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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家村：这个一度比兵马俑景区还火爆的村庄，秘密何在？
语音播报：
入股小吃街合作社公示名单
杨建荣正在用铡刀切凉皮
踏上青石板铺就的古街巷，穿行在关中风情的明清式古建中，摸一摸古老的石磨碾子，试一试古朴的纺车织机；尝一口甜糯的甑糕，再咥一老碗筋光香辣的“biang biang面”；上茶楼品一壶茯茶，听一段高亢的秦腔，再看一眼烧茶师傅拉风箱时自在销魂的“舞蹈”……
置身关中民俗文化旅游体验地，距西安78公里的礼泉县袁家村，徜徉在灶台、水井、戏楼、口袋广场之间，复活记忆中的老房子、老街巷，品味如同妈妈做的家常菜一样的舌尖上的老味道，仿佛回到魂牵梦绕的儿时。
尽管不是周末，小吃街里游客仍然络绎不绝，时髦的姑娘举着年糕边走边吃，“关中小吃，这里味道最好”。
“袁汁袁味”，正是“精神还乡”的魔力，让这个只有62户286人、土地面积660亩，既无名胜古迹又无山光水色的关中小村，从2007年开始开发乡村旅游，仅仅十年间就成长为闻名遐迩的民俗文化旅游村，荣获“中国十大美丽乡村”“关中印象体验地”等美誉，跻身4A级景区。2015年“十一”黄金周，袁家村日均接待游客18万，居然超过世界第八大奇迹“兵马俑”，成为陕西最火爆的景区。
袁家村，无疑是乡村振兴的成功样本。数据为证：2017年，袁家村接待游客500多万次，旅游总收入3.8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8.3万元，集体经济积累达20多亿元。这里还汇集了1000多个创客投资、开店、做生意，吸纳了周边村民及外地约3000多人就业，带动周边2万多农民增收。
这个“无中生有”创造了奇迹的村庄，引来不少地方学习模仿，试图克隆“民俗文化促旅游”，但模仿成功的却很少。记者采访调研后发现，袁家村的模式虽然不能简单复制，但“袁家村版”乡村振兴之路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确极富启示。说到底，袁家村的成功，是在一个有凝聚力战斗力的党支部带领下，尊重村民意愿，通过“新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让村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美美与共”让村民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从而真正激活了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村上搭台，农民唱戏”
“乡村振兴，一定是以农民为主体，实现共同富裕”
茶楼里坐满了喝茶听戏闲聊的游人，西安的刘先生带着一家老小坐在一处僻静的平台上，惬意地享受休闲时光。“经常过来转转，百来不厌。”
茶楼外一片空地上，磨盘、场院、秋千，吸引着游客们一试身手。石碾旁，76岁的杜秀霞老人正在兜售野菜，她是距离袁家村两三里外的袁坡村村民。一旁卖冷饮的小摊主跟她打趣，“这老婆婆一天能挣100块。”杜秀霞哈哈大笑，“袁家村好么，袁家村的干部好，这伙年轻娃给我提供个摊摊不收钱，晌午还给我买肉夹馍吃！”
“袁家村的干部好”——面对外村人的这一评价，袁家村党支部书记、“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地”创始人郭占武一脸严肃，“我是农民的儿子，我了解农民。农村要发展，关键在领导。你要有一颗公心，把集体的‘利’公平地分给大家，农民才能相信你，跟着你干，更要让年轻人在农村看到希望。”
“我们是村上搭台，农民唱戏。”郭占武这样概括“袁家村模式”。这位袁家村的“领头雁”，今年2月曾应邀到甘肃省旅游产业大会去授课。甘肃省政府一位领导说，袁家村创造了乡村振兴、破解三农问题的奇迹。
