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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个西安女子
语音播报：
杨虎城与谢葆贞
记得是几年前的一个秋日，在龙首村拜访了杨拯美大姐后，我又去了青年路的“止园”。那是杨虎城和谢葆贞曾经住过的地方，一个松柏青翠开满菊花的小院，一座中西合璧古色古香的小楼。
那个院落很安静，楼上楼下就我一个人。一束阳光从窗棂照射进来，四壁亮堂堂的。看着将军生前的那些军服、皮靴、佩剑、手杖和公文包，不知为何，我似乎感到这座房子的主人还活着，将军正从那间卧室的床上起来，穿着那些依然闪着亮色的衣物，叉着腰朝我微笑着……
这次来，和以往的几次来不同，我是应约要写一篇关于谢葆贞的文章。在二楼西面的陈列柜里，我看到了两件遗物：一件是谢葆贞在狱中曾经穿过的旗袍，青布做的，洗得几乎要泛白了，但布纹还很清晰地叠放着；一件是谢葆贞曾经戴过的一块手表，红色的表带像是弯折了多次，表面的颜色也锈蚀褪掉了，时针停止在3：50的刻度上。与此并列的，还有杨虎城将军的一条皮带，黑糊糊地捆卷着，也锈蚀得看不清原来的样子了。
这件色泽斑驳的旗袍，这块锈迹斑斑的手表，这条血迹斑斑的皮带，将我带回了那个遥远的年代，也让我找到了将要叙述的故事。
是的，还是在书院门女子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这个女子就穿着这种旗袍，在西安街头游行、演讲、撒传单、贴标语。谢葆贞上学的那座学校我也去过，那里曾是久享盛名的“关中书院”所在地，至今在那个明朝就有的校园的墙壁上，还有那些年轻的学生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照片。在长达八月的长安之围中，杨虎城和李虎臣的部队，这著名的“二虎”守住了这座“西北革命堡垒”，而谢葆贞和那些热血青年也同样坚持到了最后的胜利。
就是在太和的这一年，这位年轻漂亮、能歌善舞，又好骑马打枪的西安女子，让那位陆军上将钟情爱慕。1928年春节前夕，这个才17岁的西安女子和35岁的陆军上将结婚了。时针指向1930年10月，杨虎城从中原大战的炮火中凯旋，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谢葆贞也成为煊赫一时的主席夫人。那时，这个西安女子才二十岁。在许多人眼里，杨夫人经常穿一件素色旗袍，不像那种颐指气使的官太太，更像是一位刚走上社会的女教师。这个“女教师”虽然少了官太太的架子，但在重大事情上，却很有主见，很有个性，有时脾气也显得急躁些，很多人都有点害怕她。从1932年到1936年，这个女人生了四个孩子。每次怀孕时，妊娠反应都很厉害。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女人还经常到西华门的青年会参加进步的政治活动，还到通济坊学俄语和英语。
在日本人占领东北华北的时候，这个西安女子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东北军将领的夫人间来回穿梭，为国共合作努力着。“西安事变”，那场震惊中外的兵谏却就那么突然地进行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委员长被放回了南京，杨虎城也被“革职留任”。五个月之后，从香港一下飞机，杨虎城就被戴笠接走了。当将军被囚的消息数日后传回西安的时候，这个很少掉泪的女人抱头痛哭，她一遍遍捶着桌案问着：抗日有什么罪，救国有什么错？亲爱的丈夫一个人被囚在南方，身边没有亲人，她又怎能放心得下？虽然知道此去凶多吉少，虽然知道这样去了自己也会被囚，虽然知道这囚禁不知要遥远到何年何月，但这个重情重义的西安女子，这个忠贞忠烈的女中丈夫，这个信念如铁的共产党人，毅然决然地穿上这件旗袍，也带着自己27岁的年轻，就那样英勇地去了。
从南昌到益阳到贵州到重庆，又从重庆到贵州再到重庆，那是整整十年的颠沛流离，那是整整十年的暗无天日。壮志未酬，身陷囹圄。生活条件的恶劣，加之长期的摧残折磨，这个穿旗袍的女子精神时好时坏，那些狱吏狱卒又以这个女人患有“神经病”为由，把她和自己的丈夫分开关押了。
这种阴毒的手段和卑劣的伎俩，对于终生光明磊落追求正义的谢葆贞来讲，无疑又是当头一棒。在这致命的一击中，在这弥天的无奈中，这个女人怀抱着在狱中降生不久的拯国，站在息烽那片雷雨交加、布满电网的天地中，一站就是一夜。我想，这个女人在瓢泼大雨中的那一夜的浇淋，从某种意义上讲，又该是一种怎样的精神上的淋漓痛快……
公历1947年2月9日，农历腊月三十。在新年的祝福和鞭炮声中，她就这样永远地走了，没有看到天亮的阳光。
在谢葆贞遗体火化的时候，虎落平阳的将军用几块旧木板拼成一个骨灰盒，那个至死也不屈服的灵魂安放在将军的枕边，直到他在两年后被刺刀从背后捅死。1949年12月，重庆解放了。谢葆贞的骨灰和杨将军的遗体，是在同一处地穴找到的。这一对忠贞的爱侣，1927年结婚，1937年被囚，1947年被害。前十年是并肩战斗的战友，后十年是风雨同窗的难友，甚至一个人死后的焚骨都与另一个人旦夕共眠，如今又一同埋葬在少陵塬的高坡上。他们以自己一生的生死，诠释了什么是人间大爱、什么是民族大义，也诠释了陕西人的一腔热血。
