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百封退稿信上站起来

乔盛，陕西省神木市人，中共党员。中国人才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主管的中国经济时报社。出版专著有长篇小说《黄沙窝》《黄黑谣》《滚烫的岁月》、中篇小说集《西部儿女的壮歌》、散文集《黄土地上的美男俊女》《割不断的故土柔情》《红山丹》《黄河长城的绝唱》《大美河山》、上下卷《女人的西部世界》《男人的东部王国》、诗歌集《长江军魂的丰碑》《滚滚江河唱英雄》、理论著作《一个记者与作家看世界》《西部大开发》《人才论》《干部论》《领导论》《治国论》、电视剧《大漠落日圆》等文稿一千多万字。

人过了50岁，多一半是回顾，少一半是展望。而这多一半的回顾又为这少一半的展望提供思前的浮想动力。作为年过半百的我，与大多数的同行作家一样，在依然勤奋笔耕之余，不免夜深人静时，揉揉眼睛，手托脑门，朝后看去，总结一番几十年来一个字一个字写作的历程，付出了多少劳动、多少汗水，就取得了多少成果、多少收获。

一般来说，搞文字工作的，劳动与成果、汗水与收获成正比例关系，我也不例外。我十六岁读初中那一年，第一次给《延河》杂志投稿，收到第一封退稿信。直到2007年，我共收到全国图书出版社、报刊杂志的退稿稿件多达八百封以上。好多退稿信我都珍藏着，有时候从抽屉里取出来，一封一封数着，看着，不免感慨万千，思绪滚滚，或激动，或难受，或淌泪，或甜笑。退稿信的内容，有的是铅印的便笺，写几句书面常用的客气话；有的是编辑亲笔写的鼓励语；还有的是编辑针对某篇稿件提出的处理意见。这些退稿信大多数是20世纪80年代的。那是一个文学复兴和文学新秀辈出的伟大时代。我现在读着一封封退稿信，要比看着公开出版的我的一本本著作都感到亲切和份量凝重。每一封退稿信，都包含着我的创作劳动、编辑的满腔热情和真诚期望。虽然，直到现在，好多刊物始终没有发表我的一篇作品，但是，我把这些刊物给我的退稿信看得比刊登了我作品的刊物都珍贵。这些纸张颜色开始发黄的退稿信，已经成为我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退稿信与公开出版物，对于我而言，都是我的作品、我的收获和成果。我从事文学创作和其他新闻学、人才学、经济学方面的文字工作37年，能够公开发表、出版五百多万字的文稿，与各个时期收到一封封退稿信的鼓劲、鼓励是分不开的。每一封退稿信都验证着自己的劳动并不是白费功夫，恰恰表明自己又闯过了一道险关，开始迈向新的收获季节。我把失败看作是成功的预兆来对待的。退稿正说明自己有着投稿和出版作品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作者已经孕育和创作了作品本身这个文字硕果。至于作品的质量与水准那是另一回事情，只能在长期的写作劳动实践中加以提升、修炼、出彩。我收到退稿信最多的是江西的《星火》、上海的《上海文学》、湖北的《芳草》、陕西的《延河》《长安》、天津的《散文》、北京的《人民文学》《青年文学》《北京文学》等文学刊物。那时，我把这些刊物当成是人生命的一种崇高向往，仿佛这个世界上只有读这些刊物的作品和能够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作品，才算人生活得最灿烂，最有诗意。即使是收到这些刊物的一封又一封的退稿信，也是充满甜蜜、充满信心，抱着勇往直前且一定能取得成功的信念。我也是把编辑的退稿信当成发表的作品看待的。因为我这几十年中，既是一个作者，也是一个编者。我曾在几家报刊做了好长时间的文艺副刊编辑，我对每位作者的作品都会认真对待，给出处理意见。我十分清楚，回复一封好的退稿信对于一个作者而言，与在报刊和出版单位公开发表出版作品同样重要。不是每一部公开出版的作品都是精品，不是每一部不能出版的作品就是次品。《红楼梦》是公认的一部传世佳作，很可惜，是在作者曹雪芹死了四十多年后才被后人几经推荐而发表问世的。曹雪芹并没有预料到《红楼梦》在当今时代的影响力。

如果说我的文字劳动取得了一些成果和成功，对读者和社会还有一定益处的话，那肯定是与我几十年来挣回的八百多封退稿信有着重要的关系。我要感谢那些正直而富有真情的编辑，感谢那个能够每投一稿必有回复的火红年代。那是真正让人留恋的难忘岁月。作者、编者、读者，在同一道年轮碾过的犁沟，用信纸、文字传递和勾通着人间最纯真的情感、最挚诚的心语、最美好的理想。

八百封退稿信，像八亿元人民币一样，将永恒储存在我生命的银行保险柜里。

□乔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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