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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的和平鸽
语音播报：
作者与魏巍（中）、朱子奇（右）在一起
又一次捧读那本绿色的小书——《飞向世界》，白色的和平鸽在云朵上飞，我的心儿也在飞……那是朱子奇先生在1992年4月亲笔题签送我的，又在我笔记本上题下“难忘的延安情”的温暖话语。看着封面，不由联想到年少时那风靡全国的和平鸽，我与那位可敬可亲的老人的心血仿佛融合在一起。
那是1992年4月16日，魏巍、朱子奇、马烽、邹荻帆、丁宁等中国作协老作家访问团来延安，我奉命负责陪同接待。从车上走下一位硬朗的老人，他自我介绍：“朱子奇，我是延安人！”
啊！他就是朱子奇！闻名的“国际诗人”。诗人臧克家曾十分称赞子奇的诗，认为他的诗作独树一帜，尤以政治抒情诗驰名于世。诗人贺敬之曾说，子奇是一位早于我的“老延安”，是一位永葆青春的革命诗人、人民的诗人。
我激动地反复打量他，高大的身躯透出矍铄，一句“我是延安人”让人在尊敬中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在此后几天的共同生活中，多年养成的记者习惯让我见缝插针地与他攀谈，挖掘那些尘封的往事。
他出生于湖南汝城，曾亲眼目睹了姑母朱春荣（中共党员）被敌人押赴刑场时宁死不屈的形象，又亲眼见到朱德将军过汝城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在朱氏祠堂挂匾“天下一家”。这两件事，给他一生留下难忘的印象。他1937年带着徐特立老人写的介绍信和几首诗到延安，1938年入抗大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知道，那时延安十分困难，就问他：“你们那时写诗在那里发表？”
他笑了笑说：那时没有报刊，我们抗大爱好诗歌的魏巍、胡征、周洁夫、梅行、张沛等教职员成立了“战歌抗大分社”，主要负责人是柯仲平，编了一个大型诗歌墙报，自己写、自己抄，贴在球场旁的墙上，吸引了许多人来这里参观。1939年，我和郑律成创作的悼念白求恩的歌，就发表在党校的墙报上，同时在追悼会上演唱引起轰动。毛主席在抗大作《论持久战》报告时，专门看过我们的墙报，称赞“好得很！抗大出抗日军人，也出抗日诗人！”从此，街头诗、朗诵诗闹得热火朝天。1939年，萧三从苏联回来，主编出版了铅印的《大众文艺》，毛主席题写了刊名，我的第一首国际题材的诗《十月》就是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延安成为诗的圣地。
说老实话，之前我对国际题材的作品兴趣不大。一是觉得有些遥远，二是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出国是不敢有的奢望，因而曾幼稚地问他怎么不多写些国内生活的诗呢？他意味深长地说：“我的诗是我的武器，诗和我的工作联系在一起。”一句话20多年来常浮现脑海中，也融化在我的行动中。
为了深入地了解他，我努力搜寻他的作品，知道在延安八年，他发表了《延河曲》《杨家岭出太阳——毛泽东颂》《我歌颂伟大的七月》等，其中不少是反法西斯的战歌，如：《飞蛾扑火的故事》《起来！保卫莫斯科》《反法西斯进行曲》《百团大战进行曲》《我的心飞向莫斯科》……他被大家称为“反法西斯诗人”。1945年10月间，朱子奇奉命单独带发报员赶往苏联红军前线指挥部，配合我地方武装，追歼顽固日伪残余的最后一仗。1946年2月，他回到张家口，把苏军赠送的大量俄文书交华北联大，并协助成仿吾校长创办大型刊物《北方文化社》。他在该刊物和丁玲约稿的《晋察冀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介绍苏联文艺创作主流近况，他带回的100余首苏联革命诗歌和反法西斯战歌，如《红军之歌》《和平颂》《卡秋莎》《青年近卫军歌》等，很快唱遍各部队和各解放区。
