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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
语音播报：
任丹江
临近农历新年，一天晌午饭点，母亲做了糊汤面，颤巍巍舀出第一碗端给我，边搅匀了辣醋边说：“你三爷腊月初十过三年哩。”碗就搁在了我跟前。
我捞起一筷子旗花面，吹着腾腾的热气，顺势拨了拨手机的日历，接住话茬：“九号，周四？”
母亲过日子用的多是农历。她时常挂在嘴边，一不留神嘟噜出的，无非“一顿饭工夫”“鸡上架时”，尽是些方言土语。我们上班一族，大都赶着公历，盼望什么时候该休息、什么时候发工资。她说我的一位三爷过三年，实际是家乡里逝者离世后第三个年头，按习俗家族要过一次“白事”，邀请亲戚乡邻走动走动。
我抽不开身，母亲也就回不去。在市区，平时我和妻子各忙各的，孩子交母亲经管。老家若有人情礼节，多是父母联通四邻，捎钱带物，团结走动。
我想，这次也不例外。母亲懂了，她没有搭话，返身到锅旁开始给孩子盛饭、喂饭。
自十多年前搬进城市，母亲学会了跳广场舞，教孙儿把自己从农村的“婆”叫成市区的“奶”。甚至还用起我退下的智能手机，隔三岔五拍个视频、发个动态——尽管她的“朋友”寥寥无几。
我能看见，母亲在改变，用着劲儿想融入城市，变成正儿八经的“市民”。但不可否认，母亲的根还深扎在农村，在三十里开外的老屋。母亲的时间概念中既没有分秒必争，也不会加班加点。她过日子，是双手捧本老皇历，满世界追赶着新时髦，有时被我瞥见，觉着怪别扭。
饭毕，我匆匆赶去公司加班。临出门，母亲照旧撵上来：“你走，我关！”孩子已经午睡，但觉浅，母亲总嘟囔着嫌我手重。
我三步并作两步下了楼，突然意识到什么。
两年前，父亲意外过世。母亲便跟着我住，一直忙家庭琐碎，平日带孩子、做饭、打点屋舍，根本没钱。母亲说三爷过三年，虽然这个“爷”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远亲，但还是得给她留点礼钱，好赖任她应付。
于是，我又重新上楼，掏出两百元钱留给母亲——她还没有关门，斜靠着鞋柜，呆呆地望着对面的一堵白墙。
“上回的还有……”母亲缓了缓神，低声道：“能不能跟领导说说，咱们争取回去一趟，哪怕露个面再赶回来……”她的声音愈发微弱，像蚊子叫一般。
见母亲神情沮丧，我心头一热，把钱递给她，安慰道：“行！我试试。”
“我怕乡里乡亲不走动，万一哪天我一倒头，连个帮衬的人都没有……”
我顿时一怔，迈出的脚就那样悬在了半空，仿佛一搁下就要踩空，跌入万丈深渊。母亲已然十分苍老，用村里的话讲是老得“土壅到脖颈了”，加上自己平日里忙工作、奔生活，老家的四乡八邻、乡里乡亲到年底也该碰碰面、拉拉闲了。
这是我不曾留意的可怕——我们无法抗拒衰老的自然之力，然而在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里，我们往往又会对身边的人和事麻木无感，疲于应付生活的烦琐。
“独人难活，农村人的日子都是你一把我一把，大家互相承携着过来的。”母亲还不放心，又再三叮嘱道。于情于理，确是该回一趟老家了。
几天后，在一个日头红艳艳的深冬时节。吃过早饭，我开了车，载着母亲和孩子朝老家驶去。
头顶的一方碧空像绽满了蓝格格的桐花，绵长而温润。一路上，母亲拿出十二分的劲头，又是逗孩子又是打电话，丝毫没有消停的迹象。她告诉我，务必把顺路的乡邻都捎带着，大伙一起回。
（单位：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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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丹江
临近农历新年，一天晌午饭点，母亲做了糊汤面，颤巍巍舀出第一碗端给我，边搅匀了辣醋边说：“你三爷腊月初十过三年哩。”碗就搁在了我跟前。
我捞起一筷子旗花面，吹着腾腾的热气，顺势拨了拨手机的日历，接住话茬：“九号，周四？”
母亲过日子用的多是农历。她时常挂在嘴边，一不留神嘟噜出的，无非“一顿饭工夫”“鸡上架时”，尽是些方言土语。我们上班一族，大都赶着公历，盼望什么时候该休息、什么时候发工资。她说我的一位三爷过三年，实际是家乡里逝者离世后第三个年头，按习俗家族要过一次“白事”，邀请亲戚乡邻走动走动。
我抽不开身，母亲也就回不去。在市区，平时我和妻子各忙各的，孩子交母亲经管。老家若有人情礼节，多是父母联通四邻，捎钱带物，团结走动。
我想，这次也不例外。母亲懂了，她没有搭话，返身到锅旁开始给孩子盛饭、喂饭。
自十多年前搬进城市，母亲学会了跳广场舞，教孙儿把自己从农村的“婆”叫成市区的“奶”。甚至还用起我退下的智能手机，隔三岔五拍个视频、发个动态——尽管她的“朋友”寥寥无几。
我能看见，母亲在改变，用着劲儿想融入城市，变成正儿八经的“市民”。但不可否认，母亲的根还深扎在农村，在三十里开外的老屋。母亲的时间概念中既没有分秒必争，也不会加班加点。她过日子，是双手捧本老皇历，满世界追赶着新时髦，有时被我瞥见，觉着怪别扭。
饭毕，我匆匆赶去公司加班。临出门，母亲照旧撵上来：“你走，我关！”孩子已经午睡，但觉浅，母亲总嘟囔着嫌我手重。
我三步并作两步下了楼，突然意识到什么。
两年前，父亲意外过世。母亲便跟着我住，一直忙家庭琐碎，平日带孩子、做饭、打点屋舍，根本没钱。母亲说三爷过三年，虽然这个“爷”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远亲，但还是得给她留点礼钱，好赖任她应付。
于是，我又重新上楼，掏出两百元钱留给母亲——她还没有关门，斜靠着鞋柜，呆呆地望着对面的一堵白墙。
“上回的还有……”母亲缓了缓神，低声道：“能不能跟领导说说，咱们争取回去一趟，哪怕露个面再赶回来……”她的声音愈发微弱，像蚊子叫一般。
见母亲神情沮丧，我心头一热，把钱递给她，安慰道：“行！我试试。”
“我怕乡里乡亲不走动，万一哪天我一倒头，连个帮衬的人都没有……”
我顿时一怔，迈出的脚就那样悬在了半空，仿佛一搁下就要踩空，跌入万丈深渊。母亲已然十分苍老，用村里的话讲是老得“土壅到脖颈了”，加上自己平日里忙工作、奔生活，老家的四乡八邻、乡里乡亲到年底也该碰碰面、拉拉闲了。
这是我不曾留意的可怕——我们无法抗拒衰老的自然之力，然而在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里，我们往往又会对身边的人和事麻木无感，疲于应付生活的烦琐。
“独人难活，农村人的日子都是你一把我一把，大家互相承携着过来的。”母亲还不放心，又再三叮嘱道。于情于理，确是该回一趟老家了。
几天后，在一个日头红艳艳的深冬时节。吃过早饭，我开了车，载着母亲和孩子朝老家驶去。
头顶的一方碧空像绽满了蓝格格的桐花，绵长而温润。一路上，母亲拿出十二分的劲头，又是逗孩子又是打电话，丝毫没有消停的迹象。她告诉我，务必把顺路的乡邻都捎带着，大伙一起回。
（单位：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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