱来证明自己的时候，他爱的对象已经从爱人变成了他自己。我特别欣赏一位法国当代思想家阿兰·巴迪欧在《爱的多重奏》中所说的：“爱，是最小单位的共产主义，爱是两个勇敢的主体共同朝向未知世界的一场冒险。”独自一人的我是渺小而胆怯的，但在爱的关系当中，在我无尽的爱的给予而非索求中，我将变得勇敢。
在《坠落的审判》北京大学放映现场，戴锦华老师曾说，这部电影不仅仅是一部真正的、令人期待的女性主义电影，更向我们证明了现实主义在今天依然是可能的。的确，《坠落的审判》为我们揭示的不是表面上的所谓“现实”，影片停留在了“不可审判”的真相，最终也没有告诉我们桑德拉对塞缪尔的死亡究竟有没有责任。影片克制、冷静的表达之下，剖析的是生活表象之下的现实，是被隐藏在众声纷杂之下亲密关系的现实，更让我们思考另一种可能尚未实现的“现实”——一种理想的、真正属于爱的现实。□王宁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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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的戛纳，女导演茹斯汀·特里耶和她的电影《坠落的审判》在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中脱颖而出，拿下了第7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最初这部电影的翻译还是《坠楼死亡的剖析》，在决定引进国内之后，译名统一为《坠落的审判》。如果我们参考影片的法语原文，anatoine就是“解剖、剖析”的意思，而中文却将“剖析”修正为“审判”。毫无疑问，这不是无心的过失，从“剖析”到“审判”的变化中存在着一些值得思考的地方。
在中文语境下，“剖析”是个中性色彩的词，带给我们的联想是像庖丁解牛一样在错综复杂的陈述中寻找事实的真相；“审判”则是具有价值倾向的词，通往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是对有罪或无罪的审理判决。
从电影的情节来看，这确是一场审判。除了影片开头出现了视野辽阔的阿尔卑斯山脉和皑皑白雪中的度假小屋，其他绝大多数的场景都发生在室内，尤其是法院的庭审现场。案件本身的经过也并不复杂：在平凡无奇的一天上午，塞缪尔被发现坠亡在自家的楼下，当时在家的除了妻子桑德拉就只剩下他们失明的孩子。检察官与警察理所当然地认为丈夫的死亡与家庭成员相关：是妻子将其推下了围栏。影片余下的情节便是在法庭上围绕着妻子桑德拉是否杀害了自己丈夫的争论而展开：检察官认为桑德拉就是真凶，而被告桑德拉与她的律师则想尽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
虽然看上去，电影的一切焦点都凝聚在法庭当中的“审判”，但匡扶正义、制裁邪恶绝不是这个电影试图去表达的。法庭上控辩双方的言辞交锋从这起坠楼死亡的事件出发，犹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一点点剖开了家庭生活与夫妻关系平静温馨的表面，将不堪的隐秘内核呈现于我们眼前。就像导演茹斯汀在金棕榈颁奖典礼上所说，这是她拍过最私密、最亲密的电影。与世隔绝的度假小屋在制造悬念之余，更为我们划定了一个最小的范围——空间上的与世隔绝尽可能削减了其他社会关系带来的影响，从而将桑德拉的痛苦与挣扎完全呈现为自我与亲密关系之间的博弈。
家庭是一个奇妙的场所，它不仅是人类最基础的社会单元，也是每个人除自我意识外最为私密的领地。而影片中的“审判”将这个最私密的空间呈现在法庭上作为双方争辩的焦点时，家庭与夫妻关系的私密性同法庭的公开性之间构成了一种令人难堪的对照。双方律师那极富感染力的用语、掷地铿锵的声音和咄咄逼人的态势使得庭审现场如同一个舞台，被呈现在舞台上供人评判的是发生在那所孤独小屋中的一切生活细节。而真相也在双方对这些细节无边的解读中极尽拉扯、扭曲。
