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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发生在东北的那场鼠疫
语音播报：
后排为赴天津抗鼠疫的协和医院学生
宣统二年（1910年），中国爆发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鼠疫，先后波及了69个县市，死亡人数达六万多人。疫情仅发生一个多月，吉林、黑龙江就有近两万人死亡。并且继续扩散，如江河一泻千里，不可遏阻，放眼望去，尸横遍野，景象惨不忍睹。
1910年夏，俄国境内西伯利亚由于旱獭传染发生鼠疫，中国男子张万寿恰值此时到鼠疫源地招募华工，10月初数名华工突然死亡，俄方驱逐染疫中国华工，使鼠疫由俄国传入中国境内。
据《东三省疫事报告》记载，“俄人知该病之可恐，遂将该棚华工一律逐出。满洲里与达乌里亚间传染之媒介，实即被逐之华工，遂酿成此三省最惨最烈之疫症。”两名被逐华工来到满洲里市，1910年10月25至26日，出现疫状，相继死亡。
东北鼠疫不仅造成了当地居民的大量死亡，而且还带来了生存压力及经济生活的全面恐慌，特别由于交通断绝而影响了城镇人民的正常生活。鼠疫出现后，清政府下令各处严防。
1911年1月，清政府召集北京所有医生在协和医学堂召开抗击鼠疫大会，商讨相关事宜，并指定协和医学堂为鼠疫防治中心。
为了控制和消灭这次鼠疫，东北三省治疫事务民政司详订章程，分饬各省内外所属州县迅速成立防疫会，负责本地区防疫救治等事务。各省官府成立了以医官为首的卫生警察，负责监督清扫城市卫生和捕鼠；他们身穿特制的防疫服，深入到街巷，挨户访问，把病人搬进临时设立的隔离室，对染疫者或有嫌疑的人采取了有效的隔离、消毒等防疫措施，对病人住处采取严格的隔离消毒措施。
早在1910年夏末，沙俄西伯利亚地区的斯列坚克斯与远东地区的尼克拉耶夫斯克就已经表现出了鼠疫流行的趋势。
这年10月12日，俄方证实了满洲里的首个鼠疫感染病例，至一个月后又发现了158例患者与72具死者的遗体。为了进一步控制病疫的蔓延，沙俄方面在该地实行了隔离制度，有大约3000人被转移至铁路线上的车厢内进行隔离观察。此举收到了极佳的效果，至11月28日已基本遏制了鼠疫在当地的流行趋势。
尽管如此，但沙俄政府驱赶大批华工出境的做法，还有日本方面的种种推阻之举，最终导致了鼠疫病菌携带者大量流动，疫情迅速在中东铁路、南满铁路沿线散播的严重后果。
一时间，长春厅、奉天、大连、天津、北京、济南等铁路、陆路、海路交汇之地均遭受到了鼠疫病菌的侵袭。此时数千公里的民众命悬于一线，如何控止疫情成为了考量此刻已风雨飘摇的清政府的一道“生死命题”。
危急之际，曾在哈尔滨担任吉林滨江道台与吉林铁路交涉局总办、时为外务部右丞相的施肇基，上书指陈防控疫疾的重要性，力荐三十一岁的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伍连德担负防控鼠疫的重任。
青年时期的伍连德
伍连德，字星联，祖籍中国广东台山，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1896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维多利亚女皇奖学金，成为继林文庆之后第二位获女皇奖学金的华人，旋赴剑桥大学学习，是首位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
1905年，伍连德与“纤细、柔弱，异常美丽且有着文学天才的”黄淑琼结婚，与林文庆、吴蔚然成为连襟。黄淑琼是中国首位在西方出版英文书籍的中国女士，她倡导和支持伍连德回中国建功立业，1907年，伍连德应清政府特别聘请，出任天津陆军医学堂副校长职。
施肇基的建议很快得到了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那桐等人的有力支持，并终为清政府所采纳批准。1910年12月23日，经过休整后的伍连德同助手陆军军医学堂学员林家瑞踏上了去往东北的火车，并于翌日下午抵达了哈尔滨。
