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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青扎根皇甫村的十四年
语音播报：
柳青在皇甫村
柳青与妻子马葳
1953年柳青在皇甫村劳动中听农民讲故事
又是一年清明。刘田民早早来到这座小而安静的墓园，拔去荒草、清扫院子、整理祭奠的鲜花，再拂去墓碑上的黄土。
刘田民为他“柳青伯”守墓已近20年。柳墓，在西安城南不到20公里的神禾原上，不远处，就是十里蛤蟆滩，“八水绕长安”的滈河水从这里缓缓西流。
1952年5月，《中国青年报》编委、副刊主编刘蕴华（柳青）离开北京，带着简单的行李来到西安市长安县王曲公社皇甫村，在古庙里一住就是14个春秋，直到1966年被迫离开。
在皇甫村，曾经西裤洋装的柳青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有人这样描述：“和关中农民一样，他剃了光头，冬天戴毡帽，夏天戴草帽，矮瘦的身材，黧黑的脸膛，穿对襟袄、中式裤、纳底布鞋。白天，他在地头体会农民耕锄，晚上他叼着农民的旱烟锅开会聊天……在庄稼人堆里，谁能分辨出他竟是个作家？！”
1960年初冬，著名词作家田汉到皇甫村探望柳青。站在神禾原上远眺苍茫的终南山，行行大雁从上空掠过，田汉即兴吟道：“大雁落脚神禾原，误把皇甫当江南。”一旁农民模样的柳青呵呵地笑了。
“要想写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就先塑造自己。”“文学是愚人的事业”“六十年为一个单元”……柳青这样说，也这样做。
在皇甫村，他体察农民的疾苦，倾听农民的心声，参与了农村互助合作化运动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全过程。他以笔为犁铧，倾尽毕生精力，通过梁生宝、梁三、郭振山等鲜活灵动的人物形象，打磨出现实主义文学经典《创业史》，展现出一幅新中国农民的生活画卷。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深情地谈到了柳青，赞扬他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文艺创作精神。他说：“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柳青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这句朴素的语言至今广为流传，并在作家路遥的作品中反复出现。路遥称柳青是自己的“文学教父”，写作中遇到难题，他便情不自禁来到皇甫村，在柳青墓前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作家陈忠实在创作《白鹿原》时，案头总是要放一本《创业史》。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好作品的必由之路。”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认为新形势下，“柳青精神”凸显别样的光芒。
渴望到农村，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
1952年，柳青结识了妻子马葳，柳青的要求就是离开大城市，跟他一起下乡，做终身留在农村的思想准备。
“没有千锤百炼你就是一块废铁！没有钢铁般的意志你就会一事无成！”刘可风至今记着父亲说这句话时送给她的一块碎弹片，那是1951年柳青访问苏联时得到的一块二战遗物。
在柳青生命的最后9年，作为长女的刘可风一直陪伴在他身边，他有什么话都会跟女儿说。2016年是柳青诞辰100周年，刘可风在父亲去世近40年后完成了《柳青传》。她说，父亲在晚年常说，“一个社会必须有一批品质高尚、富有个人牺牲精神的人去带领大家，这个社会才能得到发展，才能维持下去。”
柳青出生在陕北吴堡县，上学时就自学了英语和俄语。他读英文版的《安娜·卡列尼娜》，更尝试翻译国外名著。立志成为翻译家的柳青，在陕甘宁边区走上革命文学道路，抗战时期创作了一系列文艺作品。
