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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08期:第04版 视角

出关访贤

——曹端及他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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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峰


曹端雕塑。

曹端故里渑池县仰韶大裂谷。

曹端名言。

秦岭是我国重要的南北地理分界线,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古代文化的分界线,尤其是以太华山为分界线,形成了南北文化思想的明显区别——宋代以来,学术发达,秦岭以北的黄河流域,形成以张载为开源的关学,而以南的长江流域,则有以北宋的程颢、程頣兄弟和南宋的朱熹为首逐渐占据主流的程朱理学,而明代则主要有北方薛瑄之“河东学派”,江南有王阳明之心学学派,且枝繁叶茂,流别众多——这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现象。

(一)

太华山与黄河转折的地带,不只土地富饶,而且河山壮丽、人物众多。我在其他作品中,已经对此叙述过了,此处不再赘述。然而,要说的是,在明代开国之初,太华山东侧的黄河内外,亦有对我国古代哲学思想有重大贡献的硕儒出现,其代表人物就是曹端。

阅读曹端的著作,想见其为人,徒然有寻访其故土和遗存的念头,正如为了梳理清楚薛瑄之河东学派,曾经出关,专程拜访其晚年讲学之地河津,并“心祭”之家乡“真儒里”(今万荣县里望乡平原村)一样,表达我的崇敬之情。

驱车出“紫气东来的”函谷关,便进入豫西之地。豫西之地,平野辽阔,黄河缓慢流过,村庄稠密而阡陌碧绿,曾有灿烂的远古“仰韶文化”,如今遗址犹存。

豫西有个古城,传有“秦赵会盟台”,此地便是渑池。县城之北,大约几公里,有村曰曹滹沱。曹滹沱村便是明代大儒曹端的家乡。村子不大,冬日里显得有点萧索。说来真有缘,至村前的小路,有村人走过,上前打问曹端的故居,行人说:

“哎呀,算是碰巧了!”

“碰巧?”

“我奶是曹家后人,媳妇管着祠的钥匙,您说巧不?”言罢一笑。他说的祠,便是修建于清朝年间的曹端祠。

“巧呀!”

于是邀请先去他家,找其媳妇取钥匙。这是典型的豫西风格的农家小院,两边厢房,前院地面的竹席上晒着红辣椒,屋檐下挂满了金色的玉米棒子,鸡们悠闲地游走。取了钥匙,淳朴的村人便领着我们,沿着雨后有点泥泞的小路,向东边的树林子深处荒废的村落走去,他说:

“这儿是早先的村庄,地势低洼,全村都迁移到西边的原上了。”

“哦,是这样。”

老村子在路的东边,树林子里能依稀看见斑驳巷道与遗留下来的老房子,白墙黑瓦,倒也村舍俨然,只是长满了荒草,却有一条整洁的水泥路,通往树林子的深处。虽是废墟,但觉地气浮动,氤氲一片好地。路南,土埝的边上,有一面新修的墙碑,还有石刻的曹端像和曹端著名的一段为政语录。路北,便是曹端祠。祠堂为清代建筑,座北向南,面阔三间,进深两间,木格门窗,两廊柱下分别有青石质鼓形柱础。

祠堂的门右,有“曹端简介”石刻——“曹端,字正夫,号月川,河南渑池窟沱里人”,这里的“窟沱里”,也就今天的曹滹沱村。祠堂内塑有表情肃穆的曹端坐像。祠后面不远,有掩映在蓊蓊葱葱的柏树林中的曹端墓。墓前,有石碑,乃是嘉庆二十年(1815)三月立石,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曹端家世与为学一生的简况。

(二)

曹端生于洪武九年(1736),少负奇才,《明史·曹端列传》云:

五岁见《河图》《洛书》,即画地以质之父。及长,专心性理。其学务躬行实践,而以静存为要。读宋儒《太极图》《通书》《西铭》,叹曰:“道在是矣。”笃志研究,坐下著足处,两砖皆穿。

