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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民族工业的代表——大华纱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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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华纱厂历史溯源
大华纺织厂是石家庄大兴纺织厂在西安投资兴建的，于1934年着手筹建，1935年开始兴建。初名为“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厂”。1936年建成投产后，武昌裕华纺织公司后续追加投资，遂取大兴的“大”、裕华的“华”改厂名为“长安大华纺织厂”，同时成立大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大华公司股本总额为250万元，其中大兴公司股额为100万元，裕华公司股额为100万元，董监事中各股东个人投资为50万元，是西北地区最早、最大的机器纺织企业，是西安民族工业的代表。该厂得到当时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的大力支持。
大华纱厂为什么选择在陕西建厂？这是因为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经济危机，日本为了渡过危机，加强对我国的侵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关内棉纺织品的东北销路全部断绝。日本的经济势力进一步侵入中国，国内纱布市场近一半为日商侵占掠夺。
再因为大兴纺织厂所产之布，除销华北外，还销往陕西、河南、四川、湖南各省，在日本纱布杀价倾销的情况下，陕西成了其唯一销路，而所用的原料棉花亦多采自陕西。1934年9月4日，大兴公司董事长苏汰余在大兴董事会上报告：“查本厂所出之布，近以陕西为唯一销路，而所用棉花亦以陕棉为大宗，但是往返装运费亦属不赀。故本厂同人屡有迁厂至陕或在陕设一分厂之建议。”大兴董事会一致通过了在西安设立分厂的决议，并拟具了开办分厂计划书。
其时，陕西基本尚处在农业社会，没有大型机器纺织工业。关中地区土地肥沃，适宜植棉。在西安设厂，原料可就近收买，运输便捷，且陕西远在西陲，雄关突峙，外埠势力不易所及。在西安建厂生产纱布，可依本省销场，坚壁自守，并可就近向四川、甘肃推销，少受商战强力的侵略。
于是，处于疲惫艰难境遇之中的大兴纺织厂，为了避开日货竞争的凶焰和即将倒闭的厄运，把目光转到既盛产棉花又无新式纺织业的陕西。
我的著作《记忆老西安》第二卷中，收录的2016年6月所写《西安菊花园》一文就写到石凤翔等八人赴陕，把筹建处设在菊花园参府巷17号的辛亥革命先驱惠春波的公馆。这八个人有大兴公司董事张松樵，大兴纺织厂厂长石凤翔，以及艾衍畴、王友量、杨青澄等。
惠春波先生在辛亥革命西安起义后，任陕西省混成旅旅长、陕西省财政厅厅长、警察厅厅长。惠春波还爱好秦腔，是榛苓社的创始人。
石凤翔（1893年-1966年）名志学，字凤翙。湖北孝感人。早年赴日本东京成诚中学就读，毕业考入日本京都高等工艺学校机织科。民国六年（1917年）回国，先后担任保定甲种工业学校教务长和湖北省实业厅技士、楚兴纺织学校校长、裕华纱厂总技师。民国十一年（1922年）起任石家庄大兴纱厂厂长，所产鹿牌、八卦牌粗细布畅销关内外。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湖北大兴公司在西安创办大兴纺织二厂，被聘为总经理兼厂长，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3月投产后，半年利润即达法币20万元。