“袁家村是靠我们农民自己发展起来的，既没有外部资本进入，也没有银行贷款和社会融资。”郭占武说，袁家村党支部是这样搭台的：从“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出发，打造以特色小吃为主的民俗产业旅游，到逐步发展成为以民宿、咖啡、酒吧等乡村休闲度假为主，再到乡村全产业发展，始终围绕“人怎么能来”“人怎么留得住”“产业怎么提升”的问题，在发展中不断摸索创新。“乡村振兴，不能以设计师、专家、政府为主体，一定是以农民为主体，实现共同富裕。”
以农民为主体，农民的智慧也成就了袁家村。一位熟悉袁家村的干部介绍，发展旅游业，“一般景点都是预计投资多少钱，预计要征多少地，预计得把多少农民搬出去，预计多少年能把钱收回来，一张门票得卖多少钱。袁家村不是这样算的，村民自己做，袁家村村民要把自家的生活做成旅游，可以让游客在这里体验真正的乡村生活。”
郭占武介绍，为维护和提升袁家村品牌价值，袁家村建立了农民交流学校，用农民的语言，向农民讲通“旅游产业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道理，由村干部负责质量，动员农民自觉捍卫食品安全，树立袁家村特色小吃的好口碑。
最关键的，还是袁家村党支部选择了“新集体经济”模式发展乡村民俗旅游。
作为“中国乡村振兴袁家村课题组”的主要负责人，陕西省政府参事郑梦熊一直默默地观察着袁家村。他说，“在没有任何强迫命令的前提下，在农民自觉自愿的基础上，把农民发动、组织和团结起来，以农民为主体，自主解决三农问题，极具创造性地设计出一整套符合乡村实际和农民特点的股份合作制度，实现乡村振兴，这是袁家村人一个了不起的实践。”
“产业都是大家自己的”
股份制合作社把村民、商户的利益捆绑在一起，让大家都尝到了甜头
傍晚时分，喧闹了一天的袁家村慢慢安静下来，王家茶楼里三三两两的游客、村民、商户嗑着瓜子、呷着煎滚的茯茶聊天。47岁的马秋凤穿着时尚的外套，调侃起几年前自己被迫接受的驴肉店，多少有些春风拂面。
马秋凤是泾阳县王桥镇的村民，2010年前后，“挖矿”生意赔了钱，听人说袁家村小吃街正在招商，结果替别人盘下的“驴肉店”“砸”在了自己手里。试着经营了一个月，净利7万元。生意好得令人吃惊，“最夸张的时候，拥挤的游客拿着钱简直就是往你怀里塞。”
马秋凤觉得“反正在袁家村卖啥都赚钱”。2012年，她找到郭占武要求开个粉条作坊，那时市面上还没有人卖粉条。郭占武同意了，但要求成立股份制合作社，“就是让大家给你投钱，你赚了钱，给大家分。”马秋凤非常不解。
那时，村里酸奶、醪糟、豆腐、醋坊、油坊等手工作坊股份制合作社刚刚开始。马秋凤的粉条作坊需要启动资金200万元，但只有两户入股，一共1.5万元。郭占武对马秋凤说，“你只要负责把粉条质量弄好，让游客吃了说好，愿意再来，就行了！”
很快粉条作坊在村里的扶持下建成投产，按照袁家村“农民捍卫食品安全”承诺要求，食品制作必须纯天然、无添加。一开始“发白，易碎”的纯手工粉条销路并不好，年底一算账，“只赚了一万六”。
“怎么让游客吃了说好，再来？”马秋凤想尽办法技术改良，并且在作坊前卖起了酸辣粉，慢慢生意好起来，粉条销路不断扩大。
马秋凤去找郭占武周转资金，准备扩大生产，“动员大家再入股”的答复令她哭笑不得，“当初大家不懂，看明白了能不入？”郭占武说，“再说，你一个人吃饱了，大家都还饿着肚子，你一个人走在街道，你觉得有意思吗？”
入股需要资金150万元，结果一下报了1000多万元，“最多的200万元，最少的3000元。”郭占武说，“把200万元的还给人家，有200万元，谁还稀罕你年底的那点分红。3000元这人知道你分钱呀，本金可能都是借的，急需要钱，把股份给这人。”
又到年底分红，马秋凤一进财务室，所有人都跟她说，“马总，我这一年没干啥，分了这些钱！”不少人真诚地跟她说“谢谢”。马秋凤心里突然高兴得很，“这才明白，郭书记是为我好。”
马秋凤说，如今在袁家村，“这人要是把钱一个人都挣了，不正常。”
李金涛是袁家村的财务总监，除了把袁家村的账算好，还将不少的精力用在了平衡收入上。“在袁家村，一年挣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商户大有人在，也有个别商户一年只挣3万块。”李金涛说，为了维护各个商户的利益，村里把小吃街整合成合作社入股形式，收入多的商户入股份额占的少一点，收入少的商户入股份额多一点，根据不同情况划定一个额度，甚至对收入少的商户进行补贴。“例如锅盔、花馍等利润低，作为关中特色食品又缺一不可。”
