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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荷花淀”时期的孙犁
语音播报：
荷花淀、芦花荡、采蒲台的苇……谈起孙犁，我们眼前总能浮现起这一幅幅清新明丽的冀中画卷，和出没其中的英勇智慧的白洋淀人民。在充满血与火的抗战文艺中，孙犁以他抒情灵动的笔致，留下了诗情画意的余味，成为一个优美而独特的存在。
相较起来，属于“当代文学”范畴中的孙犁，或许没有那么为人所熟知，但对于他的一生而言，无疑，前后两个孙犁结合起来，才能让我们更加完整而清晰地看到这位老作家的全貌，看到他比“优美”远为宏大的面向。
“老孙犁”与“新孙犁”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孙犁属于近距离亲身参与过抗战及其文艺实践的一批知识分子。1949年，他随解放军进入天津，负责主编《天津日报》的文艺副刊。在这期间，他继续坚持文艺创作，陆续写出了《蒿儿梁》《吴召儿》《山地回忆》《风云初记》等作品，对抗战岁月中那些美而难忘的瞬间重新予以凝眸，尤其是那些活泼的女孩子形象，像清风般拂动读者心弦。
1956年的《铁木前传》是新中国十七年文学小说的重要之作，孙犁将目光转向新中国成立后的新生活，在尝试探讨农村合作化的大时代框架下，依然流露着孙犁式的隽永诗意，衬着抹不去的生活气息与人情气味，成为上世纪五十年代文坛的重要收获。然而极为遗憾的是，《铁木前传》未竟篇时，孙犁不慎摔倒，又因长期劳累引发疾病，一病就是十年，这篇一度引发轰动、内涵丰富的小说也被搁置了，停留在第十九章上，余韵未尽，却没有了“后传”。
接下来，又是十年“文革”，孙犁的创作被打断，仅零星写过几篇文章。按孙犁自己的说法，他是“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文革”后期，孙犁长时间埋首于收藏整修古籍，并随手在包书的书衣上写下随想文字，后来结集为《书衣文录》出版。从这些短章中，颇可窥见一个不安年代中知识分子的复杂心境。
进入新时期，像许多“解冻”的老作家一样，孙犁也重新拿起笔来，焕发第二春，有“南巴（金）北孙（犁）”之说。但这一时期，除了一束《芸斋小说》外，他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写作散文、杂文及从事文学评论上，从1979年到1995年，陆续出了《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曲终集》十部文集。然而，编定《曲终集》后，正如其书名，因疾病及其他种种原因，82岁的孙犁宣布封笔，也拒绝了采访、应酬和社会活动，仿佛悄悄从彼时正热闹的当代文坛“隐退”，在度过人生的最后几年后，于2002年溘然长逝。
以“文革”为界，文坛有“老孙犁”和“新孙犁”的说法，与那个清新诗意的“老孙犁”比起来，人们发现，新时期复出的“新孙犁”，笔调中换上了沧桑、反思与严峻的气质，文字更加遒劲有力，是历经岁月磨砺与沉淀后的质地。
很多评论认为，孙犁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创作和当时的主流有一定距离，还有的评论直接将其定位为“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但《孙犁全集》编校者之一、《孙犁年谱》作者段华并不同意这一定位，他认为，孙犁实际上坚定信奉着政治决定文艺的观念，而他说的“离政治远一点”，不是说离开政治，而是说文艺作品不能图解政治，创作要遵循艺术规律。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都不能单一概括其风格。孙犁也说过，他最喜欢自己写的抗日小说，因为这些都是自己见到的东西，是对时代和故乡人民的赞歌；他也看到过不好的东西，但不愿意写，从来没有违背良心，制造过虚假的东西。的确，即便在人人自危的年代里，孙犁也没有贴出过一张检举的大字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良心的事。
“我的文学的路，是风雨、饥寒，泥泞、坎坷的路。是漫长的路，是曙光在前、希望的路。这是一部争战的书，号召的书，呼唤的书。也是一部血泪的书，忧伤的书。争战中也含有血泪，呼唤中也含有忧伤。”这是孙犁对自己作品的评价，也是他人生历练的杂陈。这个从“荷花淀”中走出来的乡村青年、革命作家，晚年以冷峻清醒的笔锋，完成了对他一生的书写。
青年良师的精神能量
