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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鲁”与孟子无涉
语音播报：
“邹鲁”一词，最早出于《庄子·天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
《辞源》对“邹鲁”做这样的解释：“邹，孟子故乡；鲁，孔子故乡。邹鲁喻指文化昌盛之地。”
《辞海》对“邹鲁”做这样的解释：“孟子生于邹国，孔子生于鲁国，旧因用‘邹鲁’为文教兴盛之地的代称。”
这种解释，实为牵强，甚至讹误。若“邹鲁”事涉孟子，则读法应为“鲁邹”，因为孔子圣也，孔子先也；若不涉孟子，则实指孔子一人。此事庄周最有发言权。
《庄子》一书的作者庄周（约前369—约前286），与孟轲（约前372—前289），两个人是同龄人，庄周只比孟轲小三岁。他们生活于战国（前475—前221）始后之百年，其时天下大乱，列国纷争，风气趋下。面对此情景，庄周在《庄子·天下》中，对此大有感慨。其文有云：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大小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为明晰易懂起见，且用中华书局《庄子》书中对上述文字所作的白话译文：
古代的得道者不是很完备吗？他们是具备了圣人和明王的道德，取得于天地，而能哺育万物，调和天下，恩泽施于百姓，通晓大道的根本，掌握末端的具体法度，六合通达而四时顺畅，大小精粗应时变化，无所不发挥作用。古代道术里明显表现在礼法度数方面的，在旧的法规法令中和世传和史书中多有记载；那些记载在《诗》《书》《礼》《乐》书中的，邹鲁之地的学者和官吏大多还是能明白其中的道理。……
天下大乱之后，圣贤的学说不再显明于世，道德标准也出现了分歧。天下的人各以一己之偏见自以为是……可悲啊，百家的学术走向一偏而不知道回归，势必与古人的学术不能相合了！后世的学者，最为不幸的是，再也见不到天地的纯美和古人完美的道德风貌，古人的道术将被这一代的天下人所割裂毁掉了。
以此文观之，庄周对古代的得道者极力称颂，并对邹鲁之地学者和官吏能明白其中的道理而称许。“邹鲁之士”，以“邹鲁”代鲁国，是以孔子故里以代之，既有地理之所指，又有人文之尊重。其中的“士”，既有包括孔子以前的人，更包括孔子和他的学生们，以及学生的学生，以及受其儒家思想熏陶的人。
《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前551—前479），生于鲁国昌平乡陬邑。此地是其父叔梁纥所治之邑。《索隐》：“陬是邑名，昌平，乡号。孔子居鲁之邹邑昌平乡之阙里也。”《辞海》谓，“陬，古邑名，即鄹，春秋鲁地。在今山东曲阜东南。”陬，春秋时为邾国国都。公元前614年，即在孔子诞生前六十年，邾迁都于绎（在今山东邹县东南）。陬即为鲁邑。据考证，陬邑约在今曲阜东南的尼山、鲁源一带。也就是说，孔子所生之地陬，本属邾国首都，邾国迁都后，遂成为鲁国之邑。
孟子即孟轲，《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轲，驺人也。”（驺即邹）《索隐》云：“邹，鲁地名，又云邾，春秋时称邾国，又称邾娄国。战国时，鲁穆公改号为邹。（《通志·氏族略》）”鲁穆公在位三十三年，时在公元前377年之前。说明孟子出生前，邾已改为邹了。所以庄子亦称原邾国之都“陬”为“邹”。
这就是说，孔子所生地邹，与孟子所生地邹，虽同为邹而地名异也。但两地相距很近，而且孟子的出生地邹，与孔子后来所迁居的曲阜相距亦近。所以孟子说：“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因之《辞海》所谓“孟子生于邹国”，乃是讹误，其时邹为鲁邑，并非国也。
再回到《庄子》文章中看，那先是颂古，颂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即邹鲁之地的学者和官吏。因为他们都是受周礼和儒家思想教育之人。而孔子——这位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史记·孔子世家》“赞”中云：“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谓将孔子的学说看做判断衡量的最高标准，可谓至高无上的圣人了。
接着是“贬今”，言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古代人的道术将被这一代人毁掉了。此处的“天下大乱”，就是指战国时代的当时，难怪孟子也慨叹：“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馀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近）也，然而无有乎尔（没有继承的人），则亦无有乎尔（也竟然没有继承的人了）。”（《孟子·尽心下》）
庄子和孟子是同龄人，其时自然属于庄子所说的“今”之范畴，当然与“古”无关，自然也与“邹鲁”无关。孔子早孟子和庄子二人一百七八十年，自然属“古”。因而以邹鲁代人，指孔子也；以邹鲁代地，指鲁国也；以人代地，言孔子至圣也。□杨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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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鲁”一词，最早出于《庄子·天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