随后，清政府抽调所能调动的陆军军医学堂、北洋医学堂和协和医学院的医护人员以及直隶、山东等地方的一些医生，陆续前往东北。朝廷在全国征集医生和看护前往东北。令人欣慰的是，面对如此恶疾，报名支援东北的中外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十分踊跃。
在伍连德等专家的建议下，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对疫情采取了科学而有效的防疫措施。清政府下令各处严防。为了能控制住局面，官府先从长春调来1160名步兵对疫区内进行交通管制。政府规定，傅家甸疫区内居民出行必须在左臂佩戴证章，根据各区不同证章分为白、红、黄、蓝四种。佩戴证章者可以在本区内行动，但要前往别区，则必须申请特别批准证。就连区内的军人们也必须严格遵循这一规章，不许随便走动。
同时，授权伍连德全权接手哈尔滨防疫局。防疫局下设检疫所、隔离所、诊病院、庇寒所、防疫执行处、消毒所等部门。其中，检疫所专事检查进入防疫区者是否染疫；庇寒所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宿；消毒所各区设立一个，为参与防疫工作的医生、巡警和夫役提供沐浴消毒服务。按照收治病人的病情，诊病院分为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几种。各病院中均设有医官、庶务、司药生、看护、巡长等职务。既为不同病情的病人提供了治疗，又避免他们之间的交叉感染。
防疫区的防疫措施为整个东北作了一个表率。随后，哈尔滨俄人居住区、奉天、长春、黑龙江全省纷纷仿照傅家甸防疫区的模式建立起防疫体系。
在12月26日夜，在哈尔滨傅家甸一名出嫁到当地的日籍客栈女老板因感染鼠疫而暴亡。12月27日早间，接到地方衙署通知后的伍连德与助手林家瑞立即赶往事发地，并于贫民区中一栋昏暗的小楼内开始了紧张的剖检取样工作。
他首先用注射器从死者的右心房处抽取了足够的血液样本，并放置于试管中进行细菌培植，同时用显微镜进行涂片观察；接下来又切开肺脏与脾脏表面，用白金接种环提取了脏器中的物质用来培养与观察，并将感染的肺、脾、肝各取出一定大小的组织块放进盛有福尔马林液体的容器内。
待各项剖检取样结束后，伍连德将脏器归复原位与缝合好表皮，为之穿戴整齐并装殓于事先准备好的棺材中以备安葬。由于尸检是在外界不为所知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其迅速且成功地完成了第一例尸检，这样一来，他们为防治东北鼠疫获取到了重要的病体样本。
得到样本后，伍连德在临时辟建的实验室内关了四天，就提取的血液样本与脏器切片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与分析。在高倍显微镜下，敷有吕氏染色剂的血液、心、肺、肝、脾的切片样本中均呈现成群的鼠疫杆菌，且为特有的两头着色的卵圆形状；而试管里的细菌经过培养后，也得出了是鼠疫杆菌的结果。
为了进一步论证，伍连德又将这些培养物放在室温下三天，并发现了状如针头的半透明菌落。他挑取其中一个菌落进行涂片观察，鼠疫杆菌的特征再度显现；而从心、脾、血液中提取的培养物则未受其他杂菌污染且十分纯净，但肺片培养物显示轻度污染。
根据上述情况，伍连德提出了“肺鼠疫”的病理学说。随后他将有关情况奏报清廷，并邀请滨江厅分防同知章绍洙等当地官员来实验室看查分析结果，以引起他们对于疫情防控的特别重视。
在伍连德抵达哈尔滨的七天时间里，他与助手林家瑞同当地的姚医师、孙医师走访了傅家甸一带，并和俄国医师哈夫金诊察了中东铁路医院所收治的病患。中国地方当局对于疫情防控的松散麻痹与俄国医师未采取防护就直接面对病患的做法，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面对这样的现状，伍连德向清廷发出了一份电函，详细阐明了建立相关防疫组织与采取相应措施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九点建议。伍连德的九点建议成为了开展防疫工作的重要指针，而清政府也责成傅家甸当地官员逐步落实了有关场所的辟建工作，并通过与日俄两国的交涉取得了必要的支持与合作，为最终扑灭疫情创造了稍显有利的外部环境。
