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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文工团往事 （之五）
去生产一线演出
语音播报：
小舞剧《闹菜园》（1955年）。
据胡雨珠回忆，1956年夏，他们随省委、省总工会组织的慰问团，到秦岭深处为修建宝成铁路的工人演出。当时宝成铁路是国家重点工程，省委非常重视，由省总工会一名副主席带队前往慰问演出。
胡雨珠说，由于是去大山里演出，比在西安基本建设的工地演出还要艰苦，甚至危险更多，但是比起一线工人施工的困难和危险，演员的辛苦根本不算什么。
演出中他们遇到了一些很感人很受教育的事，在修建宝成铁路的工人队伍中，有个女工中队。工人文工团在给女工中队演出那天，早上起来要翻过两座山才能到达。好不容易到了女工中队的施工地点，演员们刚开始表演，谁知天公不作美，居然下起了雨。台下观众有的打着伞，有的戴着草帽，有的什么雨具都没有，仍然在雨中观看演出。演员看观众淋着雨没走，演得更加努力。
让人感动的是台下几位女工还上到舞台，专门给文工团的乐队撑伞，生怕把乐器淋坏了，自己却被雨淋着，演员们非常感动，脸上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大家跳得更有劲了。
这次演出使胡雨珠对工人的劳动精神有了强烈的感性认识，也让她这个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有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人生经历。
还有一次也是为修建宝成铁路的另外一拨工人进行慰问演出，“我们当时是在河边搭了舞台，化妆时每个演员需要在河床中找到可以坐，并能在对面放镜子的石头。搞灯光的同志在这里挂一盏汽灯，就是我们的后台了。”当时的演出条件之简陋，由此不难窥见。
由于挂了汽灯，吸引来很多飞蛾，有的翅膀还是彩色的，非常美丽。“可惜当时没有照相机，不然能拍下不少美丽的镜头。”胡雨珠感叹道。
宝成铁路慰问演出之后，还有一次演出让胡雨珠至今记忆犹新。那是1959年，她随工人文工团到汉中、安康等地演出，给在秦岭进行地质勘探的测绘队员演出。
他们吃完早饭出发，翻了两座山来到勘探队的宿营地，那里没法架设舞台，大家找了一个约5平方米的土塄作舞台。没有灯光，就拿出四个矿石灯（嘎斯灯，通过点燃乙炔发光照明），放在土塄台的四角。胡雨珠感叹：“这样的舞台照明，估计全国一流的大剧团都没见过。”
当时看演出的观众虽然人数不多，可胡雨珠和其他演员都以饱满的激情为工人表演。“这次演出对我们这些没有吃过苦的青年人来说，是一次人生磨炼。”胡雨珠说，当时山上气温很低，加之下了几天雨雪，山路很难走，稍有不慎就可能滑落深渊。当晚演出前，几名工人打了三个大大的火把，分别在演员手拉手组成的队伍中照亮崎岖危险的山路。文工团的领导都很担心，不断提醒大家：“小心啊！”可演员们都是年轻人，只顾手拉手往前走，边走边唱，其乐融融。
当年去山里演出的时候，大家每人只背了一床被子，谁知到了演出地点，才知道这里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冷。胡雨珠和关良城说好钻一个被窝，打对脚睡，这样她们俩就可以共用两床被子，有效御寒。大家在山顶住的是一排很简陋的房子，墙是用高粱秆连在一起做成的，里外再用泥巴糊上，但寒风还是会从高粱秆的缝隙吹进来，吹得人头疼。
在和记者回忆这些场景时，胡雨珠总会抚摸着当年的黑白合照，用柔和的目光看着照片上的同伴说，那时文工团里不管是有孩子的还是没孩子的，只要说一声去演出，大家从来不讲困难，打起背包就出发，全都是“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有一次在铜川为煤矿工人演出时，因铜川矿务局汽车调配不开，文工团的演员只能乘坐拉煤的小火车前往演出地点。演员和布景道具统统装在小火车上，等到了目的地，大家都变成了“黑包公”，只有眼睛与牙齿能辨出，矿工们看见满面煤灰的演员后大笑不止，他们深情地说：“咱们真是一家人，谁也离不开谁，你们现在是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了。”矿工们的话让工人文工团的演员倍感亲切与光荣。
“我们文工团奔忙的时候，每年有200多场演出，团里想尽各种方法提高全体团员业务素质，采取送出去学习、请进来授课等，使我们团从只能演小歌舞、曲艺节目，到演出三部大话剧和三部大歌剧。”讲到这里，胡雨珠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
1957年，工人文工团又编排出了话剧《无名英雄》（又名《长虹号起义》）。当时北京青年艺术剧院正在西安巡演《西望长安》和《无名英雄》，大家互相观摩交流。当北京青艺的著名导演、编剧、主演于村看过西安市工人文工团的演出后，十分震惊，连连感慨：一个小小的工人文工团竟有如此实力，敢演这个大剧！