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柳青主动到米脂县一个乡里担任文书，工作繁重、生活艰苦。米脂三年，他写出了长篇小说《种谷记》。叶圣陶曾对巴金说“柳青的《种谷记》就像一列没有车头的漂亮列车。”巴金认为，“《种谷记》尽管有许多缺点，但不模仿任何人，这个作家最有希望。”也是从这时开始，柳青越来越认识到，“作家必须深入到人民的生活当中去。”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3月，柳青受邀到即将创刊的《中国青年报》担任编委、文艺部主任。9月出访苏联时，柳青被托尔斯泰顽强的毅力和一丝不苟的创作精神打动，被“生活在自己要表现的人物环境中”的创作理念所启发，被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里史诗般的文字所感染。这些，坚定了柳青从事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想法。
和朋友、作家马加在黑海边散步，柳青说，“后半生想写两部作品，一部反映即将开始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一部是写刚刚过去的战争。”马加说，“趁现在还跑得动，先写即将开始的新时代吧。”
“我就是这样想，到我要反映的人民中去生活！”他要用文学记录新中国的山乡巨变。
1952年，柳青结识了妻子马葳，柳青的要求就是离开大城市，跟他一起下乡，做终身留在农村的思想准备。城市姑娘马葳同意了，与柳青结为夫妇，两人一起到了长安县。
扎根皇甫村，成为地道的关中农民
农村婚丧嫁娶，架屋上梁，他跟上群众，挤在里面；大人小孩动手骂仗，他凑上去看着、听着；每逢集日，他摘了眼镜，挎着篮子，放上几个油瓶，和农民们边走边谈……
组织上安排柳青担任长安县委副书记，分管互助合作工作。当时柳青的行政级别是九级，而县委副书记只是十六级。
在不长的时间里，柳青走访了许多村庄。有人推荐他去两个工作先进点，但柳青有自己的思考，“我要参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过程，先进点不适合我。”
1953年农业合作化在农村全面开展起来，农民对合作化的态度是疑惑中有期待。在这样的季节，柳青来到了皇甫村，被年轻党员王家斌（《创业史》中梁生宝的原型）所领导的互助组深深吸引。
那时已身患哮喘病的柳青，天天拄着棍子，踏雪涉水走家串户，一个人一个人做思想教育工作。给党团员、村干部开会授课，讲互助合作的好处，讲农业与工业发展的关系，描述未来农村的美好生活……柳青讲得生动有趣，大家听着带劲。中途有人上茅房，都会小跑，生怕少听了几句……听课的人多了，参与互助组的人也多了。
后来，辞去县委副书记只保留常委一职的柳青，为了不打扰老乡，又能长久生活，选择了皇甫村半坡上一座被乡里人称为“中宫寺”的破庙。经组织同意，他用稿费修缮了中宫寺，在崖下打了一孔窑洞。
1955年，柳青一家搬到这里。一张方桌、一把条凳，《创业史》就是在那孔窑洞中创作出来的。
在皇甫村，柳青和普通农民一起参加合作化运动，和村里的党员一起过组织生活；农村婚丧嫁娶、架屋上梁，他跟上群众，挤在里面；大人小孩动手骂仗，他凑上去看着、听着；每逢集日，他摘了眼镜，挎着篮子，放上几个油瓶，和农民们边走边谈；一路上，村里刚发生的事情、邻村的历史、本村的轶事，他收集了不少。
为了熟悉集市上农民的粮食和牲口交易情况，他和当地买家一样，在牙家（“经纪人”关中方言）的凉帽里、袖筒里，不动声色地和人家捏指头摸价谈生意。他的装束以及对市场行情的了解“，蒙蔽”了许多生意人。这些市场上摸来的情况也都成了柳青书中的故事。
在《创业史》中，梁生宝领着互助组员进山割竹子的那一幕，写得动人心弦。但谁知道，因为一直没有进山的经历，柳青一再跟催书稿的编辑要求再等等，直到他拄着棍子、背着干粮，亲自走了一趟终南山，完成章节的修改后，才肯把书稿交给编辑。
路遥曾在文章中谈及柳青，“《创业史》第二部第二十五章梁大和他儿子生禄在屋里谈话的那种场面，简直让人感到是跟着这位患哮喘病的老头（指柳青），悄悄把这家人的窗户纸用舌头舐破，站在他们的屋外敛声屏气所偷看到的。”
柳青曾对刘可风说，“深入生活是艺术规律决定的，作品缺乏生活气息就不吸引人。作者需要极端熟悉人物，不是一般的熟悉。”