作为长期的副刊编辑与文坛前辈，孙犁不遗余力地扶持青年作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还是新人的贾平凹、铁凝、莫言都曾为他所慧眼看重，两代作家之间凝聚了深厚的情感。在这些后辈作家的早期作品如《哦，香雪》里，也时时可见孙犁笔调的影子。
段华也是当年被孙犁先生所鼓励的年轻人之一，他曾在其《荷花的光影》一书中，娓娓述说了读孙犁40年、与孙犁交往十几年的所历所见，描画出一个率真的晚年孙犁形象。
初遇孙犁时，段华还只是个16岁的中学生，因读了《白洋淀纪事》而慕名去天津拜访，自此与孙犁成了忘年交。他还记得第一次拜望时的场景，当时孙犁先生72岁，身体还好，耳聪目明，声音洪亮，说这是当八路军时（孙犁曾在晋察冀山地打过游击）练出来的。那一回，孙犁和这位小朋友谈了很多，还讨论了谌容的小说。后来，段华进入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学系读书，离孙犁家不远，更是常常拜访。
孙犁一生热爱和追随鲁迅，同鲁迅一样，也爱护青年人，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帮助他们，曾写过《小说与青年》等多篇文章，向青年传授艺术真谛。在给段华的信中，孙犁告诉他该如何读书、如何写作、如何处理工作中的难题。段华也曾数次领着20多岁的文学青年拜访孙犁。即便是中学生，他也认真对待回复。
“我刚和孙犁先生相识时，他一个人生活，正是晚年创作的高峰期。他很勤奋，连续创作的芸斋小说、小说杂谈、芸斋琐谈等系列文章都在文坛风靡。在这期间我接触到他，和他谈天，亲耳聆听他的教诲，亲眼看到他的创作，感觉很幸运。”回忆起多年交往点滴，段华感慨道，从人生道路到人生观，从工作选择到阅读生活，孙犁先生都对自己的影响太大了，“可以说，是我一生的学习榜样和精神支柱”。段华曾在新疆戍边六年，在反复阅读《孙犁全集》中，度过荒原上一个个孤寂的夜晚；而今到了知天命之年，依然会时不时拿出孙犁先生给他的信和题字来阅读，从中获取精神动力。
贾平凹曾评论说：“孙犁虽然未大红大紫过，作品却始终被人学习，且活到老，写到老，笔力未曾丝毫减弱，可见他创造的能量有多大。”诚如斯言，时隔多年，荷露清响里，我们依然能识别出那个熟悉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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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淀、芦花荡、采蒲台的苇……谈起孙犁，我们眼前总能浮现起这一幅幅清新明丽的冀中画卷，和出没其中的英勇智慧的白洋淀人民。在充满血与火的抗战文艺中，孙犁以他抒情灵动的笔致，留下了诗情画意的余味，成为一个优美而独特的存在。
相较起来，属于“当代文学”范畴中的孙犁，或许没有那么为人所熟知，但对于他的一生而言，无疑，前后两个孙犁结合起来，才能让我们更加完整而清晰地看到这位老作家的全貌，看到他比“优美”远为宏大的面向。
“老孙犁”与“新孙犁”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孙犁属于近距离亲身参与过抗战及其文艺实践的一批知识分子。1949年，他随解放军进入天津，负责主编《天津日报》的文艺副刊。在这期间，他继续坚持文艺创作，陆续写出了《蒿儿梁》《吴召儿》《山地回忆》《风云初记》等作品，对抗战岁月中那些美而难忘的瞬间重新予以凝眸，尤其是那些活泼的女孩子形象，像清风般拂动读者心弦。
1956年的《铁木前传》是新中国十七年文学小说的重要之作，孙犁将目光转向新中国成立后的新生活，在尝试探讨农村合作化的大时代框架下，依然流露着孙犁式的隽永诗意，衬着抹不去的生活气息与人情气味，成为上世纪五十年代文坛的重要收获。然而极为遗憾的是，《铁木前传》未竟篇时，孙犁不慎摔倒，又因长期劳累引发疾病，一病就是十年，这篇一度引发轰动、内涵丰富的小说也被搁置了，停留在第十九章上，余韵未尽，却没有了“后传”。
接下来，又是十年“文革”，孙犁的创作被打断，仅零星写过几篇文章。按孙犁自己的说法，他是“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文革”后期，孙犁长时间埋首于收藏整修古籍，并随手在包书的书衣上写下随想文字，后来结集为《书衣文录》出版。从这些短章中，颇可窥见一个不安年代中知识分子的复杂心境。
