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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塑令”落地10年效果如何
关键字：如何,效果,落地
语音播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发布于2007年12月31日，这份被群众称为“限塑令”的通知明确规定：“从2008年6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并且“在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限塑令实施至今已经十年过去了，到底带来了怎样的效果？
塑料会赢吗
“限塑令”落地十载，效果究竟如何？
真实的答案也许只有垃圾填埋场知道。纪录片导演王久良把镜头对准了平均使用时限25分钟、降解却需要至少200年的塑料制品。
在成为垃圾山之前，它是日使用量30亿个、随手可得的塑料袋；它是日流动量上亿个、辗转全国各地的快递袋；它是一天可以垒成几百座山峰、间接喂饱了超过2000万张嘴的外卖盒；它还是农村的“白色海洋”。
10年过去了，裹上层层面纱的塑料从来都没有缺席。
在王久良的镜头里，塑料袋是垃圾填埋场绝对的主角。
50多米高的垃圾山上，有价值的东西都被收走了，唯有劣质塑料制品无人问津，其中包括无法统计数量的“环保塑料袋”。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教授刘建国，也注意到，在自然环境下很难降解的“环保塑料袋”的去向，依旧是和各类垃圾混杂在一起，再被压缩称重，最终送进填埋场或是焚烧场。
纪录片拍摄中，王久良还发现了一个几乎被塑料包围的农村。
“田间地头、渠沟路旁，甚至大街上、农户的院落里，到处见得到废弃的地膜。旧的地膜没有处理完，新的又铺上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很清楚，厚度仅有0.004毫米的地膜很难从土里彻底剥离，由于沾满土灰重量又轻，地膜回收的价值较低，除了焚烧和搁置别无他法。
由于一些乡村没有专门的环卫人员和垃圾回收系统，劣质的塑料制品借助风和雨，进入河流或沟渠，留在江河湖海和农田山脉。
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和污染
大片的塑料大棚和地膜占领了农田，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数据显示，在短短30年时间里，地膜的使用量增加了200多倍。研究农村白色污染十余年的蒋高明发现，引发蝴蝶效应使农田样貌大变的，跟城里人的餐桌有很大关系。
他说，为了生产反季节蔬菜和水果，农村大量建造塑料大棚。而耕地的“白色海洋”地膜，则是为了改善土壤温度和湿度，以延长经济价值较高作物的生产季节，最终提高其产量。
蒋高明注意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许多人甚至采用了“膜中膜”的方法，大棚盖一层膜，地上再铺一层，为的是不让水分流失，可这样的密封环境会活活地把土壤里的微生物憋死，最终演变成脆弱的生态系统。
有牛羊吃了地膜覆盖下的花生秧子，竟被活活憋死。蒋高明叫人翻开土地，清晰地看见地膜缠在花生的秧子上，像是寄生在秧上。他们把土壤带回实验室检验，甚至发现了30年前残留的地膜，“它已经变成微小的、肉眼不可见的塑料片了，但并没有消失”。
有些废弃地膜被付之一炬，因此产生的六氯代苯、二恶英、多氯联二苯等有害物质由此进入空气。
这位学者忍不住反思，“我们真的有这样大的消费需求吗？”刘建国总结了12个字：“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他认为，经济增速太快了，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消费模式发生改变，需求被刺激，催生了快捷市场。
在拍摄《塑料王国》时，王久良导演还注意到了一组数据，从1995年大规模进口洋垃圾到2008年左右，整个洋垃圾回收产业反映在经济价值上都是一条向上的曲线。美国1吨9美元的垃圾，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后，能以上千元的价格卖给小作坊，经过处理后，一吨塑料颗粒的售价甚至直逼五位数，价格“快赶上原材料了”。然而在诱人的经济利益的背后是人们的生存环境被严重污染的高昂代价。
要让企业感觉到疼，要让民众感觉到疼
