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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阎纲
语音播报：
杨志勇
作者与阎纲先生合影。
今年初夏的一天，我第一次见到慕名已久的阎纲先生。当然，我见或者不见，他的“真人”形象一直都在大家心中。
如今93岁的阎纲先生，自从青少年时期爱上文艺、走上文艺工作道路之后，至今从事文学活动近八十年之久，他始终坚持以“真”修行，既在编辑、评论、创作三个维度上体现了一个“真”字，又以做真人、说真话、真干事、讲真谛、真奉献等精神品质，深得当今文坛老中青三代作家们的敬仰和爱戴。
做真人：坚守生命本真与挑战
在漫长的人生路上，阎纲先生历经坎坷，却始终坚守本真。他说：“活着为什么？活就活个明白，说人话，做人事。”这简单的话语背后，是他坚持了一生的准则与努力。
阎纲先生1932年出生，咸阳礼泉人，1949年参加工作，参加创建礼泉县文化馆，1952年考入兰州大学中文系学习，1956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1986年调入中央文化部，从事文学工作一辈子。他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待人待事一直非常认真，一勺一碗——实打实，生活作风简朴，粗茶淡饭，一辈子没睡过弹簧床，爱文学、爱读书、爱生活。
他坚持本真做人，不敷衍应付。有一次，一个青年作者拿着自己辞藻华丽的散文去请教，阎纲先生看后直言不讳：“你的文字像绣花枕头，好看却没分量。真正的好文章，要像咱家乡的麦子，沉甸甸的都是干货。”他不想用假话去敷衍这位作者，以免将其引到邪道上，他很真诚友善地向其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以后努力的方向，同时毫无保留地分享了自己的创作经验。
今年5月9日，在他的新书《我在场》分享会后，一位作家请他为其即将出版的新书写几句话，面对准备的少部分作品打印稿，他仍坚持“不看全部书稿不行，随便写几句话，不符合我做人做事的习惯”。这种不为了迎合他人而说假话、空话，认真负责、绝不敷衍的态度，是他做人做事的一贯风格，他说：“要真切地尊重文学、尊重读者和尊重作者。”
他对待生命豁达、坚韧。在聊到自己的坎坷人生历程时，他说：“死过好几回，终于又活过来了。”面对人生的不测遭遇，他每一次都顽强地战胜了命运的恶魔，坚挺地活了过来，而且在时光里活得自在而悠长。面对身后事，他说：“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不辱父教，恪守家风，也像父亲一样不与人间争地，不给后代添麻烦。”
人生，活着靠精神。他在《我在场》中说，活着就要爱人，爱良心未泯的人，爱这诡谲的宇宙，爱生命本身，爱每一本展开的书，与世界上饱经沧桑的思想家作精神上的交流。这些在他的作品中都有广泛而深刻的体现。
泰戈尔说：“我活着，这就是人生。”如今鲐背之年的阎纲先生借用这句话，又加上一个“还”字，并且用来作为一本新书名，正告天下；“我还活着”，可见他是自信的，也是一种自励、幽默，更显示了他对生活与命运的积极挑战。
如今经常有人向他讨教长寿的秘密，他回答：“能吃能睡，没心没肺。不做亏心事，就吃得下、睡得着。”这既是他的长寿秘密，也是他的生命体验和人生境界。
说真话：捍卫文学的尊严与底色
阎纲先生敢于说真话，在文艺圈广为人知，特别是在他的文艺批评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文风被蒋子龙评价为“阎爷句式”，即有一说一，直截了当，不绕弯子，不拖泥带水，不夸大不缩小，不卑不亢，真话实说。
在不能说真话的时候，他宁愿保持沉默，也绝对不说假话。特别在接受人性考验最艰难的时期，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假话。在《人问我长寿的秘密》中就可以见得，他说：“在干校，夜里办‘学习班’逼供左右开弓，我人不倒，送饭来方知东方之既白。”
上世纪80年代，一位知名作家送去一篇小说希望他给予发表，他认真读后发现内容空洞无物，全是对政策的生硬理解。他在退稿时毫不犹豫地提出批评，并附信：“您是有功底的作家，不该写这种‘行货’。文学需要真诚，需要打动人心的力量，而不是政策的传声筒。”尽管得罪了人，但他守住了自己的底线，捍卫了文学的尊严与底色。
他说，作为编辑应该理顺三种关系：朋友关系，评论家同行之间的关系以及编辑、作者之间的关系。
