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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敬业的文学编辑
语音播报：
一
偶然在朋友圈看到《山花》老主编何锐先生去世的消息，突然想起了当年《山花》最红火的年代，被称为文学期刊中的“小五朵金花”，我也曾经给这个杂志投过稿，文稿是直接寄给主编何锐的，过了一阵子我收到了何锐先生的退稿信，他的字写得清秀俊美，可惜这封信找不到了。
我还是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在中学当语文老师，很冒昧地把文稿直接寄给最红火的期刊主编（不知道他每天会收到多少这样的来稿）——这封亲笔写下的回信，让我非常感动，发表不发表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本身是一种鼓舞。
我从来没见过何锐先生，也再没有联系过，但仿佛他身上带着一个时代的精神，令我至今感觉崇敬——的确如此，这是一个过去了的时代的纯正文学情怀，通过这些文学期刊的主编，散发出来，如同一缕穿透时间雾霭的亮光，让人感觉到一种英姿勃发的气息。
为此，我要遥遥地向先生鞠一躬，代表我对一个时代的庄重敬意！
二
我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班上有个愣头青同学，写了一篇文章，寄给《人民日报》副刊的主编袁鹰先生。过了几周，他竟然收到了袁鹰先生的回信——信是用毛笔写在信笺上的，这同学兴高采烈地把信拿出来给大家看。
我们都知道袁鹰先生，当然不是因为他当着《人民日报》的副刊主编，而是因为我们初中时代就在语文课本上读过他的《井岗翠竹》——在那个年代，这算是比较优秀的文章了，虽然它可能带着时代的印记。像这样大名鼎鼎的人，竟然能给一个写作还在起步阶段的大学生亲笔回信，这是怎样的一种敬业和亲和！我因此对这些老作家、老编辑带着亲切感和天然的敬重。
三
在我读高中的时代，我班上一位同学写了一篇小说，他工工整整地抄写在方格稿纸上，把文稿寄给我们地区的文学杂志《衮雪》，竟然收到了杂志主编的亲笔回信——这也是我现在担任主编的杂志的创始人和首任主编华彧先生。
这只是一本地区级的内刊，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文学复兴大潮中创办的，它却是和当年纯正的文学风气同步成长的。大概在1997年左右，我在中学当教师，我的一篇小说《玻璃店》在《小说选刊》转载，这本杂志的第二任主编王蓬先生看到了，给我写来一封信，也是用软毛笔写在宣纸信笺上的，在信的抬头称我“小村先生”——我当时29岁，和他相差一代人的年龄，这封信令我异常感动。
2002年王蓬先生经过多方协调，把我调进了市文联，担任了这本杂志的编辑部主任，后来他干脆提议我担任这本杂志的执行主编，算是实际上的第三任主编。我一直想着他们这一代文学人，不论当作家还是当编辑，都有着一份坦诚与执着、热爱与敬畏，这变成了一种敬业精神，也许这就是过去那三十年文学充满生机活力的主要内因吧。
我当杂志编辑的第一个月，就通过电话跟全市许多作者联系，和他们谈他们的来稿，和他们商量修改……直到现在，我也经常通过微信，和那些可能在大山里某个小学当教师的作者联系，谈谈他们的文字，说说文学的事情。我觉得哪怕继续一点点过去那一代人的精神，也算尽了一个文学编辑的本分。
四
在我大学时代，痴迷于写诗。我经常投稿的是《飞天》杂志，它有一个金牌栏目“大学生诗苑”——据说后来三十年在诗坛上混的人，几乎都曾经在这个栏目上发表过作品。很有幸，我的投稿遇到了诗人李老乡先生，他主编这个栏目。在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终于如愿以偿，在这个栏目发表了一组诗歌，占了它的头条。去年听到李老乡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十分难过，就仿佛那个时代的精神随着他们一去不复返了。
至今我和很多编发过我作品的杂志编辑都没见过面，有的保持着联系，有的甚至连通讯方式都不知道。他们大部分都已经退休，一些已经离世。有一次我写了三篇小说，修改定稿之后就随手寄给《解放军文艺》的主编刘立云先生，我当时是一位中学教师，知道这本杂志多发表军内作者的作品，文稿寄出去就没再管。过了几个月，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在杂志上看到我的小说。过了二十年，杂志主编立云先生已经退休了，他到汉中来，我才见到他：一起喝茶的时候，我敬他一杯茶，实际上是对一个逝去的时代和逐渐远去的精神表达深深的敬意。□丁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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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偶然在朋友圈看到《山花》老主编何锐先生去世的消息，突然想起了当年《山花》最红火的年代，被称为文学期刊中的“小五朵金花”，我也曾经给这个杂志投过稿，文稿是直接寄给主编何锐的，过了一阵子我收到了何锐先生的退稿信，他的字写得清秀俊美，可惜这封信找不到了。
