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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史学家笔下之瘟疫
语音播报：
生命科学家饶毅认为，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很短。“中国在古代有没有过科学？有，但很弱，而且特别缺乏抽象、系统、深刻的科学，有的主要是比较简单的、接近实用和实用的，如与天文、农业、医学相关的科学。以古希腊为重要起源的科学，经欧洲传入阿拉伯，再从阿拉伯传回西方，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很长的历史过程，而中国极少参与。”（饶毅《中国未来与科学的隐患》，刊《留学生》杂志2015年12期上）
正因如此，五四运动时，先驱们才大力提倡德先生（democracy民主）与赛先生（science科学），这两个恰恰是我们的传统中所缺乏者。
虽然饶毅肯定了中国古代的医学，然与医学密切相关之瘟疫，在我国史家笔下，也甚为简略，无法与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之详细描述相提并论。
《山海经·东山经》记有“澧水出焉，东流注于余泽，其中多珠鳖鱼，其状如囗而有目，六足有珠，其味酸甘，食之无疠。”郭璞注“疠，疾疫也”，也就是瘟疫。
《左传·哀公元年》言“天有灾疠”，杨伯峻曰：“疠，流行病疫。”
我曾通读《左传》，《左传》文字简洁，关于瘟疫的记载更是寥寥，相反，对于战争的记载，则不厌其详。其实，从远古开始，瘟疫、战争、饥荒就是危及人类的三大灾难。我不明白，作者为何厚此而薄彼呢？要知道，瘟疫对人类的影响，丝毫不亚于战争与饥荒。我想，这大约就是我们的重人事而轻自然的传统吧。
左丘明（公元前403-前386年）所著《左传》历史，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
古希腊修昔底德（公元前459-公元前399）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公元前431-公元前404年，他的著作只记载到公元前411年为止）。修昔底德比左丘明早出生56年，其所记载的历史，则比左氏晚291年。
伯罗奔尼撒战争为希腊人之不义内战，战争一方是以雅典为首的联盟，另外一方则是以斯巴达为首的联盟。战争期间，修昔底德曾当选为雅典的将军（任期是公元前424-公元前423年），后遭放逐。他在第二卷第五章，也就是战争开始的第二年，详细记载了发生在雅典的瘟疫及其影响。
……
起初，医生们完全不能医治这种病症（后代研究者认为此病为发疹伤寒），因为他们不知道正确的医疗方法。事实上，医生们死亡最多，因为他们经常和病者接触。任何技术或科学都毫无办法。向神庙中祈祷，询问神谶等等办法，都无用处；最后，人民完全为痛苦所困倒，所以他们也不再求神占卜了。
据说，这种瘟疫起源于上埃及的爱西屋比亚，由那里传布到埃及本土和利比亚，以及波斯国王的大部分领土内。它在雅典突然出现，首先得这种病的是庇里犹斯的居民，他们以为是伯罗奔尼撒人在蓄水池中放了毒药……
雅典的此次瘟疫发生于公元前430年，距今已有2449年了。限于当时的医学知识，医生们无法医治此病；又因缺乏必要之防护，医生们死亡最多。向神祈祷也没用。由于找不到疾病的源头，所以谣言满天飞，以为是敌人在蓄水池中投毒等等。这一切，与此次新冠肺炎何其相似乃尔。虽然时间过去了两千多年，医学也有了很大发展，但医护人员染病的就依然不少，怀疑是某国人投毒的言论也曾盛嚣尘上。当然，我们比古雅典人进步的是，吸取人类抗击瘟疫的经验，采取封城与全民居家隔离，从而防止了疫情的大蔓延。
那些雅典人一旦染病——
身体完全健康的人突然开始头部发烧；眼睛变红，发炎；口内从喉中和舌上出血，呼吸不自然，不舒服。其次的病症就是打喷嚏，嗓子变哑；不久之后，胸部发痛，接着就咳嗽。以后就肚子痛，呕吐出医生都有定名的各种胆汁。这一切都是很痛苦的。
大部分时间是干呕，产生强烈抽筋；到了这个阶段，有时抽筋停止了，有时还继续很久。抚摸时，外表上身体热度不高，也没有现苍白色；皮肤颇带红色和土色，发现小脓包和烂疮。但是身体内部发高热，所以就是穿着最薄的亚麻布，病者也不能忍耐，而要完全裸体。真的，他们大部分人喜
欢跳进冷水桶中。有许多没人照顾的病人实际上也是这样做了，他们跳进大水桶中，以消除他们不可抑制的干渴；因为他们无论喝多少水，总是一样的。于是他们长期患着失眠症，不能安静下来。
当这种疾病达到顶点的时期，病人的身体并没有衰弱，表现有惊人的力量，能够抵抗所有的痛苦，所以在第七天或第八天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些力量留着；正在这个时候，他们多半因为内部高热而死亡。但是如果病者经过这个危险时期而不死亡，于是病入肠胃，产生强烈的溃烂和不可控制的大泻；因而引起衰弱，后来多半也会死亡了。