王久良说，生产多少塑料，最终就会有多少塑料垃圾出现。在他看来，“限塑令”目前的范围太窄了，“应该覆盖更多的产业”。而手段需要靠政府来调节，“生产矿泉水瓶的企业获得了利益，是否应该承担环保的代价？民众享受到了塑料瓶的便利是否也应该为此买单？包装行业是否应该改革？超市售卖塑料袋要不要缴税？”
“要让企业感觉到疼，要让民众感觉到疼。”他说。
刘建国认为，过去的10年，“限塑令”最大的价值不在于限制了多少塑料袋的产生，而是它通过对塑料袋收费，向社会传递了“资源有价，使用资源需要付出成本”的信号。
“塑料不应该被妖魔化，更不应该把塑料的罪恶和管理不善的问题混为一谈。”他说，“我们能不能做到不让塑料进入水体？不让它进入农田？任何材料管理不善都会成为问题，不只是塑料。”
“提高整个回收处理系统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以及推广垃圾分类，这是能实实在在做的。”刘建国眼中的突破口是农村，“要尽快建立基本的回收处理系统，哪怕是简易的填埋场。”
如果能做好垃圾分类让处理难度降低，那么就有可能建立衍生的塑料分类中转中心，“起码会比一把火直接烧了更有价值”。
我们该怎么办？乐观点！
今年1月起，国家开始全面禁止从国外进口24种“洋垃圾”，砍掉了这个盘桓20余年的产业。王久良从中看到了希望，他想，如果真的征收垃圾税、自上而下地去推动改革，也许希望就在前方。
“英国女王可以自省，要求王室产业内禁止使用塑料吸管和塑料瓶，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他说。
英国今年年初曾向公众承诺，英国政府将实施25年计划，在2042年前消除所有可避免的塑料垃圾污染。而很多人在社交平台上留言，“政府把时间设置得太晚了，2042太晚了，现在就应该立即采取行动。”
孟加拉国在2002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施塑料袋禁令的国家。法律规定，进口或销售塑料袋的人可被判最高10年徒刑，发放塑料袋者则被处以6个月的监禁。如今，这个国家的超市里只会售卖布袋和纸袋。
王久良带着片子在世界各地巡回放映，许多年轻观众看完后会忍不住向王久良发问：“我们该怎么办？”
王久良希望这些关注环保的年轻人自己去寻求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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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发布于2007年12月31日，这份被群众称为“限塑令”的通知明确规定：“从2008年6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并且“在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限塑令实施至今已经十年过去了，到底带来了怎样的效果？
塑料会赢吗
“限塑令”落地十载，效果究竟如何？
真实的答案也许只有垃圾填埋场知道。纪录片导演王久良把镜头对准了平均使用时限25分钟、降解却需要至少200年的塑料制品。
在成为垃圾山之前，它是日使用量30亿个、随手可得的塑料袋；它是日流动量上亿个、辗转全国各地的快递袋；它是一天可以垒成几百座山峰、间接喂饱了超过2000万张嘴的外卖盒；它还是农村的“白色海洋”。
10年过去了，裹上层层面纱的塑料从来都没有缺席。
在王久良的镜头里，塑料袋是垃圾填埋场绝对的主角。
50多米高的垃圾山上，有价值的东西都被收走了，唯有劣质塑料制品无人问津，其中包括无法统计数量的“环保塑料袋”。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教授刘建国，也注意到，在自然环境下很难降解的“环保塑料袋”的去向，依旧是和各类垃圾混杂在一起，再被压缩称重，最终送进填埋场或是焚烧场。
纪录片拍摄中，王久良还发现了一个几乎被塑料包围的农村。
“田间地头、渠沟路旁，甚至大街上、农户的院落里，到处见得到废弃的地膜。旧的地膜没有处理完，新的又铺上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很清楚，厚度仅有0.004毫米的地膜很难从土里彻底剥离，由于沾满土灰重量又轻，地膜回收的价值较低，除了焚烧和搁置别无他法。
由于一些乡村没有专门的环卫人员和垃圾回收系统，劣质的塑料制品借助风和雨，进入河流或沟渠，留在江河湖海和农田山脉。
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和污染
