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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响千年 山河共鸣
——探秘宝鸡出土的青铜乐器铙与铃
语音播报：
罗琴
乐是西周贵族生活的重要内容。
青铜乐器作为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不仅展现了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更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今天，让我们聚焦青铜乐器中身材娇小的两种乐器——铙与铃，一同走进青铜乐器的世界，聆听那穿越几千年的回响，探秘商周礼乐文明的独特魅力。
兽面纹铙 退军止鼓与旋律之韵
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哪吒之魔童闹海》，不仅通过觚等青铜酒器展现了古代礼仪文化，还巧妙融入了其他青铜器元素，如青铜打击乐器“铙”。电影中有一支乐队贯穿始终，其中一名队员用的乐器便是铙。
铙是我国最早使用的青铜打击乐器之一，又称钲或执钟。自商代晚期开始流行，并在周初得以延续。《周礼·地官·鼓人》记载：“以金铙止鼓。”汉代郑玄作注：“铙如铃，无舌，有秉，执而鸣之，以止击鼓。”意思是，铙的形状似铃，但没有舌而有中空的手柄，是手持敲击的乐器，用途是退军时敲击以止鼓，以示退军。但在殷墟一些墓葬中，有出土一组三件编铙的现象，经测音也能演奏完整的乐曲。因此，它可能是征战、祭祀或宴飨时，与其他乐器配合使用的节奏性打击乐器。
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展厅里，一组三件的西周编钟格外吸引人。而就在编钟前方，展示着宝鸡地区出土的唯一青铜铙——兽面纹铙。笔者看到，其口部设计成凹弧形，两侧角部尖锐，底部则装有短柄。不同于悬挂着的编钟，铙是口朝上、柄朝下摆放。工作人员郑苗介绍，这件铜铙是1976年于渭滨区竹园沟墓地出土的西周早期器物，通高19.5厘米，甬长8厘米，铣钲14.4厘米，鼓间10.3厘米。这件铙看起来厚重大方，长甬透顶中空，与体连通，甬上有半圆环。仔细看会发现，在铙体上饰有两组对称的大浮雕兽面，兽面巨角卷曲。圆目高突，额顶有菱形凸饰。鼓部则有梯形方块凸起，鼓沿内收。“你看它极度夸张的兽面纹，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神秘与威严。”郑苗说，考古资料表明，商代的铜铙有固定音高，能够演奏六声甚至完整七声音阶，是商代晚期流行的王室重器，更是宫廷中地位显赫的礼仪乐器。
西周编铃 小巧精致与祭祀之音
在众多的青铜乐器中，还有一种名为铃的乐器。在宝鸡周原博物院，笔者就看到了陈列着七个大小不等、形制相同的编铃。乍一看，这些如同迷你编钟的编铃，虽没有编钟那么恢宏，但却小巧可爱、工艺精湛。“这是古代的铃铛吗？有什么作用呢？”一对来自山东的游客盯着展柜中的编铃，提出疑问。“这是编铃，是我国最早的青铜乐器之一，与我们的镇院之宝折觥、折斝等一起出土，也是很珍贵的。”该院工作人员权瑞雪娓娓道来，这个展柜中的器物均是1976年出土于扶风县庄白一号青铜器窖藏的。当时，这里共出土了20余种103件青铜器。考古专家们发现，在窖藏的底部、四周和器物之间的空隙都用草木灰填实，因此，这些青铜器保存相对完好。较大的编铃约12厘米高，较小的约8厘米高。仔细看会发现，这些编铃的上方都有一个小孔，可以推断其内部曾经是有铃锤的。
“古代乐器大多为打击乐器，这组编铃‘身材’这么小，如何敲击使其发出声响呢？”面对记者的疑问，权瑞雪耐心解释，考古发现的铃有乐器铃，有车马器用的铃，也有祭祀所用铃。根据其保存方式以及形制大小来推测，它们应该是用来祭祀的礼器。国之大事，在祀在戎。早期的乐礼就是以祭祀为主，后来开始服务于战争。权瑞雪说，商周时期所用乐器大小不一，敲击时发出的声音也不同，从清脆到低沉，从急速到缓慢，可以说，古代的乐器不仅陶冶身心，也能鼓舞士气。
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展厅里，笔者也看到悬挂及摆放着的七个同样大小的铜铃。郑苗说，这些1987年出土于陇县东南镇边家庄村的铜铃，因为其形体娇小、形制相同，一直被认为是车马器。“我们常见的车马器中有圆圆的镂空状铃，也有好像小风扇一样的銮铃，而这个铜铃，有可能作为配饰，悬挂于马车上。”郑苗说，宝鸡地区出土的铃并不多，而学术界关于铜铃的探讨却从未停止。《诗经》中有“龙旂阳阳，和铃央央”，形容军旅的气势，也说明铃的广泛应用。而青铜乐器铙、钲、铎、钟等，也被视为由铃发展而来。
