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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日记》的诞生
——五四前夜的钱玄同与鲁迅
语音播报：
钱玄同1918年1月起接编《新青年》，同年2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二号是他责编的。他1918年1月2日日记云：“午后至独秀处检得《新青年》存稿，因四卷二期归我编辑，本月五日须齐稿，十五日须寄出也。”但他当晚在宿舍“略检青年诸稿”，却发现中意的并不多，有的“胡说乱道”，更有一篇“论近世文学”的，令他极为不满，在日记中狠狠嘲笑了一通：此文“文理不通，别字满纸，这种文章也要登《新青年》，那么《新青年》竟成了毛厕外面的墙头，可以随便给什么人来贴招纸的了，这真可笑极了。”他只选录了“尹默、半农诸人的白话诗数首”。次日日记又云：“携《新青年》四卷二号之稿至家中检阅，计可用者不及五十page，尚须促孟和、独秀多撰，始可敷用。”正因为钱玄同认为《新青年》的许多来稿不符合他的要求，所以他身为编者，就一定要另辟途径，寻找新的作者。
钱玄同了不起的历史功绩之一，就是他想到了可能的《新青年》作者，周氏兄弟应是不可或缺的人选。他和鲁迅早在日本留学时就一起师从章太炎学文字学。当时，鲁迅已在教育部任佥事，钱玄同则和周作人在北大文科执教，他们一直有所往还。钱玄同日记1915年1月31日云：“今日尹默、幼渔、我、坚士、逖先、旭初、季茀、预（豫）才八人公宴炎师于其家，谈宴甚欢。”这是被北洋政府幽禁的章太炎住所“门警撤去”后在京章门弟子的第一次聚会，而是日鲁迅日记只记了简单的一句：“午前同季巿往章先生寓，晚归。”两相对照，显然钱玄同日记详细得多。同年2月14日钱玄同日记又云：“晚餐本师宴，同座者为尹默、逖先、季茀、豫才、仰曾、夷初、幼渔诸人。”可见当时在京章门弟子经常宴师欢谈。
但是，从钱玄同和周氏兄弟三方的日记看，他们在1915至1917年上半年交往并不频繁，整个1916年，钱玄同和鲁迅日记均无相关记载。钱玄同首次出现在周氏兄弟寓所，是在1917年8月，可惜这个月的钱玄同日记缺失。
鲁迅在1922年12月写的《呐喊自序》中有一段常被引用的有名的话，交代他开始写小说的缘由：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S会馆”即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周氏兄弟当时正居住于此。“金心异”就是钱玄同（林纾小说《荆生》中有一影射钱玄同的人物“金心异”，故而鲁迅移用）。两年半以后，鲁迅在为俄译本《阿Q正传》所作《著者自叙传略》中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时，就直接提到了钱玄同的名字：
我在留学时候，只在杂志上登过几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说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Penname），也常用别的名字做一点短论。
由此可见，鲁迅踏上新文学之路与钱玄同有非同寻常的关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钱玄同“偶或来谈”的“那时”大致是什么时候呢？钱玄同日记1918年3月2日云：“晚访周氏兄弟。”甚为可惜的是，该年4月至年底的钱玄同日记不存（1918年1月至3月1日的日记也有许多漏记），幸好鲁迅和周作人日记均存，可作补充。
鲁迅日记1918年2月9日“晚钱玄同来”；15日“夜钱玄同来”；23日“钱玄同来”；28日“夜钱玄同来”。3月2日“夜钱玄同来”；18日“夜钱玄同来”；28日“夜钱玄同来”。4月5日“晚钱玄同、刘半农来”；21日“夜钱玄同来”；26日“晚钱玄同来”。周作人日记记得更具体，1918年2月9日下午“玄同来谈，十二时去”；15日“晚玄同来谈，十二时后去”；23日晚“玄同来谈，至一时去”；28日“晚玄同来谈”。3月2日“晚玄同来谈，十二时去”；18日晚“玄同来谈”；28日“晚玄同来谈，十二时去”。4月5日“玄同半农来谈，至十二时去”；17日“以译文交予玄同”；21日“晚玄同来谈，至十二时半去”；26日“晚玄同来谈，十二时半去”。
