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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的老舍
语音播报：
老舍文学地图上的重庆
老舍先生的写作是围绕着几个都市展开的。北京、伦敦、青岛、济南、武汉、重庆、纽约……他一生在很多个城市生活创作，阅读“城”与“人”，留下了不少经典文字，有些篇目甚至构成了人们认识那座城市时必读的“文化手册”。
若是为老舍先生勾勒一幅“文学地图”，北京自然是最令人瞩目的中心，是老舍创作的灵魂与根脉。老舍喜欢的城市，大多带着些安静的古韵。如果还能够清洁，有秩序，亲近自然，那就近乎完美了。不同于北平、济南、伦敦等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老舍在抗战时期生活工作的重庆较为特殊。它是在战争急潮的裹挟下，老舍被迫前往的一座城市，但同时也是老舍一生中重要的文学驿站，是老舍“文学地图”上的显眼坐标。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老舍先由青岛前往济南，在齐鲁大学任教，后南下到达武汉，又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总会西迁重庆。关于这段足迹，老舍在抗战胜利后的《八方风雨》一文中，揭示了其背后普遍的战时文人心理。抗战初期，在山东授课的老舍内心焦灼，他日夜恐惧自己所在的城市“会忽然的被敌人包围住”，担心自己会成为敌方的“俘虏”或“被捉去被逼着做汉奸”。而此时，很多文化界的朋友已踏上各自的行程，老舍眼看着“故人南北东西去，独领江山一片哀”（《诗三律》），他终于下定决心，暂别妻儿，逃离“亡城”（即沦陷区）,老舍称之为“跟着国旗走”。这一选择意味着在极端的战争环境下，舍弃个人家庭的团圆，保存“读书人气节”，奔赴“抗战大业”。
1942年，老舍借话剧《谁先到了重庆》，将这种心态传达得更为鲜明。“重庆”作为战时中国的首都，成为了国族的符号和抗战的中心，很多爱国志士愿意亲赴陪都参与抗战，而剧中主人公在沦陷北平以死殉国，恰恰完成了一次象征意义上的“到达重庆”。老舍选择跟随国民政府西迁，在战时首都继续自己的文学生涯，本身就构成了一种作家对“大时代”的理解方式。
1938年至1945年，老舍在重庆生活的7年间，曾随北路战地慰问团前往西北考察访问，也曾赴云南讲学，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聚首交流，但更多的时间则是忙于重庆文化界的各项工作和自己的文学创作。在抗战时期的重庆，老舍的创作观念和作品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尝试了多种此前并不熟悉的民间文艺形式，如鼓词、旧剧、长诗等，丰富了战时中国面向大众的文艺实践。
“写家”老舍的抗战之笔
新中国成立前，老舍曾在各类文章中称自己为“写家”而非“作家”。一字之差，似有深意。老舍的挚友、剧作家曹禺将其解读为老舍的自谦。不仅如此，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自己的关系，老舍也多以局外人的角色自况，认为自己一直是“文艺界的一名小卒”，身处“平沪两大文艺大本营”的边缘。然而，这一姿态在抗战大潮中被赋予了更多内涵。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老舍怀着高蹈激扬的抗战情绪完成了《大时代与写家》一文。他期待着自己以一名写作者的身份融进这个“大时代”，希望能够在这场“神圣的战争”中，创作出“伟大的文艺”。抵渝后，老舍又在多篇“述志”之文中反复强调自己的“写家”本色，但不同于仅仅写作小说、散文这类纯文学作品，他认为，应当通过分担一些切实的文艺工作，去真正理解眼前的“大时代”。
在战时重庆，老舍因此前出色的文学成就和无党派背景，被推选为“文协”的常务理事和总务部主任。他牺牲了个人的大量时间与精力，忙于编辑刊物，召开会议，处理文件，发展分会，接待各地作家，与世界其他文化组织联系，“文协”中这些繁琐的事务实际上都仰赖老舍的四方奔走。他除了要组织文艺活动，处理复杂的人事关系，还需要不时出面缓和政治舆论压力。老舍的勤恳工作对于团结大后方的文艺力量意义重大，也正是战争的“大时代”，赋予了老舍在书斋和课堂之外的崭新角色与更大能量。