建国后，他担任中国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副会长，但实职是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秘书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秘书长。他是一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长期从事对外友好交流工作，多次肩负重托，足迹遍布40多个国家，播撒和平的种子，传扬友谊的声音，讲述中国的故事，结识文学的友朋。毛泽东经天纬地的雄才大略，任弼时躬行不辍的骆驼精神，给予他文艺创作以灵感和情绪。他是革命诗人，也是爱好和平、传播和平的使者。他曾坦言：“我首先是战士是共产党员，然后才是一个写诗的人。”在莫斯科、维也纳、柏林，在伦敦的马克思墓，在法国的巴黎公社墙前，在布拉格、哈瓦那，每到一地，都印下他奔忙劳碌、稳健深沉的足迹，都留有他才思横溢、热情激昂的诗篇。他把革命工作予以诗意的升华。那些诗句如鲜花一般，盛开在和平的星球上。他著有诗集《春鸟集》《春草集》《友谊集》，散文集《十二月的莫斯科》《和平胜利的信号》《北京·莫斯科》，译有捷克涅兹瓦尔长诗《和平歌》等。他的诗歌《致英勇的越南人民》获胡志明朗诵诗荣誉奖，《莫斯科·北京》等三首译诗获苏联加强友谊奖，《忆毛主席访苏片断》获纪念毛泽东百岁诞辰荣誉奖，还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文学艺术突出贡献特殊奖，荣获俄中友协颁发的加强友谊50周年奖章和证书等。
至今，我仍记着1986年他献给国际和平年的诗集《爱的世界》中铿锵的话语：“我是用生命写诗，写生命的诗。这些，都只为着：让爱，能一点点挤走恨；让喜，走一步步占领愁。”他的视野里，有风云舒卷的变幻的现实，也有并未远逝的沉重的历史，这也成为我后来写作域外题材的航标。
重读《飞向世界》——记第一次参加国际笔会、记巴黎国际笔会，访罗马尼亚、西欧三国、美国、日本、高尔基、斯特朗、尼扎姆丁、古丝坦·伏契科娃……异国的见闻、浓浓的情谊，主题都凝结成“和平——星球的希望”。正像著名作家康濯在“代序”中所说：“我认为作者所记录的国际风云的变幻与文学交往的浓情，既同时代紧密相连，又将中国与世界贯串一体，目光朗朗，感情真挚，知识也较丰富，特别是记事与抒情结合交融之处，更不乏引人、动人、迷人的艺术魅力。”和平是他终生追求，爱与喜是他生命的动力。我想，如若他看到叙利亚战火和乌克兰骚乱，肯定又该写出憾人肺腑的诗篇。□银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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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与魏巍（中）、朱子奇（右）在一起
又一次捧读那本绿色的小书——《飞向世界》，白色的和平鸽在云朵上飞，我的心儿也在飞……那是朱子奇先生在1992年4月亲笔题签送我的，又在我笔记本上题下“难忘的延安情”的温暖话语。看着封面，不由联想到年少时那风靡全国的和平鸽，我与那位可敬可亲的老人的心血仿佛融合在一起。
那是1992年4月16日，魏巍、朱子奇、马烽、邹荻帆、丁宁等中国作协老作家访问团来延安，我奉命负责陪同接待。从车上走下一位硬朗的老人，他自我介绍：“朱子奇，我是延安人！”
啊！他就是朱子奇！闻名的“国际诗人”。诗人臧克家曾十分称赞子奇的诗，认为他的诗作独树一帜，尤以政治抒情诗驰名于世。诗人贺敬之曾说，子奇是一位早于我的“老延安”，是一位永葆青春的革命诗人、人民的诗人。
我激动地反复打量他，高大的身躯透出矍铄，一句“我是延安人”让人在尊敬中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在此后几天的共同生活中，多年养成的记者习惯让我见缝插针地与他攀谈，挖掘那些尘封的往事。
他出生于湖南汝城，曾亲眼目睹了姑母朱春荣（中共党员）被敌人押赴刑场时宁死不屈的形象，又亲眼见到朱德将军过汝城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在朱氏祠堂挂匾“天下一家”。这两件事，给他一生留下难忘的印象。他1937年带着徐特立老人写的介绍信和几首诗到延安，1938年入抗大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知道，那时延安十分困难，就问他：“你们那时写诗在那里发表？”
他笑了笑说：那时没有报刊，我们抗大爱好诗歌的魏巍、胡征、周洁夫、梅行、张沛等教职员成立了“战歌抗大分社”，主要负责人是柯仲平，编了一个大型诗歌墙报，自己写、自己抄，贴在球场旁的墙上，吸引了许多人来这里参观。1939年，我和郑律成创作的悼念白求恩的歌，就发表在党校的墙报上，同时在追悼会上演唱引起轰动。毛主席在抗大作《论持久战》报告时，专门看过我们的墙报，称赞“好得很！抗大出抗日军人，也出抗日诗人！”从此，街头诗、朗诵诗闹得热火朝天。1939年，萧三从苏联回来，主编出版了铅印的《大众文艺》，毛主席题写了刊名，我的第一首国际题材的诗《十月》就是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延安成为诗的圣地。
