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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恋》：歌声里的改革信号
语音播报：
“你的身影，你的歌声，永远印在我的心中。昨天虽已消逝，分别难相逢，怎能忘记，你的一片深情……”1980年开始唱响的这首《乡恋》，被誉为改革开放初期文艺界的一颗“信号弹”。李谷一与《乡恋》一起，成为印在人们心中的“身影”与“歌声”。
文艺界在新旧思想的交锋中前行
1979年10月30日，有3000名代表出席的中华全国第四次文代会隆重开幕。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向大会发表《祝辞》。这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政治领域“拨乱反正”之后在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据作家阎纲回忆，《祝辞》最具突破性的论点，是“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重申“双百方针”，明确党领导文艺的政策，堪为经典。
1980年春，《光明日报》记者邓加荣与同事理由拟定了一个采访计划，准备从几个侧面反映当时文艺界振奋人心的新局面。他们拟定的几个题目中有《新凤霞写书》《袁运生画画》《李谷一唱歌》《刘晓庆学剑》等。
在这份名单中，除了新凤霞，其他三位均为青年文艺工作者。刘晓庆25岁，李谷一36岁，袁运生43岁，都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当时，画家袁运生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1979年10月），因为大胆画入三个沐浴的傣家少女，正伫立在北京首都机场接受人们好奇和质疑的目光。刘晓庆主演的《神秘的大佛》已经显露出明显的商业娱乐片气息，被业内人士认为是“用庸俗的形象和噱头败坏人们的胃口”，迫于舆论压力，电影公司中断了正在印制的拷贝。34岁的词曲作家傅林创作的《小螺号》，受到《人民日报》点名批评，认为他是受了港台靡靡之音的不良影响。张瑜和郭凯敏主演的《庐山恋》轰动一时，那蜻蜓点水的一吻，让无数情窦初开的年轻人为之迷醉。
放眼文学界，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乔厂长上任记》，一方面荣获1979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一方面正在被当地媒体大加挞伐，天津作家蒋子龙的心情有如坐过山车。
可以说，1979年和之后的几年中，保守与开放两种思想并存，先锋的创作与守旧的教条互不相容，文艺界和整个社会都在新旧思想的交锋中前行。
李谷一与《乡恋》风波，正是体现这一交锋的标志性事件。
《乡恋》引起“异端”之争
1979年，由陈冲、刘晓庆、唐国强主演的电影《小花》上映。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就是由李谷一演唱的，她大胆尝试将西洋歌剧和我国古典戏曲中曾使用过的轻声、气声唱法，运用到现代歌曲上来，受到听众欢迎。
《乡恋》是在1979年的最后一天在中央电视台首先播出的，据当时人回忆，晚上八点，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之后的黄金时段播放了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本来以为播出电视剧《大西洋底来的人》的年轻人，看见这个名字顿时意兴阑珊。当李谷一那带着浓浓乡愁的歌声出现时，屋里顿时静了下来，大家都被她的歌声所感染。听惯了她明丽的《边疆的泉水清又纯》，突然听到她“含着嗓音唱歌”，大家既惊讶又惊喜。一个女工小声说，李谷一唱歌怎么跟说悄悄话似的。她的话无意中道出了“气声”的特点。
上海人最敏感。1980年1月1日的《文汇报》发出消息说，昨天中央电视台风光片播放的歌曲十分优美，得到大家喜爱。1980年2月，《乡恋》入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在那个电视尚不普及的年代，《每周一歌》影响特别大，《乡恋》因此一下子流行开来。在当时，要听李谷一唱歌，就得午夜2点去排队买票。光1980年上半年李谷一就唱了200场。
