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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24期:第04版 视野

《狂人日记》的诞生

——五四前夜的钱玄同与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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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1918年1月起接编《新青年》,同年2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二号是他责编的。他1918年1月2日日记云:“午后至独秀处检得《新青年》存稿,因四卷二期归我编辑,本月五日须齐稿,十五日须寄出也。”但他当晚在宿舍“略检青年诸稿”,却发现中意的并不多,有的“胡说乱道”,更有一篇“论近世文学”的,令他极为不满,在日记中狠狠嘲笑了一通:此文“文理不通,别字满纸,这种文章也要登《新青年》,那么《新青年》竟成了毛厕外面的墙头,可以随便给什么人来贴招纸的了,这真可笑极了。”他只选录了“尹默、半农诸人的白话诗数首”。次日日记又云:“携《新青年》四卷二号之稿至家中检阅,计可用者不及五十page,尚须促孟和、独秀多撰,始可敷用。”正因为钱玄同认为《新青年》的许多来稿不符合他的要求,所以他身为编者,就一定要另辟途径,寻找新的作者。

钱玄同了不起的历史功绩之一,就是他想到了可能的《新青年》作者,周氏兄弟应是不可或缺的人选。他和鲁迅早在日本留学时就一起师从章太炎学文字学。当时,鲁迅已在教育部任佥事,钱玄同则和周作人在北大文科执教,他们一直有所往还。钱玄同日记1915年1月31日云:“今日尹默、幼渔、我、坚士、逖先、旭初、季茀、预(豫)才八人公宴炎师于其家,谈宴甚欢。”这是被北洋政府幽禁的章太炎住所“门警撤去”后在京章门弟子的第一次聚会,而是日鲁迅日记只记了简单的一句:“午前同季巿往章先生寓,晚归。”两相对照,显然钱玄同日记详细得多。同年2月14日钱玄同日记又云:“晚餐本师宴,同座者为尹默、逖先、季茀、豫才、仰曾、夷初、幼渔诸人。”可见当时在京章门弟子经常宴师欢谈。

但是,从钱玄同和周氏兄弟三方的日记看,他们在1915至1917年上半年交往并不频繁,整个1916年,钱玄同和鲁迅日记均无相关记载。钱玄同首次出现在周氏兄弟寓所,是在1917年8月,可惜这个月的钱玄同日记缺失。

鲁迅在1922年12月写的《呐喊自序》中有一段常被引用的有名的话,交代他开始写小说的缘由: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S会馆”即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周氏兄弟当时正居住于此。“金心异”就是钱玄同(林纾小说《荆生》中有一影射钱玄同的人物“金心异”,故而鲁迅移用)。两年半以后,鲁迅在为俄译本《阿Q正传》所作《著者自叙传略》中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时,就直接提到了钱玄同的名字:

我在留学时候,只在杂志上登过几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说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Penname),也常用别的名字做一点短论。

由此可见,鲁迅踏上新文学之路与钱玄同有非同寻常的关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钱玄同“偶或来谈”的“那时”大致是什么时候呢?钱玄同日记1918年3月2日云:“晚访周氏兄弟。”甚为可惜的是,该年4月至年底的钱玄同日记不存(1918年1月至3月1日的日记也有许多漏记),幸好鲁迅和周作人日记均存,可作补充。

鲁迅日记1918年2月9日“晚钱玄同来”;15日“夜钱玄同来”;23日“钱玄同来”;28日“夜钱玄同来”。3月2日“夜钱玄同来”;18日“夜钱玄同来”;28日“夜钱玄同来”。4月5日“晚钱玄同、刘半农来”;21日“夜钱玄同来”;26日“晚钱玄同来”。周作人日记记得更具体,1918年2月9日下午“玄同来谈,十二时去”;15日“晚玄同来谈,十二时后去”;23日晚“玄同来谈,至一时去”;28日“晚玄同来谈”。3月2日“晚玄同来谈,十二时去”;18日晚“玄同来谈”;28日“晚玄同来谈,十二时去”。4月5日“玄同半农来谈,至十二时去”;17日“以译文交予玄同”;21日“晚玄同来谈,至十二时半去”;26日“晚玄同来谈,十二时半去”。