为了文学创作，柳青完全沉浸在了皇甫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关中农民。一次，柳青骑自行车从村里回县上开会，刚到县委门口，就被看门人挡住，“你寻谁？有啥事？”这一幕正好被认识柳青的干部看见，“这是咱柳书记。”看门人尴尬地看着这个庄稼人模样的“书记”，“不要紧不要紧，不认识嘛！”柳青笑着安慰他。
直到柳青离开皇甫村，很多村民还不知道他是个大作家。
站在农民的立场，为他们代言
“假如我死了，你们一定想办法把我拉回皇甫，埋在神禾原上。有办法了，给我买个枋；没办法了，就用我盖的这条被子把我卷了埋了。”
73岁的刘田民是《创业史》里唯一健在的原型。如今，说起他“柳青伯”“马葳姨”，满头白发的刘田民老人眼圈泛红。
《创业史》中“没了女人的可怜人高增福”常常把独生儿子“才娃”夹在胳肢窝里去开会，高增福原型就是刘田民的父亲刘远峰，才娃就是刘田民。柳青1952年来到皇甫村时，刘田民不到6岁。
那时，刘远峰是互助组组长，总和王家斌一起找柳青讨论工作。柳青总叮咛马葳多关照4岁就没了妈的小田民。刘田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一次自己头上长了疮，从北京开会回来的柳青都不忘给他买“黄水疮膏”，“俺柳青伯，人好得很。”
那时在皇甫村，柳青的家就是干部们的“会议室”，柳青自己不仅是“百事问”，更是“百事管”。干部们工作中遇到难处，就聚到那里找柳青给出主意，支部大会常常就在那里开；庄稼人遇到愁心事，总爱蹲着跟柳青掏心地谈上一阵；甚至家庭纠纷、小孩生病，也来找柳青评公道、寻药方，甚至借钱救急……皇甫村人的快乐就是他的快乐，皇甫村人的苦难就是他的苦难。
1955年，王家斌参加省上举办的水稻种植座谈会，会上推荐一种日本粳稻，优点实在诱人。会后，王家斌设法获得了稻种。然而，育种插秧后，长势并不理想，他急了，来找柳青。
“这是谁的主意？换品种要先试验，一下都种了，瞎了，社员吃啥？”柳青听了心里更急，赶紧从县里请来技术人员解决问题。那段时间，柳青几乎天天要去田里查看，发现问题就及时与技术人员解决。妻子马葳常常和他一起去稻田，水田蛇多，马葳怕蛇，柳青就拿根棍子在前面开路。
由于柳青的精心，那一年日本粳稻种植大获成功，皇甫村获得了大丰收。
在皇甫村，他看到滈河北岸的农民到对岸的稻田劳动很不方便，便号召组织在滈河上建桥，连通南北；他看到村民挑肥上原、挑粮下原十分辛苦，建议在离村较远的北原建立生产点，大大节省劳力、畜力；他看到生活好起来的村民要建新房，就建议搬出河滩集中居住，便于管理，节约占地，几年后，居民点绿树成荫；他看到有些村庄，多年流传一种“粗脖子病”，就了解情况寻找病因，得知是吃的水有问题时，就倡议大家打深井。打井那一夜，他彻夜未眠。
1960年，《创业史》第一部顺利出版，出版社给柳青寄来16065元稿费，他一分不留，捐给了王曲公社，并要求不要宣扬。公社负责人劝他给自己留点，“你一大家子八九口人，生活并不宽裕。”柳青说：“社员都把自己的余粮缴给国家，我也是社员，为啥我不能缴？”依照柳青的意愿，公社用这笔钱建了农械厂，后来农械厂的房子又划拨给了王曲卫生院。
在皇甫村，柳青除去创作《创业史》第一部和第二部，还写作了一些关于农业生产的建议文章，如《耕蓄饲养管理三字经》等。1972年，柳青在《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中，建议陕北要改变“以粮为纲”，根据具体条件改为“苹果产区”。这极具超前性的建议，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来回折腾后，成为了今天生动的现实。如今，以洛川苹果为代表的陕北苹果，已畅销全国走向世界。
扎根皇甫村的14年里，柳青始终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替他们着想，为他们代言。《创业史》中梁生宝原型王家斌的父亲总问儿子“那老汉不吃咱的，不喝咱的，他图个啥？他愣拼命都是为咱的光景过好。好人呀！”
离开皇甫村多年后，严重哮喘病恶化为肺心病的柳青，觉得自己时间不多了，他对前来看望他的老乡说：“假如我死了，你们一定想办法把我拉回皇甫，埋在神禾原上。有办法了，给我买个枋；没办法了，就用我盖的这条被子把我卷了埋了。”
