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的最后一课

2011年12月15日，复旦大学第五教学楼5301教室里座无虚席，来自复旦大学不同院系的200多位学生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今天朱维铮教授将在这里最后一次登上复旦大学的讲坛，完成他命题的《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讲座的最后一讲。这将是朱维铮教授52年从教生涯的最后一堂课，所以很多同学都想记住这珍贵的一刻。

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副主任邓志峰和姜鹏博士的陪护下，朱维铮教授提前半小时到达教学楼，他一步步地登上了三楼，休息了近半个小时，然后又步履艰难地往讲台上挪动。这时有人过来要搀扶他，被他制止了。朱维铮教授不让人搀扶，自己拄着拐杖走上了讲台。在登上讲台的那一刹那，他的身子晃了一下，他用手扶了一把墙。

坐定后，朱维铮教授以沙哑却又响亮的声音开始宣讲。“我要求你们各位要学点历史，懂得一点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的区别：第一个要区别的是，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族类的概念；第二，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空间概念；第三，历史上的中国后来变成了一个文化概念，这个文化概念和统治中心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要认识中国、要认识世界，恐怕有几条要防止：第一，我们不要把自己变成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其实这还不是中华民族主义者，而是大汉族主义者；第二，恐怕我们眼睛要向内，最主要的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非常狭隘的人物，把自己变成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人家一批评，我们就跟着跳起来。孟子老早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但我希望你们各位还是要思考，多思考一点中国自身的问题。”与以往的臧否人物不同，今天朱维铮教授显得很温和。不仅是温和，甚至有些语重心长和动之以情。他说：“我还是赞成鲁迅的话，‘批评必须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人家是好的，你要承认，人家不好的，你可以批评，但是你自己呢？你自己不好的地方，你要承认。比如说我们的观念到现在为止，我们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和历史上的夷夏之变的认知来比较一下，我们有多少跳出当年非常狭隘的观念？”熟悉朱维铮教授的人都知道，这样的话在他以前的课堂上是少有的。不仅如此，朱维铮教授还几次告诫大家——“不要把自己变成狭隘的人”。

在将近两小时的授课中，朱维铮教授的声音低沉、微弱，但他还是坚持着讲完了这堂课。先生最后说：“就到这里！”讲完最后这四个字，朱维铮教授起身退场，同登台一样他仍坚持不让学生搀扶，自己缓缓地走出教室，走进休息室。看到这一幕在场的很多人都留下了眼泪。知情的人都知道，朱维铮教授其实是从医院直接出来到学校上课的。此时他已两次住院，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必须要靠服用大量止疼片来度日。朱维铮教授之所以要支撑早已虚弱得没有多少力气的身体坚持来授课，为的只是要履行他开学时曾对学生们说的“至少授课三次，最后一次一定亲自讲”的承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先生去世，朱维铮教授得到消息后在病房中沉默了半晌，只说了一句话：“高华不错的，他做了一个历史学家应该做的事。”事实上，朱维铮自己也是如此。

十天后，朱维铮教授再次住进医院，这次，他再也没能走出来。2012年3月10日，朱维铮教授在上海病逝，享年76岁。弥留之际，他最后的愿望是：“在复旦找一棵树把我埋了！”□史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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