□孙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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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与谢葆贞
记得是几年前的一个秋日，在龙首村拜访了杨拯美大姐后，我又去了青年路的“止园”。那是杨虎城和谢葆贞曾经住过的地方，一个松柏青翠开满菊花的小院，一座中西合璧古色古香的小楼。
那个院落很安静，楼上楼下就我一个人。一束阳光从窗棂照射进来，四壁亮堂堂的。看着将军生前的那些军服、皮靴、佩剑、手杖和公文包，不知为何，我似乎感到这座房子的主人还活着，将军正从那间卧室的床上起来，穿着那些依然闪着亮色的衣物，叉着腰朝我微笑着……
这次来，和以往的几次来不同，我是应约要写一篇关于谢葆贞的文章。在二楼西面的陈列柜里，我看到了两件遗物：一件是谢葆贞在狱中曾经穿过的旗袍，青布做的，洗得几乎要泛白了，但布纹还很清晰地叠放着；一件是谢葆贞曾经戴过的一块手表，红色的表带像是弯折了多次，表面的颜色也锈蚀褪掉了，时针停止在3：50的刻度上。与此并列的，还有杨虎城将军的一条皮带，黑糊糊地捆卷着，也锈蚀得看不清原来的样子了。
这件色泽斑驳的旗袍，这块锈迹斑斑的手表，这条血迹斑斑的皮带，将我带回了那个遥远的年代，也让我找到了将要叙述的故事。
是的，还是在书院门女子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这个女子就穿着这种旗袍，在西安街头游行、演讲、撒传单、贴标语。谢葆贞上学的那座学校我也去过，那里曾是久享盛名的“关中书院”所在地，至今在那个明朝就有的校园的墙壁上，还有那些年轻的学生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照片。在长达八月的长安之围中，杨虎城和李虎臣的部队，这著名的“二虎”守住了这座“西北革命堡垒”，而谢葆贞和那些热血青年也同样坚持到了最后的胜利。
就是在太和的这一年，这位年轻漂亮、能歌善舞，又好骑马打枪的西安女子，让那位陆军上将钟情爱慕。1928年春节前夕，这个才17岁的西安女子和35岁的陆军上将结婚了。时针指向1930年10月，杨虎城从中原大战的炮火中凯旋，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谢葆贞也成为煊赫一时的主席夫人。那时，这个西安女子才二十岁。在许多人眼里，杨夫人经常穿一件素色旗袍，不像那种颐指气使的官太太，更像是一位刚走上社会的女教师。这个“女教师”虽然少了官太太的架子，但在重大事情上，却很有主见，很有个性，有时脾气也显得急躁些，很多人都有点害怕她。从1932年到1936年，这个女人生了四个孩子。每次怀孕时，妊娠反应都很厉害。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女人还经常到西华门的青年会参加进步的政治活动，还到通济坊学俄语和英语。
在日本人占领东北华北的时候，这个西安女子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东北军将领的夫人间来回穿梭，为国共合作努力着。“西安事变”，那场震惊中外的兵谏却就那么突然地进行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委员长被放回了南京，杨虎城也被“革职留任”。五个月之后，从香港一下飞机，杨虎城就被戴笠接走了。当将军被囚的消息数日后传回西安的时候，这个很少掉泪的女人抱头痛哭，她一遍遍捶着桌案问着：抗日有什么罪，救国有什么错？亲爱的丈夫一个人被囚在南方，身边没有亲人，她又怎能放心得下？虽然知道此去凶多吉少，虽然知道这样去了自己也会被囚，虽然知道这囚禁不知要遥远到何年何月，但这个重情重义的西安女子，这个忠贞忠烈的女中丈夫，这个信念如铁的共产党人，毅然决然地穿上这件旗袍，也带着自己27岁的年轻，就那样英勇地去了。
从南昌到益阳到贵州到重庆，又从重庆到贵州再到重庆，那是整整十年的颠沛流离，那是整整十年的暗无天日。壮志未酬，身陷囹圄。生活条件的恶劣，加之长期的摧残折磨，这个穿旗袍的女子精神时好时坏，那些狱吏狱卒又以这个女人患有“神经病”为由，把她和自己的丈夫分开关押了。
这种阴毒的手段和卑劣的伎俩，对于终生光明磊落追求正义的谢葆贞来讲，无疑又是当头一棒。在这致命的一击中，在这弥天的无奈中，这个女人怀抱着在狱中降生不久的拯国，站在息烽那片雷雨交加、布满电网的天地中，一站就是一夜。我想，这个女人在瓢泼大雨中的那一夜的浇淋，从某种意义上讲，又该是一种怎样的精神上的淋漓痛快……
公历1947年2月9日，农历腊月三十。在新年的祝福和鞭炮声中，她就这样永远地走了，没有看到天亮的阳光。
在谢葆贞遗体火化的时候，虎落平阳的将军用几块旧木板拼成一个骨灰盒，那个至死也不屈服的灵魂安放在将军的枕边，直到他在两年后被刺刀从背后捅死。1949年12月，重庆解放了。谢葆贞的骨灰和杨将军的遗体，是在同一处地穴找到的。这一对忠贞的爱侣，1927年结婚，1937年被囚，1947年被害。前十年是并肩战斗的战友，后十年是风雨同窗的难友，甚至一个人死后的焚骨都与另一个人旦夕共眠，如今又一同埋葬在少陵塬的高坡上。他们以自己一生的生死，诠释了什么是人间大爱、什么是民族大义，也诠释了陕西人的一腔热血。
□孙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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