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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文工团往事 （之三）
小院里的美好时光
语音播报：
演出造型（1952年）。
1952年国庆节前夕，16名成员结束了在市干校半年的学习生活，来到了隶属西安市总工会领导的文艺工作队。市总工会也给文工队派来了新领导——队长马平治、副队长张志光，又从工厂调来几名文艺骨干做演员。
文工队队伍扩大了，搬进了解放路临东六路一座很漂亮的院子里，院内共有二三十间房，大家不再像过去那样挤在一个大通铺上，而是两三个人或四五个人同住一间宿舍。
虽然院子很大，但是没有一间可供排练的大房子，要是申请公款盖大排练厅得花很多钱，一层一层审批，还不知拖到何时能办成。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出现了一个奇迹：在很短的时间内，只花了很少的钱，一座有舞台的大排练厅就矗立在这个院子的偏院里。
怎么回事呢？胡雨珠感叹当年大家的精气神，这是真正的精神变物质。在延安时期做过演员的两位队长，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精神，带领全队人员，利用院子里原有的假山石，在偏院里垒起了一座舞台。大家将一块块大石头摆在外围，再在里边夯上黄土，一个舞台就在偏院的南墙下诞生了。然后又在偏院上空搭起了顶棚，一间很大的排练厅就这样盖起来了。从此，排练节目、形体训练都能在这里进行，大伙很是满意。胡雨珠坦言，这个舞台是大家实实在在的劳动成果，她们几个小女生贡献太小了，吃大苦、流大汗的都是男同志，特别是副队长张志光。
三年后，西安市总工会文艺工作队改名为西安市工人文工团。就这样，大家在东六路这个院子里度过了很多难忘的时光，留给胡雨珠的印象既深刻又美好。
“短小精悍，小型多样，通俗易懂，演出与辅导相结合。”这是当年西安市总工会为工人文工团制定的工作方针，也让同志们争当一专多能的“多面手”，以便更好配合工会各项工作任务，适应工作需要，服务工运事业。
胡雨珠回忆称，他们当年不仅要学习音乐基础理论，还要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理论，并做小品实习。同时，部分舞蹈演员到省眉户剧团、狮吼剧团学习戏曲练功，还到西北艺专舞蹈系向维吾尔族著名舞蹈家康巴尔汉学习民族舞蹈。
大家排练演出的少数民族舞蹈不仅有维吾尔族舞蹈，也有藏族、蒙古族、朝鲜族舞蹈，还有穿着高筒红皮靴、头上戴着彩带的乌克兰舞蹈。另外，像《采茶扑蝶》《童戏》《打蛊盘》《荷花舞》《红绸舞》《刘海戏金蟾》等传统舞蹈，也是他们必须排演的节目。排练时，每个动作大家都得做许多遍，尤其集体舞时更要练到整齐划一才停歇。
就拿排演《红绸舞》来说，这是一个欢庆的舞蹈。胡雨珠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排练时，大家脚下要随着音乐节奏跑起来、跳起来，脸上表情还要到位。演员手里拿着一尺多宽六尺长的红绸，全凭胳膊用力才能抖出绸花来，稍微差点劲儿，绸子就落下来了，甚至与别人的红绸缠在一起。记得有次排练这个舞蹈，反复排练了很多次，很多人手臂都累得酸痛，导演刚说完“现在休息！”大家都直接躺倒在地板上了……
下厂巡回演出的日子近了，为了行动快速方便，市总工会给工人文工团配备了一辆波兰产的大卡车，和1951年在市文工团的胶轮骡马车比起来，真是“鸟枪换炮”。下基层演出一场接一场，接连演出的劳累也抵不过广大职工对工人文工团的热情。
胡雨珠回忆说，当年每去一处演出，工厂对演职人员非常照顾，提供的伙食相当丰富。参加演出的同志们心里觉得：如果不尽心尽力演到极致，就愧对工人兄弟姐妹了！
1953年，市总工会组织开办了一届工人文艺骨干理论培训班，设有导演班、表演班、化妆班、舞蹈和舞美班等。学员大都是各工厂选派的文艺骨干，每个班都配有工人文工团的同志担任课代表，协助教师开展工作。全团人员也都按各自专业随班听课，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让大家都感到在专业理论上有很多提高。
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就要尽快运用到实践中。1954年初，工人文工团根据市总工会的安排部署，配合工厂技术革新选排新节目。