作为评论家，他对文坛各种现象保持个人真诚的态度，看法和观点从不含糊。针对当下一些作家三天成书、五天出版的现象，他毫不留情地说“像窜稀”！如此直白的批评，不仅展现了他的直肠子性格，也体现了他对文学创作严谨态度的坚守。2018年，某“流量作家”推出的一部所谓“历史巨著”，书中随意篡改史实，用宫斗情节博眼球。他指出：“文学可以虚构，但不能伪造；可以想象，但不能妄想。拿历史当橡皮泥捏，既是对读者的欺骗，也是对祖先的亵渎。”他的批评如同一剂良药，刺痛了不少浮躁的创作者。
诸如《鲁迅说，随笔并不随便，看看现代史》《茶馆横空出世，见五十年风云变幻》等评论文章，他都是论事说理，一针见血地表明观点。
白描评价阎纲先生说：“他堪称中国文学评论界的一张名片。”
真干事：毕生耕耘文学与快乐
阎纲先生对文学的爱，是爱到骨子里的那种。他一生爱读书，秉持着“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书”的理念，将书籍视为朋友、老师和梦中情人，将文学融入自己的生命之中。
他在年幼时酷爱戏曲和曲艺，年轻时经常写剧本和说唱。到了北京工作之后，当了一辈子的文学编辑，业余时间写散文、写评论，至今依然坚持读书学习和文学创作不间断。
对于知识真相始终保持执着追求。1976年9月14日，他为了证明鲁迅给毛主席送书、送火腿的事实，在堂弟的陪同下走进西安市委第一书记王林的办公室，最终得到了当事人的确切证实，并了解了事件全过程。在《我在场》中，阅读《什么是文学？请教马克思、恩格斯》《什么是文学？请教歌德》等许多篇章，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对文学真谛的不懈追求和思考。
写作了七十多年，他也一直在总结探索和严格要求自己。为了规范自己的写作，他给自己立了“十条规矩”。其中，“没有独特的发现，没有触动自己的灵魂，不要动笔。”“精炼，去辞费，不减肥、不出手，你要存心折磨人，你就把话说尽。”“细节，细节！没有一两个类似阿Q画圈圈、吴冠中磨毁印章那样典型的艺术细节，不要动笔。”既让人产生强烈的共鸣，又可以鲜明地看出他对文学创作的严谨态度。
最为可贵的是，他要求自己“每天必须完成两千字，除非生病住院”。可是，即使在身体不适的时候，他也会坐在书桌前，强迫自己写下一些片段。他说：“写作就像农民种地，一天不种，地就荒了。”
在他家乡的住处，我看到书桌、沙发、书柜和床头到处都摆满了各种书籍，而在他的书桌上永远放着一本打开的笔记本，上面记满了随时迸发的灵感和思考。他说：“脑子愈用愈发达，不用则退化。”迄今，他写作出版《阎纲短评集》《神·鬼·人》《余在古园》《我吻女儿的前额》《美丽的夭亡》《冷落了牡丹》等二十多部作品。
目前，居住在礼泉的一个敬老院，他每天还在坚持读书写作。“阎纲老哥是个倔老头，他对文学是真爱，真投入。”王蒙先生感慨：“如今像他这个年龄还在写作的人，不是屈指可数，而是唯一。”
王蒙先生勉励他：“阎纲真钻进去，真要好好活下去，继续写下去!”他回应：“不辜负王蒙的厚望，坚持写下去。”
讲真谛：探索文学与生活的秘密
阎纲先生对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有自己深刻独到的见解，更是深入骨髓的探索与奉献。
他的文艺评论具有“在场性”，主张贴近生活，切近艺术创作实践，贴近艺术生发和创造规律，亲和作家与读者，他的见解和意见对作家常常有很大的启发，甚至能起到醍醐灌顶、点石成金的功效。比如，他在评论莫言的作品时，没有采用晦涩难懂的理论术语，而是从作品的具体情节和人物出发，分析莫言如何将民间故事与现代意识相结合，指出：“莫言的小说就像一场热闹的乡村庙会，既有泥土的芬芳，又有思想的灵光。他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写出了中国农民的灵魂史。”这种接地气的评论，让读者和作家都能轻松理解。
针对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文学创作的规律等认识，他在《我在场》中写道：“文学不是空中楼阁，它扎根于生活的土壤，却又要长出高于生活的枝叶。作家要做的，就是用心灵去发现生活中的美与痛，用文字去呈现人性的复杂与光辉。”他强调，作家要找到真生活。这里的生活是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的综合生活背后的艺术生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现实生活背后有趣味的生活，有精神意义的生活。作家只有从这个视角上找到生活，才会理解文艺首先是艺术，是音容笑貌、喜怒哀乐，是心的交流，是真善美。如此，才能进一步理解文艺是为人的审美活动服务。而艺术要高于自然。艺术家对于自然有着双重关系。就尘世生命力而言，大自然所组成的机体是一个活生生实在的机体；而艺术家组织的机体是一个死的虚假的机体。观赏大自然的作品时，人们必须赋予实在机体以意义、感情、思想、效果。从自然到艺术是一个精心提炼的过程。每一个创作者都应该下功夫从庞杂的微尘中提炼出像金子一样的文字。
