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河南岸边上的国家中央铸钱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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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官城遗址上出土的钱范
在渭河南岸的兆伦村,村民们也不知道从哪一朝哪一辈开始,这里就经常出现一些奇怪的事情,不管男女老少,只要在田野里劳作,时不时地一镢头、一锄头下去,就能挖出刨出好多铜钱来,要是挖土坑、打井、修水渠、平整土地,会发现更多的铜钱和带有麻钱纹路的灰红色砖头的铸钱陶范。人们只觉得这很怪异,这种事情见得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反正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直到1996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局兆伦铸钱遗址专家调查组进驻兆伦村进行全面的勘探、发掘、调查以后,认定此处为西汉时代钟官城铸币遗址,这个遗址是迄今为止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规模最大的、持续时间最长的中央铸钱工场遗址。该遗址出土发现的钱币、铸钱陶范、工具、瓦当、地砖等建筑物料均与史书的详细记载相吻合。《三辅黄图校正》中提到:“《元和》(即《元和郡县志》)作钟官,极为正确,盖为水衡都尉钟官令铸钱之地,为上林铸钱三官之一。”汉代钟官城铸币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中国古代钱币史研究中的空白。2001年6月25日兆伦村钟官城铸币遗址并入汉长安城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汉朝建立以后,基本上是承袭秦朝的各项规章制度。虽然货币统一了,但朝廷允许各郡国私自铸造货币。各地私自铸造的货币份量、大小、规格、品质都有差异,这就给商品的交换、货币的流通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进一步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经济的发展。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继位以后,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上一直沿用的郡国私铸货币制度,经过断断续续先后六次的艰难币制改革,汉朝中央政府终于在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将货币铸造权收回中央所有,由国家统一管理。把国家唯一铸造货币的工场地点设置在都城长安附近的兆伦村,由朝廷水衡都尉下属的上林三官负责具体管理运作。水衡都尉是汉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开始设立的官署,掌上林苑,负责造船、治水,兼主税入和皇室财政的收支以及铸造钱币。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应劭注:“古山林之官曰衡,掌诸池苑,故称水衡。”
都尉,秦汉时期重要的中高级武官。西汉中期,都尉的含义逐步扩大,出现了部都尉、农都尉、属国都尉、水衡都尉、奉车都尉、驸马都尉等,主要官阶品秩在比二千石。上林三官的上林之名,由汉代的园林建筑上林苑而来,一是水衡都尉掌管上林苑,而且官署的办公地点也设在上林苑内;二是铸币工场位于西汉上林苑之中。所谓的三官,一是钟官,负责铸造钱币;二是辨铜,管理铸造钱币的原料;三是均输,掌握铸造钱币的钱范的制作,所以称“上林三官铸钱工场”。上林三官主持在兆伦村铸币工场铸造的钱币就是世界货币史上有名的“五铢钱”,也称为“上林钱”或“三官钱”。然而,兆伦村从秦至汉一直延续着钟官所管理的铸造钟鼎等铜器及钱币的业务,钟官,为秦朝所置官署,其主要职能为铸造钟鼎等铜器。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销为钟就是钟官具体实施办理。后来职能逐渐转变为铸造钱币,但是名称却一直沿用。钟官城所言钟官管理的作业范围之广大,工匠人数之众多。到了西汉时期,朝廷虽然新设置了水衡都尉上林三官,但与秦时钟官城所管理的业务,两者大同小异,而且西汉的铸钱工场就是在秦代的钟官城遗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后来人们也把位于兆伦村西汉水衡都尉上林三官管理的“上林三官铸钱工场”习惯性的叫作钟官城。因此,兆伦村西汉“上林三官铸钱工场”遗址也叫西汉“钟官城铸币”遗址。