1978年6月13日，62岁的柳青留下一部未竟的不朽之作《创业史》病逝。1982年，贺敬之来皇甫村为柳青扫墓后赋诗：“床前墓前恍若梦，家斌泪眼指影踪；父老心中根千尺春风到处说柳青。”
从1978年到2000年，刘田民的父亲刘远峰一直照管着柳青的墓地。弥留之际的王家斌给刘田民交代，“你爸将来身体不行了，你要守好你柳青伯的墓。”两天后，在柳青去世12年后的同月同日，1990年6年13日，王家斌也跟随柳青而去。
“文学是愚人的事业，60年一个单元”
“作家应该过简朴的生活。这种生活培养出来的感情和作家创作劳动的感情，才是一致的。奢侈的生活，必然断送作家，败坏作家的感情和情绪，使作家成为言行不符的家伙，写出矫揉造作的虚伪作品，只有技巧而无真情。”
“柳青扎根乡村14年，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树立了一个作家所能达到的标高极限这是今天文学人所难以企及的高度。”长期研究柳青的西安翻译学院文学院院长吴进教授接受采访时说。
“柳青骨子里很现代，他懂外语，阅读量大，虽身在农村，目光却没有局限，文学的大视野，学识上的多吸收多储备，保证了《创业史》的高水平。”吴进介绍。柳青总说，“既然决心走文学创作这条路，那就豁出命来搞，否则，还不如到文化单位做点实际工作……文学事业是终生的事业，是愚人的事业，60年一个单元，要勤勤恳恳搞一辈子。”
《创业史》第一部的写作用了6年时间，四易其稿，付出的艰辛难以想象。1956年完成第二稿时，柳青认为没有“写出人物的感觉”在困惑中一度搁笔许久。
柳青说过，“当我开始工作时，我书中的那些人物就都在眼前活动起来，像放电影，也像演皮影戏，别人一来，我的思路马上就乱了。哪怕耽误几分钟，要这些人物再活跃起来，就很不容易了。”家人和熟知的村民都知道，“这个时候，可不敢去打搅。”
1960年《创业史》第一部出版，社会反响热烈，很多媒体都要求采访柳青，特别是对他这种体验生活的写作方式很感兴趣。当时“中央新影”去皇甫村，想要拍摄一组柳青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画面，被柳青拒绝。他说：“实事求是地讲，我只是去体验农民生活，我没有参与田间劳动，这不真实。”同时固执定下了“三不”政策——不接受采访、不拍照、不作经验介绍。“他想永远保持一个普通人的感觉。”吴进说，“对于研究者，研究柳青相对困难，因为他个人留下的文字史料非常少。”
柳青说：“要想塑造英雄，就先塑造自己”“作家在展现各种人物的灵魂时，同时展示了自己的灵魂”。
“搞文艺就不要羡慕官场。”刘可风说，父亲多次跟自己提及延安时期，哲学家艾思奇曾对他说，“年轻人，要搞文学，就要正直，不能搞小圈子。要搞事业，必须一心一意才能作出成绩。”这些话柳青一生都铭记在心。
柳青一生淡泊名利和金钱，他在1956年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王维玲的一封信中谈到，“你们知道我从未算过稿费的账，多了，少了，各种算法我都不管它……作家应该过简朴的生活。这种生活培养出来的感情和作家创作劳动的感情，才是一致的。奢侈的生活，必然断送作家，败坏作家的感情和情绪，使作家成为言行不符的家伙，写出矫揉造作的虚伪作品，只有技巧而无真情。”
“文革”开始后，柳青被迫离开皇甫村，身体和精神受到极大摧残，妻子自杀更是带给他深重的心理创伤。一次创作会上，他说，“很难进入写作的状态，每天淹没在车水马龙里，没有了皇甫村的牛哞马叫，没有了水田稻地、蛤蟆滩的蛙声，进不了梁生宝、梁三的生活氛围，咋写？”
1978年，柳青去世前还在坚持写作。他修改了《创业史》第二部的前十四章，重写了一些章节，“计划四部的《创业史》只写了两部。”第二部是出版社以柳青的遗稿加以整理校订出版的。
“我的书，看来是写不完了……”刘可风永远忘不掉父亲生前说的那句话。
扫墓的人们默默离开了，刘田民在柳青的墓碑前又站了许久，才走出墓园。远处苍茫的终南山下，滈河水波光闪闪，当年的“中宫寺”已无处可寻，柳青笔下倾尽心血描绘的这片富饶美丽的神禾原上，麦苗在晨阳中散发出生命的光芒，洒满了整个蛤蟆滩。
□强晓玲 刘书云