当年，《人民文学》刊登出著名作家夏衍解放后的第一部新作《考验》，非常符合当时形势需要。工人文工团马上把该剧剧本送市总工会审阅，市总领导看后非常高兴，认为眼下很需要这种题材，并决定立即排练。
无独有偶，当时上海人艺也看中了此剧，并抢先一步编排上演。得到消息后，西安市总工会马上派张志光、王启光和舞美设计马载钧到上海观摩取经。
由于西安市总工会事先与上海市总工会取得联系，说明了原委，在西安市工人文工团几名同志到站时，当地工会已有人迎接，并安排好了食宿，让大家一点儿也没有陌生感，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全国工会一家亲。
就这样，在上海顺利观摩《考验》剧之后，张志光等还与该剧主演、著名电影演员项堃进行了座谈，并将其介绍的角色分析和布景设计等内容认真记下。因为排练心切，张志光等人归心似箭，待了三天就匆匆赶回西安。
而在大本营的同志们早已摩拳擦掌，就这样，很短时间内这部剧就被搬上舞台。因为该剧是工人文工团组建以来第一台大型话剧，大家思想都高度集中。彩排当晚，观看彩排的观众只有市总工会领导与机关干部，可谓十分保密。其实，第一次排演大型剧目，当时演职人员心里也没底，担心万一“放个哑炮”怎么是好。
终于到了演出当日，场内鸦雀无声，工人文工团负责人马平治、张志光都紧张地站在幕后，观察台下观众的反应。当他们看到观众喜笑颜开时，心中的“大石头”才放了下来。
大幕落下，掌声经久不息。
市总工会领导当即上台表示祝贺，“你们成功了，这是一部配合工会当前主要任务的好戏。首先要组织工厂领导干部、技术干部、工会干部观看……”市总工会领导一再赞扬该剧是一部很好的教科书，会对推动工厂技术革命起到很大作用。
次日，省市领导及文艺界同行观看后纷纷赞不绝口，文艺界同行反应尤其强烈。“没想到一个刚组建的工人文工团竟然能排出这么一部难度很大的话剧，实在是让人刮目相看啊！”自此，工人文工团名声大噪，市总工会也开始注重这支队伍的扩充壮大。
之后，得知河南郑州黄河水利委员会所属的黄河文工团要撤销，西安市总工会组织部立即与对方联系，商调来了4名演职人员，分别是演员刘志强、李忠民和乐队赵志钧、尚显通，他们都是黄河文工团的尖子。队伍扩大了，大剧目也排演出来了，可不幸的是，张志光1960年却因肝病永远离开了大家。他在文工团的八年里，把这支队伍领导得有声有色，发展为共有50名演职人员的大团队，在工矿企业职工群众的热烈掌声中不断成长。
在胡雨珠心底，记忆最深刻的莫过于他们的副队（团）长张志光。“那会儿年龄小，不懂事，如今回忆起来才知道我们队长是一位很聪明、有思想、有才华又肯干的人，他从来不说大话，是个实实在在干事业的人。”
据胡雨珠回忆，张志光在延安剧团演过旦角，刚解放就被送往中央音乐学院学作曲。1952年10月来到刚成立的西安市总工会文艺工作队任副队长，主管业务。对部下的兵娃子们，他从不拿架子，演职人员也无拘无束和他说真心话。即使改文工队为文工团了，大家还习惯叫他张队长，他也从来没计较过。甚至在夏季的晚上，他拉一张凉席铺在院子里，其他演员也毫无顾忌地躺在上边，与他一起看着星星谈天说地。
大约是1954年，胡雨珠和张志光二人演《采莲船》，张志光演艄公，胡雨珠则演坐在船里的女儿。“每次他都亲手把船给我绑好，再帮我穿上演出的衣服，我们二人小戏合作得很好……”时至今日，胡雨珠还深深体会到老演员对新演员的爱护和关照。
胡雨珠慨叹，她过早参加工作，思想太幼稚，没有人会像家长一样教育开导她，为自己的事业甚至人生道路设想，可是，演员出身的张志光经常会给她说一些看似批评的话。“我那会儿心里有时也不舒服，可现在想想，其实队长是在为我着想啊！我当时十四五岁却浑然不觉，还不高兴。”当年，因为胡雨珠嗓子音域太窄唱不高，加上气管哮喘，舞蹈很受罪，她就想转行离开文工团。听到消息后，张志光坚决不同意，还教训胡雨珠：“你就是个当演员的料，别胡思乱想了。”
胡雨珠说，年幼的她那时根本听不进去。张志光便开导她：“你不能光为自己想，一个戏里只有一两个主角，多数人是跑龙套的，但这也是革命工作，没有龙套戏怎么演？”他还专门引用了一句秦腔唱词鼓励胡雨珠：“人人都想把官做，谁是牵马坠镫的人。”张志光的这句话，在胡雨珠人生道路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一直激励着她和更多的小演员不断成长。（未完待续）
本报记者 兰增干 刘诗萌 刘妍言