后又集资成立大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更名该厂为长安大华纱厂，新购置3万纱锭，800台布机，使雁塔牌细布誉满西北、西南地区。民国三十年（1941年）大华纺织专科学校创办，担任校长。因与西安国民党上层人士来往密切，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与其次女石静宜相识，并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12月结婚，遂与蒋介石结成亲家。抗日战争期间，大华纱厂遭日本飞机多次轰炸，损失惨重，国民政府军政部曾给予无息贷款3000万助其恢复生产。抗日战争胜利后，主持收回石家庄大兴产业。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出任汉江纺织专科学校第一任校长，翌年在台湾新竹组建大秦纺织厂。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从上海赴台湾担任大秦纺织公司董事。在台湾先后创办正义印染厂、中国人造纤维公司、联合耐隆公司、华隆公司等，为台湾纺织学会第一、第二和第五至第七届理事长。1959年全家迁至香港。1966年在香港病逝。
石凤翔先生热心公益事业，是一位忠诚的爱国人士，在抗战时期捐赠了大量钱粮物资，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在撰写《解放路上的第四医院》一文中，写到西安第四医院前身的西安广仁医院曾采取募捐的方式，筹资修建了新的门诊部。据传当时大华纱厂总经理石凤翔经手募捐的数额最多。
大华纺织厂在西安是一个建有自己的发电厂的经济实体。还有一个当年西安市最大的运输队，拥有50余辆汽车、100余辆马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华纱厂经过军管、公私合营，停工后又恢复生产，到1966年12月16日，经陕西省纺织工业局批准，“陕西公私合营大华纺织厂”更名为“国营陕西第十一棉纺织厂”，大华纺织厂结束了其私营及公私合营的历史。
蒋纬国与石静宜的爱情故事
关于石凤翔的女儿石静宜与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在西安相识恋爱、结婚，石凤翔遂与当时国民政府最高元首蒋介石委员长结成亲家的事，我在《记忆老西安》一书不少文章中都有所涉及。在《西安菊花园》一文中就写道：“1944年12月23日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与石凤翔的女儿石静宜结婚，曾是当年轰动西安的第一号新闻。”
2015年1月我创作的《下马陵与董仲舒墓》一文中也有：“1940年，蒋纬国从德国军校毕业后来到胡宗南部下，也住在下马陵，并在那段时间和西安大华纱厂厂长石凤翔之女石静宜结婚。蒋纬国与石静宜新婚夫妇曾住在这里。”
蒋纬国与石静宜爱情故事还是很浪漫的，传说他们俩在1944年因为一次意外偶遇。当时的石静宜外出乘坐火车，正在火车站等候，百无聊赖之际，她便拿出一份英文报纸来看。巧合的是，蒋纬国恰好也刚从国外回来，被父亲派往胡宗南的驻地去报到，也来到这个候车室。他一进候车室，便发现了相貌出众、气质独特的石静宜。
或许是闲着无聊，蒋纬国便上前向石静宜搭讪道：“小姐，借您的报纸一阅行吗？”石静宜闻听抬头一看，见是一位普通的大兵，于是便善意地回道：“我这是英文报纸，你恐怕看不懂呢！”蒋纬国一听，便用英语回答道：“我就是喜欢英文报纸！”当时蒋纬国那一口流利的英语以及充满磁性的男中音，让石静宜立马对眼前这位男士刮目相看，两人后来便坠入爱河。
但真实的是，在他们相爱过程中，还有做媒的介绍人。我在2017年9月创作的《窦府巷》一文中写道：为蒋纬国、石静宜做媒的介绍人是刘楚材的夫人周毓瑞（又作周敏瑞）。周毓瑞，苏州人，毕业于上海竞化女师，留学日本，曾任西安女师教员。