《太极图》《通书》乃宋代大儒周敦颐所作,《西铭》是张载思想的精粹,曹端对此狠下功夫,以至脚下所踩的“两砖皆穿”,可见读书的认真精神——大凡在学问上有大建树的人,首要就是专心治学,吕不韦主张“凡学,必务晋业”,西汉董仲舒读书“三年不窥园”,韩愈所谓“业精于勤荒于嬉”,便是最好的说明。曹端的读书,只读儒学经典,其“父初好释氏”,他写“《夜行烛》一书进之”,规劝说:“佛氏以空为性,非天命之性。老氏以虚为性,非率性之道。”父亲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因而“欣然从之”。

从洪武十七年(1384)至洪武二十八年(1393),是曹端学习古圣先贤经典著作、学问体系逐渐形成的时期。他八岁“初入里学”,到十八岁“初入邑庠”,这十年间,是他人生最重要的读书时期,学习了《孝经》《四书》《尚书》《毛诗》《礼记》《周易》《春秋》《通鉴纲目》《仪礼》《周礼》等等。

永乐六年(1408),曹端“举于乡”,七年(1409),“会试南宫,登乙搒第一”,授山西霍州儒学学正。学正,是管理地方学校的教育官员。担任这个官职,甚为符合曹端的想法,可以专心向学,史书说,他“洎明兴三十余载,而端起崤、渑间,倡明绝学”(《明史·曹端列传》),并非虚言。曹端为学主要是什么呢?读他的述作,大致就能明了:主要是“太极图”与“西铭”和“通书”的述解。他认为“太极,理之别名耳”,而“天道之立,实理所为。”(《曹月川先生遗书·太极图说述解序》)由此开展对太极图的精深研究。

永乐二十年(1422),曹端补蒲州儒学学正。有人赞其“曹正夫,有道君子也。学博行高,有古人风”(《明理学月川曹先生年谱纂》)。二十二年(1424),西安知府郭晟问政曹端:“先生答曰:‘其公廉乎!’古人云,‘吏不畏吾严而谓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民不敢欺。”(同上)曹端认为,为政应“公”与“廉”,公是公正,公平正直,没有偏私;廉是清廉,就是不贪取不应得的钱财。“洪熙乙巳考续,两学诸生皆上章请复任霍州,上遂许之。”(黄宗羲《学正曹月川先生端》)

曹端在霍州讲学时,霍州有位叫李德的学者。他结识曹端后,十分敬仰曹端的学识和品德,曾对学生说:“学不厌,教不倦,曹子之盛德也。至其知古今,达事变,未学鲜或及之。古云:‘得经师易、得人师难’,诸生得人师矣。”于是,李德避席不在霍州讲学,“端亦高其行谊,命诸生延致之,讲明正学”(《明史·曹端列传》)。由此知曹端虚怀若谷,品性高尚。

宣德元年(1426年)至九年(1434年),期间,曹端曾经三次“典试陕西”。这十年,是他学问到达上乘境界和成熟的时期,尤其完成经年累月为之钻研不息的《太极图述解》——太极图,初为五代末年及北宋之初,由隐居太华山的易学大家陈抟推出,曾在山岩之上,刻画此图,后传至周敦颐、朱熹并为之发扬光大,成为程朱理学经典。然而,索解不易,曹端幼年起始,着迷此图,经年累月,深思熟虑,终成此篇,心情自然格外高兴,自觉得《太极图》之精旨,甚为得意,绘为《川月交辉图》以喻其妙,其图:天上一月,川中九月,盖取月映川水之意。兴奋之余,执笔为诗,云:

天月一轮映万川,万川各有月团圆。

有时川竭为平地,依旧一轮月在天。

其门人谢琚曾论此诗,说:“先师自幼喜观《太极图》,涵蓄既久,默契于心,摄其大旨,而以月川喻之,出示学者,以在天之月喻万殊之原于一本,以映水之月喻一理之散为万殊,大要形容一贯之理以乐其志。与周子图说相为表里之也。”(《曹月川先生遗书》)此诗“起句喻统体之太极,承句喻各具之太极,转句喻万感之俱寂,合句喻一理之常存……其洞徹斯道之妙如此”(《明理学月川曹先生年谱纂》)。