短短三个月之内，钱玄同造访周氏兄弟竟有十次之多，且均在晚间，均谈至深夜十二时以后，足见谈得多么投契和深入！而且，正因为均是晚间造访，夜深巷静，犬吠不止，以至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会说金心异“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尽管如此，“怕狗”的钱玄同仍不断造访。可以想见，钱玄同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一定要说服鲁迅为《新青年》撰文。因此，这个时间段应该就是鲁迅《呐喊自序》中所说的金心异频频造访，打断了他埋头抄写古碑的兴致，“终于答应他（指钱玄同——笔者注）也做文章了”的“那时”。而周作人4月17日“交予玄同”的“译文”，应该就是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的《贞操论》（与谢野晶子作）。
同期《新青年》上发表了鲁迅“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的小说《狂人日记》，这既是钱玄同不断催逼的可喜结果，更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山之作，影响极为深远。从此以后，鲁迅“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狂人日记》落款“一九一八年四月”，但小说更为具体的写作和发表经过，鲁迅哪一天完稿，哪一天交予钱玄同，钱玄同日记失记，鲁迅日记也无明确记载。不过，《狂人日记》文前“题记”末尾署“七年四月二日识”，如果小说确实于1918年4月2日杀青，那么，钱玄同1918年4月5日晚与刘半农同访周氏兄弟时，得到这篇小说稿的可能性应为最大吧？
关于《狂人日记》的诞生，周作人后来在《金心异》中有过较为具体的回忆，与本文的推测大致吻合：
钱玄同从八月（指1917年8月——作者注）起，开始到会馆来访问，大抵是午后四时来，吃过晚饭，谈到十一二点钟回师大寄宿舍去。查旧日记八月中九日，十七日，二十七日来了三回，九月以后每月只来一回。鲁迅文章中所记谈话，便是问抄碑有什么用，是什么意思，以及末了说“我想你可以做一点文章”，这大概是在头两回所说的。“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灭这铁屋的希望，”这个结论承鲁迅接受了，结果是那篇《狂人日记》，在《新青年》次年四月号发表，它的创作时期当在那年初春了。
《新青年》第四期第五号在刊出《狂人日记》的同时，还刊出了鲁迅以“唐俟”笔名所作的新诗《梦》《爱之神》和《桃花》三首，鲁迅后来在5月29日致许寿裳信中说：“《新青年》第五期大约不久可出，内有拙作少许。该杂志销路闻大不佳，而今之青年皆比我辈更为顽固，真是无法。”“拙作少许”即指《狂人日记》和这三首新诗，而鲁迅之所以开始白话诗文的创作，实际上也是对当时销路并不理想的《新青年》编者钱玄同他们的有力支持。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新青年》第四期第五号是钱玄同编辑的。该期还发表了吴敬恒（吴稚晖）的《致钱玄同先生论注音字母书》，文前有钱玄同的按语，称吴敬恒此信“精义尤多，实能发前人之所未发；因此再把全信录登于此，以供研究注音字母者之参考”，即为一个明证。《狂人日记》因钱玄同而诞生，由钱玄同经手而发表，钱玄同功不可没，正如钱玄同在鲁迅逝世后所写的纪念文中回忆的：
我的理智告诉我，“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文章应该用白话做”，所以我是十分赞同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民国七年一月起，就有启明的文章，那是《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接着第二、三、四诸号都有启明的文章。但豫才则尚无文章送来，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里了。自此以后豫才便常有文章送来，有论文、随感录、诗、译稿等，直到《新青年》第九卷止（民国十年下半年）。
1923年8月，鲁迅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由北京新潮社初版，书中所收十四篇小说，单是《新青年》发表的就有《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风波》和《故乡》五篇，超过了三分之一。同月22日鲁迅日记云：“晚伏园持《呐喊》二十册来。”8月24日鲁迅日记又云：“以《呐喊》各一册赠钱玄同、许季巿”，显然有感谢钱玄同之意在。同日钱玄同日记当然也有记载：“鲁迅送我一本《呐喊》。”有意思的是，这是“鲁迅”这个名字第一次在钱玄同日记中出现。