路遥给柳青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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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青在皇甫村
柳青与妻子马葳
1953年柳青在皇甫村劳动中听农民讲故事
又是一年清明。刘田民早早来到这座小而安静的墓园，拔去荒草、清扫院子、整理祭奠的鲜花，再拂去墓碑上的黄土。
刘田民为他“柳青伯”守墓已近20年。柳墓，在西安城南不到20公里的神禾原上，不远处，就是十里蛤蟆滩，“八水绕长安”的滈河水从这里缓缓西流。
1952年5月，《中国青年报》编委、副刊主编刘蕴华（柳青）离开北京，带着简单的行李来到西安市长安县王曲公社皇甫村，在古庙里一住就是14个春秋，直到1966年被迫离开。
在皇甫村，曾经西裤洋装的柳青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有人这样描述：“和关中农民一样，他剃了光头，冬天戴毡帽，夏天戴草帽，矮瘦的身材，黧黑的脸膛，穿对襟袄、中式裤、纳底布鞋。白天，他在地头体会农民耕锄，晚上他叼着农民的旱烟锅开会聊天……在庄稼人堆里，谁能分辨出他竟是个作家？！”
1960年初冬，著名词作家田汉到皇甫村探望柳青。站在神禾原上远眺苍茫的终南山，行行大雁从上空掠过，田汉即兴吟道：“大雁落脚神禾原，误把皇甫当江南。”一旁农民模样的柳青呵呵地笑了。
“要想写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就先塑造自己。”“文学是愚人的事业”“六十年为一个单元”……柳青这样说，也这样做。
在皇甫村，他体察农民的疾苦，倾听农民的心声，参与了农村互助合作化运动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全过程。他以笔为犁铧，倾尽毕生精力，通过梁生宝、梁三、郭振山等鲜活灵动的人物形象，打磨出现实主义文学经典《创业史》，展现出一幅新中国农民的生活画卷。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深情地谈到了柳青，赞扬他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文艺创作精神。他说：“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柳青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这句朴素的语言至今广为流传，并在作家路遥的作品中反复出现。路遥称柳青是自己的“文学教父”，写作中遇到难题，他便情不自禁来到皇甫村，在柳青墓前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作家陈忠实在创作《白鹿原》时，案头总是要放一本《创业史》。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好作品的必由之路。”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认为新形势下，“柳青精神”凸显别样的光芒。
渴望到农村，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
1952年，柳青结识了妻子马葳，柳青的要求就是离开大城市，跟他一起下乡，做终身留在农村的思想准备。
“没有千锤百炼你就是一块废铁！没有钢铁般的意志你就会一事无成！”刘可风至今记着父亲说这句话时送给她的一块碎弹片，那是1951年柳青访问苏联时得到的一块二战遗物。
在柳青生命的最后9年，作为长女的刘可风一直陪伴在他身边，他有什么话都会跟女儿说。2016年是柳青诞辰100周年，刘可风在父亲去世近40年后完成了《柳青传》。她说，父亲在晚年常说，“一个社会必须有一批品质高尚、富有个人牺牲精神的人去带领大家，这个社会才能得到发展，才能维持下去。”
柳青出生在陕北吴堡县，上学时就自学了英语和俄语。他读英文版的《安娜·卡列尼娜》，更尝试翻译国外名著。立志成为翻译家的柳青，在陕甘宁边区走上革命文学道路，抗战时期创作了一系列文艺作品。
