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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词典——一本书的“甲子往事”
语音播报：
左上图1958年参加《现代汉语词典》编辑的工作人员合影。下图60多年来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全家福”。左下图1960年由商务印书馆印出的《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
《现代汉语词典》的成功不仅仅因为有长期稳定的专业队伍、有科学合理的规划、有强大的学术支撑，更重要的是老一辈学者在编修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严谨求实的敬业精神、不计名利的奉献精神、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
在许多人成长的道路上，都曾受益于一本辞书——《现代汉语词典》，有些人把这本书叫作“无声老师”“智慧的扁舟”。大概很多人还不知道，这本厚厚的词典已经走过一个“甲子”，在60年岁月里记录着我们的时代，积攒下一份“语言的史料”。
忠实反映时代语言
1956年2月6日，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从1977年5月起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纂一部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
为完成这一任务，原隶属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的新华辞书社（《新华字典》的编纂机构）、原隶属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国语辞典》的编纂机构）合并到语言研究所，与研究所部分科研人员一起，组建了40人的词典编辑室，由时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的吕叔湘先生兼任主任并担任《现代汉语词典》主编。1958年夏，《现代汉语词典》开编。
吕叔湘先生认为，词典是进行语言规范化的最重要工具，语汇研究的结果一般要由词典总结。一部好的词典在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中所起的作用难以估量。编词典大有学问。从选词、注音、释义、举例到语法特点和文体风格的提示，乃至条目的排列和检字法这些技术性的工作，都有很多问题，有的比较好处理，有的比较难处理。
1961年3月，丁声树先生接任《现代汉语词典》主编和词典编辑室主任。丁先生在音韵学、训诂学、方言学、语法学、文字学、词典编纂等方面都造诣颇深，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曾说丁先生“大概是主持、领导大型词典编纂的最理想人选”。丁先生夜以继日地工作，1965年试用本出炉。
据《现代汉语词典》第3版修订主持人单耀海先生回忆，丁声树先生曾说过：这部词典忠实反映我们这个时期的语言，给后人留下一份语言的史料。经过普遍调查，尊重语言实际，大家都这么说，词典就得承认它。
许多词条的背后，都有着耐人寻味的故事。吕叔湘先生主持编写的试印本中“自作自受”里的“作”注为阴平zuō，丁先生修订时一仍其旧。与此相反，对那些存在歧义的读音，尽可能定于一音。如“吐蕃”的“蕃”，吕叔湘先生主编的试印本只列fán一个音，“吐蕃”注为tǔfán。丁先生修订时为了照顾同“番”的应用实际，增加了fān音，“吐蕃”改注为tǔfān。当时有人向丁先生说“吐蕃”一读tǔbō。丁先生说“蕃”读两个音已经够繁难了，不要再增加读者负担了（《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这一读音做了修订）。
《现代汉语词典》的使命是确定现代汉语词汇规范，用典范的白话文来注释。从收录一代语词、反映语言面貌来说，《现代汉语词典》是前无古人的。
编词典是“圣人的苦力”
《现代汉语词典》1965年5月印出试用本后，分送有关方面审查。1965年底到1966年春，根据反馈意见做了修改，稿子再次送交商务印书馆。这时，“文革”开始了，编辑工作停滞，直到1978年《现代汉语词典》才正式出版。从1958年开始编写算起，历经1960年试印本、1965年试用本、1973年内部发行本，整整20年之后才得以出版。而1978年出版以来，《现代汉语词典》又历经6次修订，目前已出至第7版。这本不足2000页的词典，凝结着60多年漫长岁月里几代语言学工作者的心血。
出版家陈原先生说：“词典不是人干的，是圣人干的。”这是个中人的切肤体会。据词典编辑室的老先生回忆，《现代汉语词典》当年的编写工作按流水作业进行，一环紧扣一环，一环卡住就要影响下边的工作，每项工作都十分紧张。编写人员每人每周要编写100条，一个组长一周要审改600条。作为主编的吕叔湘先生一周要定稿1500条，工作量相当大，晚上还要把稿子带回家里继续看。
吕先生把编《现代汉语词典》的“苦”概括为4个方面：一是人手生，参加编写的人大都没编过词典，要边干边学。二是工作生，这类词典前人没有编过，没有严格意义的词典可以参考。三是时间紧，要在一两年内完成四五万条的编写任务。他说自己在一年多时间里差不多每天都要工作到夜里12点钟，又不能太晚了，因为第二天还得早起照常工作。四是干扰多，一次次运动耗费不少时间……先生感慨地说，“这本书出版以后，适合社会需要，读者反映不错，这使得我们心里感到安慰，也可以说就是我们的‘甘’吧。”
词典越编，胆子越小
吕叔湘先生说，词典工作“是不朽的事业”。词典是供人们识文断字、解疑释惑的工具，一定要求真务实、避免错误。
