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剑铭:长安文坛一君子
2月25日,在微信群里看到郝振宇同志发的一条小消息:徐剑铭老师走了!惊诧之余,还有点心存侥幸地不相信,随后甄询《西安晚报》的一位文友,得到肯定答复后心里竟满是不舍和惋惜:西安城里一位好老汉走了,从此长安文坛少了一君子!
在耀眼而厚重的陕西文坛,徐剑铭是一位饱受苦难、著作等身、豁达仁爱、人缘俱佳,将身家性命坚定地拴在文学这棵大树上的铮铮硬汉。在长达六十多年的文学创作生涯里,无论是身处逆境还是顺风顺水,他始终如一地扛着一支如椽的秃笔,步履沉稳地驰骋在“长安”这复杂而厚实的文坛,像牛一般地辛勤深耕着属于自己的一方沃土,才给我们留下了《死囚牢里的陪号》《我在长安》《立马中条》《血沃高原》《野樱桃》《徐剑铭朗诵诗选》《站出来一条汉子——徐剑铭报告文学》等诸多厚重而朴实的文学作品。
“像一粒漂泊的种子,跌落在这块叫作长安的土地上。”这是徐剑铭在他的自传体小说《我在长安》里所说的一句经典话语。从历史和现实来看,文坛上的“长安”向来就是陕西的代名词。怀念徐剑铭老师,最让人感触的除了他的作品之外就是那种视苦难如财富的精神。他从沿海的江苏来,却扎根在长安这块写满唐诗宋词和埋着帝王将相的黄土地,终其一生心血,用“文学”执着地诠释着对这座城市和这块土地上芸芸众生的热爱。曾长时间同居一城,与徐剑铭实为文坛挚友的已故著名作家、矛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先生曾经大声疾呼:文学依然神圣!纵观徐剑铭老师苦难而奋进的一生,他无疑是“文学依然神圣”的践行者、长安文坛中坚力量的扛鼎人物。
徐剑铭6岁随母亲从江苏丰县千里到西安投亲,少年时期因其“外来户”的身份,受尽世俗白眼和求学之难,很小就学会在苦难中坚强地生活。在经历一段与苦难地斗争之后,他拥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也开始涉足文坛。陈忠实先生说他是“穿着一双破鞋,用流着血的双脚走上文坛的。”徐老师却是从写顺口溜、出黑板报走上文坛的。从编顺口溜到写诗、写散文,从文学爱好者到筹办西安作协,从记者、编辑到著名作家、诗人。他才思喷涌,涉猎广泛,小说、传记、诗歌、散文、戏剧、小品等无所不及,还有企业的形象宣传、劳模先进人物的事迹材料……一步一个脚印,一篇文章接着一篇、一首诗接着一首诗地写,积少成多、蚂蚁搬山般地成就了“文坛快手”“长安才子”“著名工人作家”的名至实归。然而,正当他写得顺手顺心、活得潇洒风光之时,也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却因一桩错案锒铛入狱,成为“死囚牢里的陪号”,人生一下子跌入低谷。徐老师身陷囹圄,惊动了整个中国文坛,陕西的陈忠实、贾平凹等一大批作家为他抱打不平、奔走呼吁。15个月的牢狱之苦,不仅让他“名誉扫地”,更让他进入“居无定所、身无分文、四处打工”的苦难岁月。
“苦难是作家的财富”,这是徐老师对苦难的态度。出狱后,在等待平反的漫长日子,已经失去工作单位没有生活来源的他,只能用睿智的头脑和写作的双手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摆摊,干临工,当自由撰稿人。再苦再难,心中却从未放弃对文学的热爱。后来,他被别人邀请去办杂志、做报纸副刊编辑、杂志社副总编辑。在此期间,他曾短暂在《陕西工人报》“北国周末”当过编辑。那时我还在东郊一家央企宣传部工作,曾被人引荐给他送过稿子。等我到报社工作之后,徐老师已经离开,与他在《陕西工人报》真是失之交臂。不久,我的一位铁杆文友到徐老师当副总编辑的杂志社工作,借助朋友的“跳板”,我开始与徐老师近距离接触,我们在一起谈文学、侃人生,不时还小酌两杯,不知不觉间成了忘年交。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与徐老师相处,很是自然随意,他丝毫没有大作家的架子,更不热衷沽名钓誉,完全一副君子风范。所谓君子,他常常把“小我”的不幸和苦难埋于心间,没有抱怨、不知疲倦地向着“大我”方向挺进。徐老师就是如此!也是在此背景下,他的《死囚牢里的陪号》横空出世,引起文坛震撼,叫好声一浪接过一浪。有人称,这部书是“落难才子奉献人间真情”之作。我却认为,它是“化苦难为财富”彰显君子作为的“风骨之作”,有着“杜鹃啼血”般的美丽,打破了陕西文学作品的“集体定势”,使陕西文坛呈现出色彩斑斓的景象。我与徐老师谈我的观念时,他笑了一下,表示认可,随后我连夜写就《文人风骨跃然纸上》的书评(《陕西工人报》2009年9月11日),以表敬意。
滴水之恩,常以涌泉相报。在我认识的陕西众多作家中,徐老师的做派最能体现这种君子的行为。人生也许有缘,到报社后,出了我居住小区的北门恰好是徐老师家的南门。我们报社40岁以上的人都与徐老师相识,他每每有新作问世,就会抱着一沓书来报社签名送书。他再忙只要我们报纸要稿子,他都会一挥而就,立即奉献。稿子发了,我给他将报纸捎回去。徐老师人缘好,又不会轻易拆别人的台,所以社会活动特别多,常常忙得没有时间写稿。有时我劝他:“您要忙,先不要急着写这篇稿子了。”他却说:“只要陕工报要稿子,我老汉再忙也要写!”他曾经多次给我说过,“在我落难的时候,陕工报收留过我,这份情,一辈子也不能忘!”这就是他与陕工报的深厚情缘。所以,当我看到2月27日《陕西工人报》四版“长安才子驾鹤西归,工人作家千古流芳”的专版时,我竟有点热泪盈眶!