1911年1月13日，清政府又下令在山海关一带设卡严防，将陆路南下的旅客留住五日，以防鼠疫蔓延。1月14日，停售京奉火车二三等车票，南满铁路停驶。1月15日陆军部派军队驻扎山海关，阻止入关客货。1月16日在山海关沟帮子查有病人就地截留。1月21日下令“将京津火车一律停止，免致蔓延”。至此，关内外的铁路交通完全断绝。
在实行隔离的同时，许多地方开展了奖励捕鼠的活动。凡捕一鼠持之警局，给铜圆两枚，死鼠给铜圆一枚。
公共卫生也第一次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重视。吉林省“各关检疫分所于城瓮内设机器药水，见人消毒”。在铁岭，政府向当地民众发送10000多只“呼吸囊”“勒令人民尽带呼吸囊”“由巡警随时稽查，如有不遵守者，即以违警论罪”；屠宰行业每日必须消毒一次，
内脏必须当场清洗干净，装在专用的板箱内，不准暴露在外，工作人员必须穿白色服装。
天津卫生局发布紧急告示，列出喝开水、吃熟食、注意生活卫生等十条预防措施。北京则“令各街巷剃头棚房屋一律裱糊干净，地下均垫石灰，所有铺内伙友，衣服、搭布、手帕每日更新三次”；如发现私自通行于断绝交通之处及随地便溺、不遵守公共卫生者，处以5元至30元不等的罚款。
在征得朝廷及地方官绅同意后，伍连德率领防疫部门将辖区内数千具染疫尸体，无论是新近死去的还是已经腐烂的，全部火葬，以彻底杜绝鼠疫的传染，这在守旧的中国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由于各种防疫措施处理得当，在当时疫情严重的局势下，不到4个月就成功扑灭了这场死亡人数6万之多、震惊世界的烈性传染病，指挥这次防疫的伍连德也因此名扬世界。
由于事起仓促，防疫人员来不及培训，加上当时鼠疫是不治之症，以及科学的局限和知识的普及程度等因素，防疫队伍殉职率极高，2名协和医学堂的医学生殉职，其中一名是学堂最聪慧的学生。但令人遗憾的是，现存的史料中无法查及两位殉职学生的姓名。协和医学堂获得中央政府的信赖和褒奖，协和师生抗击鼠疫的英雄事迹传遍中国。
为防止鼠疫再次暴发，伍连德在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赞助下，于1912年建立东北防疫处，并先后在哈尔滨、三姓、拉哈苏苏、大黑河、满洲里及营口等处建了6所新式防疫医院。平日应诊，疫时防治，成为东北地区的卫生防疫中心，之后，伍连德驻守中国东北防疫、抗疫一线20余年。
1911年4月3日至28日，清政府在奉天组织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这是近代在中国本土举办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学术会议。来自英、美、法等11个国家的34位医学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伍连德当选为会长。各国专家对东北抗鼠疫行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伍连德更是被冠以“鼠疫斗士”称号。
据统计，1910年10月25日至1911年4月18日间，大鼠疫造成死亡近6万人。在鼠疫传播之前，哈尔滨全市人口总计约7万人。
这次鼠疫防治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最具科学性的卫生举措，初步确立了中国的防疫制度，防疫事业也逐步兴起，防疫正式确立为国家一项重要职能。同时催生了中国近代第一部全国性防疫法规诞生，即宣统三年出台的《民政部拟定防疫章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创建近代中国第一所防疫医院——滨江医院，此时中国防疫水平已超过俄、日两国。
