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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与陈寅恪的晚年相见
语音播报：
钱绍武绘青年吴宓小照
钱绍武绘青年陈寅恪小照
解放后，陈寅恪任中山大学教授，吴宓在重庆西南师院任教授，两人天各方。1950年9月18日，陈寅恪致函吴：“现已将拙著《元白诗笺证稿》约十万字十一月底出版。当寄呈一部求，并作为纪念。因以后此等书恐无出之机会故也。吾辈之困苦，精神肉体方面有加无已，自不待言矣。”此后的史证明陈寅恪的此番话不是杞人忧，而是一一应验。
吴宓早在解放前就“绝口不谈时，学生登门求教，他先宣布戒律：只准讨学术和爱情问题，而决不允许触及事”。至于陈寅恪更是“不谈政治，不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人”。但是即便如此，在极左思潮的响下，他二人还是与时势格格不入，不由己地卷入政治风波。
一开始吴宓还力求改造自己，加以应，但收效甚微。在1952年思想改运动中，他于7月8日在西南局机关《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他在解放后的8年中，写得最长的一篇文章——《改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据，毛彦文在60年代初期在美国西雅华盛顿大学看到这篇文章后说：“吴是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富有正义感。竟被侮辱一至于此，代学者，默默以没，悲夫！”
1964年，吴宓因为一个不是原因的因（他指导过的外语系的一个青年教因为作风有问题，撞在“四清”运动枪上，被开除党籍。吴宓因用“资产阶教学思想腐蚀青年”而受株连）而被校罢了课。
陈寅恪的日子似乎要比吴宓稍好点，尚能上课并继续写书。1958年，判厚古薄今，郭沫若写给北大历史系生的一封信，点了陈寅恪的名，把他在资产阶级史学家一边，陈自此再不讲坛，过着几近与世隔绝的日子。
1961年7月30日，吴宓自重庆给寅恪写了一封长信，除了述说近况，提出“来粤晋谒”。陈寅恪收到信后，即于8月4日由夫人代笔复信，告知广州所应注意的事项，包括怎样选择中山大学的路线、车资几何、饮食住等等，甚为详尽，其中甚至出现：“兄米票每日七两，似可供两餐用，早晨当别购鸡蛋奉赠，或无问题。”这样的眼。信末说：“现在广州是雨季，请注。夜间颇凉。”据说这是自1949年，陈寅恪来往信函中字数最多的一，可见他对这次老友来访的看重和期。因得知吴宓想道经武汉赴粤，陈氏妇又给在武大的刘朴写信，让他转告宓：“在武汉上火车前二三日用电报知何日何时乘第几次车到穗。当命女小彭（或其他友人）以小汽车往东（即广九站）迎接。”
1961年8月23日，吴宓到重庆朝天码头上船，开始了他人生最后的一次游。25日，到达武汉，住老同学刘朴中。因武大旧友不断来访，直到29他才离汉赴粤。30日，陈寅恪派两个女儿等亲属去接站。由于火车晚点，吴宓到达陈寅恪家中时，已是30日的子夜时分了。陈依然端坐着等待，听说吴宓到了，他坚持用拐杖探路，摸索着走出门外。陈激动地跟吴聊到了零点30分。
吴宓住在中山大学招待所。第三天晚上，中大校办设宴款待吴宓，请陈寅恪夫妇做主人，并请了吴宓在广州的旧日熟人朋友学生作陪。计有：中文系女教授冼玉清、历史系主任刘节及其夫人钱澄、外语系教授梁宗岱及其夫人，还有吴宓的长女、时在广州工作的吴学淑。
吴宓在广州期间每天都去陈宅探访，有时不止一趟。他们叙旧、吟诗、论学，陈寅恪向吴宓介绍了自己的生活状况。吴宓在日记中说“:寅恪兄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即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尤以病盲，得免一切周旋，安居自守，乐其所乐，不降志，不辱身，堪诚为人所难及！”当年正值困难时期，“吃饭”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吴宓在广州的几天，得到了陈寅恪夫妇细心且丰盛的款待。陈氏夫妇多次在家招待，或送食品到招待所。吴宓日记频有陈家“送来炖鸡一碗，加红薯与卤鸡蛋一枚”、陈寅恪夫妇设家宴，“鸡鱼等肴馔甚丰”“在陈宅晚餐，肴馔丰美”等记载。
吴宓与老友畅谈四天后，便匆匆结束了广州之行。听说他要去北京，陈氏夫妇再三叮嘱他跟发妻陈心一破镜重圆。此前的1959年1月29日，吴宓曾给陈寅恪夫妇写了封长信征求他们对他和陈心一复婚的意见。陈寅恪夫妇马上回信，表示尽力赞成。还将陈夫人唐稚莹60岁生日时，陈所写的一副寿联：“乌丝写韵能偕老，红豆生春共卜居。”寄给吴宓以促他复婚的决心。临别，陈寅恪夫人又将自种自炒的花生让吴宓带去一包给陈心一。