丁声树先生说过：“我总觉得词典越编胆子越小，常会出错。”每一个词条背后都需要细致深入地思考和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编者靠着一种对学术谦恭和谦卑的态度，确保进入词典文本的都是精挑细选、千锤百炼的，让读者在最节省的篇幅和最简短的时间里获得最有价值的知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的词典事业还处在一个新发展的初期。接替吕叔湘先生担任《现代汉语词典》主编的丁声树先生深知，需要大力培养青年人。他曾说：“我要向一些老科学家学习，发扬做人梯的精神。”他不仅在工作中扶持年轻人，而且在生活上也像父辈一样关心。1967年，单耀海因病住院近两个月，在北京单身一人。丁先生每周日下午都到医院探望，病友们都以为他是单耀海的父亲。后来，已是耄耋老人的单耀海回忆起往事仍然感慨不已：“几十年前的往事，今天想来，犹历历在目，心底里也觉得不论是工作学习生活各个方面，父亲对我也不过如此。”一个月前单耀海先生刚刚去世，令人唏嘘。
《现代汉语词典》的成功不仅仅因为有长期稳定的专业队伍、有科学合理的规划、有强大的学术支撑，更重要的是老一辈在编修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严谨求实的敬业精神、不计名利的奉献精神、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学界甚至由此形成一门专门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学问，叫“《现汉》学”。
在当下全球化、信息化浪潮的挑战下，《现代汉语词典》不能再囿于国内市场和纸本词典。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辞书编纂研究中心正式成立，给辞书编纂与研究搭建了更高的平台。同时，语言研究所新设立了新型辞书编辑室，研发数字化辞书和面向国际汉语教育的《现代汉语词典》学习版。另外，商务印书馆研发的《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App即将面世。在国际传播方面，汉英双语版的翻译工作已接近完成，商务印书馆与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组建了国际编辑部，来推进这个项目的进程。同时，格鲁吉亚语版、阿拉伯语版、俄语版、西班牙语版、波斯语版的翻译工作也已经开始启动。希望《现代汉语词典》这部记录和承载中华文化的国家文化重器能够走出去，助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新的时代续写新的辉煌！□杜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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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图1958年参加《现代汉语词典》编辑的工作人员合影。下图60多年来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全家福”。左下图1960年由商务印书馆印出的《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
《现代汉语词典》的成功不仅仅因为有长期稳定的专业队伍、有科学合理的规划、有强大的学术支撑，更重要的是老一辈学者在编修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严谨求实的敬业精神、不计名利的奉献精神、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
在许多人成长的道路上，都曾受益于一本辞书——《现代汉语词典》，有些人把这本书叫作“无声老师”“智慧的扁舟”。大概很多人还不知道，这本厚厚的词典已经走过一个“甲子”，在60年岁月里记录着我们的时代，积攒下一份“语言的史料”。
忠实反映时代语言
1956年2月6日，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从1977年5月起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纂一部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
为完成这一任务，原隶属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的新华辞书社（《新华字典》的编纂机构）、原隶属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国语辞典》的编纂机构）合并到语言研究所，与研究所部分科研人员一起，组建了40人的词典编辑室，由时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的吕叔湘先生兼任主任并担任《现代汉语词典》主编。1958年夏，《现代汉语词典》开编。
吕叔湘先生认为，词典是进行语言规范化的最重要工具，语汇研究的结果一般要由词典总结。一部好的词典在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中所起的作用难以估量。编词典大有学问。从选词、注音、释义、举例到语法特点和文体风格的提示，乃至条目的排列和检字法这些技术性的工作，都有很多问题，有的比较好处理，有的比较难处理。