我还是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在中学当语文老师，很冒昧地把文稿直接寄给最红火的期刊主编（不知道他每天会收到多少这样的来稿）——这封亲笔写下的回信，让我非常感动，发表不发表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本身是一种鼓舞。
我从来没见过何锐先生，也再没有联系过，但仿佛他身上带着一个时代的精神，令我至今感觉崇敬——的确如此，这是一个过去了的时代的纯正文学情怀，通过这些文学期刊的主编，散发出来，如同一缕穿透时间雾霭的亮光，让人感觉到一种英姿勃发的气息。
为此，我要遥遥地向先生鞠一躬，代表我对一个时代的庄重敬意！
二
我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班上有个愣头青同学，写了一篇文章，寄给《人民日报》副刊的主编袁鹰先生。过了几周，他竟然收到了袁鹰先生的回信——信是用毛笔写在信笺上的，这同学兴高采烈地把信拿出来给大家看。
我们都知道袁鹰先生，当然不是因为他当着《人民日报》的副刊主编，而是因为我们初中时代就在语文课本上读过他的《井岗翠竹》——在那个年代，这算是比较优秀的文章了，虽然它可能带着时代的印记。像这样大名鼎鼎的人，竟然能给一个写作还在起步阶段的大学生亲笔回信，这是怎样的一种敬业和亲和！我因此对这些老作家、老编辑带着亲切感和天然的敬重。
三
在我读高中的时代，我班上一位同学写了一篇小说，他工工整整地抄写在方格稿纸上，把文稿寄给我们地区的文学杂志《衮雪》，竟然收到了杂志主编的亲笔回信——这也是我现在担任主编的杂志的创始人和首任主编华彧先生。
这只是一本地区级的内刊，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文学复兴大潮中创办的，它却是和当年纯正的文学风气同步成长的。大概在1997年左右，我在中学当教师，我的一篇小说《玻璃店》在《小说选刊》转载，这本杂志的第二任主编王蓬先生看到了，给我写来一封信，也是用软毛笔写在宣纸信笺上的，在信的抬头称我“小村先生”——我当时29岁，和他相差一代人的年龄，这封信令我异常感动。
2002年王蓬先生经过多方协调，把我调进了市文联，担任了这本杂志的编辑部主任，后来他干脆提议我担任这本杂志的执行主编，算是实际上的第三任主编。我一直想着他们这一代文学人，不论当作家还是当编辑，都有着一份坦诚与执着、热爱与敬畏，这变成了一种敬业精神，也许这就是过去那三十年文学充满生机活力的主要内因吧。
我当杂志编辑的第一个月，就通过电话跟全市许多作者联系，和他们谈他们的来稿，和他们商量修改……直到现在，我也经常通过微信，和那些可能在大山里某个小学当教师的作者联系，谈谈他们的文字，说说文学的事情。我觉得哪怕继续一点点过去那一代人的精神，也算尽了一个文学编辑的本分。
四
在我大学时代，痴迷于写诗。我经常投稿的是《飞天》杂志，它有一个金牌栏目“大学生诗苑”——据说后来三十年在诗坛上混的人，几乎都曾经在这个栏目上发表过作品。很有幸，我的投稿遇到了诗人李老乡先生，他主编这个栏目。在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终于如愿以偿，在这个栏目发表了一组诗歌，占了它的头条。去年听到李老乡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十分难过，就仿佛那个时代的精神随着他们一去不复返了。
至今我和很多编发过我作品的杂志编辑都没见过面，有的保持着联系，有的甚至连通讯方式都不知道。他们大部分都已经退休，一些已经离世。有一次我写了三篇小说，修改定稿之后就随手寄给《解放军文艺》的主编刘立云先生，我当时是一位中学教师，知道这本杂志多发表军内作者的作品，文稿寄出去就没再管。过了几个月，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在杂志上看到我的小说。过了二十年，杂志主编立云先生已经退休了，他到汉中来，我才见到他：一起喝茶的时候，我敬他一杯茶，实际上是对一个逝去的时代和逐渐远去的精神表达深深的敬意。□丁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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