礼乐文明 维护社会稳定助推文化发展
在探讨商周礼乐文明的宏大叙事中，铃与铙这两种青铜乐器，虽小巧却蕴含着不凡的意义。这些乐器不仅是声音的制造者，更是时代精神的传承者。从铃到铙，再到更为人们所熟知的编钟、编镈等，青铜乐器的演变，不仅见证了乐器制作技术的精进，更反映了商周礼乐文明的不断发展与深化。
权瑞雪说，商人重视祭祀，并将礼制与宗教紧密结合，而乐的起源同样与祭祀和宗教活动相关。商代的乐舞已经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常用于祭祀仪式中。周代在商代礼乐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化和规范化，形成了更为完善的礼乐制度。“礼与乐密不可分，礼是乐的内容，乐是礼的形式。通过乐舞和音乐，礼制得以生动表达，增强了仪式的庄严性和感染力。”郑苗也表示，周公“制礼作乐”，将礼乐制度与宗法制度、分封制度相结合，成为维护社会秩序和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同时，还强调“德”的重要性，将礼乐与道德修养相结合，为后世儒家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商周礼乐文明，是一种将音乐、舞蹈、礼仪、祭祀与政治紧密结合的独特文化形态。青铜乐器，尤其是铃与铙，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以其独特的音质和形制丰富了人们的视听体验，更以其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连接古代与现代、融合传承与创新的桥梁。在它们身上，我们既能感受到古人对于神灵的敬畏、对于秩序的追求，也能看到礼乐文明在维护社会稳定、推动文化发展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当我们再次凝视这些青铜乐器时，不妨放慢脚步，静心聆听那穿越几千年的回响，感受那跨越时空的魅力。
青铜钟
兽面纹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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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是西周贵族生活的重要内容。
青铜乐器作为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不仅展现了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更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今天，让我们聚焦青铜乐器中身材娇小的两种乐器——铙与铃，一同走进青铜乐器的世界，聆听那穿越几千年的回响，探秘商周礼乐文明的独特魅力。
兽面纹铙 退军止鼓与旋律之韵
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哪吒之魔童闹海》，不仅通过觚等青铜酒器展现了古代礼仪文化，还巧妙融入了其他青铜器元素，如青铜打击乐器“铙”。电影中有一支乐队贯穿始终，其中一名队员用的乐器便是铙。
铙是我国最早使用的青铜打击乐器之一，又称钲或执钟。自商代晚期开始流行，并在周初得以延续。《周礼·地官·鼓人》记载：“以金铙止鼓。”汉代郑玄作注：“铙如铃，无舌，有秉，执而鸣之，以止击鼓。”意思是，铙的形状似铃，但没有舌而有中空的手柄，是手持敲击的乐器，用途是退军时敲击以止鼓，以示退军。但在殷墟一些墓葬中，有出土一组三件编铙的现象，经测音也能演奏完整的乐曲。因此，它可能是征战、祭祀或宴飨时，与其他乐器配合使用的节奏性打击乐器。
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展厅里，一组三件的西周编钟格外吸引人。而就在编钟前方，展示着宝鸡地区出土的唯一青铜铙——兽面纹铙。笔者看到，其口部设计成凹弧形，两侧角部尖锐，底部则装有短柄。不同于悬挂着的编钟，铙是口朝上、柄朝下摆放。工作人员郑苗介绍，这件铜铙是1976年于渭滨区竹园沟墓地出土的西周早期器物，通高19.5厘米，甬长8厘米，铣钲14.4厘米，鼓间10.3厘米。这件铙看起来厚重大方，长甬透顶中空，与体连通，甬上有半圆环。仔细看会发现，在铙体上饰有两组对称的大浮雕兽面，兽面巨角卷曲。圆目高突，额顶有菱形凸饰。鼓部则有梯形方块凸起，鼓沿内收。“你看它极度夸张的兽面纹，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神秘与威严。”郑苗说，考古资料表明，商代的铜铙有固定音高，能够演奏六声甚至完整七声音阶，是商代晚期流行的王室重器，更是宫廷中地位显赫的礼仪乐器。