西汉建国初期,钟官城也并未闲置。一直铸造汉半两钱达八十余年。《汉书·武帝本纪》记载: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春天“罢半两钱,行五铢钱。”从此,钟官城铸币工场开始铸造通行的“五铢钱”。从汉武帝元狩五年到王莽新朝初始元年共121年,此地是西汉全国通用的五铢钱唯一的铸造钱币工场。根据记载:“自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年间(公元1-5年)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上林三官,分工明确,各负其责,既合作又制衡。这所铸钱工场代表了当时铸钱的最高水平,集中了全国的能工巧匠,铸造工艺精巧细致,铸造出来的粗糙钱坯,还须经过打磨修整,再经官吏检验合格,方能出品。汉武帝时,“上林三官铸钱工场”所铸的五铢钱有两种: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命钟官所铸的五铢钱叫“赤仄五铢铜钱”,行用两年后废止;其后大量铸造三官五铢钱,该钱制作精美,边郭工整,重量准确,钱纹秀丽,品相俱佳。三官五铢钱是全国的通用货币,作为货币在中国从西汉武帝时到东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等多个朝代一直沿用至唐朝初年,时间长达七百余年,这在世界货币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奇迹。唐代的货币“开元通宝”的大小、形状、重量也是以三官五铢钱为标准。此种钱币的形制一直沿袭至清朝末年,其影响长达两千多年。日本历史上铸量最大、铸期最长、版别最多的货币“宽永通宝”亦是以三官五铢钱为蓝本仿造的。钟官城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规模最大的“国家中央铸币工场”,也具备了“国家中央银行”的职能。
那么,朝廷为什么把国家唯一的中央铸币工场设在兆伦村呢?
第一,这里是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收集民间私藏兵器设炉熔化铸成钟的地方。曹魏时成书的《三辅黄图》载:“钟官,在户县东北二十五里,始皇收天下兵器销为钟,此或其处也。”唐朝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卷二云:“钟官故城,亦名灌钟城,在(户)县东北二十五里。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销为钟处。”明朝末年的《户县志·胜地遗址》记载:“钟官在县东北二十五里,有钟官城,始皇收天下兵器销为钟,此或其处也。”此处具有原先遗留的一些设备和散落在附近的很多有经验的熟练工匠,而且小规模的铸币作业一直在进行。所以兆伦村完全具备扩建大规模铸造钱币工场的雄厚基础,这是非常有利的先决条件。
第二,兆伦村离渭河很近。现在距渭河五公里左右,由于渭河河床一直向北移动,汉朝时此地更靠近渭河。大规模的钱币铸造需要大量的水来冷却处理。当时这是全国唯一的造币工场,要供应整个国家使用,工场占地面积少说也有90万平方米,十几万工匠在这里工作。生产和生活需水量非常大,紧邻渭河,汲水方便。这是铸币工场置于此地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国家铸币工场产量很大,原料的用量必然也很大。关中地区所产原料微乎其微,绝大部分原料来自江南、山东、山西、河北、河南等地,所以运送铸币原料的船只都是由黄河到渭河逆流而上运至铸币工场;铸造的成品钱币装船由此沿渭河而下运往全国各地。庞大的运输量只能依靠水路航运才能解决。这也可以说明秦汉时期为什么是渭河航运发展鼎盛期的原因之一。秦汉时期渭河航运的运输物品,不仅仅只是粮食等生活用品,还有大量的铸币原料和通用钱币。
兆伦村现属于西安市鄠邑区(原户县)管辖,周边村庄也陆陆续续发现了许多钱范和铜钱。上世纪六十年代,凿齿村南堡村村民挖土时挖出大量铜钱及钱范,能装载几汽车;宜都村上世纪七十年代村民平整土地时也挖掘出钱范和古币不计其数,还有多座形似砖窑的遗址,焦土轮廓清楚;梧村几位村民在挖墓穴时亦挖出大量钱范和古币。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所以,我们现在所发现的钟官城铸币遗址也许只是西汉时期真实的“中央国家铸币工场”的冰山一角,它的规模比我们目前所发现、所想象的可能要广阔宏伟得多。□石晓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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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官城遗址上出土的钱范