《辞源》对“邹鲁”做这样的解释：“邹，孟子故乡；鲁，孔子故乡。邹鲁喻指文化昌盛之地。”
《辞海》对“邹鲁”做这样的解释：“孟子生于邹国，孔子生于鲁国，旧因用‘邹鲁’为文教兴盛之地的代称。”
这种解释，实为牵强，甚至讹误。若“邹鲁”事涉孟子，则读法应为“鲁邹”，因为孔子圣也，孔子先也；若不涉孟子，则实指孔子一人。此事庄周最有发言权。
《庄子》一书的作者庄周（约前369—约前286），与孟轲（约前372—前289），两个人是同龄人，庄周只比孟轲小三岁。他们生活于战国（前475—前221）始后之百年，其时天下大乱，列国纷争，风气趋下。面对此情景，庄周在《庄子·天下》中，对此大有感慨。其文有云：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大小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为明晰易懂起见，且用中华书局《庄子》书中对上述文字所作的白话译文：
古代的得道者不是很完备吗？他们是具备了圣人和明王的道德，取得于天地，而能哺育万物，调和天下，恩泽施于百姓，通晓大道的根本，掌握末端的具体法度，六合通达而四时顺畅，大小精粗应时变化，无所不发挥作用。古代道术里明显表现在礼法度数方面的，在旧的法规法令中和世传和史书中多有记载；那些记载在《诗》《书》《礼》《乐》书中的，邹鲁之地的学者和官吏大多还是能明白其中的道理。……
天下大乱之后，圣贤的学说不再显明于世，道德标准也出现了分歧。天下的人各以一己之偏见自以为是……可悲啊，百家的学术走向一偏而不知道回归，势必与古人的学术不能相合了！后世的学者，最为不幸的是，再也见不到天地的纯美和古人完美的道德风貌，古人的道术将被这一代的天下人所割裂毁掉了。
以此文观之，庄周对古代的得道者极力称颂，并对邹鲁之地学者和官吏能明白其中的道理而称许。“邹鲁之士”，以“邹鲁”代鲁国，是以孔子故里以代之，既有地理之所指，又有人文之尊重。其中的“士”，既有包括孔子以前的人，更包括孔子和他的学生们，以及学生的学生，以及受其儒家思想熏陶的人。
《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前551—前479），生于鲁国昌平乡陬邑。此地是其父叔梁纥所治之邑。《索隐》：“陬是邑名，昌平，乡号。孔子居鲁之邹邑昌平乡之阙里也。”《辞海》谓，“陬，古邑名，即鄹，春秋鲁地。在今山东曲阜东南。”陬，春秋时为邾国国都。公元前614年，即在孔子诞生前六十年，邾迁都于绎（在今山东邹县东南）。陬即为鲁邑。据考证，陬邑约在今曲阜东南的尼山、鲁源一带。也就是说，孔子所生之地陬，本属邾国首都，邾国迁都后，遂成为鲁国之邑。
孟子即孟轲，《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轲，驺人也。”（驺即邹）《索隐》云：“邹，鲁地名，又云邾，春秋时称邾国，又称邾娄国。战国时，鲁穆公改号为邹。（《通志·氏族略》）”鲁穆公在位三十三年，时在公元前377年之前。说明孟子出生前，邾已改为邹了。所以庄子亦称原邾国之都“陬”为“邹”。
这就是说，孔子所生地邹，与孟子所生地邹，虽同为邹而地名异也。但两地相距很近，而且孟子的出生地邹，与孔子后来所迁居的曲阜相距亦近。所以孟子说：“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因之《辞海》所谓“孟子生于邹国”，乃是讹误，其时邹为鲁邑，并非国也。
再回到《庄子》文章中看，那先是颂古，颂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即邹鲁之地的学者和官吏。因为他们都是受周礼和儒家思想教育之人。而孔子——这位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史记·孔子世家》“赞”中云：“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谓将孔子的学说看做判断衡量的最高标准，可谓至高无上的圣人了。
接着是“贬今”，言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古代人的道术将被这一代人毁掉了。此处的“天下大乱”，就是指战国时代的当时，难怪孟子也慨叹：“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馀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近）也，然而无有乎尔（没有继承的人），则亦无有乎尔（也竟然没有继承的人了）。”（《孟子·尽心下》）
庄子和孟子是同龄人，其时自然属于庄子所说的“今”之范畴，当然与“古”无关，自然也与“邹鲁”无关。孔子早孟子和庄子二人一百七八十年，自然属“古”。因而以邹鲁代人，指孔子也；以邹鲁代地，指鲁国也；以人代地，言孔子至圣也。□杨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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