从此,曹端自号“月川子”。

宣德九年(1434)六月,卒于霍州。他深受学生爱戴,“诸生服心丧三年,霍人罢市巷哭,童子皆流涕”“贫不能归葬,遂留葬霍”,后“改葬渑池”(《明史·曹端列传》),魂归故里。

(三)

黄宗羲《明代学案》中,评述曹端:“先生之学,不由师传”,这句话指出了曹端具有独立思考的为学品质。而这个品质,与明朝关河之外的河东薛瑄的读书治学相似。新加坡学者徐齐雄在其专著《北辙:薛瑄与河东学派》中,详细考察了薛瑄的传记,说:“未见他曾向任何当时著名的理学家求学。事实上,他可以被称作是自学成才是理学家”,确实如是。薛瑄主要是认真反复阅读由明代永乐十三年(1415),由翰林院学士胡广率杨荣、金幼孜等通晓经术的文臣,奉旨编簒而成的以程朱理学为宗旨,荟萃宋元诸儒之说,具有官方科举教材意义的巨著《性学大全》,“学而时习之”,有心得体会,便纪录下来,后成为其名著《读书录》,并以此书教授从学者,卓然一代理学大师——偏重自学而“不由师传”是曹端与薛瑄的共同特点,他们“惺惺相惜”,友谊深厚,成为学术上难得的知音。

我是在阅读薛瑄的著作过程中,才旁及和关注曹端,继而阅读他的著作,惊叹其著述醇正而心仪。曹端秉承程朱理学,但并不墨守成规,富有质疑精神,黄宗羲论其学说:

特从古册中翻出古人公案,深有悟于造化之理,而以“月川”体其传,反而求之吾心,即心是极,即心之动静是阴阳,即心之日用酬酢是五行变合,而一以事心为入道之路,故其见虽彻而玄,学愈精而不杂,虽谓先生为今之濂溪可也。乃先生自谱,其于斯道,至四十而犹不胜其渺茫浩瀚之苦;又十年,恍然一悟,始知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焉,所谓太极之理,即此而是。盖见道之难如此,学者慎轻言悟也哉。

——《明儒学案(师说)·曹月川端》

说曹端“特从古册翻出古人公案”,所谓“古册”,应是指宋代诸如周敦颐、张载、二程乃至朱熹的著作,而“翻出公案”,则是指他敢于质疑朱熹关于理气的学说——在中国哲学史上,有关“气”的讨论有相当长的历史,先秦有管子的“精气说”、庄子的“气论”,汉代有王充的“元气说”,张载则是宋代理学气论的代表。朱熹是宋代理学之大集成者,继承和吸纳了张载与二程的思想,却主张理气二元说,而以周敦颐的太极明断为理,认为理与气是相对的,与太极为同一物,太极就是理。理气关系是朱子哲学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

关于理气关系,一方面,朱熹强调理在气先,通过“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朱子语类·理气上》卷一)“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同上);另一方面,朱熹也反复说明“理又别非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同上),也就是指理气“不离”。为了进一步说明理与气的关系,朱熹还用“如人跨马”来比喻理气与动静的关系,所谓“太极理也,动静气也。气行则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尝相离也。太极犹人,动静犹马;马所以载人,人所以乘马。马之一出一入,人亦与之一出一入。盖一动一静,而太极之妙未尝不在焉。”(《朱子语类·周子之书》卷九十四)——也就是所谓理静气动说。他强调:“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朱子语类·理气上》)换句话说,理只在气中,决不可分先后。如太极动而生阳,动前是静,静便是气,岂可说理先而气后。对此,曹端有不同意见,他写出《辨戾》这篇力作,需要解释的是,所谓“辨戾”,就是辨析矛盾之意,指的是朱子《太极图说》注解与朱子《语录》之矛盾的问题:

周子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则阴阳之生,由乎太极之动静。而朱子之解极明备矣。其曰:“有太极则一动一静而两仪分;有阴阳则一变一合而五行具”,尤不异焉。及观《语录》,却谓“太极不自会动静,乘阴阳之动静而动静耳”,遂谓“理之乘气,犹人之乘马,马之一出一入,而人亦与之一出一入”,以喻气之一动一静。若然,则人为死人,而不足以为万物之灵;理为死理,而不足以为万化之原。理何足贵而人何足贵哉?今使活人乘马,则其出入、行止、疾徐,一由乎人驭之何如耳。活理亦然。