但与此同时，有不少人认为这种唱法不正经，不符合社会主义艺术规律。有人说这只是在酒吧间唱的歌曲，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娱乐生活的情调一致的。甚至有人批评她的歌是“亡国之音”。
1980年年初的一天上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礼堂里，一名主管意识形态的高层领导最先点了《乡恋》的名，说大陆现在有个“李丽君”。1980年2月10日，《北京音乐报》在第二版刊发署名“莫沙”的文章《毫无价值的模仿》。文章说：“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播映之后，它的几首插曲在群众中迅速引起较大的反响，对它们的评价也产生了尖锐的斗争。我觉得，其中一首情歌不论在艺术创作风格上或演唱风格上，都是对外来流行音乐的模仿，从艺术上来说，是毫无价值的仿造品。”文中所说的“一首情歌”，指的就是《乡恋》。从此，报刊开始大量发表对《乡恋》的批评文章，在持续三四年的时间里，围绕《乡恋》的全国性大讨论始终热度不减。
出于职业敏感，邓加荣和理由暂时搁下其他选题，准备首先采访李谷一，而且直接切入当时争议的焦点——《乡恋》，不是一般地采写李谷一的成才之路，而是着重于《乡恋》这首歌曲引发的争议。
由于此时李谷一正随中央乐团演出团在上海巡回演出，邓加荣与理由乘机飞赴上海采访。他们首先去观看中央乐团的演出。上海的观众深夜冒雨排队购票。演出当夜可容纳1.8万人的上海体育馆座无虚席。
邓加荣原以为，面对各方面的压力，李谷一不太可能再唱《乡恋》。可谢幕之时，全场观众高喊“乡恋”“乡恋”。李谷一不负众望，唱了一遍之后，观众们还是觉得不过瘾，喊着还要她继续唱下去。
李谷一对记者说：“我之所以还有勇气唱《乡恋》，主要是因为有广大群众的支持。我每天都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广大观众和听众对我的支持，便是最大的鼓舞和力量。”
1980年10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邓加荣和理由采写的报道《李谷一与〈乡恋〉》。报道肯定了李谷一在音乐领域的探索，认为这与整个时代改革的方向是吻合的。她的唱法表明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美”。
这篇报道发表后，社会反响强烈，写给记者和李谷一的信，“不出三五天就要装一麻袋”。
“那个时候的《光明日报》火得厉害。大学生看报纸，不是一份报纸传着看，而是将报纸裁成条，大家交换着看。”邓加荣说。
11月9日，《光明日报》开辟专栏《对李谷一与〈乡恋〉一文的反应》，选登读者来信。一位中学教师在来信中写道：“只准长歌颂雅，不准演员采风，稍一离格，即为异端，这符合艺术发展规律吗？如果天天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连一首《乡恋》都要打入冷宫，甚至枪毙，恐怕中国歌坛上，就永远只能欣赏‘大海航行靠舵手’了！”
从禁播到解禁
1981年11月，《人民音乐》发表长篇文章，指责“《李谷一与〈乡恋〉》的社会效果是作者运用夸大、歪曲事实的手法取得的”。自此，《乡恋》成为“禁歌”，电台不再播放，李谷一演出时可以唱别的歌曲，但不能唱《乡恋》。
1983年2月12日，中央电视台举办首届春节联欢晚会，现场设有4部观众点播电话。晚会开始不久，接线员端了一盘子观众的电话点播条给总导演黄一鹤，黄看了之后倒吸一口凉气，观众点播的几乎全是李谷一的《乡恋》！黄一鹤对接线员使了个眼色，让她把盘子端给了在座的广电部部长吴冷西，吴看了以后马上摇摇头。可是没想到之后一连五盘电话的点播条大部分点的都是《乡恋》，这让吴冷西冷汗直冒。他在过道里来回踱步，不时掏出手帕擦汗，终于，他走进导演间，沉默良久，猛地一跺脚，操着南方口音对黄一鹤说：“播！”。
晚会结束后收到了大量观众的来信，评价央视是“人民自己的好电视台”，在当时冠以“人民”两个字就是最高的评价了。