她的丈夫刘楚材，陕西省洋县东韩村人，1885年生。上海南洋公学毕业，返回陕西后在西安师范、西安府中学堂教授英文，由井勿幕介绍加入同盟会。辛亥西安起义时，他率学生参加攻占清军装局的战斗并看管粮库，因功任陕西军政府交通部司长职。辛亥革命胜利，他辞职赴美入匹兹堡大学攻读矿冶学。1917年回国，任陕西省实业厅工矿科科长。1923年任陕西省实业厅厅长，在任三年，对于振兴陕西实业有一定建树。曾勘察全省金、银、铜、石棉、石油等蕴藏量，并开采石油、铜矿供应本省。又改良陕西关中棉种，推广高产美国棉种，促进了本省棉花生产。在创办面粉厂、开拓农田水利和煤矿等方面均有贡献。1927年到榆林在井岳秀部供职。1929年任兵工研究委员会专任委员，旋调华阴兵工厂任少将厂长。1941年擢升陕西省政府委员兼动员委员会书记长。1942年1月至6月任西安市政处处长。
还有，传说虽然当时石静宜的父亲石凤翔坚决反对女儿的这桩婚事，但最终还是拗不过女儿的倔强，答应了二人结婚。于是蒋纬国、石静宜婚礼在西安黄埔军校第七分校的常宁宫举办。结婚礼服是专门选在南院门车家巷北口16号的福康西服店承做的。结婚照则是在西安照相馆的前身——英华照相馆拍摄的。英华照相馆位于西安东大街。
我与国棉十一厂的故事
我中专上的是西安财政会计学校，1969年初分配时财校学生200多人，绝大部分都分配到纺织系统工作。西安东郊纺织城的国棉四厂、五厂、六厂，咸阳的国棉一厂、二厂、七厂、八厂，蔡家坡国棉九厂，宝鸡的国棉十二厂，西安西郊的国棉十厂，太华路上的国棉十一厂，都有我的同学被分配进去。而六十年代，西安、咸阳、宝鸡等地兴建的这么多棉纺企业，其技术骨干和管理干部，很多来自大华纺织厂，从而推动陕西棉纺织工业的发展成长。
太华路上的大华纱厂，当时已改名为西安国棉十一厂，我们西安财政会计学校就有十位分配到该厂工作，我同班的同学就有四位，三位女同学分别是李忠琴、冮小萍、李玉霞，男同学叫李西军。
1969年初，我被分配到铜川市商业系统工作，但总对大部分同学工作的纺织系统国棉各家工厂保有一种神秘的感觉。
我1970年调入铜川市歌舞剧团工作，接着任乐队队长及编导组创作员。此后，我们“铜歌”曾先后到西安的国棉五厂、咸阳的国棉一厂做巡回演出。1974年时到国棉十一厂礼堂作慰问演出，时间约三五天。我把在十一厂工作的几位同学请来看演出。演的是芭蕾舞剧《白毛女》，舞蹈《边区生产歌》《宝塔山上育新苗》等，以及音乐器乐演奏节目。白天休息时，我到国棉十一厂纺纱织布车间及办公楼参观。曾在厂里食堂吃过一次宴席，厂里的招待饭有鱼有肉还有酒。记得我当时中专毕业转正的工资是39.5元，而在国棉十一厂同学工资比我高，是42元。当然她们当纺织工劳动强度大，实行日夜两班制，每班干8小时，很辛苦。我的同学有后来在十一厂干了一辈子的，一般住在厂里的家属楼。我1985年调回西安时还租的是农民房。我同学中只有王益民后来在厂里当了会计，成了干部。王益民和我关系不一般，1966年我们到北京，住在北京东四的一家名东方红建筑工兵师的招待所。当时我感冒发高烧，被送到北京陆军医院住院治疗。住院时我很孤独苦闷，只有王益民来医院看望过我，这让我记了一辈子。
再有，我听一位学友说我的同班同学陈小众他家曾是大华纱厂的股东，手中有股权证。60年代初，他父亲曾找到厂里想咨询一下是否能退点钱。谁知厂里说大华纱厂早已公私合营，不能兑现。陈小众因家里成分是地主，没进纺织厂，被分配到陕南的安康，后调安康市燃料公司。我于2002年前后带西安市艺术家采风团到安康采风，还和陈小众见过面，可惜他不到退休年龄就因病逝世了。
大华纱厂后来摇身一变、华丽转身，成为“大华1935”历史文化街区、工业遗址博物馆。作为陕西省具有代表性的工业遗产，其旧址已入选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百大新发现”之一。
2000年前后我多次受邀到“大华1935”参观考察，听过音乐会，参加诗歌朗诵会、文学作品研讨会等。我2018年给新城区政协委员会编的《道北记忆》一书写序，还专门提到大华纱厂，以及它的历史价值。
大华纱厂是西安和陕西纺织工业的火种，也是西安工业文明发轫的象征。