他还提出，通感是文学作品的最高境界。什么是通感呢？通感就是五官尽情转换的审美享受，将人的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等不同感觉互相沟通，让颜色有温度，声音有表象，让冷暖有重量。
在他对文学创作的诸多观点中，如艺术生活潜藏在自然生活背后需探究才能找到、艺术有自己的规律且只与生活相联系、评价作品的权力在人民手里、文学作品要超越自然世界才能成为精神产品等，都为作家写作提供了重要指导，这些都是他经过多年的文学实践和思考总结出来的真谛。他举例：“老舍写《骆驼祥子》，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想象出来的，而是亲自去拉车，体验车夫的生活，才写出了祥子的苦与乐。这说明，艺术来源于生活，但又不是生活的照搬，而是经过作家心灵过滤和提炼的结晶。”
他举例说明“作家不能捏造或强加生活，要尊重生活的真实”。1976年唐山地震后，他到西安找陈忠实约稿，要求写一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小说。陈忠实埋着头，半天才憋出一句：“咱编不出来么！”他没有生气，反而拍了拍陈忠实的肩膀：“编不出来就不写，咱不能昧着良心说话。”
他说，挚爱文学，就要寻找真知灼见。“文字之所以能打动人，关键在于包含着金子一般的人类普遍的感情。”
此外，他还引用了胡采的两句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作家可以写破碎的心灵，但作家自己的心灵不能破碎。”“不要演绎政策，如果政策真正是有生命力的，受群众欢迎的，就会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因为他所讲的都是基于文学本质和创作规律的真谛，所以他被誉为作家的良师益友。
真奉献：做别人的贵人与明灯
阎纲先生对待作者用心用情服务，人们称他是文坛新人无私奉献的真导师。他无论在工作岗位上还是退休以后，都始终关心作者、扶持作者成长。
上世纪60年代初，蒋子龙还是文学爱好者时，寄给《文艺报》的读书心得被阎纲看到后，阎纲专程跑到天津约见面谈修改意见。那时阎纲在评论界已有名气，却能如此耐心地指导新人，掰开揉碎了讲如何写文章，在蒋子龙今天看来，这不是口头意义上的老师，而是真正的导师风范。
1983年，他撰写文章对陕西作家发出“走出潼关去”的呼声，鼓励作家解放思想、勇于超越，催生了一批优秀作品，而他在其中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
他在《我在场》一书中讲述了与很多作者的书信往来、面谈经历，每一个故事都充满了他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和对作者的责任感。有一位作者在信中写道：“阎老师，您的一封封回信，就像一盏盏明灯，照亮了我在文学道路上摸索的路。没有您的鼓励和指导，我早就放弃了。”这些文字，就是对他“真服务”精神的最好诠释。
五年前，回到家乡礼泉的阎纲先生，仍然不遗余力地助推当地的文化建设，他在一次会议上告诉大家，目前正在做着两件事：“一是在礼泉县委领导下，把礼泉县的文化建设搞上去；二是扶助作家，探讨文学感人的秘密。”为此，他自掏腰包购买书籍、举办研讨会，为作者批改稿件、解答疑问。在他的带动下，礼泉县的文学创作氛围日益浓厚。
蒋子龙评价阎纲先生说：“老，是一门学问——沧桑作笑谈，坎坷任纵横，神思感奋，逸兴遄飞，做过别人的贵人，自己也会遇到贵人，如此老境，怎不风光无限。”
从青春年少到鲐背之年，阎纲先生用一个“真”字，书写了中国文人的精神史诗。有人说，阎纲先生把人活成了“精”，也有人说他把人活成了“妖”，还有人说他把人活成了“仙”，活成了文坛的一个传说。