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中央电视台和湖南电视台又将《乡恋》风波作为改革开放的一个先声，做了专题回访。《新京报》用两个整版回顾了这场争论，并配发评论《文艺创新人民开心》。□郭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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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身影，你的歌声，永远印在我的心中。昨天虽已消逝，分别难相逢，怎能忘记，你的一片深情……”1980年开始唱响的这首《乡恋》，被誉为改革开放初期文艺界的一颗“信号弹”。李谷一与《乡恋》一起，成为印在人们心中的“身影”与“歌声”。
文艺界在新旧思想的交锋中前行
1979年10月30日，有3000名代表出席的中华全国第四次文代会隆重开幕。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向大会发表《祝辞》。这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政治领域“拨乱反正”之后在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据作家阎纲回忆，《祝辞》最具突破性的论点，是“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重申“双百方针”，明确党领导文艺的政策，堪为经典。
1980年春，《光明日报》记者邓加荣与同事理由拟定了一个采访计划，准备从几个侧面反映当时文艺界振奋人心的新局面。他们拟定的几个题目中有《新凤霞写书》《袁运生画画》《李谷一唱歌》《刘晓庆学剑》等。
在这份名单中，除了新凤霞，其他三位均为青年文艺工作者。刘晓庆25岁，李谷一36岁，袁运生43岁，都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当时，画家袁运生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1979年10月），因为大胆画入三个沐浴的傣家少女，正伫立在北京首都机场接受人们好奇和质疑的目光。刘晓庆主演的《神秘的大佛》已经显露出明显的商业娱乐片气息，被业内人士认为是“用庸俗的形象和噱头败坏人们的胃口”，迫于舆论压力，电影公司中断了正在印制的拷贝。34岁的词曲作家傅林创作的《小螺号》，受到《人民日报》点名批评，认为他是受了港台靡靡之音的不良影响。张瑜和郭凯敏主演的《庐山恋》轰动一时，那蜻蜓点水的一吻，让无数情窦初开的年轻人为之迷醉。
放眼文学界，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乔厂长上任记》，一方面荣获1979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一方面正在被当地媒体大加挞伐，天津作家蒋子龙的心情有如坐过山车。
可以说，1979年和之后的几年中，保守与开放两种思想并存，先锋的创作与守旧的教条互不相容，文艺界和整个社会都在新旧思想的交锋中前行。
李谷一与《乡恋》风波，正是体现这一交锋的标志性事件。
《乡恋》引起“异端”之争
1979年，由陈冲、刘晓庆、唐国强主演的电影《小花》上映。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就是由李谷一演唱的，她大胆尝试将西洋歌剧和我国古典戏曲中曾使用过的轻声、气声唱法，运用到现代歌曲上来，受到听众欢迎。
《乡恋》是在1979年的最后一天在中央电视台首先播出的，据当时人回忆，晚上八点，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之后的黄金时段播放了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本来以为播出电视剧《大西洋底来的人》的年轻人，看见这个名字顿时意兴阑珊。当李谷一那带着浓浓乡愁的歌声出现时，屋里顿时静了下来，大家都被她的歌声所感染。听惯了她明丽的《边疆的泉水清又纯》，突然听到她“含着嗓音唱歌”，大家既惊讶又惊喜。一个女工小声说，李谷一唱歌怎么跟说悄悄话似的。她的话无意中道出了“气声”的特点。
上海人最敏感。1980年1月1日的《文汇报》发出消息说，昨天中央电视台风光片播放的歌曲十分优美，得到大家喜爱。1980年2月，《乡恋》入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在那个电视尚不普及的年代，《每周一歌》影响特别大，《乡恋》因此一下子流行开来。在当时，要听李谷一唱歌，就得午夜2点去排队买票。光1980年上半年李谷一就唱了200场。