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柳青主动到米脂县一个乡里担任文书，工作繁重、生活艰苦。米脂三年，他写出了长篇小说《种谷记》。叶圣陶曾对巴金说“柳青的《种谷记》就像一列没有车头的漂亮列车。”巴金认为，“《种谷记》尽管有许多缺点，但不模仿任何人，这个作家最有希望。”也是从这时开始，柳青越来越认识到，“作家必须深入到人民的生活当中去。”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3月，柳青受邀到即将创刊的《中国青年报》担任编委、文艺部主任。9月出访苏联时，柳青被托尔斯泰顽强的毅力和一丝不苟的创作精神打动，被“生活在自己要表现的人物环境中”的创作理念所启发，被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里史诗般的文字所感染。这些，坚定了柳青从事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想法。
和朋友、作家马加在黑海边散步，柳青说，“后半生想写两部作品，一部反映即将开始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一部是写刚刚过去的战争。”马加说，“趁现在还跑得动，先写即将开始的新时代吧。”
“我就是这样想，到我要反映的人民中去生活！”他要用文学记录新中国的山乡巨变。
1952年，柳青结识了妻子马葳，柳青的要求就是离开大城市，跟他一起下乡，做终身留在农村的思想准备。城市姑娘马葳同意了，与柳青结为夫妇，两人一起到了长安县。
扎根皇甫村，成为地道的关中农民
农村婚丧嫁娶，架屋上梁，他跟上群众，挤在里面；大人小孩动手骂仗，他凑上去看着、听着；每逢集日，他摘了眼镜，挎着篮子，放上几个油瓶，和农民们边走边谈……
组织上安排柳青担任长安县委副书记，分管互助合作工作。当时柳青的行政级别是九级，而县委副书记只是十六级。
在不长的时间里，柳青走访了许多村庄。有人推荐他去两个工作先进点，但柳青有自己的思考，“我要参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过程，先进点不适合我。”
1953年农业合作化在农村全面开展起来，农民对合作化的态度是疑惑中有期待。在这样的季节，柳青来到了皇甫村，被年轻党员王家斌（《创业史》中梁生宝的原型）所领导的互助组深深吸引。
那时已身患哮喘病的柳青，天天拄着棍子，踏雪涉水走家串户，一个人一个人做思想教育工作。给党团员、村干部开会授课，讲互助合作的好处，讲农业与工业发展的关系，描述未来农村的美好生活……柳青讲得生动有趣，大家听着带劲。中途有人上茅房，都会小跑，生怕少听了几句……听课的人多了，参与互助组的人也多了。
后来，辞去县委副书记只保留常委一职的柳青，为了不打扰老乡，又能长久生活，选择了皇甫村半坡上一座被乡里人称为“中宫寺”的破庙。经组织同意，他用稿费修缮了中宫寺，在崖下打了一孔窑洞。
1955年，柳青一家搬到这里。一张方桌、一把条凳，《创业史》就是在那孔窑洞中创作出来的。
在皇甫村，柳青和普通农民一起参加合作化运动，和村里的党员一起过组织生活；农村婚丧嫁娶、架屋上梁，他跟上群众，挤在里面；大人小孩动手骂仗，他凑上去看着、听着；每逢集日，他摘了眼镜，挎着篮子，放上几个油瓶，和农民们边走边谈；一路上，村里刚发生的事情、邻村的历史、本村的轶事，他收集了不少。
为了熟悉集市上农民的粮食和牲口交易情况，他和当地买家一样，在牙家（“经纪人”关中方言）的凉帽里、袖筒里，不动声色地和人家捏指头摸价谈生意。他的装束以及对市场行情的了解“，蒙蔽”了许多生意人。这些市场上摸来的情况也都成了柳青书中的故事。
在《创业史》中，梁生宝领着互助组员进山割竹子的那一幕，写得动人心弦。但谁知道，因为一直没有进山的经历，柳青一再跟催书稿的编辑要求再等等，直到他拄着棍子、背着干粮，亲自走了一趟终南山，完成章节的修改后，才肯把书稿交给编辑。
路遥曾在文章中谈及柳青，“《创业史》第二部第二十五章梁大和他儿子生禄在屋里谈话的那种场面，简直让人感到是跟着这位患哮喘病的老头（指柳青），悄悄把这家人的窗户纸用舌头舐破，站在他们的屋外敛声屏气所偷看到的。”
柳青曾对刘可风说，“深入生活是艺术规律决定的，作品缺乏生活气息就不吸引人。作者需要极端熟悉人物，不是一般的熟悉。”