进入新时期，像许多“解冻”的老作家一样，孙犁也重新拿起笔来，焕发第二春，有“南巴（金）北孙（犁）”之说。但这一时期，除了一束《芸斋小说》外，他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写作散文、杂文及从事文学评论上，从1979年到1995年，陆续出了《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曲终集》十部文集。然而，编定《曲终集》后，正如其书名，因疾病及其他种种原因，82岁的孙犁宣布封笔，也拒绝了采访、应酬和社会活动，仿佛悄悄从彼时正热闹的当代文坛“隐退”，在度过人生的最后几年后，于2002年溘然长逝。
以“文革”为界，文坛有“老孙犁”和“新孙犁”的说法，与那个清新诗意的“老孙犁”比起来，人们发现，新时期复出的“新孙犁”，笔调中换上了沧桑、反思与严峻的气质，文字更加遒劲有力，是历经岁月磨砺与沉淀后的质地。
很多评论认为，孙犁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创作和当时的主流有一定距离，还有的评论直接将其定位为“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但《孙犁全集》编校者之一、《孙犁年谱》作者段华并不同意这一定位，他认为，孙犁实际上坚定信奉着政治决定文艺的观念，而他说的“离政治远一点”，不是说离开政治，而是说文艺作品不能图解政治，创作要遵循艺术规律。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都不能单一概括其风格。孙犁也说过，他最喜欢自己写的抗日小说，因为这些都是自己见到的东西，是对时代和故乡人民的赞歌；他也看到过不好的东西，但不愿意写，从来没有违背良心，制造过虚假的东西。的确，即便在人人自危的年代里，孙犁也没有贴出过一张检举的大字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良心的事。
“我的文学的路，是风雨、饥寒，泥泞、坎坷的路。是漫长的路，是曙光在前、希望的路。这是一部争战的书，号召的书，呼唤的书。也是一部血泪的书，忧伤的书。争战中也含有血泪，呼唤中也含有忧伤。”这是孙犁对自己作品的评价，也是他人生历练的杂陈。这个从“荷花淀”中走出来的乡村青年、革命作家，晚年以冷峻清醒的笔锋，完成了对他一生的书写。
青年良师的精神能量
作为长期的副刊编辑与文坛前辈，孙犁不遗余力地扶持青年作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还是新人的贾平凹、铁凝、莫言都曾为他所慧眼看重，两代作家之间凝聚了深厚的情感。在这些后辈作家的早期作品如《哦，香雪》里，也时时可见孙犁笔调的影子。
段华也是当年被孙犁先生所鼓励的年轻人之一，他曾在其《荷花的光影》一书中，娓娓述说了读孙犁40年、与孙犁交往十几年的所历所见，描画出一个率真的晚年孙犁形象。
初遇孙犁时，段华还只是个16岁的中学生，因读了《白洋淀纪事》而慕名去天津拜访，自此与孙犁成了忘年交。他还记得第一次拜望时的场景，当时孙犁先生72岁，身体还好，耳聪目明，声音洪亮，说这是当八路军时（孙犁曾在晋察冀山地打过游击）练出来的。那一回，孙犁和这位小朋友谈了很多，还讨论了谌容的小说。后来，段华进入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学系读书，离孙犁家不远，更是常常拜访。
孙犁一生热爱和追随鲁迅，同鲁迅一样，也爱护青年人，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帮助他们，曾写过《小说与青年》等多篇文章，向青年传授艺术真谛。在给段华的信中，孙犁告诉他该如何读书、如何写作、如何处理工作中的难题。段华也曾数次领着20多岁的文学青年拜访孙犁。即便是中学生，他也认真对待回复。
“我刚和孙犁先生相识时，他一个人生活，正是晚年创作的高峰期。他很勤奋，连续创作的芸斋小说、小说杂谈、芸斋琐谈等系列文章都在文坛风靡。在这期间我接触到他，和他谈天，亲耳聆听他的教诲，亲眼看到他的创作，感觉很幸运。”回忆起多年交往点滴，段华感慨道，从人生道路到人生观，从工作选择到阅读生活，孙犁先生都对自己的影响太大了，“可以说，是我一生的学习榜样和精神支柱”。段华曾在新疆戍边六年，在反复阅读《孙犁全集》中，度过荒原上一个个孤寂的夜晚；而今到了知天命之年，依然会时不时拿出孙犁先生给他的信和题字来阅读，从中获取精神动力。
贾平凹曾评论说：“孙犁虽然未大红大紫过，作品却始终被人学习，且活到老，写到老，笔力未曾丝毫减弱，可见他创造的能量有多大。”诚如斯言，时隔多年，荷露清响里，我们依然能识别出那个熟悉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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