在渭河南岸的兆伦村,村民们也不知道从哪一朝哪一辈开始,这里就经常出现一些奇怪的事情,不管男女老少,只要在田野里劳作,时不时地一镢头、一锄头下去,就能挖出刨出好多铜钱来,要是挖土坑、打井、修水渠、平整土地,会发现更多的铜钱和带有麻钱纹路的灰红色砖头的铸钱陶范。人们只觉得这很怪异,这种事情见得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反正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直到1996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局兆伦铸钱遗址专家调查组进驻兆伦村进行全面的勘探、发掘、调查以后,认定此处为西汉时代钟官城铸币遗址,这个遗址是迄今为止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规模最大的、持续时间最长的中央铸钱工场遗址。该遗址出土发现的钱币、铸钱陶范、工具、瓦当、地砖等建筑物料均与史书的详细记载相吻合。《三辅黄图校正》中提到:“《元和》(即《元和郡县志》)作钟官,极为正确,盖为水衡都尉钟官令铸钱之地,为上林铸钱三官之一。”汉代钟官城铸币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中国古代钱币史研究中的空白。2001年6月25日兆伦村钟官城铸币遗址并入汉长安城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汉朝建立以后,基本上是承袭秦朝的各项规章制度。虽然货币统一了,但朝廷允许各郡国私自铸造货币。各地私自铸造的货币份量、大小、规格、品质都有差异,这就给商品的交换、货币的流通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进一步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经济的发展。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继位以后,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上一直沿用的郡国私铸货币制度,经过断断续续先后六次的艰难币制改革,汉朝中央政府终于在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将货币铸造权收回中央所有,由国家统一管理。把国家唯一铸造货币的工场地点设置在都城长安附近的兆伦村,由朝廷水衡都尉下属的上林三官负责具体管理运作。水衡都尉是汉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开始设立的官署,掌上林苑,负责造船、治水,兼主税入和皇室财政的收支以及铸造钱币。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应劭注:“古山林之官曰衡,掌诸池苑,故称水衡。”
都尉,秦汉时期重要的中高级武官。西汉中期,都尉的含义逐步扩大,出现了部都尉、农都尉、属国都尉、水衡都尉、奉车都尉、驸马都尉等,主要官阶品秩在比二千石。上林三官的上林之名,由汉代的园林建筑上林苑而来,一是水衡都尉掌管上林苑,而且官署的办公地点也设在上林苑内;二是铸币工场位于西汉上林苑之中。所谓的三官,一是钟官,负责铸造钱币;二是辨铜,管理铸造钱币的原料;三是均输,掌握铸造钱币的钱范的制作,所以称“上林三官铸钱工场”。上林三官主持在兆伦村铸币工场铸造的钱币就是世界货币史上有名的“五铢钱”,也称为“上林钱”或“三官钱”。然而,兆伦村从秦至汉一直延续着钟官所管理的铸造钟鼎等铜器及钱币的业务,钟官,为秦朝所置官署,其主要职能为铸造钟鼎等铜器。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销为钟就是钟官具体实施办理。后来职能逐渐转变为铸造钱币,但是名称却一直沿用。钟官城所言钟官管理的作业范围之广大,工匠人数之众多。到了西汉时期,朝廷虽然新设置了水衡都尉上林三官,但与秦时钟官城所管理的业务,两者大同小异,而且西汉的铸钱工场就是在秦代的钟官城遗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后来人们也把位于兆伦村西汉水衡都尉上林三官管理的“上林三官铸钱工场”习惯性的叫作钟官城。因此,兆伦村西汉“上林三官铸钱工场”遗址也叫西汉“钟官城铸币”遗址。