1955年，胡雨珠演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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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造型（1952年）。
1952年国庆节前夕，16名成员结束了在市干校半年的学习生活，来到了隶属西安市总工会领导的文艺工作队。市总工会也给文工队派来了新领导——队长马平治、副队长张志光，又从工厂调来几名文艺骨干做演员。
文工队队伍扩大了，搬进了解放路临东六路一座很漂亮的院子里，院内共有二三十间房，大家不再像过去那样挤在一个大通铺上，而是两三个人或四五个人同住一间宿舍。
虽然院子很大，但是没有一间可供排练的大房子，要是申请公款盖大排练厅得花很多钱，一层一层审批，还不知拖到何时能办成。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出现了一个奇迹：在很短的时间内，只花了很少的钱，一座有舞台的大排练厅就矗立在这个院子的偏院里。
怎么回事呢？胡雨珠感叹当年大家的精气神，这是真正的精神变物质。在延安时期做过演员的两位队长，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精神，带领全队人员，利用院子里原有的假山石，在偏院里垒起了一座舞台。大家将一块块大石头摆在外围，再在里边夯上黄土，一个舞台就在偏院的南墙下诞生了。然后又在偏院上空搭起了顶棚，一间很大的排练厅就这样盖起来了。从此，排练节目、形体训练都能在这里进行，大伙很是满意。胡雨珠坦言，这个舞台是大家实实在在的劳动成果，她们几个小女生贡献太小了，吃大苦、流大汗的都是男同志，特别是副队长张志光。
三年后，西安市总工会文艺工作队改名为西安市工人文工团。就这样，大家在东六路这个院子里度过了很多难忘的时光，留给胡雨珠的印象既深刻又美好。
“短小精悍，小型多样，通俗易懂，演出与辅导相结合。”这是当年西安市总工会为工人文工团制定的工作方针，也让同志们争当一专多能的“多面手”，以便更好配合工会各项工作任务，适应工作需要，服务工运事业。
胡雨珠回忆称，他们当年不仅要学习音乐基础理论，还要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理论，并做小品实习。同时，部分舞蹈演员到省眉户剧团、狮吼剧团学习戏曲练功，还到西北艺专舞蹈系向维吾尔族著名舞蹈家康巴尔汉学习民族舞蹈。
大家排练演出的少数民族舞蹈不仅有维吾尔族舞蹈，也有藏族、蒙古族、朝鲜族舞蹈，还有穿着高筒红皮靴、头上戴着彩带的乌克兰舞蹈。另外，像《采茶扑蝶》《童戏》《打蛊盘》《荷花舞》《红绸舞》《刘海戏金蟾》等传统舞蹈，也是他们必须排演的节目。排练时，每个动作大家都得做许多遍，尤其集体舞时更要练到整齐划一才停歇。
就拿排演《红绸舞》来说，这是一个欢庆的舞蹈。胡雨珠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排练时，大家脚下要随着音乐节奏跑起来、跳起来，脸上表情还要到位。演员手里拿着一尺多宽六尺长的红绸，全凭胳膊用力才能抖出绸花来，稍微差点劲儿，绸子就落下来了，甚至与别人的红绸缠在一起。记得有次排练这个舞蹈，反复排练了很多次，很多人手臂都累得酸痛，导演刚说完“现在休息！”大家都直接躺倒在地板上了……
下厂巡回演出的日子近了，为了行动快速方便，市总工会给工人文工团配备了一辆波兰产的大卡车，和1951年在市文工团的胶轮骡马车比起来，真是“鸟枪换炮”。下基层演出一场接一场，接连演出的劳累也抵不过广大职工对工人文工团的热情。
胡雨珠回忆说，当年每去一处演出，工厂对演职人员非常照顾，提供的伙食相当丰富。参加演出的同志们心里觉得：如果不尽心尽力演到极致，就愧对工人兄弟姐妹了！
1953年，市总工会组织开办了一届工人文艺骨干理论培训班，设有导演班、表演班、化妆班、舞蹈和舞美班等。学员大都是各工厂选派的文艺骨干，每个班都配有工人文工团的同志担任课代表，协助教师开展工作。全团人员也都按各自专业随班听课，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让大家都感到在专业理论上有很多提高。
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就要尽快运用到实践中。1954年初，工人文工团根据市总工会的安排部署，配合工厂技术革新选排新节目。
当年，《人民文学》刊登出著名作家夏衍解放后的第一部新作《考验》，非常符合当时形势需要。工人文工团马上把该剧剧本送市总工会审阅，市总领导看后非常高兴，认为眼下很需要这种题材，并决定立即排练。