但与此同时，有不少人认为这种唱法不正经，不符合社会主义艺术规律。有人说这只是在酒吧间唱的歌曲，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娱乐生活的情调一致的。甚至有人批评她的歌是“亡国之音”。
1980年年初的一天上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礼堂里，一名主管意识形态的高层领导最先点了《乡恋》的名，说大陆现在有个“李丽君”。1980年2月10日，《北京音乐报》在第二版刊发署名“莫沙”的文章《毫无价值的模仿》。文章说：“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播映之后，它的几首插曲在群众中迅速引起较大的反响，对它们的评价也产生了尖锐的斗争。我觉得，其中一首情歌不论在艺术创作风格上或演唱风格上，都是对外来流行音乐的模仿，从艺术上来说，是毫无价值的仿造品。”文中所说的“一首情歌”，指的就是《乡恋》。从此，报刊开始大量发表对《乡恋》的批评文章，在持续三四年的时间里，围绕《乡恋》的全国性大讨论始终热度不减。
出于职业敏感，邓加荣和理由暂时搁下其他选题，准备首先采访李谷一，而且直接切入当时争议的焦点——《乡恋》，不是一般地采写李谷一的成才之路，而是着重于《乡恋》这首歌曲引发的争议。
由于此时李谷一正随中央乐团演出团在上海巡回演出，邓加荣与理由乘机飞赴上海采访。他们首先去观看中央乐团的演出。上海的观众深夜冒雨排队购票。演出当夜可容纳1.8万人的上海体育馆座无虚席。
邓加荣原以为，面对各方面的压力，李谷一不太可能再唱《乡恋》。可谢幕之时，全场观众高喊“乡恋”“乡恋”。李谷一不负众望，唱了一遍之后，观众们还是觉得不过瘾，喊着还要她继续唱下去。
李谷一对记者说：“我之所以还有勇气唱《乡恋》，主要是因为有广大群众的支持。我每天都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广大观众和听众对我的支持，便是最大的鼓舞和力量。”
1980年10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邓加荣和理由采写的报道《李谷一与〈乡恋〉》。报道肯定了李谷一在音乐领域的探索，认为这与整个时代改革的方向是吻合的。她的唱法表明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美”。
这篇报道发表后，社会反响强烈，写给记者和李谷一的信，“不出三五天就要装一麻袋”。
“那个时候的《光明日报》火得厉害。大学生看报纸，不是一份报纸传着看，而是将报纸裁成条，大家交换着看。”邓加荣说。
11月9日，《光明日报》开辟专栏《对李谷一与〈乡恋〉一文的反应》，选登读者来信。一位中学教师在来信中写道：“只准长歌颂雅，不准演员采风，稍一离格，即为异端，这符合艺术发展规律吗？如果天天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连一首《乡恋》都要打入冷宫，甚至枪毙，恐怕中国歌坛上，就永远只能欣赏‘大海航行靠舵手’了！”
从禁播到解禁
1981年11月，《人民音乐》发表长篇文章，指责“《李谷一与〈乡恋〉》的社会效果是作者运用夸大、歪曲事实的手法取得的”。自此，《乡恋》成为“禁歌”，电台不再播放，李谷一演出时可以唱别的歌曲，但不能唱《乡恋》。
1983年2月12日，中央电视台举办首届春节联欢晚会，现场设有4部观众点播电话。晚会开始不久，接线员端了一盘子观众的电话点播条给总导演黄一鹤，黄看了之后倒吸一口凉气，观众点播的几乎全是李谷一的《乡恋》！黄一鹤对接线员使了个眼色，让她把盘子端给了在座的广电部部长吴冷西，吴看了以后马上摇摇头。可是没想到之后一连五盘电话的点播条大部分点的都是《乡恋》，这让吴冷西冷汗直冒。他在过道里来回踱步，不时掏出手帕擦汗，终于，他走进导演间，沉默良久，猛地一跺脚，操着南方口音对黄一鹤说：“播！”。
晚会结束后收到了大量观众的来信，评价央视是“人民自己的好电视台”，在当时冠以“人民”两个字就是最高的评价了。
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中央电视台和湖南电视台又将《乡恋》风波作为改革开放的一个先声，做了专题回访。《新京报》用两个整版回顾了这场争论，并配发评论《文艺创新人民开心》。□郭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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