西汉建国初期,钟官城也并未闲置。一直铸造汉半两钱达八十余年。《汉书·武帝本纪》记载: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春天“罢半两钱,行五铢钱。”从此,钟官城铸币工场开始铸造通行的“五铢钱”。从汉武帝元狩五年到王莽新朝初始元年共121年,此地是西汉全国通用的五铢钱唯一的铸造钱币工场。根据记载:“自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年间(公元1-5年)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上林三官,分工明确,各负其责,既合作又制衡。这所铸钱工场代表了当时铸钱的最高水平,集中了全国的能工巧匠,铸造工艺精巧细致,铸造出来的粗糙钱坯,还须经过打磨修整,再经官吏检验合格,方能出品。汉武帝时,“上林三官铸钱工场”所铸的五铢钱有两种: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命钟官所铸的五铢钱叫“赤仄五铢铜钱”,行用两年后废止;其后大量铸造三官五铢钱,该钱制作精美,边郭工整,重量准确,钱纹秀丽,品相俱佳。三官五铢钱是全国的通用货币,作为货币在中国从西汉武帝时到东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等多个朝代一直沿用至唐朝初年,时间长达七百余年,这在世界货币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奇迹。唐代的货币“开元通宝”的大小、形状、重量也是以三官五铢钱为标准。此种钱币的形制一直沿袭至清朝末年,其影响长达两千多年。日本历史上铸量最大、铸期最长、版别最多的货币“宽永通宝”亦是以三官五铢钱为蓝本仿造的。钟官城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规模最大的“国家中央铸币工场”,也具备了“国家中央银行”的职能。
那么,朝廷为什么把国家唯一的中央铸币工场设在兆伦村呢?
第一,这里是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收集民间私藏兵器设炉熔化铸成钟的地方。曹魏时成书的《三辅黄图》载:“钟官,在户县东北二十五里,始皇收天下兵器销为钟,此或其处也。”唐朝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卷二云:“钟官故城,亦名灌钟城,在(户)县东北二十五里。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销为钟处。”明朝末年的《户县志·胜地遗址》记载:“钟官在县东北二十五里,有钟官城,始皇收天下兵器销为钟,此或其处也。”此处具有原先遗留的一些设备和散落在附近的很多有经验的熟练工匠,而且小规模的铸币作业一直在进行。所以兆伦村完全具备扩建大规模铸造钱币工场的雄厚基础,这是非常有利的先决条件。
第二,兆伦村离渭河很近。现在距渭河五公里左右,由于渭河河床一直向北移动,汉朝时此地更靠近渭河。大规模的钱币铸造需要大量的水来冷却处理。当时这是全国唯一的造币工场,要供应整个国家使用,工场占地面积少说也有90万平方米,十几万工匠在这里工作。生产和生活需水量非常大,紧邻渭河,汲水方便。这是铸币工场置于此地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国家铸币工场产量很大,原料的用量必然也很大。关中地区所产原料微乎其微,绝大部分原料来自江南、山东、山西、河北、河南等地,所以运送铸币原料的船只都是由黄河到渭河逆流而上运至铸币工场;铸造的成品钱币装船由此沿渭河而下运往全国各地。庞大的运输量只能依靠水路航运才能解决。这也可以说明秦汉时期为什么是渭河航运发展鼎盛期的原因之一。秦汉时期渭河航运的运输物品,不仅仅只是粮食等生活用品,还有大量的铸币原料和通用钱币。
兆伦村现属于西安市鄠邑区(原户县)管辖,周边村庄也陆陆续续发现了许多钱范和铜钱。上世纪六十年代,凿齿村南堡村村民挖土时挖出大量铜钱及钱范,能装载几汽车;宜都村上世纪七十年代村民平整土地时也挖掘出钱范和古币不计其数,还有多座形似砖窑的遗址,焦土轮廓清楚;梧村几位村民在挖墓穴时亦挖出大量钱范和古币。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所以,我们现在所发现的钟官城铸币遗址也许只是西汉时期真实的“中央国家铸币工场”的冰山一角,它的规模比我们目前所发现、所想象的可能要广阔宏伟得多。□石晓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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