为了文学创作，柳青完全沉浸在了皇甫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关中农民。一次，柳青骑自行车从村里回县上开会，刚到县委门口，就被看门人挡住，“你寻谁？有啥事？”这一幕正好被认识柳青的干部看见，“这是咱柳书记。”看门人尴尬地看着这个庄稼人模样的“书记”，“不要紧不要紧，不认识嘛！”柳青笑着安慰他。
直到柳青离开皇甫村，很多村民还不知道他是个大作家。
站在农民的立场，为他们代言
“假如我死了，你们一定想办法把我拉回皇甫，埋在神禾原上。有办法了，给我买个枋；没办法了，就用我盖的这条被子把我卷了埋了。”
73岁的刘田民是《创业史》里唯一健在的原型。如今，说起他“柳青伯”“马葳姨”，满头白发的刘田民老人眼圈泛红。
《创业史》中“没了女人的可怜人高增福”常常把独生儿子“才娃”夹在胳肢窝里去开会，高增福原型就是刘田民的父亲刘远峰，才娃就是刘田民。柳青1952年来到皇甫村时，刘田民不到6岁。
那时，刘远峰是互助组组长，总和王家斌一起找柳青讨论工作。柳青总叮咛马葳多关照4岁就没了妈的小田民。刘田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一次自己头上长了疮，从北京开会回来的柳青都不忘给他买“黄水疮膏”，“俺柳青伯，人好得很。”
那时在皇甫村，柳青的家就是干部们的“会议室”，柳青自己不仅是“百事问”，更是“百事管”。干部们工作中遇到难处，就聚到那里找柳青给出主意，支部大会常常就在那里开；庄稼人遇到愁心事，总爱蹲着跟柳青掏心地谈上一阵；甚至家庭纠纷、小孩生病，也来找柳青评公道、寻药方，甚至借钱救急……皇甫村人的快乐就是他的快乐，皇甫村人的苦难就是他的苦难。
1955年，王家斌参加省上举办的水稻种植座谈会，会上推荐一种日本粳稻，优点实在诱人。会后，王家斌设法获得了稻种。然而，育种插秧后，长势并不理想，他急了，来找柳青。
“这是谁的主意？换品种要先试验，一下都种了，瞎了，社员吃啥？”柳青听了心里更急，赶紧从县里请来技术人员解决问题。那段时间，柳青几乎天天要去田里查看，发现问题就及时与技术人员解决。妻子马葳常常和他一起去稻田，水田蛇多，马葳怕蛇，柳青就拿根棍子在前面开路。
由于柳青的精心，那一年日本粳稻种植大获成功，皇甫村获得了大丰收。
在皇甫村，他看到滈河北岸的农民到对岸的稻田劳动很不方便，便号召组织在滈河上建桥，连通南北；他看到村民挑肥上原、挑粮下原十分辛苦，建议在离村较远的北原建立生产点，大大节省劳力、畜力；他看到生活好起来的村民要建新房，就建议搬出河滩集中居住，便于管理，节约占地，几年后，居民点绿树成荫；他看到有些村庄，多年流传一种“粗脖子病”，就了解情况寻找病因，得知是吃的水有问题时，就倡议大家打深井。打井那一夜，他彻夜未眠。
1960年，《创业史》第一部顺利出版，出版社给柳青寄来16065元稿费，他一分不留，捐给了王曲公社，并要求不要宣扬。公社负责人劝他给自己留点，“你一大家子八九口人，生活并不宽裕。”柳青说：“社员都把自己的余粮缴给国家，我也是社员，为啥我不能缴？”依照柳青的意愿，公社用这笔钱建了农械厂，后来农械厂的房子又划拨给了王曲卫生院。
在皇甫村，柳青除去创作《创业史》第一部和第二部，还写作了一些关于农业生产的建议文章，如《耕蓄饲养管理三字经》等。1972年，柳青在《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中，建议陕北要改变“以粮为纲”，根据具体条件改为“苹果产区”。这极具超前性的建议，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来回折腾后，成为了今天生动的现实。如今，以洛川苹果为代表的陕北苹果，已畅销全国走向世界。
扎根皇甫村的14年里，柳青始终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替他们着想，为他们代言。《创业史》中梁生宝原型王家斌的父亲总问儿子“那老汉不吃咱的，不喝咱的，他图个啥？他愣拼命都是为咱的光景过好。好人呀！”
离开皇甫村多年后，严重哮喘病恶化为肺心病的柳青，觉得自己时间不多了，他对前来看望他的老乡说：“假如我死了，你们一定想办法把我拉回皇甫，埋在神禾原上。有办法了，给我买个枋；没办法了，就用我盖的这条被子把我卷了埋了。”
