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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语音播报：
据新华社北京电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这一重要部署，深刻指出了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着力点。我国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以实际行动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具有重大意义。
当前，国际经贸规则进行新一轮重塑，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为代表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呈现出与时俱进的特点。一是自由化水平提高。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趋向全面市场开放，取消所有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货物贸易零关税产品占比基本达99％以上。服务贸易和投资采用负面清单模式开放，除涉及国家安全、金融稳定、传统文化保护等方面，承诺给予外商全面国民待遇。二是议题范围拓展。由与市场准入相关的“边境上”措施，逐步延伸至以国内规制为主的“边境后”措施，更多纳入数据流动、国有企业、环境、劳工、反腐败等“边境后”新规则议题。三是纪律约束变强。更加强调规则纪律执行力和约束力，注重各国监管政策和法律法规制定、实施、程序保障及透明度，普遍要求相关规则议题与争端解决机制挂钩。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既十分必要又切实可行。
第一，这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题中之义。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但我国开放指数世界排名在40位左右，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比还有差距，特别是服务领域的开放水平有待提高，“边境后”开放有待深化，合规意识有待增强。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我们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逐步构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有利于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第二，这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必然选择。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进入新时代，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与推进制度型开放是一体两面。一些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开放要求与我国改革方向一致。比如知识产权保护等“边境后”规则，与我国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方向是一致的。通过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可以为深化改革注入强大动力。同时，一些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要求所体现的原则和趋势，也与我国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内在要求一致。比如完善市场准入管理、促进公平竞争等。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范围内聚集和配置资源要素的能力，助力高质量发展。
第三，这是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的主动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是不断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参与、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也是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国不仅是国际经贸规则的学习者、遵守者，也逐步成为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需要进一步了解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学习规则、对接规则，更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作出更大贡献。
要积极推进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更全面、更深入、更高水平的对接，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一是持续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拓展“朋友圈”，与更多国家签署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特别是结合我国改革之需，提升自由贸易协定开放水平。二是结合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进程，持续推进相关领域改革。积极推进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制定修订，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兼容对接。提升货物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和投资高水平开放，扩大数字产品等市场准入，深化国有企业、数字经济、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领域改革。三是继续做好先行先试和压力测试。协同推进在有条件的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开展先行先试和压力测试，做好成果集成和创新经验推广。支持上海自贸试验区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大压力测试力度，在扩大开放中动态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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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电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这一重要部署，深刻指出了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着力点。我国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以实际行动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具有重大意义。
当前，国际经贸规则进行新一轮重塑，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为代表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呈现出与时俱进的特点。一是自由化水平提高。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趋向全面市场开放，取消所有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货物贸易零关税产品占比基本达99％以上。服务贸易和投资采用负面清单模式开放，除涉及国家安全、金融稳定、传统文化保护等方面，承诺给予外商全面国民待遇。二是议题范围拓展。由与市场准入相关的“边境上”措施，逐步延伸至以国内规制为主的“边境后”措施，更多纳入数据流动、国有企业、环境、劳工、反腐败等“边境后”新规则议题。三是纪律约束变强。更加强调规则纪律执行力和约束力，注重各国监管政策和法律法规制定、实施、程序保障及透明度，普遍要求相关规则议题与争端解决机制挂钩。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既十分必要又切实可行。
第一，这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题中之义。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但我国开放指数世界排名在40位左右，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比还有差距，特别是服务领域的开放水平有待提高，“边境后”开放有待深化，合规意识有待增强。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我们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逐步构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有利于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第二，这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必然选择。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进入新时代，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与推进制度型开放是一体两面。一些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开放要求与我国改革方向一致。比如知识产权保护等“边境后”规则，与我国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方向是一致的。通过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可以为深化改革注入强大动力。同时，一些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要求所体现的原则和趋势，也与我国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内在要求一致。比如完善市场准入管理、促进公平竞争等。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范围内聚集和配置资源要素的能力，助力高质量发展。
第三，这是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的主动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是不断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参与、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也是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国不仅是国际经贸规则的学习者、遵守者，也逐步成为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需要进一步了解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学习规则、对接规则，更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作出更大贡献。
要积极推进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更全面、更深入、更高水平的对接，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一是持续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拓展“朋友圈”，与更多国家签署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特别是结合我国改革之需，提升自由贸易协定开放水平。二是结合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进程，持续推进相关领域改革。积极推进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制定修订，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兼容对接。提升货物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和投资高水平开放，扩大数字产品等市场准入，深化国有企业、数字经济、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领域改革。三是继续做好先行先试和压力测试。协同推进在有条件的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开展先行先试和压力测试，做好成果集成和创新经验推广。支持上海自贸试验区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大压力测试力度，在扩大开放中动态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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