短短几日，陈寅恪夫妇分别多次题诗相赠，陈诗中有“五羊重见九回肠”之句，足见吴宓的这次到访，于陈寅恪而言，绝非一种礼节上的往还，而是打破了他多年生活上的平静和寂寞。
9月3日，是吴宓在广州的最后一天，陈寅恪写了四首七言绝句，总题为《赠吴雨僧》，其中四句为“: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汍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正如陈寅恪所料，这是两位结交50年的挚友的最后一面，此诗终成谶语。
1966年，文化大革命暴发，吴宓与陈寅恪均遭受残酷迫害。文革一开始，吴宓就被揪出来，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屡遭批斗。1968年吴宓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积累了半个世纪的日记文稿全部被抄走。1971年6月，吴宓的右眼长了白内障，因为没能得到及时治疗，忽然瞎了。从自己一目失明想到陈寅恪双目失明，从自己的痛不欲生，想到陈寅恪的生死不明。9月8日，他违背不能随便跟人通信的训示，冒着极大风险，径直给中山大学革委会写信，询问陈寅恪一家情况，读之令人肝胆欲裂。全信如下：
广州国立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赐鉴：
在国内及国际久负盛名之学者陈寅恪教授，年事已高（1890年光绪十六年庚寅出生），且身体素弱，多病，又目已久盲。不知现今是否康健生存，抑已身故（逝世）？其夫人唐稚莹女士，现居何处？此间宓及陈寅恪先生之朋友、学生多人，对陈先生十分关怀、系念，极欲知其确切消息，并欲与其夫人唐稚莹女士通信，详询一切。故特上此函，敬求贵校（一）复函示知陈寅恪教授之现况、实情。（二）将此函交付陈夫人唐稚莹女士手收，请其复函与宓。不胜盼感。附言：宓1894年出生，在美国哈佛大学与陈寅恪先生同学，又在国内清华及西南联合大学与陈先生同任教授多年。1961年宓曾亲到广州贵校，访侯陈先生及夫人（时住居岭南大学旧校舍内）。自1950以来，宓为重庆市西南师范学院教授（1958年以后，在中文系）。但自1965年起，已不授课。现随学校迁来梁平新建校舍。复函请写寄“四川省万县专区，梁平县，屏锦镇，七一房邮局，交：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吴宓先生收启。”
即致
敬礼
1971年9月8日吴宓上
周一良先生在其绝笔之作《吴宓先生与周氏兄弟姊妹》（2001年9月28日口授）中说：“吴先生身陷‘专政’囹圄，甘冒自己受更大迫害的危险，写信到中山大学询问陈先生生死存亡的行动也是感人肺腑的”，“这封信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旧知识分子……朋友之情的典型写照。”
直到12月9日，吴宓才接到陈寅恪女儿的来信，方才得知陈寅恪夫妇已于1969年10月7日和11月21日相继去世。吴宓当天写了长篇日记，以代替悼文，以长歌当哭，他哭老友，也哭自己，说：“宓自伤身世，闻寅恪兄嫂1969年逝世消息，异恒悲痛。”
吴宓哪里知道，此前陈寅恪也是一再受辱。1967年底，红卫兵要抬七十八岁又盲又跛的陈寅恪去批斗，陈夫人阻止，被推倒在地。结果，由前历史系主任刘节代替陈寅恪去挨斗。会上有人问刘有何感想，刘答：“我能代替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1969年5月5日，陈寅恪以八十高龄，被迫作“口头交待”，直至不能讲话才罢休。讲话中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之语。同年，陈寅恪有《挽晓莹》一联：“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晚年吴宓常以背诵陈氏诗文来寄托对好友的绵绵无尽哀思。1973年6月3日《雨僧日记》：“夜一时，醒一次。近晓4：40再醒。适梦陈寅恪兄诵其新诗句‘隆春乍见三只雁’，莫解其意。”
1978年1月14日，吴宓突然吃不下饭，家人立即将他送到附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513医院。弥留之际，他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回光返照，而是一直处于半昏迷之中。17日凌晨3时吴宓永远地闭上了那双原本就已经近乎失明的眼睛，享年85岁。□史飞翔
