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馀”字的恢复使用叫好

“余”与“馀”，原本是两个字，各有各的义项。尽管在繁体字中，“余”通“馀”，但“馀”字是不能通“余”的。简化字将此二字均作了“余”字。简则简矣，却也给人造成一些困惑。例如“羡余”一词，该“余”到底是指“我（余）”，还是指剩余？正确的答案只是一个：盈余的赋税。它是指赋外的无名税收，为唐中期巧取豪夺的杂税。白居易《重赋》中有句云：“号为羡余物，随月献至尊”，即指此。再顺手拈来两例；向秀《思旧赋》：“悼嵇（康）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宋代王沂孙《齐天乐·蝉》中句：“一襟余恨宫魂断，年年翠阴庭树。”其中的“余”字，在人称余和多余二者间，意思便可能相混。人们为此困惑，也徒有困惑而已。

谁知峰回路转，柳暗花明，“馀”字竟悄然复生！常河元先生在《咬文嚼字》月刊撰文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毛泽东诗词》，其中，《沁园春·雪》中的两句：“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这“‘惟余莽莽’的‘余’，本是剩余的意思：在‘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诗人放眼远眺，只有大地苍莽无际，这是多么壮观的景象。然而‘余’也是古汉语中的人称代词，可以用于自称，‘惟余莽莽’成了只有我气概非凡，岂非有点自诩？这当然不符合诗人的本意。作者手书的该词，就是‘惟馀莽莽’。”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韦君宜同志说，为了避免这一尴尬，社里主张仍用繁体字“馀”，并就此事特向毛泽东秘书田家英作了汇报。没过几天田家英便回复说，毛泽东同意出版社的意见。后来在1964年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中，关于“余”字专门有一条注释：“在余和餘意义可能混淆时，仍用餘。如文言句‘餘年无多’。‘餘’可类推简化为‘馀’。”这一条注释想来和出版社的“汇报”有关。后来有的辞书，对此也作了相应的改动，如《辞源》附录中，有《繁简字对照表》的注释，其第八条，就写得明白：“在余和餘意义可能混淆时，餘仍用‘餘’。”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于1983年，后来几经修订，第五次修订时，也加入了“馀”字条（但在“余”字条中，还存有“馀”的义项）。尽管是姗姗来迟，来了就好。前几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国演义》中，该用“馀”字的地方，都弃“余”而用了“馀”。使人心中便有一种久违了的快慰。快慰过后，又有了杞人之想，这种虽经改动但并未规范的“馀”字，并未真正在大众的心目中明晰。并未能得到广泛的认同。“意义可能混淆时”，一般的文字使用者如何判断？甲认为混淆了，乙认为不混淆，结果势必会引起混乱。更何况一般人对此并不了解，在他们的眼中，在他们的笔下，是只知有“余”而不知有“馀”的。

2016年，笔者就遇到这样的事，出版社在某书稿付三校时，校对者将作者所改定的“馀”字，又改作了“余”，问其原因，答曰，据词典。作者明之以理，遂使“馀”字得以全活。侥幸也，万幸也，抑不幸也？说侥幸，是作者及时发现，而防错于未然；说万幸，是说服了校对者，而皆大欢喜；说不幸，是知“馀”字者尚未普遍，尚未做到天下谁人不识“馀”的程度。

所以“馀”字虽恢复使用，却总见得有些犹抱琵琶而遮遮掩掩，未见得堂堂正正。在“余”字取代“馀”字半个世纪后，有必要重提此事，希望权威部门能将其规范，让“馀”字在字林中昂然而立，占其应有的位置。

“必也正名乎！”孔子的这句话想来并未过时。

□杨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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