大华纱厂闪亮在历史的长河中，永放光辉。□朱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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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华纱厂历史溯源
大华纺织厂是石家庄大兴纺织厂在西安投资兴建的，于1934年着手筹建，1935年开始兴建。初名为“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厂”。1936年建成投产后，武昌裕华纺织公司后续追加投资，遂取大兴的“大”、裕华的“华”改厂名为“长安大华纺织厂”，同时成立大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大华公司股本总额为250万元，其中大兴公司股额为100万元，裕华公司股额为100万元，董监事中各股东个人投资为50万元，是西北地区最早、最大的机器纺织企业，是西安民族工业的代表。该厂得到当时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的大力支持。
大华纱厂为什么选择在陕西建厂？这是因为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经济危机，日本为了渡过危机，加强对我国的侵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关内棉纺织品的东北销路全部断绝。日本的经济势力进一步侵入中国，国内纱布市场近一半为日商侵占掠夺。
再因为大兴纺织厂所产之布，除销华北外，还销往陕西、河南、四川、湖南各省，在日本纱布杀价倾销的情况下，陕西成了其唯一销路，而所用的原料棉花亦多采自陕西。1934年9月4日，大兴公司董事长苏汰余在大兴董事会上报告：“查本厂所出之布，近以陕西为唯一销路，而所用棉花亦以陕棉为大宗，但是往返装运费亦属不赀。故本厂同人屡有迁厂至陕或在陕设一分厂之建议。”大兴董事会一致通过了在西安设立分厂的决议，并拟具了开办分厂计划书。
其时，陕西基本尚处在农业社会，没有大型机器纺织工业。关中地区土地肥沃，适宜植棉。在西安设厂，原料可就近收买，运输便捷，且陕西远在西陲，雄关突峙，外埠势力不易所及。在西安建厂生产纱布，可依本省销场，坚壁自守，并可就近向四川、甘肃推销，少受商战强力的侵略。
于是，处于疲惫艰难境遇之中的大兴纺织厂，为了避开日货竞争的凶焰和即将倒闭的厄运，把目光转到既盛产棉花又无新式纺织业的陕西。
我的著作《记忆老西安》第二卷中，收录的2016年6月所写《西安菊花园》一文就写到石凤翔等八人赴陕，把筹建处设在菊花园参府巷17号的辛亥革命先驱惠春波的公馆。这八个人有大兴公司董事张松樵，大兴纺织厂厂长石凤翔，以及艾衍畴、王友量、杨青澄等。
惠春波先生在辛亥革命西安起义后，任陕西省混成旅旅长、陕西省财政厅厅长、警察厅厅长。惠春波还爱好秦腔，是榛苓社的创始人。
石凤翔（1893年-1966年）名志学，字凤翙。湖北孝感人。早年赴日本东京成诚中学就读，毕业考入日本京都高等工艺学校机织科。民国六年（1917年）回国，先后担任保定甲种工业学校教务长和湖北省实业厅技士、楚兴纺织学校校长、裕华纱厂总技师。民国十一年（1922年）起任石家庄大兴纱厂厂长，所产鹿牌、八卦牌粗细布畅销关内外。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湖北大兴公司在西安创办大兴纺织二厂，被聘为总经理兼厂长，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3月投产后，半年利润即达法币20万元。后又集资成立大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更名该厂为长安大华纱厂，新购置3万纱锭，800台布机，使雁塔牌细布誉满西北、西南地区。民国三十年（1941年）大华纺织专科学校创办，担任校长。