□额尔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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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二年（1910年），中国爆发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鼠疫，先后波及了69个县市，死亡人数达六万多人。疫情仅发生一个多月，吉林、黑龙江就有近两万人死亡。并且继续扩散，如江河一泻千里，不可遏阻，放眼望去，尸横遍野，景象惨不忍睹。
1910年夏，俄国境内西伯利亚由于旱獭传染发生鼠疫，中国男子张万寿恰值此时到鼠疫源地招募华工，10月初数名华工突然死亡，俄方驱逐染疫中国华工，使鼠疫由俄国传入中国境内。
据《东三省疫事报告》记载，“俄人知该病之可恐，遂将该棚华工一律逐出。满洲里与达乌里亚间传染之媒介，实即被逐之华工，遂酿成此三省最惨最烈之疫症。”两名被逐华工来到满洲里市，1910年10月25至26日，出现疫状，相继死亡。
东北鼠疫不仅造成了当地居民的大量死亡，而且还带来了生存压力及经济生活的全面恐慌，特别由于交通断绝而影响了城镇人民的正常生活。鼠疫出现后，清政府下令各处严防。
1911年1月，清政府召集北京所有医生在协和医学堂召开抗击鼠疫大会，商讨相关事宜，并指定协和医学堂为鼠疫防治中心。
为了控制和消灭这次鼠疫，东北三省治疫事务民政司详订章程，分饬各省内外所属州县迅速成立防疫会，负责本地区防疫救治等事务。各省官府成立了以医官为首的卫生警察，负责监督清扫城市卫生和捕鼠；他们身穿特制的防疫服，深入到街巷，挨户访问，把病人搬进临时设立的隔离室，对染疫者或有嫌疑的人采取了有效的隔离、消毒等防疫措施，对病人住处采取严格的隔离消毒措施。
早在1910年夏末，沙俄西伯利亚地区的斯列坚克斯与远东地区的尼克拉耶夫斯克就已经表现出了鼠疫流行的趋势。
这年10月12日，俄方证实了满洲里的首个鼠疫感染病例，至一个月后又发现了158例患者与72具死者的遗体。为了进一步控制病疫的蔓延，沙俄方面在该地实行了隔离制度，有大约3000人被转移至铁路线上的车厢内进行隔离观察。此举收到了极佳的效果，至11月28日已基本遏制了鼠疫在当地的流行趋势。
尽管如此，但沙俄政府驱赶大批华工出境的做法，还有日本方面的种种推阻之举，最终导致了鼠疫病菌携带者大量流动，疫情迅速在中东铁路、南满铁路沿线散播的严重后果。
一时间，长春厅、奉天、大连、天津、北京、济南等铁路、陆路、海路交汇之地均遭受到了鼠疫病菌的侵袭。此时数千公里的民众命悬于一线，如何控止疫情成为了考量此刻已风雨飘摇的清政府的一道“生死命题”。
危急之际，曾在哈尔滨担任吉林滨江道台与吉林铁路交涉局总办、时为外务部右丞相的施肇基，上书指陈防控疫疾的重要性，力荐三十一岁的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伍连德担负防控鼠疫的重任。
青年时期的伍连德
伍连德，字星联，祖籍中国广东台山，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1896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维多利亚女皇奖学金，成为继林文庆之后第二位获女皇奖学金的华人，旋赴剑桥大学学习，是首位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
1905年，伍连德与“纤细、柔弱，异常美丽且有着文学天才的”黄淑琼结婚，与林文庆、吴蔚然成为连襟。黄淑琼是中国首位在西方出版英文书籍的中国女士，她倡导和支持伍连德回中国建功立业，1907年，伍连德应清政府特别聘请，出任天津陆军医学堂副校长职。
施肇基的建议很快得到了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那桐等人的有力支持，并终为清政府所采纳批准。1910年12月23日，经过休整后的伍连德同助手陆军军医学堂学员林家瑞踏上了去往东北的火车，并于翌日下午抵达了哈尔滨。