吴宓1959年7月29日评陈演恪诗日记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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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绍武绘青年吴宓小照
钱绍武绘青年陈寅恪小照
解放后，陈寅恪任中山大学教授，吴宓在重庆西南师院任教授，两人天各方。1950年9月18日，陈寅恪致函吴：“现已将拙著《元白诗笺证稿》约十万字十一月底出版。当寄呈一部求，并作为纪念。因以后此等书恐无出之机会故也。吾辈之困苦，精神肉体方面有加无已，自不待言矣。”此后的史证明陈寅恪的此番话不是杞人忧，而是一一应验。
吴宓早在解放前就“绝口不谈时，学生登门求教，他先宣布戒律：只准讨学术和爱情问题，而决不允许触及事”。至于陈寅恪更是“不谈政治，不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人”。但是即便如此，在极左思潮的响下，他二人还是与时势格格不入，不由己地卷入政治风波。
一开始吴宓还力求改造自己，加以应，但收效甚微。在1952年思想改运动中，他于7月8日在西南局机关《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他在解放后的8年中，写得最长的一篇文章——《改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据，毛彦文在60年代初期在美国西雅华盛顿大学看到这篇文章后说：“吴是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富有正义感。竟被侮辱一至于此，代学者，默默以没，悲夫！”
1964年，吴宓因为一个不是原因的因（他指导过的外语系的一个青年教因为作风有问题，撞在“四清”运动枪上，被开除党籍。吴宓因用“资产阶教学思想腐蚀青年”而受株连）而被校罢了课。
陈寅恪的日子似乎要比吴宓稍好点，尚能上课并继续写书。1958年，判厚古薄今，郭沫若写给北大历史系生的一封信，点了陈寅恪的名，把他在资产阶级史学家一边，陈自此再不讲坛，过着几近与世隔绝的日子。
1961年7月30日，吴宓自重庆给寅恪写了一封长信，除了述说近况，提出“来粤晋谒”。陈寅恪收到信后，即于8月4日由夫人代笔复信，告知广州所应注意的事项，包括怎样选择中山大学的路线、车资几何、饮食住等等，甚为详尽，其中甚至出现：“兄米票每日七两，似可供两餐用，早晨当别购鸡蛋奉赠，或无问题。”这样的眼。信末说：“现在广州是雨季，请注。夜间颇凉。”据说这是自1949年，陈寅恪来往信函中字数最多的一，可见他对这次老友来访的看重和期。因得知吴宓想道经武汉赴粤，陈氏妇又给在武大的刘朴写信，让他转告宓：“在武汉上火车前二三日用电报知何日何时乘第几次车到穗。当命女小彭（或其他友人）以小汽车往东（即广九站）迎接。”
1961年8月23日，吴宓到重庆朝天码头上船，开始了他人生最后的一次游。25日，到达武汉，住老同学刘朴中。因武大旧友不断来访，直到29他才离汉赴粤。30日，陈寅恪派两个女儿等亲属去接站。由于火车晚点，吴宓到达陈寅恪家中时，已是30日的子夜时分了。陈依然端坐着等待，听说吴宓到了，他坚持用拐杖探路，摸索着走出门外。陈激动地跟吴聊到了零点30分。
吴宓住在中山大学招待所。第三天晚上，中大校办设宴款待吴宓，请陈寅恪夫妇做主人，并请了吴宓在广州的旧日熟人朋友学生作陪。计有：中文系女教授冼玉清、历史系主任刘节及其夫人钱澄、外语系教授梁宗岱及其夫人，还有吴宓的长女、时在广州工作的吴学淑。
吴宓在广州期间每天都去陈宅探访，有时不止一趟。他们叙旧、吟诗、论学，陈寅恪向吴宓介绍了自己的生活状况。吴宓在日记中说“:寅恪兄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即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尤以病盲，得免一切周旋，安居自守，乐其所乐，不降志，不辱身，堪诚为人所难及！”当年正值困难时期，“吃饭”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吴宓在广州的几天，得到了陈寅恪夫妇细心且丰盛的款待。陈氏夫妇多次在家招待，或送食品到招待所。吴宓日记频有陈家“送来炖鸡一碗，加红薯与卤鸡蛋一枚”、陈寅恪夫妇设家宴，“鸡鱼等肴馔甚丰”“在陈宅晚餐，肴馔丰美”等记载。
吴宓与老友畅谈四天后，便匆匆结束了广州之行。听说他要去北京，陈氏夫妇再三叮嘱他跟发妻陈心一破镜重圆。此前的1959年1月29日，吴宓曾给陈寅恪夫妇写了封长信征求他们对他和陈心一复婚的意见。陈寅恪夫妇马上回信，表示尽力赞成。还将陈夫人唐稚莹60岁生日时，陈所写的一副寿联：“乌丝写韵能偕老，红豆生春共卜居。”寄给吴宓以促他复婚的决心。临别，陈寅恪夫人又将自种自炒的花生让吴宓带去一包给陈心一。