因与西安国民党上层人士来往密切，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与其次女石静宜相识，并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12月结婚，遂与蒋介石结成亲家。抗日战争期间，大华纱厂遭日本飞机多次轰炸，损失惨重，国民政府军政部曾给予无息贷款3000万助其恢复生产。抗日战争胜利后，主持收回石家庄大兴产业。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出任汉江纺织专科学校第一任校长，翌年在台湾新竹组建大秦纺织厂。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从上海赴台湾担任大秦纺织公司董事。在台湾先后创办正义印染厂、中国人造纤维公司、联合耐隆公司、华隆公司等，为台湾纺织学会第一、第二和第五至第七届理事长。1959年全家迁至香港。1966年在香港病逝。
石凤翔先生热心公益事业，是一位忠诚的爱国人士，在抗战时期捐赠了大量钱粮物资，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在撰写《解放路上的第四医院》一文中，写到西安第四医院前身的西安广仁医院曾采取募捐的方式，筹资修建了新的门诊部。据传当时大华纱厂总经理石凤翔经手募捐的数额最多。
大华纺织厂在西安是一个建有自己的发电厂的经济实体。还有一个当年西安市最大的运输队，拥有50余辆汽车、100余辆马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华纱厂经过军管、公私合营，停工后又恢复生产，到1966年12月16日，经陕西省纺织工业局批准，“陕西公私合营大华纺织厂”更名为“国营陕西第十一棉纺织厂”，大华纺织厂结束了其私营及公私合营的历史。
蒋纬国与石静宜的爱情故事
关于石凤翔的女儿石静宜与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在西安相识恋爱、结婚，石凤翔遂与当时国民政府最高元首蒋介石委员长结成亲家的事，我在《记忆老西安》一书不少文章中都有所涉及。在《西安菊花园》一文中就写道：“1944年12月23日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与石凤翔的女儿石静宜结婚，曾是当年轰动西安的第一号新闻。”
2015年1月我创作的《下马陵与董仲舒墓》一文中也有：“1940年，蒋纬国从德国军校毕业后来到胡宗南部下，也住在下马陵，并在那段时间和西安大华纱厂厂长石凤翔之女石静宜结婚。蒋纬国与石静宜新婚夫妇曾住在这里。”
蒋纬国与石静宜爱情故事还是很浪漫的，传说他们俩在1944年因为一次意外偶遇。当时的石静宜外出乘坐火车，正在火车站等候，百无聊赖之际，她便拿出一份英文报纸来看。巧合的是，蒋纬国恰好也刚从国外回来，被父亲派往胡宗南的驻地去报到，也来到这个候车室。他一进候车室，便发现了相貌出众、气质独特的石静宜。
或许是闲着无聊，蒋纬国便上前向石静宜搭讪道：“小姐，借您的报纸一阅行吗？”石静宜闻听抬头一看，见是一位普通的大兵，于是便善意地回道：“我这是英文报纸，你恐怕看不懂呢！”蒋纬国一听，便用英语回答道：“我就是喜欢英文报纸！”当时蒋纬国那一口流利的英语以及充满磁性的男中音，让石静宜立马对眼前这位男士刮目相看，两人后来便坠入爱河。
但真实的是，在他们相爱过程中，还有做媒的介绍人。我在2017年9月创作的《窦府巷》一文中写道：为蒋纬国、石静宜做媒的介绍人是刘楚材的夫人周毓瑞（又作周敏瑞）。周毓瑞，苏州人，毕业于上海竞化女师，留学日本，曾任西安女师教员。