王创战说，2009年小吃街开业，生意越来越好。原著村民就觉得“小吃街”把“农家乐”的生意抢了，“咱村的人都不挣钱，让人家来挣钱。”为了解决新的不公，2012年，袁家村发展股份制合作社，让村民和商户都能入股，“这下谁挣得再多大家也不眼红了。”
记者在小吃街看到，公示的合作社人员名单上几个大字非常醒目“打造农民创业平台”，每一名入股该合作社的人员名字以及入股份额都清清楚楚地显示在公示栏里。在公示的酸奶作坊中，份额最多的作坊老板占股67.5万元，最少的2000元，这些是分红的标准。
听说小吃街里“粉汤羊血”一年能赚几百万，生意比以前略显清淡的张淑玲笑称，“不眼红，咱入些股，还能分些。”除了家里的收入，加上各种合作社的分红，张淑玲的年收入并没有减少，“一年几十万元，不缺吃不缺花。”
目前，袁家村已有20多家股份制合作社，一个项目一个合作社。“产权利益清晰，再没人捣乱了，因为知道这些产业都是大家自己的。”股份制合作社把村民、商户的利益捆绑在一起，缩小了商户之间、商户与村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让大家都尝到了甜头。
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前提下，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村集体与村民股份合作、联合经营、统一管理，实现人人有股份、年年有分红。
据介绍，袁家村股权结构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基本股。集体资产，集体保留38%股份，其余62%量化到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持有，每年分红；二是交叉股。旅游公司、合作社、商铺、农家乐互相持有股份，共交叉持股460家商铺，村民可以自主选择入股的店铺；三是调节股。坚持全民参与、入股自愿，照顾小户、限制大户的原则，股份少的可以得到较高的分红，股份超过限额的分红就会相应比例的减少，以调节收入分配和再分配，避免两极分化。
问及食品源头，马秋凤不经意地说，油坊的菜籽来自湖北，粉条作坊的红薯来自山西，都是长期合作。
“进城店”成都市商业地产的宠儿
吸引了更多外省、甚至外国游客走进袁家村，为乡村扶贫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
突然的增温，让古城西安的夏显得愈发热烈，姑娘们急不可耐地换上了短裙。在小寨商业区最繁华的赛格商城里，不到中午，位于七楼的“袁家村”城市体验店售卡柜台已经排起了长队，每家小吃摊前也都排满了取餐的顾客。品尝美味的人们不得已加快吃饭的速度，因为身边尽是端着碗碟等座的食客，有人索性坐在门口小凳上就餐……这种景象让一旁其他餐馆招揽生意的小哥不时侧目。
好不容易找到座位的常阿姨是第三次来这里，“有时候不敢来，人太多了。”把袁家村小吃开进城，常阿姨觉得这种经营方式“很好啊”“方便正宗”，但并不影响自己一年还会再去几次袁家村，“感受是不一样的。”
凉皮摊前，62岁的杨建荣用大铡刀熟练地切着面皮。2016年，咸阳郊区农民杨建荣，通过袁家村“厨艺大赛”，成为赛格进城店凉皮摊的老板。
跟自己以前走村串巷卖凉皮，月收入仅千元相比，如今不知要强多少倍。每月二十几号是赛格店分红的日子，杨建荣这次分得3万多元，除去人员工资、西安的房租，他的月收入过万元。穿着白色短袖工作服的杨建荣很兴奋，“这里冬暖夏凉，挣钱多，不要押金，不操闲心。提个锣锣，把你的手艺带来，做好你的凉皮就行了。”
食材由村里统一供应，“食材不过夜”更是袁家村对食品安全要求的硬杠杠。杨建荣说，“每天按计划制作，一般都会卖完。如有意外，就会按成本价分给员工，保证人们来袁家村不会吃到过夜食品。”
在赛格进城店蜂蜜粽子摊位前，穿着蓝格上衣，头顶帕子的郭娟正忙着招呼购买粽子的顾客。“要不是这份工作，我真的就沿街乞讨了。”说话间，郭娟泫然欲泣。
2015年，对45岁的郭娟来说是人生中最困难的一年，不仅赔光了西安的生意，家庭也遭遇重创。走投无路，她想到了回家。作为袁家村的女儿，郭娟给郭占武发信息求助，郭占武说，“你回来，肯定有你的活路。”回村后，郭娟跟随老师傅认认真真学到了包粽子的手艺。2016年，在进城店“厨艺大赛”中胜出。