随后，在于村提议下，将北京青艺的演员以角色配对的方式，对西安市工人文工团演员进行辅导，使大家的演技得到飞速提高。当年北京青艺在西安只演出了几场，无法满足广大工人的需求，西安市工人文工团的演出则填补了这一空白，有时一日连演三场，还要更换场地，仍然不能满足广大工人的渴求。为了抢时间，大家采取了“双快”行动，即装卸车快、装卸台快，并把布景、服装分配到人，大家各负其责，每到一个演出点装卸车不超过10分钟，装拆舞台不到半小时，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胡雨珠坦言：“这可以说是工人文工团的一个特色，真正体现了我们团每个演员一专多能的特点。”
从1958年起，工人文工团相继排演了《两个女红军》、歌剧《党的女儿》、话剧《苦菜花》等，这一阶段是文工团排练、演出的鼎盛时期。王启光在回忆录中有着这样的记载，“我们每上演一台新剧目，团里就召集各产业工会的文艺干部分配演出场次，有时为了分配场次多少、时间怎么安排，各产业工会都争得面红耳赤。”
值得一提的是，工人文工团当年每到一个工厂演出前，还要和该厂工人打一场篮球赛。为啥呢？胡雨珠补充道：“我们工人文工团的篮球队当时在西安文艺界还是小有名气的。”工人文工团在工厂的演出，既体现了上级工会对工人兄弟的关怀，又增进了交流，因此受到各厂工会的支持与喜爱。
再就是每次还要为看不上节目的炊事员“加演”“开小灶”，胡雨珠解释道，由于每场演出为工人和演员准备晚餐的师傅无法到现场观看节目，几位独唱独舞的演员和伴奏，要在晚饭后到厨房专门为准备晚餐的炊事员表演几个节目以示感谢。“这样一来，工人师傅都非常感动，也很乐意我们去演出。”胡雨珠说。
1959年国庆后，为了迎接全国工人文艺汇演，全团都下厂参加辅导工作，全体演员分散到国棉一厂、三厂、四厂、五厂、六厂，还有五四四厂、三桥车辆厂、西北机器厂等。大家先排练，再按产业进行汇演，并选出一批优秀节目由省总工会牵头举办了第一届工人文艺汇演。经过选拔，组织了一台综合晚会，进京参加了全国工人文艺汇演，最终我省这台晚会还为国际工联观摩团专场演出，受到了全总与国际工联的好评，为陕西工人争了光、添了彩。（未完待续）
本报记者 兰增干 刘诗萌 刘妍言
1955年，胡雨珠（右三）等人乌克兰舞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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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舞剧《闹菜园》（1955年）。
据胡雨珠回忆，1956年夏，他们随省委、省总工会组织的慰问团，到秦岭深处为修建宝成铁路的工人演出。当时宝成铁路是国家重点工程，省委非常重视，由省总工会一名副主席带队前往慰问演出。
胡雨珠说，由于是去大山里演出，比在西安基本建设的工地演出还要艰苦，甚至危险更多，但是比起一线工人施工的困难和危险，演员的辛苦根本不算什么。
演出中他们遇到了一些很感人很受教育的事，在修建宝成铁路的工人队伍中，有个女工中队。工人文工团在给女工中队演出那天，早上起来要翻过两座山才能到达。好不容易到了女工中队的施工地点，演员们刚开始表演，谁知天公不作美，居然下起了雨。台下观众有的打着伞，有的戴着草帽，有的什么雨具都没有，仍然在雨中观看演出。演员看观众淋着雨没走，演得更加努力。
让人感动的是台下几位女工还上到舞台，专门给文工团的乐队撑伞，生怕把乐器淋坏了，自己却被雨淋着，演员们非常感动，脸上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大家跳得更有劲了。
这次演出使胡雨珠对工人的劳动精神有了强烈的感性认识，也让她这个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有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人生经历。
还有一次也是为修建宝成铁路的另外一拨工人进行慰问演出，“我们当时是在河边搭了舞台，化妆时每个演员需要在河床中找到可以坐，并能在对面放镜子的石头。搞灯光的同志在这里挂一盏汽灯，就是我们的后台了。”当时的演出条件之简陋，由此不难窥见。
由于挂了汽灯，吸引来很多飞蛾，有的翅膀还是彩色的，非常美丽。“可惜当时没有照相机，不然能拍下不少美丽的镜头。”胡雨珠感叹道。
宝成铁路慰问演出之后，还有一次演出让胡雨珠至今记忆犹新。那是1959年，她随工人文工团到汉中、安康等地演出，给在秦岭进行地质勘探的测绘队员演出。
他们吃完早饭出发，翻了两座山来到勘探队的宿营地，那里没法架设舞台，大家找了一个约5平方米的土塄作舞台。没有灯光，就拿出四个矿石灯（嘎斯灯，通过点燃乙炔发光照明），放在土塄台的四角。胡雨珠感叹：“这样的舞台照明，估计全国一流的大剧团都没见过。”