因为这种疾病首先从头部起，进而轮流影响到身体的各个部分，纵或病者逃脱了最恶劣的影响，但是在身体的四肢还留下它的痕迹：它影响生殖器、手指和脚趾；许多病后复原的人丧失了这些器官的作用；也有一些人的眼睛变瞎了。也有一些人，当他们开始好转的时候，完全丧失了他们的记忆力，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也不认识他们的朋友。
……
有些人因为疏忽而死亡；有些人，虽然尽力医疗，也死亡了。可以说，还没有找到一个公认的医疗方法：对某些人有益的，对另外一些人是有害的。那些生来就身体强壮的人不见得就比身体衰弱的人更能抵抗这种疾病，强者和弱者同样地因这种疾病而死亡，就是那些医疗得最好的人也是一样。最可怕的，是当人们知道得到这种疾病时，即陷于绝望中：因此他们马上就采取一种毫无希望的态度；这样屈服了，就丧失了一切抵抗的力量……
而作者之所以记载的如此详细，是因为“我自己患过这种病，也看见别人患过这种病”。作者从病因、病症、后果、患者之心理等方面，对此瘟疫进行了仔细之描述，其详尽程度，恐怕连医者也不能过吧。而在左丘明的笔下，则以“天有灾疠”四字轻轻带过，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从中，也可窥见我们的史家对于自然灾害态度之一般吧。
虽时过两千四百多年，我们就还是不得不佩服修昔底德对发生在雅典的这场瘟疫之详尽描述，让人如临其境，如闻其怖！
著有热门历史著作《罗马人的故事》的日本作家盐野七生在《希腊人的故事》第二卷《民主的成熟和崩坏》中专节写了《瘟疫大爆发》，他高度评价了修昔底德——
这一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28岁的修昔底斯成为这场灾难的优秀现场见证人。他的传世巨著中有一些有关瘟疫的片段，堪称纪实文学之经典。历史上能与之比肩的作品，要等到1800年后薄伽丘的《十日谈》问世。
身处新冠肺炎疫情之中，而读修昔底斯关于雅典所遭瘟疫之详细描写，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是这场瘟疫的受害者、见证者，其对瘟疫之详细观察一如医生；然他又是一名优秀的历史学家，他挥动如椽巨笔，不厌其详地记述了这场瘟疫之种种，非但能令后代的研究者，根据其所描述之病症，就能判断出这种瘟疫属于伤寒，而且令我这个生活在富有记载历史传统国度的廿一世纪的人，不得不感慨其对大自然之好奇与认真研究程度。而这正是我们的传统中所缺乏者。□郁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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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家饶毅认为，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很短。“中国在古代有没有过科学？有，但很弱，而且特别缺乏抽象、系统、深刻的科学，有的主要是比较简单的、接近实用和实用的，如与天文、农业、医学相关的科学。以古希腊为重要起源的科学，经欧洲传入阿拉伯，再从阿拉伯传回西方，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很长的历史过程，而中国极少参与。”（饶毅《中国未来与科学的隐患》，刊《留学生》杂志2015年12期上）
正因如此，五四运动时，先驱们才大力提倡德先生（democracy民主）与赛先生（science科学），这两个恰恰是我们的传统中所缺乏者。
虽然饶毅肯定了中国古代的医学，然与医学密切相关之瘟疫，在我国史家笔下，也甚为简略，无法与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之详细描述相提并论。
《山海经·东山经》记有“澧水出焉，东流注于余泽，其中多珠鳖鱼，其状如囗而有目，六足有珠，其味酸甘，食之无疠。”郭璞注“疠，疾疫也”，也就是瘟疫。
《左传·哀公元年》言“天有灾疠”，杨伯峻曰：“疠，流行病疫。”
我曾通读《左传》，《左传》文字简洁，关于瘟疫的记载更是寥寥，相反，对于战争的记载，则不厌其详。其实，从远古开始，瘟疫、战争、饥荒就是危及人类的三大灾难。我不明白，作者为何厚此而薄彼呢？要知道，瘟疫对人类的影响，丝毫不亚于战争与饥荒。我想，这大约就是我们的重人事而轻自然的传统吧。
左丘明（公元前403-前386年）所著《左传》历史，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
古希腊修昔底德（公元前459-公元前399）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公元前431-公元前404年，他的著作只记载到公元前411年为止）。修昔底德比左丘明早出生56年，其所记载的历史，则比左氏晚291年。
伯罗奔尼撒战争为希腊人之不义内战，战争一方是以雅典为首的联盟，另外一方则是以斯巴达为首的联盟。战争期间，修昔底德曾当选为雅典的将军（任期是公元前424-公元前423年），后遭放逐。他在第二卷第五章，也就是战争开始的第二年，详细记载了发生在雅典的瘟疫及其影响。
……