短短三个月之内,钱玄同造访周氏兄弟竟有十次之多,且均在晚间,均谈至深夜十二时以后,足见谈得多么投契和深入!而且,正因为均是晚间造访,夜深巷静,犬吠不止,以至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会说金心异“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尽管如此,“怕狗”的钱玄同仍不断造访。可以想见,钱玄同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一定要说服鲁迅为《新青年》撰文。因此,这个时间段应该就是鲁迅《呐喊自序》中所说的金心异频频造访,打断了他埋头抄写古碑的兴致,“终于答应他(指钱玄同——笔者注)也做文章了”的“那时”。而周作人4月17日“交予玄同”的“译文”,应该就是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的《贞操论》(与谢野晶子作)。

同期《新青年》上发表了鲁迅“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的小说《狂人日记》,这既是钱玄同不断催逼的可喜结果,更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山之作,影响极为深远。从此以后,鲁迅“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狂人日记》落款“一九一八年四月”,但小说更为具体的写作和发表经过,鲁迅哪一天完稿,哪一天交予钱玄同,钱玄同日记失记,鲁迅日记也无明确记载。不过,《狂人日记》文前“题记”末尾署“七年四月二日识”,如果小说确实于1918年4月2日杀青,那么,钱玄同1918年4月5日晚与刘半农同访周氏兄弟时,得到这篇小说稿的可能性应为最大吧?

关于《狂人日记》的诞生,周作人后来在《金心异》中有过较为具体的回忆,与本文的推测大致吻合:

钱玄同从八月(指1917年8月——作者注)起,开始到会馆来访问,大抵是午后四时来,吃过晚饭,谈到十一二点钟回师大寄宿舍去。查旧日记八月中九日,十七日,二十七日来了三回,九月以后每月只来一回。鲁迅文章中所记谈话,便是问抄碑有什么用,是什么意思,以及末了说“我想你可以做一点文章”,这大概是在头两回所说的。“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灭这铁屋的希望,”这个结论承鲁迅接受了,结果是那篇《狂人日记》,在《新青年》次年四月号发表,它的创作时期当在那年初春了。

《新青年》第四期第五号在刊出《狂人日记》的同时,还刊出了鲁迅以“唐俟”笔名所作的新诗《梦》《爱之神》和《桃花》三首,鲁迅后来在5月29日致许寿裳信中说:“《新青年》第五期大约不久可出,内有拙作少许。该杂志销路闻大不佳,而今之青年皆比我辈更为顽固,真是无法。”“拙作少许”即指《狂人日记》和这三首新诗,而鲁迅之所以开始白话诗文的创作,实际上也是对当时销路并不理想的《新青年》编者钱玄同他们的有力支持。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新青年》第四期第五号是钱玄同编辑的。该期还发表了吴敬恒(吴稚晖)的《致钱玄同先生论注音字母书》,文前有钱玄同的按语,称吴敬恒此信“精义尤多,实能发前人之所未发;因此再把全信录登于此,以供研究注音字母者之参考”,即为一个明证。《狂人日记》因钱玄同而诞生,由钱玄同经手而发表,钱玄同功不可没,正如钱玄同在鲁迅逝世后所写的纪念文中回忆的:

我的理智告诉我,“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文章应该用白话做”,所以我是十分赞同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民国七年一月起,就有启明的文章,那是《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接着第二、三、四诸号都有启明的文章。但豫才则尚无文章送来,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里了。自此以后豫才便常有文章送来,有论文、随感录、诗、译稿等,直到《新青年》第九卷止(民国十年下半年)。

1923年8月,鲁迅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由北京新潮社初版,书中所收十四篇小说,单是《新青年》发表的就有《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风波》和《故乡》五篇,超过了三分之一。同月22日鲁迅日记云:“晚伏园持《呐喊》二十册来。”8月24日鲁迅日记又云:“以《呐喊》各一册赠钱玄同、许季巿”,显然有感谢钱玄同之意在。同日钱玄同日记当然也有记载:“鲁迅送我一本《呐喊》。”有意思的是,这是“鲁迅”这个名字第一次在钱玄同日记中出现。□陈子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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