1978年6月13日，62岁的柳青留下一部未竟的不朽之作《创业史》病逝。1982年，贺敬之来皇甫村为柳青扫墓后赋诗：“床前墓前恍若梦，家斌泪眼指影踪；父老心中根千尺春风到处说柳青。”
从1978年到2000年，刘田民的父亲刘远峰一直照管着柳青的墓地。弥留之际的王家斌给刘田民交代，“你爸将来身体不行了，你要守好你柳青伯的墓。”两天后，在柳青去世12年后的同月同日，1990年6年13日，王家斌也跟随柳青而去。
“文学是愚人的事业，60年一个单元”
“作家应该过简朴的生活。这种生活培养出来的感情和作家创作劳动的感情，才是一致的。奢侈的生活，必然断送作家，败坏作家的感情和情绪，使作家成为言行不符的家伙，写出矫揉造作的虚伪作品，只有技巧而无真情。”
“柳青扎根乡村14年，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树立了一个作家所能达到的标高极限这是今天文学人所难以企及的高度。”长期研究柳青的西安翻译学院文学院院长吴进教授接受采访时说。
“柳青骨子里很现代，他懂外语，阅读量大，虽身在农村，目光却没有局限，文学的大视野，学识上的多吸收多储备，保证了《创业史》的高水平。”吴进介绍。柳青总说，“既然决心走文学创作这条路，那就豁出命来搞，否则，还不如到文化单位做点实际工作……文学事业是终生的事业，是愚人的事业，60年一个单元，要勤勤恳恳搞一辈子。”
《创业史》第一部的写作用了6年时间，四易其稿，付出的艰辛难以想象。1956年完成第二稿时，柳青认为没有“写出人物的感觉”在困惑中一度搁笔许久。
柳青说过，“当我开始工作时，我书中的那些人物就都在眼前活动起来，像放电影，也像演皮影戏，别人一来，我的思路马上就乱了。哪怕耽误几分钟，要这些人物再活跃起来，就很不容易了。”家人和熟知的村民都知道，“这个时候，可不敢去打搅。”
1960年《创业史》第一部出版，社会反响热烈，很多媒体都要求采访柳青，特别是对他这种体验生活的写作方式很感兴趣。当时“中央新影”去皇甫村，想要拍摄一组柳青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画面，被柳青拒绝。他说：“实事求是地讲，我只是去体验农民生活，我没有参与田间劳动，这不真实。”同时固执定下了“三不”政策——不接受采访、不拍照、不作经验介绍。“他想永远保持一个普通人的感觉。”吴进说，“对于研究者，研究柳青相对困难，因为他个人留下的文字史料非常少。”
柳青说：“要想塑造英雄，就先塑造自己”“作家在展现各种人物的灵魂时，同时展示了自己的灵魂”。
“搞文艺就不要羡慕官场。”刘可风说，父亲多次跟自己提及延安时期，哲学家艾思奇曾对他说，“年轻人，要搞文学，就要正直，不能搞小圈子。要搞事业，必须一心一意才能作出成绩。”这些话柳青一生都铭记在心。
柳青一生淡泊名利和金钱，他在1956年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王维玲的一封信中谈到，“你们知道我从未算过稿费的账，多了，少了，各种算法我都不管它……作家应该过简朴的生活。这种生活培养出来的感情和作家创作劳动的感情，才是一致的。奢侈的生活，必然断送作家，败坏作家的感情和情绪，使作家成为言行不符的家伙，写出矫揉造作的虚伪作品，只有技巧而无真情。”
“文革”开始后，柳青被迫离开皇甫村，身体和精神受到极大摧残，妻子自杀更是带给他深重的心理创伤。一次创作会上，他说，“很难进入写作的状态，每天淹没在车水马龙里，没有了皇甫村的牛哞马叫，没有了水田稻地、蛤蟆滩的蛙声，进不了梁生宝、梁三的生活氛围，咋写？”
1978年，柳青去世前还在坚持写作。他修改了《创业史》第二部的前十四章，重写了一些章节，“计划四部的《创业史》只写了两部。”第二部是出版社以柳青的遗稿加以整理校订出版的。
“我的书，看来是写不完了……”刘可风永远忘不掉父亲生前说的那句话。
扫墓的人们默默离开了，刘田民在柳青的墓碑前又站了许久，才走出墓园。远处苍茫的终南山下，滈河水波光闪闪，当年的“中宫寺”已无处可寻，柳青笔下倾尽心血描绘的这片富饶美丽的神禾原上，麦苗在晨阳中散发出生命的光芒，洒满了整个蛤蟆滩。
□强晓玲 刘书云
路遥给柳青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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