曹端在文中引朱熹三个论点,分别讨论太极动静与理气的关系,提出对朱熹的疑问:主要是认为他在《太极图说解》与朱子《语录》中,对于“太极动静”问题的理解不同,问题的关键在于“太极”是否自会动静,也就是曹端所谓的“活理”“死理”问题,究竟是作为“太极”之理自会动静,还是理乘气动?这确实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其实,曹端所提“死理”的批评,能不能成为朱子思想体系的一个疑问,黄宗羲在《学正曹月川先生端》中批评曹端:“先生之辨,虽为明晰,然详以理驭气,仍为二之。气必待驭于理,则气为死物。抑知理气之名,由人而造,自其浮沈升降者而言,则谓之气;自其浮沈升降不失其则者而言,则谓之理。盖一物而两名,非两物而一体也。”并说:“薛文清有日光飞鸟之喻,一时之言理气者,大略相同尔。”(《明儒学案》卷四十四)黄宗羲所站的立场,乃王阳明之心学体系,对曹端《辨戾》的批评,自然不能深入,只是引用周敦颐对太极的解释,并断然指出“朱子之解极明备矣”,又引朱熹旧说,稍加阐述而已。对此,当代学者祝平次有不同的分析和意见,他说:“月川所说的‘死理’确实能突显出朱子思想所含藏的一些问题,如,‘理能不能生气’,并推衍到‘性善的确义,及性与心的关系’,认为‘月川也有技巧地躲过一个难题——活人乘活马的情况。活人乘活马,马不一定听人的话,则理即是活人,亦无绝对地驾驭马的能力。然而若照月川活理的解释,则马的能动可以直接归诸人的驾驭。”他直接说:“梨洲显然有将问题偏转之嫌。月川提出理动不动可说是在朱子理气论中提问题,梨洲则是从纯粹的王学立场,以‘理气是一’的辨难批评月川之说仍有偏失之处。”(《朱子学与明初理学的发展》)。

程朱理学的理气问题,是其学说的核心。

曹端之所以有质疑,并无其他意图,从其内心而言,只是为了完整准确地理解程朱理学,尤其是有关“太极”理论,即程朱理学建立之基础中存在的问题而已。质而言之,是企图彻底解决朱子理气关系问题,实现理、气二者的合一。这种将朱熹的理先气后转变为理气不可分割的观点,既标志着明代理学向气学的转向——正是这个转向,曹端得到薛瑄高度认同。

不过,现代研究者多持否定意见,认为曹端《辨戾》是对朱熹太极论的“误读”,牟宗三先生在其著作《心体与性体》中认为曹端并没有真正理解朱熹思想中的理,而钱穆先生则认为“朱子乘马之喻,特谓理必载于气,气必载理而行,月川看呆了,遂有死人乘活马之疑。”(《朱子新学案》)应该指出的是,即便是曹端属于“误读”,撰写《西方正典》名著的美国文艺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认为,“阅读总是一种误读”,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写作和创造意义,从这个角度而言,曹端在明初理学是开风气的人物,在以程朱理学为官学的时代背景下,他的“误读”,勇于质疑定说,提出的理气关系问题,积极推动了程朱理学在明代的传播与发展。

学术发展不易,若有丝毫进步,便是大幸,能登堂入室,则为一代学宗。

(四)

曹端十分推崇张载,他写有《横渠先生像赞》,曰:“蚤悦孙吴,晚逃佛老,勇撤皋比,一变至道。精思力践,妙契疾书,《订顽》之训,示我广居。”(《曹月川先生遗书》)并著有《西铭述解》。为什么要著此书呢,他说:“西铭。大意明理一分述。文公注之,明且备矣。然初学者或未得其说。端为分经布注以解之,或者便之而请书焉。”(同上)随之,逐句详细述解。曹端在篇末《太极图说述解西铭述解跋》中说,“《西铭》,横渠作也。规模广大,读之使人眼界空阔”“有志者自此寻向上去”——若是“使人眼界空阔”,最是横渠“四句”,现存曹端著作,未见又对此的阐述,但我以为,“为天地立心”,这才是张载的为学宗旨;“为生民立命”,就是建立社会的伦理道德纲常,而这个社会的伦理道德纲常的核心是“礼”,他说,“礼即天地之德也”,就是这个意思;“为往圣继绝学”,实际上就是坚持和光辉以“仁”为特色的儒家思想,能达到尊“礼”和倡扬“仁”,那么就可以“开万世之太平”。张载从唯物论出发,认为儒家思想是规范人的行为和社会秩序的思想准则。而具备了儒家思想并能落实在行为实践中,就担负起了历史的使命意识。可惜的是,曹端不曾深入讨论这个大问题。