凭着“袁家村”的金字招牌，蜂蜜粽子生意非常好，一天的营业额能达到三四千元。郭娟不仅还清了西安的房贷，同时供养着两个上学的孩子，“没有压力了。”
赛格店作为5家进城店中最火爆的一家，每天的客流量能达到1万人，日营业额100万元。2015年8月，袁家村第一家进城店在西安曲江银泰开业，由村民入股的600万元投资仅九个月就全部收回。袁家村进城店的火爆现象引起了不少地产商家的青睐。“因为看好‘袁家村’这块牌子，甚至在租金上给我们开出优惠的条件。”王创战说，“进城店让‘袁家村’实现了真正的走出去。”
当初计划进城店时，村里反对声音非常多，大家觉得“人家在城里吃完，不来袁家村了怎么办”。王创战说，“以前我们觉得袁家村已经很有名气了，后来开了进城店才发现，这简直就是赚钱的‘活广告’，恰恰吸引了很多来陕西旅游的外省、甚至外国游客走进袁家村，同时为乡村扶贫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
乡村振兴的耀眼路标
以党建引领为基础，以股份合作为纽带，以新农民、新技能为主体，正是袁家村乡村振兴之路的耀眼路标
袁家村有一个几百人的微信群，是袁家人和所有商户等“新袁家人”的公共大群，除了重要的信息、配股、分红消息发布，这里也是袁家人探讨事业人生，吐露情感心声的公开场所。
每天都有外省考察团来袁家村学习，有人感慨，“袁家村不论村民还是商户幸福指数都很高。”郭占武总会借机把这些声音转发到群里，每每此时群里都会引发关于“幸福”的大讨论。
如今袁家村各种荣誉傍身，每年来自全国的各类学习考察团络绎不绝，有人甚至拿着尺子来量。“袁家村的内生动力是农民自己，每个人做的都是自己的事业。”
郭占武坦言，农民最现实，在没有“眼见为实”的情况下，“想让他们相信你比登天还难。这就要求把发展起来的利益，公平的分给大家，大家才相信你。”
“解决农村各类问题，要看每一个人心里舒不舒服。”郭占武要求村干部要做村民的“服务员”，为此袁家村不断探索乡村治理和村民管理的新模式，推进以自治为基础、以法治为保障、以德治为引领的“自治、法治、德治”建设。
袁家村有自己的农民学校，通过“自省”和“自醒”、“讲理”和“明理”，提升村民思想觉悟。每年除夕的分红大会，大家一起吃年夜饭，初一早晨一起到祠堂祭祖，“就是要让每一个村民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
以党建引领为基础，以股份合作为纽带，以新农民、新技能为主体，正是袁家村乡村振兴之路的耀眼路标。
漫天星光下，随着后塬上酒吧街里爵士音乐的响起，这里新的一天才刚刚开始，年轻人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喝酒唱歌，体味着他们的乡村生活。
在袁家村老街，杜丹的“秋田精品民宿酒店”开业百天，宾客盈门。刚刚辞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30岁的杜丹说喜欢这里慢而充实的生活。晚上，她打发了工作人员早早回家，在前台慢慢熬制着自己的“秋田银耳汤”，有个河南的“回头客”发来信息，说带几个朋友过来，已在路上，一会就到了。
□新华社记者 强晓玲 刘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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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荣正在用铡刀切凉皮
踏上青石板铺就的古街巷，穿行在关中风情的明清式古建中，摸一摸古老的石磨碾子，试一试古朴的纺车织机；尝一口甜糯的甑糕，再咥一老碗筋光香辣的“biang biang面”；上茶楼品一壶茯茶，听一段高亢的秦腔，再看一眼烧茶师傅拉风箱时自在销魂的“舞蹈”……
置身关中民俗文化旅游体验地，距西安78公里的礼泉县袁家村，徜徉在灶台、水井、戏楼、口袋广场之间，复活记忆中的老房子、老街巷，品味如同妈妈做的家常菜一样的舌尖上的老味道，仿佛回到魂牵梦绕的儿时。
尽管不是周末，小吃街里游客仍然络绎不绝，时髦的姑娘举着年糕边走边吃，“关中小吃，这里味道最好”。