大片的塑料大棚和地膜占领了农田，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数据显示，在短短30年时间里，地膜的使用量增加了200多倍。研究农村白色污染十余年的蒋高明发现，引发蝴蝶效应使农田样貌大变的，跟城里人的餐桌有很大关系。
他说，为了生产反季节蔬菜和水果，农村大量建造塑料大棚。而耕地的“白色海洋”地膜，则是为了改善土壤温度和湿度，以延长经济价值较高作物的生产季节，最终提高其产量。
蒋高明注意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许多人甚至采用了“膜中膜”的方法，大棚盖一层膜，地上再铺一层，为的是不让水分流失，可这样的密封环境会活活地把土壤里的微生物憋死，最终演变成脆弱的生态系统。
有牛羊吃了地膜覆盖下的花生秧子，竟被活活憋死。蒋高明叫人翻开土地，清晰地看见地膜缠在花生的秧子上，像是寄生在秧上。他们把土壤带回实验室检验，甚至发现了30年前残留的地膜，“它已经变成微小的、肉眼不可见的塑料片了，但并没有消失”。
有些废弃地膜被付之一炬，因此产生的六氯代苯、二恶英、多氯联二苯等有害物质由此进入空气。
这位学者忍不住反思，“我们真的有这样大的消费需求吗？”刘建国总结了12个字：“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他认为，经济增速太快了，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消费模式发生改变，需求被刺激，催生了快捷市场。
在拍摄《塑料王国》时，王久良导演还注意到了一组数据，从1995年大规模进口洋垃圾到2008年左右，整个洋垃圾回收产业反映在经济价值上都是一条向上的曲线。美国1吨9美元的垃圾，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后，能以上千元的价格卖给小作坊，经过处理后，一吨塑料颗粒的售价甚至直逼五位数，价格“快赶上原材料了”。然而在诱人的经济利益的背后是人们的生存环境被严重污染的高昂代价。
要让企业感觉到疼，要让民众感觉到疼
王久良说，生产多少塑料，最终就会有多少塑料垃圾出现。在他看来，“限塑令”目前的范围太窄了，“应该覆盖更多的产业”。而手段需要靠政府来调节，“生产矿泉水瓶的企业获得了利益，是否应该承担环保的代价？民众享受到了塑料瓶的便利是否也应该为此买单？包装行业是否应该改革？超市售卖塑料袋要不要缴税？”
“要让企业感觉到疼，要让民众感觉到疼。”他说。
刘建国认为，过去的10年，“限塑令”最大的价值不在于限制了多少塑料袋的产生，而是它通过对塑料袋收费，向社会传递了“资源有价，使用资源需要付出成本”的信号。
“塑料不应该被妖魔化，更不应该把塑料的罪恶和管理不善的问题混为一谈。”他说，“我们能不能做到不让塑料进入水体？不让它进入农田？任何材料管理不善都会成为问题，不只是塑料。”
“提高整个回收处理系统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以及推广垃圾分类，这是能实实在在做的。”刘建国眼中的突破口是农村，“要尽快建立基本的回收处理系统，哪怕是简易的填埋场。”
如果能做好垃圾分类让处理难度降低，那么就有可能建立衍生的塑料分类中转中心，“起码会比一把火直接烧了更有价值”。
我们该怎么办？乐观点！
今年1月起，国家开始全面禁止从国外进口24种“洋垃圾”，砍掉了这个盘桓20余年的产业。王久良从中看到了希望，他想，如果真的征收垃圾税、自上而下地去推动改革，也许希望就在前方。
“英国女王可以自省，要求王室产业内禁止使用塑料吸管和塑料瓶，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他说。
英国今年年初曾向公众承诺，英国政府将实施25年计划，在2042年前消除所有可避免的塑料垃圾污染。而很多人在社交平台上留言，“政府把时间设置得太晚了，2042太晚了，现在就应该立即采取行动。”
孟加拉国在2002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施塑料袋禁令的国家。法律规定，进口或销售塑料袋的人可被判最高10年徒刑，发放塑料袋者则被处以6个月的监禁。如今，这个国家的超市里只会售卖布袋和纸袋。
王久良带着片子在世界各地巡回放映，许多年轻观众看完后会忍不住向王久良发问：“我们该怎么办？”
王久良希望这些关注环保的年轻人自己去寻求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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