人们一致的说法是，他是当之无愧的“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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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与阎纲先生合影。
今年初夏的一天，我第一次见到慕名已久的阎纲先生。当然，我见或者不见，他的“真人”形象一直都在大家心中。
如今93岁的阎纲先生，自从青少年时期爱上文艺、走上文艺工作道路之后，至今从事文学活动近八十年之久，他始终坚持以“真”修行，既在编辑、评论、创作三个维度上体现了一个“真”字，又以做真人、说真话、真干事、讲真谛、真奉献等精神品质，深得当今文坛老中青三代作家们的敬仰和爱戴。
做真人：坚守生命本真与挑战
在漫长的人生路上，阎纲先生历经坎坷，却始终坚守本真。他说：“活着为什么？活就活个明白，说人话，做人事。”这简单的话语背后，是他坚持了一生的准则与努力。
阎纲先生1932年出生，咸阳礼泉人，1949年参加工作，参加创建礼泉县文化馆，1952年考入兰州大学中文系学习，1956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1986年调入中央文化部，从事文学工作一辈子。他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待人待事一直非常认真，一勺一碗——实打实，生活作风简朴，粗茶淡饭，一辈子没睡过弹簧床，爱文学、爱读书、爱生活。
他坚持本真做人，不敷衍应付。有一次，一个青年作者拿着自己辞藻华丽的散文去请教，阎纲先生看后直言不讳：“你的文字像绣花枕头，好看却没分量。真正的好文章，要像咱家乡的麦子，沉甸甸的都是干货。”他不想用假话去敷衍这位作者，以免将其引到邪道上，他很真诚友善地向其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以后努力的方向，同时毫无保留地分享了自己的创作经验。
今年5月9日，在他的新书《我在场》分享会后，一位作家请他为其即将出版的新书写几句话，面对准备的少部分作品打印稿，他仍坚持“不看全部书稿不行，随便写几句话，不符合我做人做事的习惯”。这种不为了迎合他人而说假话、空话，认真负责、绝不敷衍的态度，是他做人做事的一贯风格，他说：“要真切地尊重文学、尊重读者和尊重作者。”
他对待生命豁达、坚韧。在聊到自己的坎坷人生历程时，他说：“死过好几回，终于又活过来了。”面对人生的不测遭遇，他每一次都顽强地战胜了命运的恶魔，坚挺地活了过来，而且在时光里活得自在而悠长。面对身后事，他说：“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不辱父教，恪守家风，也像父亲一样不与人间争地，不给后代添麻烦。”
人生，活着靠精神。他在《我在场》中说，活着就要爱人，爱良心未泯的人，爱这诡谲的宇宙，爱生命本身，爱每一本展开的书，与世界上饱经沧桑的思想家作精神上的交流。这些在他的作品中都有广泛而深刻的体现。
泰戈尔说：“我活着，这就是人生。”如今鲐背之年的阎纲先生借用这句话，又加上一个“还”字，并且用来作为一本新书名，正告天下；“我还活着”，可见他是自信的，也是一种自励、幽默，更显示了他对生活与命运的积极挑战。
如今经常有人向他讨教长寿的秘密，他回答：“能吃能睡，没心没肺。不做亏心事，就吃得下、睡得着。”这既是他的长寿秘密，也是他的生命体验和人生境界。
说真话：捍卫文学的尊严与底色
阎纲先生敢于说真话，在文艺圈广为人知，特别是在他的文艺批评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文风被蒋子龙评价为“阎爷句式”，即有一说一，直截了当，不绕弯子，不拖泥带水，不夸大不缩小，不卑不亢，真话实说。
在不能说真话的时候，他宁愿保持沉默，也绝对不说假话。特别在接受人性考验最艰难的时期，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假话。在《人问我长寿的秘密》中就可以见得，他说：“在干校，夜里办‘学习班’逼供左右开弓，我人不倒，送饭来方知东方之既白。”
上世纪80年代，一位知名作家送去一篇小说希望他给予发表，他认真读后发现内容空洞无物，全是对政策的生硬理解。他在退稿时毫不犹豫地提出批评，并附信：“您是有功底的作家，不该写这种‘行货’。文学需要真诚，需要打动人心的力量，而不是政策的传声筒。”尽管得罪了人，但他守住了自己的底线，捍卫了文学的尊严与底色。
他说，作为编辑应该理顺三种关系：朋友关系，评论家同行之间的关系以及编辑、作者之间的关系。