西周编铃 小巧精致与祭祀之音
在众多的青铜乐器中，还有一种名为铃的乐器。在宝鸡周原博物院，笔者就看到了陈列着七个大小不等、形制相同的编铃。乍一看，这些如同迷你编钟的编铃，虽没有编钟那么恢宏，但却小巧可爱、工艺精湛。“这是古代的铃铛吗？有什么作用呢？”一对来自山东的游客盯着展柜中的编铃，提出疑问。“这是编铃，是我国最早的青铜乐器之一，与我们的镇院之宝折觥、折斝等一起出土，也是很珍贵的。”该院工作人员权瑞雪娓娓道来，这个展柜中的器物均是1976年出土于扶风县庄白一号青铜器窖藏的。当时，这里共出土了20余种103件青铜器。考古专家们发现，在窖藏的底部、四周和器物之间的空隙都用草木灰填实，因此，这些青铜器保存相对完好。较大的编铃约12厘米高，较小的约8厘米高。仔细看会发现，这些编铃的上方都有一个小孔，可以推断其内部曾经是有铃锤的。
“古代乐器大多为打击乐器，这组编铃‘身材’这么小，如何敲击使其发出声响呢？”面对记者的疑问，权瑞雪耐心解释，考古发现的铃有乐器铃，有车马器用的铃，也有祭祀所用铃。根据其保存方式以及形制大小来推测，它们应该是用来祭祀的礼器。国之大事，在祀在戎。早期的乐礼就是以祭祀为主，后来开始服务于战争。权瑞雪说，商周时期所用乐器大小不一，敲击时发出的声音也不同，从清脆到低沉，从急速到缓慢，可以说，古代的乐器不仅陶冶身心，也能鼓舞士气。
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展厅里，笔者也看到悬挂及摆放着的七个同样大小的铜铃。郑苗说，这些1987年出土于陇县东南镇边家庄村的铜铃，因为其形体娇小、形制相同，一直被认为是车马器。“我们常见的车马器中有圆圆的镂空状铃，也有好像小风扇一样的銮铃，而这个铜铃，有可能作为配饰，悬挂于马车上。”郑苗说，宝鸡地区出土的铃并不多，而学术界关于铜铃的探讨却从未停止。《诗经》中有“龙旂阳阳，和铃央央”，形容军旅的气势，也说明铃的广泛应用。而青铜乐器铙、钲、铎、钟等，也被视为由铃发展而来。
礼乐文明 维护社会稳定助推文化发展
在探讨商周礼乐文明的宏大叙事中，铃与铙这两种青铜乐器，虽小巧却蕴含着不凡的意义。这些乐器不仅是声音的制造者，更是时代精神的传承者。从铃到铙，再到更为人们所熟知的编钟、编镈等，青铜乐器的演变，不仅见证了乐器制作技术的精进，更反映了商周礼乐文明的不断发展与深化。
权瑞雪说，商人重视祭祀，并将礼制与宗教紧密结合，而乐的起源同样与祭祀和宗教活动相关。商代的乐舞已经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常用于祭祀仪式中。周代在商代礼乐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化和规范化，形成了更为完善的礼乐制度。“礼与乐密不可分，礼是乐的内容，乐是礼的形式。通过乐舞和音乐，礼制得以生动表达，增强了仪式的庄严性和感染力。”郑苗也表示，周公“制礼作乐”，将礼乐制度与宗法制度、分封制度相结合，成为维护社会秩序和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同时，还强调“德”的重要性，将礼乐与道德修养相结合，为后世儒家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商周礼乐文明，是一种将音乐、舞蹈、礼仪、祭祀与政治紧密结合的独特文化形态。青铜乐器，尤其是铃与铙，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以其独特的音质和形制丰富了人们的视听体验，更以其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连接古代与现代、融合传承与创新的桥梁。在它们身上，我们既能感受到古人对于神灵的敬畏、对于秩序的追求，也能看到礼乐文明在维护社会稳定、推动文化发展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当我们再次凝视这些青铜乐器时，不妨放慢脚步，静心聆听那穿越几千年的回响，感受那跨越时空的魅力。
青铜钟
兽面纹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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