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整合人类新的生命样貌

近两年无疑是作家陈彦收获满满的两年，同时也是其工作转换、举家北迁较为忙碌的两年。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忙碌中，他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备受期待的“舞台三部曲”第三部《喜剧》也不负众望，今年如约而至。

作为“文学陕军”的一员，陈彦深受陕西作家现实主义写作传统的影响。“熟悉陕北的路遥写陕北，熟悉关中的陈忠实写关中，熟悉陕南的贾平凹写陕南，而柳青为了深入反映农村实际情况甚至在皇甫村定居长达十四年之久，作家应该关注现实，做时代的速记员。”陈彦说，“生活是现实主义的基础，双脚踩在大地上，写起来就更加得心应手。我也是在写我熟悉的生活，写身边的人和事，写自己的生命体验。我觉得作家应该守住自己的一口井，不断往深里挖，无数个体的不同侧面，才能汇成整个社会庞大的交响乐。”

陈彦生在乡村，工作后也一直追踪着乡村的变化，见证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乡村的发展，掌握了大量一手素材。所以他写乡村、农民、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都能写得入木三分。而关于戏曲人的素材陈彦更是信手拈来。从专业编剧到团长，再到管创作的副院长，又在六百多人的陕西戏曲研究院担任十年院长，他对带有丰富历史信息和民间信息的秦腔，对戏曲从业者早已了如指掌，“写他们不需要再深入生活补充素材。”

“戏曲小舞台与人生大舞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剧场是一个巨大的人性实验室。小说中如果仅仅写几个演员的人生经历或舞台生涯意义并不大，只是讲几个有趣的故事也不是我想要的。”陈彦说，“小说写作要天然地带着对历史、现实、未来与哲学的思考。故事应该既能承载个体生命体验，又能承载时代信息，构成故事的每一个情节、细节，包括语言构件都应是其丰富性的一部分。我所写的这些人是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城乡发展同步的，他们经历了物质的匮乏到丰富，又到物欲横流，更有贫富悬殊、尊严失衡等问题。这里面都深含着人性的复杂多变与生命的多样性，诸多元素杂烩在一起，有时切开一个小口，看似写演员的戏剧人生，实则折射出整个社会的影像。”

陈彦喜欢长篇小说巨大的荷载量，他说这种文体可以承载足够多的人物，“要表现生命体验、社会生活、人的思想深度、情感深度，离开人物是不可能的，尽管小说要不要塑造人物说法不一，但我个人的小说观仍是把塑造人物作为第一要素。有时需要诸多人物，才能表达出你心中的生命和世界样貌。”陈彦认为，塑造人物既需要生命经验的积累，还需要大量的阅读，“一个艺术形象是诸多因素的聚合体，有时不只是‘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甚至鞋在南美，手套在北欧，手串在南非了。总之，这已是一个需要高度整合人类新的生命样貌的时代。越写微小、局部，越需要有在背景上的开疆拓土与张力。”

关于阅读，陈彦不喜欢临时抱佛脚地查阅某一种书，他说，“写作有时需要逆向思维，发散阅读，仅仅为写作去阅读和思考容易钻进狭小的管子里，从一头端直就钻到另一头去了，思维、眼界都会受到很大局限。一些反向思维反倒能够激发新的灵感，激活过去生活中的某些经验。”陈彦在写作前后常常会进行集中阅读，写作过程中也不间断，“新的阅读在写作过程中必然带来新的启发。”

陈彦订阅的报刊中多是天文地理读物，这些阅读使他的视野足够开阔，也使他的思维和语言带有更多元的哲思。比如写《喜剧》时同时阅读了大量悲剧作品。他不断进行着辩证思考，比如喜剧和悲剧是什么关系？人类为什么需要喜剧，同时又需要悲剧？这样的阅读和思考最终将《喜剧》中贺氏两代丑角的经历升华为人生哲思。

陈彦在新书《喜剧》题记中写道：“喜剧和悲剧从来都不是孤立上演的。当喜剧开幕时，悲剧就诡秘地躲在侧幕旁窥视了，它随时都会冲上台，把正火爆的喜剧场面搞得哭笑不得，甚至会提起你的双脚，一阵倒拖，弄得险象环生。我们不可能永远演喜剧，也不可能永远演悲剧，它甚至时常处在一种急速互换中，这就是生活与生命的常态……”一番话道尽贺氏两代丑角的苦辣酸甜，也说出了千千万万读者的心声。一部书中凝结的心血最终会在读者的哭和笑中结晶，陈彦还在阅读，还在前行。 □刘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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