作为评论家，他对文坛各种现象保持个人真诚的态度，看法和观点从不含糊。针对当下一些作家三天成书、五天出版的现象，他毫不留情地说“像窜稀”！如此直白的批评，不仅展现了他的直肠子性格，也体现了他对文学创作严谨态度的坚守。2018年，某“流量作家”推出的一部所谓“历史巨著”，书中随意篡改史实，用宫斗情节博眼球。他指出：“文学可以虚构，但不能伪造；可以想象，但不能妄想。拿历史当橡皮泥捏，既是对读者的欺骗，也是对祖先的亵渎。”他的批评如同一剂良药，刺痛了不少浮躁的创作者。
诸如《鲁迅说，随笔并不随便，看看现代史》《茶馆横空出世，见五十年风云变幻》等评论文章，他都是论事说理，一针见血地表明观点。
白描评价阎纲先生说：“他堪称中国文学评论界的一张名片。”
真干事：毕生耕耘文学与快乐
阎纲先生对文学的爱，是爱到骨子里的那种。他一生爱读书，秉持着“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书”的理念，将书籍视为朋友、老师和梦中情人，将文学融入自己的生命之中。
他在年幼时酷爱戏曲和曲艺，年轻时经常写剧本和说唱。到了北京工作之后，当了一辈子的文学编辑，业余时间写散文、写评论，至今依然坚持读书学习和文学创作不间断。
对于知识真相始终保持执着追求。1976年9月14日，他为了证明鲁迅给毛主席送书、送火腿的事实，在堂弟的陪同下走进西安市委第一书记王林的办公室，最终得到了当事人的确切证实，并了解了事件全过程。在《我在场》中，阅读《什么是文学？请教马克思、恩格斯》《什么是文学？请教歌德》等许多篇章，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对文学真谛的不懈追求和思考。
写作了七十多年，他也一直在总结探索和严格要求自己。为了规范自己的写作，他给自己立了“十条规矩”。其中，“没有独特的发现，没有触动自己的灵魂，不要动笔。”“精炼，去辞费，不减肥、不出手，你要存心折磨人，你就把话说尽。”“细节，细节！没有一两个类似阿Q画圈圈、吴冠中磨毁印章那样典型的艺术细节，不要动笔。”既让人产生强烈的共鸣，又可以鲜明地看出他对文学创作的严谨态度。
最为可贵的是，他要求自己“每天必须完成两千字，除非生病住院”。可是，即使在身体不适的时候，他也会坐在书桌前，强迫自己写下一些片段。他说：“写作就像农民种地，一天不种，地就荒了。”
在他家乡的住处，我看到书桌、沙发、书柜和床头到处都摆满了各种书籍，而在他的书桌上永远放着一本打开的笔记本，上面记满了随时迸发的灵感和思考。他说：“脑子愈用愈发达，不用则退化。”迄今，他写作出版《阎纲短评集》《神·鬼·人》《余在古园》《我吻女儿的前额》《美丽的夭亡》《冷落了牡丹》等二十多部作品。
目前，居住在礼泉的一个敬老院，他每天还在坚持读书写作。“阎纲老哥是个倔老头，他对文学是真爱，真投入。”王蒙先生感慨：“如今像他这个年龄还在写作的人，不是屈指可数，而是唯一。”
王蒙先生勉励他：“阎纲真钻进去，真要好好活下去，继续写下去!”他回应：“不辜负王蒙的厚望，坚持写下去。”
讲真谛：探索文学与生活的秘密
阎纲先生对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有自己深刻独到的见解，更是深入骨髓的探索与奉献。
他的文艺评论具有“在场性”，主张贴近生活，切近艺术创作实践，贴近艺术生发和创造规律，亲和作家与读者，他的见解和意见对作家常常有很大的启发，甚至能起到醍醐灌顶、点石成金的功效。比如，他在评论莫言的作品时，没有采用晦涩难懂的理论术语，而是从作品的具体情节和人物出发，分析莫言如何将民间故事与现代意识相结合，指出：“莫言的小说就像一场热闹的乡村庙会，既有泥土的芬芳，又有思想的灵光。他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写出了中国农民的灵魂史。”这种接地气的评论，让读者和作家都能轻松理解。
针对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文学创作的规律等认识，他在《我在场》中写道：“文学不是空中楼阁，它扎根于生活的土壤，却又要长出高于生活的枝叶。作家要做的，就是用心灵去发现生活中的美与痛，用文字去呈现人性的复杂与光辉。”他强调，作家要找到真生活。这里的生活是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的综合生活背后的艺术生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现实生活背后有趣味的生活，有精神意义的生活。作家只有从这个视角上找到生活，才会理解文艺首先是艺术，是音容笑貌、喜怒哀乐，是心的交流，是真善美。如此，才能进一步理解文艺是为人的审美活动服务。而艺术要高于自然。艺术家对于自然有着双重关系。就尘世生命力而言，大自然所组成的机体是一个活生生实在的机体；而艺术家组织的机体是一个死的虚假的机体。观赏大自然的作品时，人们必须赋予实在机体以意义、感情、思想、效果。从自然到艺术是一个精心提炼的过程。每一个创作者都应该下功夫从庞杂的微尘中提炼出像金子一样的文字。