短短几日，陈寅恪夫妇分别多次题诗相赠，陈诗中有“五羊重见九回肠”之句，足见吴宓的这次到访，于陈寅恪而言，绝非一种礼节上的往还，而是打破了他多年生活上的平静和寂寞。
9月3日，是吴宓在广州的最后一天，陈寅恪写了四首七言绝句，总题为《赠吴雨僧》，其中四句为“: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汍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正如陈寅恪所料，这是两位结交50年的挚友的最后一面，此诗终成谶语。
1966年，文化大革命暴发，吴宓与陈寅恪均遭受残酷迫害。文革一开始，吴宓就被揪出来，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屡遭批斗。1968年吴宓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积累了半个世纪的日记文稿全部被抄走。1971年6月，吴宓的右眼长了白内障，因为没能得到及时治疗，忽然瞎了。从自己一目失明想到陈寅恪双目失明，从自己的痛不欲生，想到陈寅恪的生死不明。9月8日，他违背不能随便跟人通信的训示，冒着极大风险，径直给中山大学革委会写信，询问陈寅恪一家情况，读之令人肝胆欲裂。全信如下：
广州国立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赐鉴：
在国内及国际久负盛名之学者陈寅恪教授，年事已高（1890年光绪十六年庚寅出生），且身体素弱，多病，又目已久盲。不知现今是否康健生存，抑已身故（逝世）？其夫人唐稚莹女士，现居何处？此间宓及陈寅恪先生之朋友、学生多人，对陈先生十分关怀、系念，极欲知其确切消息，并欲与其夫人唐稚莹女士通信，详询一切。故特上此函，敬求贵校（一）复函示知陈寅恪教授之现况、实情。（二）将此函交付陈夫人唐稚莹女士手收，请其复函与宓。不胜盼感。附言：宓1894年出生，在美国哈佛大学与陈寅恪先生同学，又在国内清华及西南联合大学与陈先生同任教授多年。1961年宓曾亲到广州贵校，访侯陈先生及夫人（时住居岭南大学旧校舍内）。自1950以来，宓为重庆市西南师范学院教授（1958年以后，在中文系）。但自1965年起，已不授课。现随学校迁来梁平新建校舍。复函请写寄“四川省万县专区，梁平县，屏锦镇，七一房邮局，交：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吴宓先生收启。”
即致
敬礼
1971年9月8日吴宓上
周一良先生在其绝笔之作《吴宓先生与周氏兄弟姊妹》（2001年9月28日口授）中说：“吴先生身陷‘专政’囹圄，甘冒自己受更大迫害的危险，写信到中山大学询问陈先生生死存亡的行动也是感人肺腑的”，“这封信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旧知识分子……朋友之情的典型写照。”
直到12月9日，吴宓才接到陈寅恪女儿的来信，方才得知陈寅恪夫妇已于1969年10月7日和11月21日相继去世。吴宓当天写了长篇日记，以代替悼文，以长歌当哭，他哭老友，也哭自己，说：“宓自伤身世，闻寅恪兄嫂1969年逝世消息，异恒悲痛。”
吴宓哪里知道，此前陈寅恪也是一再受辱。1967年底，红卫兵要抬七十八岁又盲又跛的陈寅恪去批斗，陈夫人阻止，被推倒在地。结果，由前历史系主任刘节代替陈寅恪去挨斗。会上有人问刘有何感想，刘答：“我能代替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1969年5月5日，陈寅恪以八十高龄，被迫作“口头交待”，直至不能讲话才罢休。讲话中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之语。同年，陈寅恪有《挽晓莹》一联：“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晚年吴宓常以背诵陈氏诗文来寄托对好友的绵绵无尽哀思。1973年6月3日《雨僧日记》：“夜一时，醒一次。近晓4：40再醒。适梦陈寅恪兄诵其新诗句‘隆春乍见三只雁’，莫解其意。”
1978年1月14日，吴宓突然吃不下饭，家人立即将他送到附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513医院。弥留之际，他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回光返照，而是一直处于半昏迷之中。17日凌晨3时吴宓永远地闭上了那双原本就已经近乎失明的眼睛，享年85岁。□史飞翔
吴宓1959年7月29日评陈演恪诗日记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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