“一蓑烟雨任平生”。朱碧波同志用这句话评价徐老师很是恰当。因与徐老师住得近,在菜市场、小区门口、大明宫遗址公园常常能遇到他。无论刮风下雨,徐老师从不打伞,总是精神矍铄地昂着他那颗智慧硕大的头,无所畏惧地走在风雨里。一次,他叫我一起去参加一个工人作家的作品首发仪式,刚出门,雨就来了。看着他淋着雨在小区门口等我,我停车拿着伞去接他,他挥着夹烟的手说:“不用,这么小的雨,赶紧上车!”历经风雨后的豁达开朗,就在举手投足间。最后一次见徐老师,也是两年前的一个雨中。那天他穿行我们小区去买菜,我下班回家正在停车。他叫住我,两人站在路边,冒着雨抽烟、拉话,他说要搬走了……没想到,这却成了我们最后的一面。当时,他的身体看上去还十分硬朗。
一个智慧倔强的头颅停止了对社会的深度思索,一段充满苦难和传奇人生戛然而止,一个大智若愚平凡惊奇的作家溘然长逝……怎能不让人柔肠寸断、扼腕哀叹!
真正的天堂是从来不拒绝君子的到来!
□阎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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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在微信群里看到郝振宇同志发的一条小消息:徐剑铭老师走了!惊诧之余,还有点心存侥幸地不相信,随后甄询《西安晚报》的一位文友,得到肯定答复后心里竟满是不舍和惋惜:西安城里一位好老汉走了,从此长安文坛少了一君子!
在耀眼而厚重的陕西文坛,徐剑铭是一位饱受苦难、著作等身、豁达仁爱、人缘俱佳,将身家性命坚定地拴在文学这棵大树上的铮铮硬汉。在长达六十多年的文学创作生涯里,无论是身处逆境还是顺风顺水,他始终如一地扛着一支如椽的秃笔,步履沉稳地驰骋在“长安”这复杂而厚实的文坛,像牛一般地辛勤深耕着属于自己的一方沃土,才给我们留下了《死囚牢里的陪号》《我在长安》《立马中条》《血沃高原》《野樱桃》《徐剑铭朗诵诗选》《站出来一条汉子——徐剑铭报告文学》等诸多厚重而朴实的文学作品。
“像一粒漂泊的种子,跌落在这块叫作长安的土地上。”这是徐剑铭在他的自传体小说《我在长安》里所说的一句经典话语。从历史和现实来看,文坛上的“长安”向来就是陕西的代名词。怀念徐剑铭老师,最让人感触的除了他的作品之外就是那种视苦难如财富的精神。他从沿海的江苏来,却扎根在长安这块写满唐诗宋词和埋着帝王将相的黄土地,终其一生心血,用“文学”执着地诠释着对这座城市和这块土地上芸芸众生的热爱。曾长时间同居一城,与徐剑铭实为文坛挚友的已故著名作家、矛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先生曾经大声疾呼:文学依然神圣!纵观徐剑铭老师苦难而奋进的一生,他无疑是“文学依然神圣”的践行者、长安文坛中坚力量的扛鼎人物。
徐剑铭6岁随母亲从江苏丰县千里到西安投亲,少年时期因其“外来户”的身份,受尽世俗白眼和求学之难,很小就学会在苦难中坚强地生活。在经历一段与苦难地斗争之后,他拥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也开始涉足文坛。陈忠实先生说他是“穿着一双破鞋,用流着血的双脚走上文坛的。”徐老师却是从写顺口溜、出黑板报走上文坛的。从编顺口溜到写诗、写散文,从文学爱好者到筹办西安作协,从记者、编辑到著名作家、诗人。他才思喷涌,涉猎广泛,小说、传记、诗歌、散文、戏剧、小品等无所不及,还有企业的形象宣传、劳模先进人物的事迹材料……一步一个脚印,一篇文章接着一篇、一首诗接着一首诗地写,积少成多、蚂蚁搬山般地成就了“文坛快手”“长安才子”“著名工人作家”的名至实归。然而,正当他写得顺手顺心、活得潇洒风光之时,也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却因一桩错案锒铛入狱,成为“死囚牢里的陪号”,人生一下子跌入低谷。徐老师身陷囹圄,惊动了整个中国文坛,陕西的陈忠实、贾平凹等一大批作家为他抱打不平、奔走呼吁。15个月的牢狱之苦,不仅让他“名誉扫地”,更让他进入“居无定所、身无分文、四处打工”的苦难岁月。