他还提出，通感是文学作品的最高境界。什么是通感呢？通感就是五官尽情转换的审美享受，将人的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等不同感觉互相沟通，让颜色有温度，声音有表象，让冷暖有重量。
在他对文学创作的诸多观点中，如艺术生活潜藏在自然生活背后需探究才能找到、艺术有自己的规律且只与生活相联系、评价作品的权力在人民手里、文学作品要超越自然世界才能成为精神产品等，都为作家写作提供了重要指导，这些都是他经过多年的文学实践和思考总结出来的真谛。他举例：“老舍写《骆驼祥子》，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想象出来的，而是亲自去拉车，体验车夫的生活，才写出了祥子的苦与乐。这说明，艺术来源于生活，但又不是生活的照搬，而是经过作家心灵过滤和提炼的结晶。”
他举例说明“作家不能捏造或强加生活，要尊重生活的真实”。1976年唐山地震后，他到西安找陈忠实约稿，要求写一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小说。陈忠实埋着头，半天才憋出一句：“咱编不出来么！”他没有生气，反而拍了拍陈忠实的肩膀：“编不出来就不写，咱不能昧着良心说话。”
他说，挚爱文学，就要寻找真知灼见。“文字之所以能打动人，关键在于包含着金子一般的人类普遍的感情。”
此外，他还引用了胡采的两句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作家可以写破碎的心灵，但作家自己的心灵不能破碎。”“不要演绎政策，如果政策真正是有生命力的，受群众欢迎的，就会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因为他所讲的都是基于文学本质和创作规律的真谛，所以他被誉为作家的良师益友。
真奉献：做别人的贵人与明灯
阎纲先生对待作者用心用情服务，人们称他是文坛新人无私奉献的真导师。他无论在工作岗位上还是退休以后，都始终关心作者、扶持作者成长。
上世纪60年代初，蒋子龙还是文学爱好者时，寄给《文艺报》的读书心得被阎纲看到后，阎纲专程跑到天津约见面谈修改意见。那时阎纲在评论界已有名气，却能如此耐心地指导新人，掰开揉碎了讲如何写文章，在蒋子龙今天看来，这不是口头意义上的老师，而是真正的导师风范。
1983年，他撰写文章对陕西作家发出“走出潼关去”的呼声，鼓励作家解放思想、勇于超越，催生了一批优秀作品，而他在其中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
他在《我在场》一书中讲述了与很多作者的书信往来、面谈经历，每一个故事都充满了他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和对作者的责任感。有一位作者在信中写道：“阎老师，您的一封封回信，就像一盏盏明灯，照亮了我在文学道路上摸索的路。没有您的鼓励和指导，我早就放弃了。”这些文字，就是对他“真服务”精神的最好诠释。
五年前，回到家乡礼泉的阎纲先生，仍然不遗余力地助推当地的文化建设，他在一次会议上告诉大家，目前正在做着两件事：“一是在礼泉县委领导下，把礼泉县的文化建设搞上去；二是扶助作家，探讨文学感人的秘密。”为此，他自掏腰包购买书籍、举办研讨会，为作者批改稿件、解答疑问。在他的带动下，礼泉县的文学创作氛围日益浓厚。
蒋子龙评价阎纲先生说：“老，是一门学问——沧桑作笑谈，坎坷任纵横，神思感奋，逸兴遄飞，做过别人的贵人，自己也会遇到贵人，如此老境，怎不风光无限。”
从青春年少到鲐背之年，阎纲先生用一个“真”字，书写了中国文人的精神史诗。有人说，阎纲先生把人活成了“精”，也有人说他把人活成了“妖”，还有人说他把人活成了“仙”，活成了文坛的一个传说。
人们一致的说法是，他是当之无愧的“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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