随后，清政府抽调所能调动的陆军军医学堂、北洋医学堂和协和医学院的医护人员以及直隶、山东等地方的一些医生，陆续前往东北。朝廷在全国征集医生和看护前往东北。令人欣慰的是，面对如此恶疾，报名支援东北的中外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十分踊跃。
在伍连德等专家的建议下，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对疫情采取了科学而有效的防疫措施。清政府下令各处严防。为了能控制住局面，官府先从长春调来1160名步兵对疫区内进行交通管制。政府规定，傅家甸疫区内居民出行必须在左臂佩戴证章，根据各区不同证章分为白、红、黄、蓝四种。佩戴证章者可以在本区内行动，但要前往别区，则必须申请特别批准证。就连区内的军人们也必须严格遵循这一规章，不许随便走动。
同时，授权伍连德全权接手哈尔滨防疫局。防疫局下设检疫所、隔离所、诊病院、庇寒所、防疫执行处、消毒所等部门。其中，检疫所专事检查进入防疫区者是否染疫；庇寒所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宿；消毒所各区设立一个，为参与防疫工作的医生、巡警和夫役提供沐浴消毒服务。按照收治病人的病情，诊病院分为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几种。各病院中均设有医官、庶务、司药生、看护、巡长等职务。既为不同病情的病人提供了治疗，又避免他们之间的交叉感染。
防疫区的防疫措施为整个东北作了一个表率。随后，哈尔滨俄人居住区、奉天、长春、黑龙江全省纷纷仿照傅家甸防疫区的模式建立起防疫体系。
在12月26日夜，在哈尔滨傅家甸一名出嫁到当地的日籍客栈女老板因感染鼠疫而暴亡。12月27日早间，接到地方衙署通知后的伍连德与助手林家瑞立即赶往事发地，并于贫民区中一栋昏暗的小楼内开始了紧张的剖检取样工作。
他首先用注射器从死者的右心房处抽取了足够的血液样本，并放置于试管中进行细菌培植，同时用显微镜进行涂片观察；接下来又切开肺脏与脾脏表面，用白金接种环提取了脏器中的物质用来培养与观察，并将感染的肺、脾、肝各取出一定大小的组织块放进盛有福尔马林液体的容器内。
待各项剖检取样结束后，伍连德将脏器归复原位与缝合好表皮，为之穿戴整齐并装殓于事先准备好的棺材中以备安葬。由于尸检是在外界不为所知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其迅速且成功地完成了第一例尸检，这样一来，他们为防治东北鼠疫获取到了重要的病体样本。
得到样本后，伍连德在临时辟建的实验室内关了四天，就提取的血液样本与脏器切片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与分析。在高倍显微镜下，敷有吕氏染色剂的血液、心、肺、肝、脾的切片样本中均呈现成群的鼠疫杆菌，且为特有的两头着色的卵圆形状；而试管里的细菌经过培养后，也得出了是鼠疫杆菌的结果。
为了进一步论证，伍连德又将这些培养物放在室温下三天，并发现了状如针头的半透明菌落。他挑取其中一个菌落进行涂片观察，鼠疫杆菌的特征再度显现；而从心、脾、血液中提取的培养物则未受其他杂菌污染且十分纯净，但肺片培养物显示轻度污染。
根据上述情况，伍连德提出了“肺鼠疫”的病理学说。随后他将有关情况奏报清廷，并邀请滨江厅分防同知章绍洙等当地官员来实验室看查分析结果，以引起他们对于疫情防控的特别重视。
在伍连德抵达哈尔滨的七天时间里，他与助手林家瑞同当地的姚医师、孙医师走访了傅家甸一带，并和俄国医师哈夫金诊察了中东铁路医院所收治的病患。中国地方当局对于疫情防控的松散麻痹与俄国医师未采取防护就直接面对病患的做法，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面对这样的现状，伍连德向清廷发出了一份电函，详细阐明了建立相关防疫组织与采取相应措施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九点建议。伍连德的九点建议成为了开展防疫工作的重要指针，而清政府也责成傅家甸当地官员逐步落实了有关场所的辟建工作，并通过与日俄两国的交涉取得了必要的支持与合作，为最终扑灭疫情创造了稍显有利的外部环境。