当时看演出的观众虽然人数不多，可胡雨珠和其他演员都以饱满的激情为工人表演。“这次演出对我们这些没有吃过苦的青年人来说，是一次人生磨炼。”胡雨珠说，当时山上气温很低，加之下了几天雨雪，山路很难走，稍有不慎就可能滑落深渊。当晚演出前，几名工人打了三个大大的火把，分别在演员手拉手组成的队伍中照亮崎岖危险的山路。文工团的领导都很担心，不断提醒大家：“小心啊！”可演员们都是年轻人，只顾手拉手往前走，边走边唱，其乐融融。
当年去山里演出的时候，大家每人只背了一床被子，谁知到了演出地点，才知道这里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冷。胡雨珠和关良城说好钻一个被窝，打对脚睡，这样她们俩就可以共用两床被子，有效御寒。大家在山顶住的是一排很简陋的房子，墙是用高粱秆连在一起做成的，里外再用泥巴糊上，但寒风还是会从高粱秆的缝隙吹进来，吹得人头疼。
在和记者回忆这些场景时，胡雨珠总会抚摸着当年的黑白合照，用柔和的目光看着照片上的同伴说，那时文工团里不管是有孩子的还是没孩子的，只要说一声去演出，大家从来不讲困难，打起背包就出发，全都是“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有一次在铜川为煤矿工人演出时，因铜川矿务局汽车调配不开，文工团的演员只能乘坐拉煤的小火车前往演出地点。演员和布景道具统统装在小火车上，等到了目的地，大家都变成了“黑包公”，只有眼睛与牙齿能辨出，矿工们看见满面煤灰的演员后大笑不止，他们深情地说：“咱们真是一家人，谁也离不开谁，你们现在是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了。”矿工们的话让工人文工团的演员倍感亲切与光荣。
“我们文工团奔忙的时候，每年有200多场演出，团里想尽各种方法提高全体团员业务素质，采取送出去学习、请进来授课等，使我们团从只能演小歌舞、曲艺节目，到演出三部大话剧和三部大歌剧。”讲到这里，胡雨珠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
1957年，工人文工团又编排出了话剧《无名英雄》（又名《长虹号起义》）。当时北京青年艺术剧院正在西安巡演《西望长安》和《无名英雄》，大家互相观摩交流。当北京青艺的著名导演、编剧、主演于村看过西安市工人文工团的演出后，十分震惊，连连感慨：一个小小的工人文工团竟有如此实力，敢演这个大剧！
随后，在于村提议下，将北京青艺的演员以角色配对的方式，对西安市工人文工团演员进行辅导，使大家的演技得到飞速提高。当年北京青艺在西安只演出了几场，无法满足广大工人的需求，西安市工人文工团的演出则填补了这一空白，有时一日连演三场，还要更换场地，仍然不能满足广大工人的渴求。为了抢时间，大家采取了“双快”行动，即装卸车快、装卸台快，并把布景、服装分配到人，大家各负其责，每到一个演出点装卸车不超过10分钟，装拆舞台不到半小时，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胡雨珠坦言：“这可以说是工人文工团的一个特色，真正体现了我们团每个演员一专多能的特点。”
从1958年起，工人文工团相继排演了《两个女红军》、歌剧《党的女儿》、话剧《苦菜花》等，这一阶段是文工团排练、演出的鼎盛时期。王启光在回忆录中有着这样的记载，“我们每上演一台新剧目，团里就召集各产业工会的文艺干部分配演出场次，有时为了分配场次多少、时间怎么安排，各产业工会都争得面红耳赤。”
值得一提的是，工人文工团当年每到一个工厂演出前，还要和该厂工人打一场篮球赛。为啥呢？胡雨珠补充道：“我们工人文工团的篮球队当时在西安文艺界还是小有名气的。”工人文工团在工厂的演出，既体现了上级工会对工人兄弟的关怀，又增进了交流，因此受到各厂工会的支持与喜爱。
再就是每次还要为看不上节目的炊事员“加演”“开小灶”，胡雨珠解释道，由于每场演出为工人和演员准备晚餐的师傅无法到现场观看节目，几位独唱独舞的演员和伴奏，要在晚饭后到厨房专门为准备晚餐的炊事员表演几个节目以示感谢。“这样一来，工人师傅都非常感动，也很乐意我们去演出。”胡雨珠说。
1959年国庆后，为了迎接全国工人文艺汇演，全团都下厂参加辅导工作，全体演员分散到国棉一厂、三厂、四厂、五厂、六厂，还有五四四厂、三桥车辆厂、西北机器厂等。大家先排练，再按产业进行汇演，并选出一批优秀节目由省总工会牵头举办了第一届工人文艺汇演。经过选拔，组织了一台综合晚会，进京参加了全国工人文艺汇演，最终我省这台晚会还为国际工联观摩团专场演出，受到了全总与国际工联的好评，为陕西工人争了光、添了彩。（未完待续）
本报记者 兰增干 刘诗萌 刘妍言
1955年，胡雨珠（右三）等人乌克兰舞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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