曹端善于著述,《明史·曹端列传》记载,大约有《孝经述解》《四书详说》《周易乾坤二卦解义》《太极图说通书》《西铭》释文、《性理文集》《儒学宗统谱》《存疑录》等作品,可惜传世甚少。如今仅有前些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曹端集》以及北大《儒藏》精华选刊之《曹月川先生遗书》,令人深以为憾。

曹端少有诗作,寥寥数篇,也只是阐述自己的理学深刻体会,这应该与他的认识有关,其云:“古人文人自是文人,诗人自是诗人,儒者自是儒者。今人欲兼之,是以不能工也。”(《月川先生理学证印要览》)——这其实是一个偏见,以曹端服膺不已的朱熹而言,其诗在宋代端为大家,再说,与他在理学上有认识相同地方的薛瑄,不也文思纵横,诗赋彪炳一代。这不能不说是曹端的一个大遗憾。其若是诗才飞扬,思想精髓化入其中,其学说必定流传四方,不仅“王谢堂前”而且“寻常百姓”也能知晓,亦不会湮没如是……

曹端是明初倡导程朱理学的学者,其学术特点是:其一,学宗朱熹,倡导理学正统。“盖先生平生学问,以太极为质干,以躬行为真修,至是博学功深,自觉于洙泗一贯之傅”(《月川曹先生理学证印要览》)。基于此,他反对“一切浮屠、巫觋、风水、时日之说屏不用。”(《明史·曹端列传》)其二,推尊太极,认为这是事物的本源,是“理”是“道”,他说:“学欲至乎圣人之道,须从太极上立根脚”,又云:“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焉。性即理,理之别名曰太极,曰至诚,曰善,曰德,曰大中,名不同而道则一。”(《明史·曹端列传》),具有一元论的唯物观点,并认识到了太极对事物的能动作用,重新为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作了注解,很有新意。其三,推动了明初的理学发展。明代学者陈建所著《通纪》称:“本朝武功首推刘诚意,理学肇自曹静修(曹端)”,而《明史·曹端列传》则云“为明初理学之冠”。

曹端在理学思想方面,深刻地影响了薛瑄,《四库全书总目》说:“大抵朱、陆分门以后,至明而朱之传流为河东,陆之传流为姚江,其余或出或入,总往来二派之间”,将薛瑄河东学派与明代学术产生重大影响的王阳明思想相提并论,可见薛瑄思想地位之重要。薛瑄的学说,早已超越黄河之东,徐齐雄的研究著作中列有专章论述“河东学派在陕西的传承”,认为其传承是由段坚至周蕙至薛敬之,他说:“真正继承薛瑄学统的是师从薛敬之的吕柟。”(《北辙:薛瑄与河东学派》)——确实如是,吕柟得薛瑄真传,他正德三年(1508年)状元,曾执掌明初国子监祭酒,后任礼部右侍郎,学以穷理实践为特色,并著有《四书因问》《易说翼》《书说要》《诗说序》《春秋说志》《礼问内外篇》《史约》《小学释》《寒暑经图解》《史馆献纳》《宋四子抄释》等宏文巨著,其具有太华山奇崛而雄壮的内在风骨,擎起振兴河东学派的重任,并开辟出张载所开创的关学的新境界。

秦岭山脉,尤以太华山为胜,驱黄河而东流,坚厚而挺拔,汇聚关河内外天地精华,学脉绵延不绝……

寒风凛冽,古柏苍苍。

天色将晚,告别曹滹沱村,踏上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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