1911年1月13日，清政府又下令在山海关一带设卡严防，将陆路南下的旅客留住五日，以防鼠疫蔓延。1月14日，停售京奉火车二三等车票，南满铁路停驶。1月15日陆军部派军队驻扎山海关，阻止入关客货。1月16日在山海关沟帮子查有病人就地截留。1月21日下令“将京津火车一律停止，免致蔓延”。至此，关内外的铁路交通完全断绝。
在实行隔离的同时，许多地方开展了奖励捕鼠的活动。凡捕一鼠持之警局，给铜圆两枚，死鼠给铜圆一枚。
公共卫生也第一次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重视。吉林省“各关检疫分所于城瓮内设机器药水，见人消毒”。在铁岭，政府向当地民众发送10000多只“呼吸囊”“勒令人民尽带呼吸囊”“由巡警随时稽查，如有不遵守者，即以违警论罪”；屠宰行业每日必须消毒一次，
内脏必须当场清洗干净，装在专用的板箱内，不准暴露在外，工作人员必须穿白色服装。
天津卫生局发布紧急告示，列出喝开水、吃熟食、注意生活卫生等十条预防措施。北京则“令各街巷剃头棚房屋一律裱糊干净，地下均垫石灰，所有铺内伙友，衣服、搭布、手帕每日更新三次”；如发现私自通行于断绝交通之处及随地便溺、不遵守公共卫生者，处以5元至30元不等的罚款。
在征得朝廷及地方官绅同意后，伍连德率领防疫部门将辖区内数千具染疫尸体，无论是新近死去的还是已经腐烂的，全部火葬，以彻底杜绝鼠疫的传染，这在守旧的中国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由于各种防疫措施处理得当，在当时疫情严重的局势下，不到4个月就成功扑灭了这场死亡人数6万之多、震惊世界的烈性传染病，指挥这次防疫的伍连德也因此名扬世界。
由于事起仓促，防疫人员来不及培训，加上当时鼠疫是不治之症，以及科学的局限和知识的普及程度等因素，防疫队伍殉职率极高，2名协和医学堂的医学生殉职，其中一名是学堂最聪慧的学生。但令人遗憾的是，现存的史料中无法查及两位殉职学生的姓名。协和医学堂获得中央政府的信赖和褒奖，协和师生抗击鼠疫的英雄事迹传遍中国。
为防止鼠疫再次暴发，伍连德在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赞助下，于1912年建立东北防疫处，并先后在哈尔滨、三姓、拉哈苏苏、大黑河、满洲里及营口等处建了6所新式防疫医院。平日应诊，疫时防治，成为东北地区的卫生防疫中心，之后，伍连德驻守中国东北防疫、抗疫一线20余年。
1911年4月3日至28日，清政府在奉天组织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这是近代在中国本土举办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学术会议。来自英、美、法等11个国家的34位医学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伍连德当选为会长。各国专家对东北抗鼠疫行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伍连德更是被冠以“鼠疫斗士”称号。
据统计，1910年10月25日至1911年4月18日间，大鼠疫造成死亡近6万人。在鼠疫传播之前，哈尔滨全市人口总计约7万人。
这次鼠疫防治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最具科学性的卫生举措，初步确立了中国的防疫制度，防疫事业也逐步兴起，防疫正式确立为国家一项重要职能。同时催生了中国近代第一部全国性防疫法规诞生，即宣统三年出台的《民政部拟定防疫章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创建近代中国第一所防疫医院——滨江医院，此时中国防疫水平已超过俄、日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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