“苦难是作家的财富”,这是徐老师对苦难的态度。出狱后,在等待平反的漫长日子,已经失去工作单位没有生活来源的他,只能用睿智的头脑和写作的双手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摆摊,干临工,当自由撰稿人。再苦再难,心中却从未放弃对文学的热爱。后来,他被别人邀请去办杂志、做报纸副刊编辑、杂志社副总编辑。在此期间,他曾短暂在《陕西工人报》“北国周末”当过编辑。那时我还在东郊一家央企宣传部工作,曾被人引荐给他送过稿子。等我到报社工作之后,徐老师已经离开,与他在《陕西工人报》真是失之交臂。不久,我的一位铁杆文友到徐老师当副总编辑的杂志社工作,借助朋友的“跳板”,我开始与徐老师近距离接触,我们在一起谈文学、侃人生,不时还小酌两杯,不知不觉间成了忘年交。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与徐老师相处,很是自然随意,他丝毫没有大作家的架子,更不热衷沽名钓誉,完全一副君子风范。所谓君子,他常常把“小我”的不幸和苦难埋于心间,没有抱怨、不知疲倦地向着“大我”方向挺进。徐老师就是如此!也是在此背景下,他的《死囚牢里的陪号》横空出世,引起文坛震撼,叫好声一浪接过一浪。有人称,这部书是“落难才子奉献人间真情”之作。我却认为,它是“化苦难为财富”彰显君子作为的“风骨之作”,有着“杜鹃啼血”般的美丽,打破了陕西文学作品的“集体定势”,使陕西文坛呈现出色彩斑斓的景象。我与徐老师谈我的观念时,他笑了一下,表示认可,随后我连夜写就《文人风骨跃然纸上》的书评(《陕西工人报》2009年9月11日),以表敬意。
滴水之恩,常以涌泉相报。在我认识的陕西众多作家中,徐老师的做派最能体现这种君子的行为。人生也许有缘,到报社后,出了我居住小区的北门恰好是徐老师家的南门。我们报社40岁以上的人都与徐老师相识,他每每有新作问世,就会抱着一沓书来报社签名送书。他再忙只要我们报纸要稿子,他都会一挥而就,立即奉献。稿子发了,我给他将报纸捎回去。徐老师人缘好,又不会轻易拆别人的台,所以社会活动特别多,常常忙得没有时间写稿。有时我劝他:“您要忙,先不要急着写这篇稿子了。”他却说:“只要陕工报要稿子,我老汉再忙也要写!”他曾经多次给我说过,“在我落难的时候,陕工报收留过我,这份情,一辈子也不能忘!”这就是他与陕工报的深厚情缘。所以,当我看到2月27日《陕西工人报》四版“长安才子驾鹤西归,工人作家千古流芳”的专版时,我竟有点热泪盈眶!
“一蓑烟雨任平生”。朱碧波同志用这句话评价徐老师很是恰当。因与徐老师住得近,在菜市场、小区门口、大明宫遗址公园常常能遇到他。无论刮风下雨,徐老师从不打伞,总是精神矍铄地昂着他那颗智慧硕大的头,无所畏惧地走在风雨里。一次,他叫我一起去参加一个工人作家的作品首发仪式,刚出门,雨就来了。看着他淋着雨在小区门口等我,我停车拿着伞去接他,他挥着夹烟的手说:“不用,这么小的雨,赶紧上车!”历经风雨后的豁达开朗,就在举手投足间。最后一次见徐老师,也是两年前的一个雨中。那天他穿行我们小区去买菜,我下班回家正在停车。他叫住我,两人站在路边,冒着雨抽烟、拉话,他说要搬走了……没想到,这却成了我们最后的一面。当时,他的身体看上去还十分硬朗。
一个智慧倔强的头颅停止了对社会的深度思索,一段充满苦难和传奇人生戛然而止,一个大智若愚平凡惊奇的作家溘然长逝……怎能不让人柔肠寸断、扼腕哀叹!
真正的天堂是从来不拒绝君子的到来!
□阎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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