繁忙工作之余，老舍在艰难的生活条件下笔耕不辍。战时的重庆遭受着日机的频繁轰炸，物资紧缺，物价飞涨，加之溽暑难耐，鼠患严重，老舍又感染了盲肠炎，贫病交加的老舍却始终坚守着一种“不停地写作”的作家姿态。可以说，作为“写家”的老舍形象，最真切地体现在抗战时期重庆的文艺工作中。“写家”老舍最心爱之物自然是手中之“笔”，“笔”成为抗战时期老舍安身立命的根本。他将“笔”视作自己“唯一的资本”，将文人之笔喻为战场之枪，渴望通过写作“把热血洒在纸上”。重庆时期，老舍对“笔”的功能也有了新的认识：“我的笔须是炮，也须是刺刀。我不管什么是大手笔，什么是小手笔；只要是有实际的功用与效果的，我就肯去学习，去试作。我以为，在抗战中，我不仅应当是个作者，也应当是个最关心战争的国民。”（《文协的过去和将来》）
在战时重庆，老舍将自己的抗战之“笔”投向了两大创作领域。一方面，他致力于民间大众文艺的探索，在大后方掀起的“通俗文艺讨论”热潮中，老舍是为数不多的“真正动手制作”作品的人，他曾向多位民间艺人学习韵律和腔调，希望从中找到战争年代文艺发展的新资源和新方向，使战时文艺真正起到宣传和教育的效果，鼓舞民心。另一方面，老舍则延续他的长篇小说创作计划，追求一种具有“史诗般”品格的宏大作品，如在1942年写作的《火葬》和1944年开始写作并在抗战胜利前完成了三分之二篇幅的《四世同堂》中，老舍均将自己从重庆获得的战争经验与此前熟悉的北平生活相结合，讲述最普通的市井小人物与战争这一“大时代“的关系，反映了老舍对平凡百姓的朴素爱国愿望的关注。
从在济南怕做“亡国奴”的恐惧，到汉口时期高昂的抗战热情，再到重庆艰辛的“写家”岁月，这些经历都深刻地影响了老舍的作家观和文艺观。1946年初，老舍从重庆飞抵上海，准备赴美讲学，开启他的“写家”生涯的另一段旅途。素有“京味儿作家”“幽默大师”称号的老舍，其丰富性远不能被这些标签所概括。老舍说，“抗战给中国照了‘爱克斯光’。”战争的烽火让人们重新审视“写家”、国民与国家的关系。而从老舍的重庆时期来看，他以一种最本色当行的“写家”姿态，追问着他自1920年代以来关切的大问题：文化中国究竟应当如何生存，如何把握“大时代”的契机，改造自身，充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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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文学地图上的重庆
老舍先生的写作是围绕着几个都市展开的。北京、伦敦、青岛、济南、武汉、重庆、纽约……他一生在很多个城市生活创作，阅读“城”与“人”，留下了不少经典文字，有些篇目甚至构成了人们认识那座城市时必读的“文化手册”。
若是为老舍先生勾勒一幅“文学地图”，北京自然是最令人瞩目的中心，是老舍创作的灵魂与根脉。老舍喜欢的城市，大多带着些安静的古韵。如果还能够清洁，有秩序，亲近自然，那就近乎完美了。不同于北平、济南、伦敦等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老舍在抗战时期生活工作的重庆较为特殊。它是在战争急潮的裹挟下，老舍被迫前往的一座城市，但同时也是老舍一生中重要的文学驿站，是老舍“文学地图”上的显眼坐标。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老舍先由青岛前往济南，在齐鲁大学任教，后南下到达武汉，又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总会西迁重庆。关于这段足迹，老舍在抗战胜利后的《八方风雨》一文中，揭示了其背后普遍的战时文人心理。抗战初期，在山东授课的老舍内心焦灼，他日夜恐惧自己所在的城市“会忽然的被敌人包围住”，担心自己会成为敌方的“俘虏”或“被捉去被逼着做汉奸”。而此时，很多文化界的朋友已踏上各自的行程，老舍眼看着“故人南北东西去，独领江山一片哀”（《诗三律》），他终于下定决心，暂别妻儿，逃离“亡城”（即沦陷区）,老舍称之为“跟着国旗走”。这一选择意味着在极端的战争环境下，舍弃个人家庭的团圆，保存“读书人气节”，奔赴“抗战大业”。
1942年，老舍借话剧《谁先到了重庆》，将这种心态传达得更为鲜明。“重庆”作为战时中国的首都，成为了国族的符号和抗战的中心，很多爱国志士愿意亲赴陪都参与抗战，而剧中主人公在沦陷北平以死殉国，恰恰完成了一次象征意义上的“到达重庆”。老舍选择跟随国民政府西迁，在战时首都继续自己的文学生涯，本身就构成了一种作家对“大时代”的理解方式。