她的丈夫刘楚材，陕西省洋县东韩村人，1885年生。上海南洋公学毕业，返回陕西后在西安师范、西安府中学堂教授英文，由井勿幕介绍加入同盟会。辛亥西安起义时，他率学生参加攻占清军装局的战斗并看管粮库，因功任陕西军政府交通部司长职。辛亥革命胜利，他辞职赴美入匹兹堡大学攻读矿冶学。1917年回国，任陕西省实业厅工矿科科长。1923年任陕西省实业厅厅长，在任三年，对于振兴陕西实业有一定建树。曾勘察全省金、银、铜、石棉、石油等蕴藏量，并开采石油、铜矿供应本省。又改良陕西关中棉种，推广高产美国棉种，促进了本省棉花生产。在创办面粉厂、开拓农田水利和煤矿等方面均有贡献。1927年到榆林在井岳秀部供职。1929年任兵工研究委员会专任委员，旋调华阴兵工厂任少将厂长。1941年擢升陕西省政府委员兼动员委员会书记长。1942年1月至6月任西安市政处处长。
还有，传说虽然当时石静宜的父亲石凤翔坚决反对女儿的这桩婚事，但最终还是拗不过女儿的倔强，答应了二人结婚。于是蒋纬国、石静宜婚礼在西安黄埔军校第七分校的常宁宫举办。结婚礼服是专门选在南院门车家巷北口16号的福康西服店承做的。结婚照则是在西安照相馆的前身——英华照相馆拍摄的。英华照相馆位于西安东大街。
我与国棉十一厂的故事
我中专上的是西安财政会计学校，1969年初分配时财校学生200多人，绝大部分都分配到纺织系统工作。西安东郊纺织城的国棉四厂、五厂、六厂，咸阳的国棉一厂、二厂、七厂、八厂，蔡家坡国棉九厂，宝鸡的国棉十二厂，西安西郊的国棉十厂，太华路上的国棉十一厂，都有我的同学被分配进去。而六十年代，西安、咸阳、宝鸡等地兴建的这么多棉纺企业，其技术骨干和管理干部，很多来自大华纺织厂，从而推动陕西棉纺织工业的发展成长。
太华路上的大华纱厂，当时已改名为西安国棉十一厂，我们西安财政会计学校就有十位分配到该厂工作，我同班的同学就有四位，三位女同学分别是李忠琴、冮小萍、李玉霞，男同学叫李西军。
1969年初，我被分配到铜川市商业系统工作，但总对大部分同学工作的纺织系统国棉各家工厂保有一种神秘的感觉。
我1970年调入铜川市歌舞剧团工作，接着任乐队队长及编导组创作员。此后，我们“铜歌”曾先后到西安的国棉五厂、咸阳的国棉一厂做巡回演出。1974年时到国棉十一厂礼堂作慰问演出，时间约三五天。我把在十一厂工作的几位同学请来看演出。演的是芭蕾舞剧《白毛女》，舞蹈《边区生产歌》《宝塔山上育新苗》等，以及音乐器乐演奏节目。白天休息时，我到国棉十一厂纺纱织布车间及办公楼参观。曾在厂里食堂吃过一次宴席，厂里的招待饭有鱼有肉还有酒。记得我当时中专毕业转正的工资是39.5元，而在国棉十一厂同学工资比我高，是42元。当然她们当纺织工劳动强度大，实行日夜两班制，每班干8小时，很辛苦。我的同学有后来在十一厂干了一辈子的，一般住在厂里的家属楼。我1985年调回西安时还租的是农民房。我同学中只有王益民后来在厂里当了会计，成了干部。王益民和我关系不一般，1966年我们到北京，住在北京东四的一家名东方红建筑工兵师的招待所。当时我感冒发高烧，被送到北京陆军医院住院治疗。住院时我很孤独苦闷，只有王益民来医院看望过我，这让我记了一辈子。
再有，我听一位学友说我的同班同学陈小众他家曾是大华纱厂的股东，手中有股权证。60年代初，他父亲曾找到厂里想咨询一下是否能退点钱。谁知厂里说大华纱厂早已公私合营，不能兑现。陈小众因家里成分是地主，没进纺织厂，被分配到陕南的安康，后调安康市燃料公司。我于2002年前后带西安市艺术家采风团到安康采风，还和陈小众见过面，可惜他不到退休年龄就因病逝世了。
大华纱厂后来摇身一变、华丽转身，成为“大华1935”历史文化街区、工业遗址博物馆。作为陕西省具有代表性的工业遗产，其旧址已入选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百大新发现”之一。
2000年前后我多次受邀到“大华1935”参观考察，听过音乐会，参加诗歌朗诵会、文学作品研讨会等。我2018年给新城区政协委员会编的《道北记忆》一书写序，还专门提到大华纱厂，以及它的历史价值。
大华纱厂是西安和陕西纺织工业的火种，也是西安工业文明发轫的象征。
大华纱厂闪亮在历史的长河中，永放光辉。□朱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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