□陈子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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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1918年1月起接编《新青年》，同年2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二号是他责编的。他1918年1月2日日记云：“午后至独秀处检得《新青年》存稿，因四卷二期归我编辑，本月五日须齐稿，十五日须寄出也。”但他当晚在宿舍“略检青年诸稿”，却发现中意的并不多，有的“胡说乱道”，更有一篇“论近世文学”的，令他极为不满，在日记中狠狠嘲笑了一通：此文“文理不通，别字满纸，这种文章也要登《新青年》，那么《新青年》竟成了毛厕外面的墙头，可以随便给什么人来贴招纸的了，这真可笑极了。”他只选录了“尹默、半农诸人的白话诗数首”。次日日记又云：“携《新青年》四卷二号之稿至家中检阅，计可用者不及五十page，尚须促孟和、独秀多撰，始可敷用。”正因为钱玄同认为《新青年》的许多来稿不符合他的要求，所以他身为编者，就一定要另辟途径，寻找新的作者。
钱玄同了不起的历史功绩之一，就是他想到了可能的《新青年》作者，周氏兄弟应是不可或缺的人选。他和鲁迅早在日本留学时就一起师从章太炎学文字学。当时，鲁迅已在教育部任佥事，钱玄同则和周作人在北大文科执教，他们一直有所往还。钱玄同日记1915年1月31日云：“今日尹默、幼渔、我、坚士、逖先、旭初、季茀、预（豫）才八人公宴炎师于其家，谈宴甚欢。”这是被北洋政府幽禁的章太炎住所“门警撤去”后在京章门弟子的第一次聚会，而是日鲁迅日记只记了简单的一句：“午前同季巿往章先生寓，晚归。”两相对照，显然钱玄同日记详细得多。同年2月14日钱玄同日记又云：“晚餐本师宴，同座者为尹默、逖先、季茀、豫才、仰曾、夷初、幼渔诸人。”可见当时在京章门弟子经常宴师欢谈。
但是，从钱玄同和周氏兄弟三方的日记看，他们在1915至1917年上半年交往并不频繁，整个1916年，钱玄同和鲁迅日记均无相关记载。钱玄同首次出现在周氏兄弟寓所，是在1917年8月，可惜这个月的钱玄同日记缺失。
鲁迅在1922年12月写的《呐喊自序》中有一段常被引用的有名的话，交代他开始写小说的缘由：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S会馆”即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周氏兄弟当时正居住于此。“金心异”就是钱玄同（林纾小说《荆生》中有一影射钱玄同的人物“金心异”，故而鲁迅移用）。两年半以后，鲁迅在为俄译本《阿Q正传》所作《著者自叙传略》中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时，就直接提到了钱玄同的名字：
我在留学时候，只在杂志上登过几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说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Penname），也常用别的名字做一点短论。
由此可见，鲁迅踏上新文学之路与钱玄同有非同寻常的关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钱玄同“偶或来谈”的“那时”大致是什么时候呢？钱玄同日记1918年3月2日云：“晚访周氏兄弟。”甚为可惜的是，该年4月至年底的钱玄同日记不存（1918年1月至3月1日的日记也有许多漏记），幸好鲁迅和周作人日记均存，可作补充。
鲁迅日记1918年2月9日“晚钱玄同来”；15日“夜钱玄同来”；23日“钱玄同来”；28日“夜钱玄同来”。3月2日“夜钱玄同来”；18日“夜钱玄同来”；28日“夜钱玄同来”。4月5日“晚钱玄同、刘半农来”；21日“夜钱玄同来”；26日“晚钱玄同来”。周作人日记记得更具体，1918年2月9日下午“玄同来谈，十二时去”；15日“晚玄同来谈，十二时后去”；23日晚“玄同来谈，至一时去”；28日“晚玄同来谈”。3月2日“晚玄同来谈，十二时去”；18日晚“玄同来谈”；28日“晚玄同来谈，十二时去”。4月5日“玄同半农来谈，至十二时去”；17日“以译文交予玄同”；21日“晚玄同来谈，至十二时半去”；26日“晚玄同来谈，十二时半去”。
