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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73期:第04版 视野

因为《创业史》,我和柳青成了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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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就读过柳青的《种谷记》《铜墙铁壁》等作品,1960年起还研究《创业史》并陆续写过几篇评论,但我和柳青本人有机会见面,却是在他于《延河》上发表《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的4年之后,这篇文章针对我评论《创业史》的文章作出了回应。

那是1967年的8月初,我去西安作协机关住下后的第二天晚上。

西安竟是这么炎热,白天太阳底下晒着犹如烧烤,天黑下来还酷热得难以忍受。已是晚上大约8点钟了,仍然没有多少凉意。坐在室内想写点东西,挥汗如雨,手臂与纸张接触的地方全湿透了。在灯下看东西也不断冒汗,真恨不得浸泡在冰水里才好,于是只好走到室外去乘凉。

一位约莫五十多岁、理着平头的老汉,坐在院中的水泥池边上,也在纳凉。

我曾听人说过,柳青因“文革”中受到冲击,已和他的家人离开了长安县的家,住进了西安作协所在地,集中起来参加运动。他每天负责打钟,给作协机关报时间,莫非这位老汉就是他?

于是我走过去,有点冒失地发问:“您是柳青同志吗?”

“是。您贵姓?”

“我是严家炎。”我伸出手去。

老汉也伸出他的手,和我握着说:“啊!昨天听人说你到这里来了。咱们这是第一回见面吗?你来西安几天了?”

“昨天下午刚到。”

“西安天气和北京不大一样,夏天热得厉害。”

“是啊。早上还算凉快,白天和夜间都很热,真是大陆性气候。”

“倒不是因为离海远,还有一些具体的气候条件。”

于是,他打着手势说起影响西安这一带的气候条件:高大而绵延不绝的秦岭山脉如何围挡在从西南到东南的方位,西南与南方来的温湿气流如何受到阻隔,形成了西安地区暑天的蒸笼效应……他讲得非常通俗易懂,又相当准确到位。

我从《创业史》中知道柳青对这一带的地理、气候条件是熟知的,但熟悉到这种如数家珍的程度,理解得这么透彻,却出乎我的预料,使我惊奇不已。

我问到他近期的身体状况。他告诉我,自己患的是季节性哮喘病,每当受到某些花粉或其他说不清的细小物质的感染,就容易引发很难受的哮喘,因此总得时刻小心,但眼下情况还算可以。当前使他感到着急的,倒是另一件事:《创业史》第二部的稿子找不到,被某大学学生抄走,现在不知落在何处。他担心会丢失。我听着也感到意外,甚为关切,却一时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能向他建议,可物色熟悉该大学情况的人先去询问。(我后来听说,第二部书稿幸运地找回了。)

大约聊到晚上9点左右,由于又到了应该打钟的时刻,柳青先与我分手道别,离开水泥池边打钟去了,我也回到了自己休息的房间。

第二天晚间,我和柳青又在纳凉时见面。他向我问到《关于梁生宝形象》一文写作和发表的情况。他问我:“那时你为什么要写批评梁生宝形象的文章?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人授意?”我告诉他:“没有任何人指使我写这篇文章,我仅凭自己阅读《创业史》的艺术感受,而且是把作品读了两遍,做了许多笔记才形成的一些看法,总想把它写出来。在我的感觉中,《创业史》里最深厚、最丰满的形象确实是梁三老汉;梁生宝作为新英雄形象也有自己的成就,已在水平线之上,但从艺术上说,还有待更展开、更充实、更显示力度,眼前仍比不上梁三老汉,因此,不写就觉得手痒痒的。只是我那篇文章中有些措辞可能不太妥帖,斟酌得不够,直来直去,像‘三多三不足’之类。”柳青问:“你当时多大?”我告诉他:“那时二十七八岁。”又补充说:“有关《创业史》的最初三篇文章,都是1960年冬天到1961年夏天写的。《文学评论》编辑部起先对刊发梁生宝这篇有点犹豫,搁了一段时间,延到1963年才发表。”柳青马上说:“如果是这样,看来我对这件事有点误解了。我总以为,批评梁生宝形象的那些意见不是你个人的意见,而是有人想借此来搞我,因此才在《延河》上发了那篇《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他又补充说:“你谈梁三老汉那篇文章的看法,我是同意的,当时我跟《文学评论》的编辑同志也说过。”“是跟张晓萃同志说的吧?”“是,一位女同志。”

次日午后,柳青要一位家人来邀请我到他暂住的家中去吃西瓜,我见到了他的夫人马葳和其他家人,聊了一会儿家常话,感到很亲切。

真正与柳青第二次见面,已是“文革”后的1978年。柳青当时因花粉过敏、哮喘病发作而住在北京朝阳医院,我和新华社徐民和相约一起去看望他。柳青鼻子上虽然插着氧气管,见到我们后谈话的兴致却很高。他告诉我:“前几年因病来京住院时,很想见你一面,但未能联系上。”柳青这次谈话的中心,是做人的态度问题。他说:“做人,总要有个原则。是一时迁就,随便表态好,还是坚持原则,看似顽固,不肯检讨,实际却坚持应该坚持的东西,符合革命的利益,究竟哪一种好?我是要坚持后一种的!不要不甘寂寞……”

柳青还说:“我认为,学习创作的途径,除了从生活中学习,只有读作品。一部好的作品能带出一批年轻作家。1963年在成都一次会议上,当着周扬、林默涵的面,我就讲过这条意见。”他转而问我:“你是搞理论、评论的,我不知你同意不?”我向他连连点头,表示自己是赞同的。

我们看柳青说得很多,很激动,怕把他累着了,就劝柳青别说了,暂且休息一会儿。由徐民和向柳青介绍了刚开完的文联扩大会议的情况。柳青说,他相信“文艺界的事还在发展”。历史证明,柳青的预言完全正确。

2006年4月,我作为中国作协代表团成员参加“丙戌清明祭扫黄帝陵墓仪式”,之前在西安去柳青墓前祭扫并有幸见到柳青的女儿刘可风女士。晚间,陕西省作协在宾馆设宴招待代表团成员。宴会后刘可风访问了我,问了我1967年夏去她家与她父亲谈话的情况(她事先已问过陕西作协的王宗元),也谈了她在父亲晚年患病期间与父亲的对话。刘可风表示她赞同代表团团长张锲在柳青墓前讲的:严家炎是柳青的“诤友”。□严家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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