说老实话，之前我对国际题材的作品兴趣不大。一是觉得有些遥远，二是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出国是不敢有的奢望，因而曾幼稚地问他怎么不多写些国内生活的诗呢？他意味深长地说：“我的诗是我的武器，诗和我的工作联系在一起。”一句话20多年来常浮现脑海中，也融化在我的行动中。
为了深入地了解他，我努力搜寻他的作品，知道在延安八年，他发表了《延河曲》《杨家岭出太阳——毛泽东颂》《我歌颂伟大的七月》等，其中不少是反法西斯的战歌，如：《飞蛾扑火的故事》《起来！保卫莫斯科》《反法西斯进行曲》《百团大战进行曲》《我的心飞向莫斯科》……他被大家称为“反法西斯诗人”。1945年10月间，朱子奇奉命单独带发报员赶往苏联红军前线指挥部，配合我地方武装，追歼顽固日伪残余的最后一仗。1946年2月，他回到张家口，把苏军赠送的大量俄文书交华北联大，并协助成仿吾校长创办大型刊物《北方文化社》。他在该刊物和丁玲约稿的《晋察冀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介绍苏联文艺创作主流近况，他带回的100余首苏联革命诗歌和反法西斯战歌，如《红军之歌》《和平颂》《卡秋莎》《青年近卫军歌》等，很快唱遍各部队和各解放区。
建国后，他担任中国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副会长，但实职是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秘书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秘书长。他是一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长期从事对外友好交流工作，多次肩负重托，足迹遍布40多个国家，播撒和平的种子，传扬友谊的声音，讲述中国的故事，结识文学的友朋。毛泽东经天纬地的雄才大略，任弼时躬行不辍的骆驼精神，给予他文艺创作以灵感和情绪。他是革命诗人，也是爱好和平、传播和平的使者。他曾坦言：“我首先是战士是共产党员，然后才是一个写诗的人。”在莫斯科、维也纳、柏林，在伦敦的马克思墓，在法国的巴黎公社墙前，在布拉格、哈瓦那，每到一地，都印下他奔忙劳碌、稳健深沉的足迹，都留有他才思横溢、热情激昂的诗篇。他把革命工作予以诗意的升华。那些诗句如鲜花一般，盛开在和平的星球上。他著有诗集《春鸟集》《春草集》《友谊集》，散文集《十二月的莫斯科》《和平胜利的信号》《北京·莫斯科》，译有捷克涅兹瓦尔长诗《和平歌》等。他的诗歌《致英勇的越南人民》获胡志明朗诵诗荣誉奖，《莫斯科·北京》等三首译诗获苏联加强友谊奖，《忆毛主席访苏片断》获纪念毛泽东百岁诞辰荣誉奖，还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文学艺术突出贡献特殊奖，荣获俄中友协颁发的加强友谊50周年奖章和证书等。
至今，我仍记着1986年他献给国际和平年的诗集《爱的世界》中铿锵的话语：“我是用生命写诗，写生命的诗。这些，都只为着：让爱，能一点点挤走恨；让喜，走一步步占领愁。”他的视野里，有风云舒卷的变幻的现实，也有并未远逝的沉重的历史，这也成为我后来写作域外题材的航标。
重读《飞向世界》——记第一次参加国际笔会、记巴黎国际笔会，访罗马尼亚、西欧三国、美国、日本、高尔基、斯特朗、尼扎姆丁、古丝坦·伏契科娃……异国的见闻、浓浓的情谊，主题都凝结成“和平——星球的希望”。正像著名作家康濯在“代序”中所说：“我认为作者所记录的国际风云的变幻与文学交往的浓情，既同时代紧密相连，又将中国与世界贯串一体，目光朗朗，感情真挚，知识也较丰富，特别是记事与抒情结合交融之处，更不乏引人、动人、迷人的艺术魅力。”和平是他终生追求，爱与喜是他生命的动力。我想，如若他看到叙利亚战火和乌克兰骚乱，肯定又该写出憾人肺腑的诗篇。□银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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