法国电影尤其擅长的就是家庭题材，不同于日本电影或中国台湾电影中以绵长的时间与静止的场景对家庭关系的细腻表达，法国电影常常借助一个日常生活中被我们忽视的视角，用极富有戏剧性的场景，进入家庭内部，呈现其中复杂的矛盾与尖锐的冲突。这一独特的切口在《坠落的审判》中就是夫妻双方争吵过程中的语言。而法庭审判过程中对“言语”真相的过度审视，使得亲密关系的复杂性被简单地划分为对立的黑白两面。在这简单粗暴的解读行为之下，坠落的不仅仅是塞缪尔，家庭本身也被拆解得支离破碎，亲密关系的脆弱性也因此暴露无遗。
影片中将亲密关系的脆弱展现得最为深刻、最为淋漓尽致的部分，毫无疑问就是法庭上播放的那段录音中记录下来的争吵：从开始的互相埋怨到最后水杯碎裂的声音，婚姻生活中积累下来的琐细矛盾在瞬间爆发。《坠落的审判》为我们展现的家庭结构中，男性与女性处在一种“性别置换”般的情境当中：在外工作，为家庭提供经济来源的是妻子桑德拉；而丈夫塞缪尔则因为写作事业长久停滞，承担着在家中照顾孩子的责任。这样的差异让我们看到塞缪尔在争吵中一直在倾吐自己的苦水，仿佛自己为家庭牺牲了一切但一无所得，而妻子为自己的事业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成了自私的表现。就桑德拉个人来说，她几乎已经做到了现代社会评价体系中成功女性应当做到的一切，可是她在取得这些来之不易的成果后，“成功”本身反而使她在家庭当中被指责。如果说在家庭之外，事业上的拼搏是对个人人生抱负的追求，那么本应作为身体与心灵温馨居所的家庭却不知从何时开始，成了对个人追求的否定之所。令人不禁唏嘘，为什么到了女性这里，家庭与事业必须成为相互排斥、只能取其一的选项呢？
“身份关系”的倒置以及由此引发的争吵不仅让塞缪尔选择坠落死亡，雪白大地上的尸体更像是一个残酷的符号，亲密关系中种种被隐藏的脆弱真相借由这个符号骤然涌现出来，让在银幕中见证这场“审判”的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婚姻与家庭关系，重新审视维系家庭与婚姻的“爱”到底意味着什么？
回到影片最初的场景，那个独自伫立于雪山中的小屋仿佛是对现代社会“爱”与“家庭”的隐喻：在无尽孤独的世界中，只有彼此相互为伴。这种相伴让个体不至于在世界中失去自己的位置，因为她/他知道自己一直存在于对方的眼睛里。对孤独的恐惧使我们产生对爱的希冀，但是，用爱装填自己内心的渴望绝不是我们用来维系爱的手段。坠落死亡的塞缪尔是恐惧的，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打击使他掏空了自己，丧失了对自身的一切肯定。可是当他试图用爱来填满自己空荡荡的内心，一味地用爱来证明自己的时候，他爱的对象已经从爱人变成了他自己。我特别欣赏一位法国当代思想家阿兰·巴迪欧在《爱的多重奏》中所说的：“爱，是最小单位的共产主义，爱是两个勇敢的主体共同朝向未知世界的一场冒险。”独自一人的我是渺小而胆怯的，但在爱的关系当中，在我无尽的爱的给予而非索求中，我将变得勇敢。
在《坠落的审判》北京大学放映现场，戴锦华老师曾说，这部电影不仅仅是一部真正的、令人期待的女性主义电影，更向我们证明了现实主义在今天依然是可能的。的确，《坠落的审判》为我们揭示的不是表面上的所谓“现实”，影片停留在了“不可审判”的真相，最终也没有告诉我们桑德拉对塞缪尔的死亡究竟有没有责任。影片克制、冷静的表达之下，剖析的是生活表象之下的现实，是被隐藏在众声纷杂之下亲密关系的现实，更让我们思考另一种可能尚未实现的“现实”——一种理想的、真正属于爱的现实。□王宁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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