无独有偶，当时上海人艺也看中了此剧，并抢先一步编排上演。得到消息后，西安市总工会马上派张志光、王启光和舞美设计马载钧到上海观摩取经。
由于西安市总工会事先与上海市总工会取得联系，说明了原委，在西安市工人文工团几名同志到站时，当地工会已有人迎接，并安排好了食宿，让大家一点儿也没有陌生感，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全国工会一家亲。
就这样，在上海顺利观摩《考验》剧之后，张志光等还与该剧主演、著名电影演员项堃进行了座谈，并将其介绍的角色分析和布景设计等内容认真记下。因为排练心切，张志光等人归心似箭，待了三天就匆匆赶回西安。
而在大本营的同志们早已摩拳擦掌，就这样，很短时间内这部剧就被搬上舞台。因为该剧是工人文工团组建以来第一台大型话剧，大家思想都高度集中。彩排当晚，观看彩排的观众只有市总工会领导与机关干部，可谓十分保密。其实，第一次排演大型剧目，当时演职人员心里也没底，担心万一“放个哑炮”怎么是好。
终于到了演出当日，场内鸦雀无声，工人文工团负责人马平治、张志光都紧张地站在幕后，观察台下观众的反应。当他们看到观众喜笑颜开时，心中的“大石头”才放了下来。
大幕落下，掌声经久不息。
市总工会领导当即上台表示祝贺，“你们成功了，这是一部配合工会当前主要任务的好戏。首先要组织工厂领导干部、技术干部、工会干部观看……”市总工会领导一再赞扬该剧是一部很好的教科书，会对推动工厂技术革命起到很大作用。
次日，省市领导及文艺界同行观看后纷纷赞不绝口，文艺界同行反应尤其强烈。“没想到一个刚组建的工人文工团竟然能排出这么一部难度很大的话剧，实在是让人刮目相看啊！”自此，工人文工团名声大噪，市总工会也开始注重这支队伍的扩充壮大。
之后，得知河南郑州黄河水利委员会所属的黄河文工团要撤销，西安市总工会组织部立即与对方联系，商调来了4名演职人员，分别是演员刘志强、李忠民和乐队赵志钧、尚显通，他们都是黄河文工团的尖子。队伍扩大了，大剧目也排演出来了，可不幸的是，张志光1960年却因肝病永远离开了大家。他在文工团的八年里，把这支队伍领导得有声有色，发展为共有50名演职人员的大团队，在工矿企业职工群众的热烈掌声中不断成长。
在胡雨珠心底，记忆最深刻的莫过于他们的副队（团）长张志光。“那会儿年龄小，不懂事，如今回忆起来才知道我们队长是一位很聪明、有思想、有才华又肯干的人，他从来不说大话，是个实实在在干事业的人。”
据胡雨珠回忆，张志光在延安剧团演过旦角，刚解放就被送往中央音乐学院学作曲。1952年10月来到刚成立的西安市总工会文艺工作队任副队长，主管业务。对部下的兵娃子们，他从不拿架子，演职人员也无拘无束和他说真心话。即使改文工队为文工团了，大家还习惯叫他张队长，他也从来没计较过。甚至在夏季的晚上，他拉一张凉席铺在院子里，其他演员也毫无顾忌地躺在上边，与他一起看着星星谈天说地。
大约是1954年，胡雨珠和张志光二人演《采莲船》，张志光演艄公，胡雨珠则演坐在船里的女儿。“每次他都亲手把船给我绑好，再帮我穿上演出的衣服，我们二人小戏合作得很好……”时至今日，胡雨珠还深深体会到老演员对新演员的爱护和关照。
胡雨珠慨叹，她过早参加工作，思想太幼稚，没有人会像家长一样教育开导她，为自己的事业甚至人生道路设想，可是，演员出身的张志光经常会给她说一些看似批评的话。“我那会儿心里有时也不舒服，可现在想想，其实队长是在为我着想啊！我当时十四五岁却浑然不觉，还不高兴。”当年，因为胡雨珠嗓子音域太窄唱不高，加上气管哮喘，舞蹈很受罪，她就想转行离开文工团。听到消息后，张志光坚决不同意，还教训胡雨珠：“你就是个当演员的料，别胡思乱想了。”
胡雨珠说，年幼的她那时根本听不进去。张志光便开导她：“你不能光为自己想，一个戏里只有一两个主角，多数人是跑龙套的，但这也是革命工作，没有龙套戏怎么演？”他还专门引用了一句秦腔唱词鼓励胡雨珠：“人人都想把官做，谁是牵马坠镫的人。”张志光的这句话，在胡雨珠人生道路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一直激励着她和更多的小演员不断成长。（未完待续）
本报记者 兰增干 刘诗萌 刘妍言
1955年，胡雨珠演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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