短短三个月之内，钱玄同造访周氏兄弟竟有十次之多，且均在晚间，均谈至深夜十二时以后，足见谈得多么投契和深入！而且，正因为均是晚间造访，夜深巷静，犬吠不止，以至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会说金心异“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尽管如此，“怕狗”的钱玄同仍不断造访。可以想见，钱玄同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一定要说服鲁迅为《新青年》撰文。因此，这个时间段应该就是鲁迅《呐喊自序》中所说的金心异频频造访，打断了他埋头抄写古碑的兴致，“终于答应他（指钱玄同——笔者注）也做文章了”的“那时”。而周作人4月17日“交予玄同”的“译文”，应该就是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的《贞操论》（与谢野晶子作）。
同期《新青年》上发表了鲁迅“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的小说《狂人日记》，这既是钱玄同不断催逼的可喜结果，更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山之作，影响极为深远。从此以后，鲁迅“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狂人日记》落款“一九一八年四月”，但小说更为具体的写作和发表经过，鲁迅哪一天完稿，哪一天交予钱玄同，钱玄同日记失记，鲁迅日记也无明确记载。不过，《狂人日记》文前“题记”末尾署“七年四月二日识”，如果小说确实于1918年4月2日杀青，那么，钱玄同1918年4月5日晚与刘半农同访周氏兄弟时，得到这篇小说稿的可能性应为最大吧？
关于《狂人日记》的诞生，周作人后来在《金心异》中有过较为具体的回忆，与本文的推测大致吻合：
钱玄同从八月（指1917年8月——作者注）起，开始到会馆来访问，大抵是午后四时来，吃过晚饭，谈到十一二点钟回师大寄宿舍去。查旧日记八月中九日，十七日，二十七日来了三回，九月以后每月只来一回。鲁迅文章中所记谈话，便是问抄碑有什么用，是什么意思，以及末了说“我想你可以做一点文章”，这大概是在头两回所说的。“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灭这铁屋的希望，”这个结论承鲁迅接受了，结果是那篇《狂人日记》，在《新青年》次年四月号发表，它的创作时期当在那年初春了。
《新青年》第四期第五号在刊出《狂人日记》的同时，还刊出了鲁迅以“唐俟”笔名所作的新诗《梦》《爱之神》和《桃花》三首，鲁迅后来在5月29日致许寿裳信中说：“《新青年》第五期大约不久可出，内有拙作少许。该杂志销路闻大不佳，而今之青年皆比我辈更为顽固，真是无法。”“拙作少许”即指《狂人日记》和这三首新诗，而鲁迅之所以开始白话诗文的创作，实际上也是对当时销路并不理想的《新青年》编者钱玄同他们的有力支持。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新青年》第四期第五号是钱玄同编辑的。该期还发表了吴敬恒（吴稚晖）的《致钱玄同先生论注音字母书》，文前有钱玄同的按语，称吴敬恒此信“精义尤多，实能发前人之所未发；因此再把全信录登于此，以供研究注音字母者之参考”，即为一个明证。《狂人日记》因钱玄同而诞生，由钱玄同经手而发表，钱玄同功不可没，正如钱玄同在鲁迅逝世后所写的纪念文中回忆的：
我的理智告诉我，“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文章应该用白话做”，所以我是十分赞同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民国七年一月起，就有启明的文章，那是《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接着第二、三、四诸号都有启明的文章。但豫才则尚无文章送来，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里了。自此以后豫才便常有文章送来，有论文、随感录、诗、译稿等，直到《新青年》第九卷止（民国十年下半年）。
1923年8月，鲁迅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由北京新潮社初版，书中所收十四篇小说，单是《新青年》发表的就有《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风波》和《故乡》五篇，超过了三分之一。同月22日鲁迅日记云：“晚伏园持《呐喊》二十册来。”8月24日鲁迅日记又云：“以《呐喊》各一册赠钱玄同、许季巿”，显然有感谢钱玄同之意在。同日钱玄同日记当然也有记载：“鲁迅送我一本《呐喊》。”有意思的是，这是“鲁迅”这个名字第一次在钱玄同日记中出现。□陈子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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