1938年至1945年，老舍在重庆生活的7年间，曾随北路战地慰问团前往西北考察访问，也曾赴云南讲学，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聚首交流，但更多的时间则是忙于重庆文化界的各项工作和自己的文学创作。在抗战时期的重庆，老舍的创作观念和作品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尝试了多种此前并不熟悉的民间文艺形式，如鼓词、旧剧、长诗等，丰富了战时中国面向大众的文艺实践。
“写家”老舍的抗战之笔
新中国成立前，老舍曾在各类文章中称自己为“写家”而非“作家”。一字之差，似有深意。老舍的挚友、剧作家曹禺将其解读为老舍的自谦。不仅如此，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自己的关系，老舍也多以局外人的角色自况，认为自己一直是“文艺界的一名小卒”，身处“平沪两大文艺大本营”的边缘。然而，这一姿态在抗战大潮中被赋予了更多内涵。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老舍怀着高蹈激扬的抗战情绪完成了《大时代与写家》一文。他期待着自己以一名写作者的身份融进这个“大时代”，希望能够在这场“神圣的战争”中，创作出“伟大的文艺”。抵渝后，老舍又在多篇“述志”之文中反复强调自己的“写家”本色，但不同于仅仅写作小说、散文这类纯文学作品，他认为，应当通过分担一些切实的文艺工作，去真正理解眼前的“大时代”。
在战时重庆，老舍因此前出色的文学成就和无党派背景，被推选为“文协”的常务理事和总务部主任。他牺牲了个人的大量时间与精力，忙于编辑刊物，召开会议，处理文件，发展分会，接待各地作家，与世界其他文化组织联系，“文协”中这些繁琐的事务实际上都仰赖老舍的四方奔走。他除了要组织文艺活动，处理复杂的人事关系，还需要不时出面缓和政治舆论压力。老舍的勤恳工作对于团结大后方的文艺力量意义重大，也正是战争的“大时代”，赋予了老舍在书斋和课堂之外的崭新角色与更大能量。
繁忙工作之余，老舍在艰难的生活条件下笔耕不辍。战时的重庆遭受着日机的频繁轰炸，物资紧缺，物价飞涨，加之溽暑难耐，鼠患严重，老舍又感染了盲肠炎，贫病交加的老舍却始终坚守着一种“不停地写作”的作家姿态。可以说，作为“写家”的老舍形象，最真切地体现在抗战时期重庆的文艺工作中。“写家”老舍最心爱之物自然是手中之“笔”，“笔”成为抗战时期老舍安身立命的根本。他将“笔”视作自己“唯一的资本”，将文人之笔喻为战场之枪，渴望通过写作“把热血洒在纸上”。重庆时期，老舍对“笔”的功能也有了新的认识：“我的笔须是炮，也须是刺刀。我不管什么是大手笔，什么是小手笔；只要是有实际的功用与效果的，我就肯去学习，去试作。我以为，在抗战中，我不仅应当是个作者，也应当是个最关心战争的国民。”（《文协的过去和将来》）
在战时重庆，老舍将自己的抗战之“笔”投向了两大创作领域。一方面，他致力于民间大众文艺的探索，在大后方掀起的“通俗文艺讨论”热潮中，老舍是为数不多的“真正动手制作”作品的人，他曾向多位民间艺人学习韵律和腔调，希望从中找到战争年代文艺发展的新资源和新方向，使战时文艺真正起到宣传和教育的效果，鼓舞民心。另一方面，老舍则延续他的长篇小说创作计划，追求一种具有“史诗般”品格的宏大作品，如在1942年写作的《火葬》和1944年开始写作并在抗战胜利前完成了三分之二篇幅的《四世同堂》中，老舍均将自己从重庆获得的战争经验与此前熟悉的北平生活相结合，讲述最普通的市井小人物与战争这一“大时代“的关系，反映了老舍对平凡百姓的朴素爱国愿望的关注。
从在济南怕做“亡国奴”的恐惧，到汉口时期高昂的抗战热情，再到重庆艰辛的“写家”岁月，这些经历都深刻地影响了老舍的作家观和文艺观。1946年初，老舍从重庆飞抵上海，准备赴美讲学，开启他的“写家”生涯的另一段旅途。素有“京味儿作家”“幽默大师”称号的老舍，其丰富性远不能被这些标签所概括。老舍说，“抗战给中国照了‘爱克斯光’。”战争的烽火让人们重新审视“写家”、国民与国家的关系。而从老舍的重庆时期来看，他以一种最本色当行的“写家”姿态，追问着他自1920年代以来关切的大问题：文化中国究竟应当如何生存，如何把握“大时代”的契机，改造自身，充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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