1961年3月，丁声树先生接任《现代汉语词典》主编和词典编辑室主任。丁先生在音韵学、训诂学、方言学、语法学、文字学、词典编纂等方面都造诣颇深，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曾说丁先生“大概是主持、领导大型词典编纂的最理想人选”。丁先生夜以继日地工作，1965年试用本出炉。
据《现代汉语词典》第3版修订主持人单耀海先生回忆，丁声树先生曾说过：这部词典忠实反映我们这个时期的语言，给后人留下一份语言的史料。经过普遍调查，尊重语言实际，大家都这么说，词典就得承认它。
许多词条的背后，都有着耐人寻味的故事。吕叔湘先生主持编写的试印本中“自作自受”里的“作”注为阴平zuō，丁先生修订时一仍其旧。与此相反，对那些存在歧义的读音，尽可能定于一音。如“吐蕃”的“蕃”，吕叔湘先生主编的试印本只列fán一个音，“吐蕃”注为tǔfán。丁先生修订时为了照顾同“番”的应用实际，增加了fān音，“吐蕃”改注为tǔfān。当时有人向丁先生说“吐蕃”一读tǔbō。丁先生说“蕃”读两个音已经够繁难了，不要再增加读者负担了（《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这一读音做了修订）。
《现代汉语词典》的使命是确定现代汉语词汇规范，用典范的白话文来注释。从收录一代语词、反映语言面貌来说，《现代汉语词典》是前无古人的。
编词典是“圣人的苦力”
《现代汉语词典》1965年5月印出试用本后，分送有关方面审查。1965年底到1966年春，根据反馈意见做了修改，稿子再次送交商务印书馆。这时，“文革”开始了，编辑工作停滞，直到1978年《现代汉语词典》才正式出版。从1958年开始编写算起，历经1960年试印本、1965年试用本、1973年内部发行本，整整20年之后才得以出版。而1978年出版以来，《现代汉语词典》又历经6次修订，目前已出至第7版。这本不足2000页的词典，凝结着60多年漫长岁月里几代语言学工作者的心血。
出版家陈原先生说：“词典不是人干的，是圣人干的。”这是个中人的切肤体会。据词典编辑室的老先生回忆，《现代汉语词典》当年的编写工作按流水作业进行，一环紧扣一环，一环卡住就要影响下边的工作，每项工作都十分紧张。编写人员每人每周要编写100条，一个组长一周要审改600条。作为主编的吕叔湘先生一周要定稿1500条，工作量相当大，晚上还要把稿子带回家里继续看。
吕先生把编《现代汉语词典》的“苦”概括为4个方面：一是人手生，参加编写的人大都没编过词典，要边干边学。二是工作生，这类词典前人没有编过，没有严格意义的词典可以参考。三是时间紧，要在一两年内完成四五万条的编写任务。他说自己在一年多时间里差不多每天都要工作到夜里12点钟，又不能太晚了，因为第二天还得早起照常工作。四是干扰多，一次次运动耗费不少时间……先生感慨地说，“这本书出版以后，适合社会需要，读者反映不错，这使得我们心里感到安慰，也可以说就是我们的‘甘’吧。”
词典越编，胆子越小
吕叔湘先生说，词典工作“是不朽的事业”。词典是供人们识文断字、解疑释惑的工具，一定要求真务实、避免错误。
丁声树先生说过：“我总觉得词典越编胆子越小，常会出错。”每一个词条背后都需要细致深入地思考和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编者靠着一种对学术谦恭和谦卑的态度，确保进入词典文本的都是精挑细选、千锤百炼的，让读者在最节省的篇幅和最简短的时间里获得最有价值的知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的词典事业还处在一个新发展的初期。接替吕叔湘先生担任《现代汉语词典》主编的丁声树先生深知，需要大力培养青年人。他曾说：“我要向一些老科学家学习，发扬做人梯的精神。”他不仅在工作中扶持年轻人，而且在生活上也像父辈一样关心。1967年，单耀海因病住院近两个月，在北京单身一人。丁先生每周日下午都到医院探望，病友们都以为他是单耀海的父亲。后来，已是耄耋老人的单耀海回忆起往事仍然感慨不已：“几十年前的往事，今天想来，犹历历在目，心底里也觉得不论是工作学习生活各个方面，父亲对我也不过如此。”一个月前单耀海先生刚刚去世，令人唏嘘。
《现代汉语词典》的成功不仅仅因为有长期稳定的专业队伍、有科学合理的规划、有强大的学术支撑，更重要的是老一辈在编修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严谨求实的敬业精神、不计名利的奉献精神、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学界甚至由此形成一门专门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学问，叫“《现汉》学”。
在当下全球化、信息化浪潮的挑战下，《现代汉语词典》不能再囿于国内市场和纸本词典。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辞书编纂研究中心正式成立，给辞书编纂与研究搭建了更高的平台。同时，语言研究所新设立了新型辞书编辑室，研发数字化辞书和面向国际汉语教育的《现代汉语词典》学习版。另外，商务印书馆研发的《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App即将面世。在国际传播方面，汉英双语版的翻译工作已接近完成，商务印书馆与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组建了国际编辑部，来推进这个项目的进程。同时，格鲁吉亚语版、阿拉伯语版、俄语版、西班牙语版、波斯语版的翻译工作也已经开始启动。希望《现代汉语词典》这部记录和承载中华文化的国家文化重器能够走出去，助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新的时代续写新的辉煌！□杜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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