起初，医生们完全不能医治这种病症（后代研究者认为此病为发疹伤寒），因为他们不知道正确的医疗方法。事实上，医生们死亡最多，因为他们经常和病者接触。任何技术或科学都毫无办法。向神庙中祈祷，询问神谶等等办法，都无用处；最后，人民完全为痛苦所困倒，所以他们也不再求神占卜了。
据说，这种瘟疫起源于上埃及的爱西屋比亚，由那里传布到埃及本土和利比亚，以及波斯国王的大部分领土内。它在雅典突然出现，首先得这种病的是庇里犹斯的居民，他们以为是伯罗奔尼撒人在蓄水池中放了毒药……
雅典的此次瘟疫发生于公元前430年，距今已有2449年了。限于当时的医学知识，医生们无法医治此病；又因缺乏必要之防护，医生们死亡最多。向神祈祷也没用。由于找不到疾病的源头，所以谣言满天飞，以为是敌人在蓄水池中投毒等等。这一切，与此次新冠肺炎何其相似乃尔。虽然时间过去了两千多年，医学也有了很大发展，但医护人员染病的就依然不少，怀疑是某国人投毒的言论也曾盛嚣尘上。当然，我们比古雅典人进步的是，吸取人类抗击瘟疫的经验，采取封城与全民居家隔离，从而防止了疫情的大蔓延。
那些雅典人一旦染病——
身体完全健康的人突然开始头部发烧；眼睛变红，发炎；口内从喉中和舌上出血，呼吸不自然，不舒服。其次的病症就是打喷嚏，嗓子变哑；不久之后，胸部发痛，接着就咳嗽。以后就肚子痛，呕吐出医生都有定名的各种胆汁。这一切都是很痛苦的。
大部分时间是干呕，产生强烈抽筋；到了这个阶段，有时抽筋停止了，有时还继续很久。抚摸时，外表上身体热度不高，也没有现苍白色；皮肤颇带红色和土色，发现小脓包和烂疮。但是身体内部发高热，所以就是穿着最薄的亚麻布，病者也不能忍耐，而要完全裸体。真的，他们大部分人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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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种疾病达到顶点的时期，病人的身体并没有衰弱，表现有惊人的力量，能够抵抗所有的痛苦，所以在第七天或第八天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些力量留着；正在这个时候，他们多半因为内部高热而死亡。但是如果病者经过这个危险时期而不死亡，于是病入肠胃，产生强烈的溃烂和不可控制的大泻；因而引起衰弱，后来多半也会死亡了。
因为这种疾病首先从头部起，进而轮流影响到身体的各个部分，纵或病者逃脱了最恶劣的影响，但是在身体的四肢还留下它的痕迹：它影响生殖器、手指和脚趾；许多病后复原的人丧失了这些器官的作用；也有一些人的眼睛变瞎了。也有一些人，当他们开始好转的时候，完全丧失了他们的记忆力，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也不认识他们的朋友。
……
有些人因为疏忽而死亡；有些人，虽然尽力医疗，也死亡了。可以说，还没有找到一个公认的医疗方法：对某些人有益的，对另外一些人是有害的。那些生来就身体强壮的人不见得就比身体衰弱的人更能抵抗这种疾病，强者和弱者同样地因这种疾病而死亡，就是那些医疗得最好的人也是一样。最可怕的，是当人们知道得到这种疾病时，即陷于绝望中：因此他们马上就采取一种毫无希望的态度；这样屈服了，就丧失了一切抵抗的力量……
而作者之所以记载的如此详细，是因为“我自己患过这种病，也看见别人患过这种病”。作者从病因、病症、后果、患者之心理等方面，对此瘟疫进行了仔细之描述，其详尽程度，恐怕连医者也不能过吧。而在左丘明的笔下，则以“天有灾疠”四字轻轻带过，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从中，也可窥见我们的史家对于自然灾害态度之一般吧。
虽时过两千四百多年，我们就还是不得不佩服修昔底德对发生在雅典的这场瘟疫之详尽描述，让人如临其境，如闻其怖！
著有热门历史著作《罗马人的故事》的日本作家盐野七生在《希腊人的故事》第二卷《民主的成熟和崩坏》中专节写了《瘟疫大爆发》，他高度评价了修昔底德——
这一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28岁的修昔底斯成为这场灾难的优秀现场见证人。他的传世巨著中有一些有关瘟疫的片段，堪称纪实文学之经典。历史上能与之比肩的作品，要等到1800年后薄伽丘的《十日谈》问世。
身处新冠肺炎疫情之中，而读修昔底斯关于雅典所遭瘟疫之详细描写，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是这场瘟疫的受害者、见证者，其对瘟疫之详细观察一如医生；然他又是一名优秀的历史学家，他挥动如椽巨笔，不厌其详地记述了这场瘟疫之种种，非但能令后代的研究者，根据其所描述之病症，就能判断出这种瘟疫属于伤寒，而且令我这个生活在富有记载历史传统国度的廿一世纪的人，不得不感慨其对大自然之好奇与认真研究程度。而这正是我们的传统中所缺乏者。□郁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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