“袁汁袁味”，正是“精神还乡”的魔力，让这个只有62户286人、土地面积660亩，既无名胜古迹又无山光水色的关中小村，从2007年开始开发乡村旅游，仅仅十年间就成长为闻名遐迩的民俗文化旅游村，荣获“中国十大美丽乡村”“关中印象体验地”等美誉，跻身4A级景区。2015年“十一”黄金周，袁家村日均接待游客18万，居然超过世界第八大奇迹“兵马俑”，成为陕西最火爆的景区。
袁家村，无疑是乡村振兴的成功样本。数据为证：2017年，袁家村接待游客500多万次，旅游总收入3.8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8.3万元，集体经济积累达20多亿元。这里还汇集了1000多个创客投资、开店、做生意，吸纳了周边村民及外地约3000多人就业，带动周边2万多农民增收。
这个“无中生有”创造了奇迹的村庄，引来不少地方学习模仿，试图克隆“民俗文化促旅游”，但模仿成功的却很少。记者采访调研后发现，袁家村的模式虽然不能简单复制，但“袁家村版”乡村振兴之路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确极富启示。说到底，袁家村的成功，是在一个有凝聚力战斗力的党支部带领下，尊重村民意愿，通过“新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让村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美美与共”让村民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从而真正激活了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村上搭台，农民唱戏”
“乡村振兴，一定是以农民为主体，实现共同富裕”
茶楼里坐满了喝茶听戏闲聊的游人，西安的刘先生带着一家老小坐在一处僻静的平台上，惬意地享受休闲时光。“经常过来转转，百来不厌。”
茶楼外一片空地上，磨盘、场院、秋千，吸引着游客们一试身手。石碾旁，76岁的杜秀霞老人正在兜售野菜，她是距离袁家村两三里外的袁坡村村民。一旁卖冷饮的小摊主跟她打趣，“这老婆婆一天能挣100块。”杜秀霞哈哈大笑，“袁家村好么，袁家村的干部好，这伙年轻娃给我提供个摊摊不收钱，晌午还给我买肉夹馍吃！”
“袁家村的干部好”——面对外村人的这一评价，袁家村党支部书记、“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地”创始人郭占武一脸严肃，“我是农民的儿子，我了解农民。农村要发展，关键在领导。你要有一颗公心，把集体的‘利’公平地分给大家，农民才能相信你，跟着你干，更要让年轻人在农村看到希望。”
“我们是村上搭台，农民唱戏。”郭占武这样概括“袁家村模式”。这位袁家村的“领头雁”，今年2月曾应邀到甘肃省旅游产业大会去授课。甘肃省政府一位领导说，袁家村创造了乡村振兴、破解三农问题的奇迹。
“袁家村是靠我们农民自己发展起来的，既没有外部资本进入，也没有银行贷款和社会融资。”郭占武说，袁家村党支部是这样搭台的：从“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出发，打造以特色小吃为主的民俗产业旅游，到逐步发展成为以民宿、咖啡、酒吧等乡村休闲度假为主，再到乡村全产业发展，始终围绕“人怎么能来”“人怎么留得住”“产业怎么提升”的问题，在发展中不断摸索创新。“乡村振兴，不能以设计师、专家、政府为主体，一定是以农民为主体，实现共同富裕。”
以农民为主体，农民的智慧也成就了袁家村。一位熟悉袁家村的干部介绍，发展旅游业，“一般景点都是预计投资多少钱，预计要征多少地，预计得把多少农民搬出去，预计多少年能把钱收回来，一张门票得卖多少钱。袁家村不是这样算的，村民自己做，袁家村村民要把自家的生活做成旅游，可以让游客在这里体验真正的乡村生活。”
郭占武介绍，为维护和提升袁家村品牌价值，袁家村建立了农民交流学校，用农民的语言，向农民讲通“旅游产业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道理，由村干部负责质量，动员农民自觉捍卫食品安全，树立袁家村特色小吃的好口碑。
最关键的，还是袁家村党支部选择了“新集体经济”模式发展乡村民俗旅游。
作为“中国乡村振兴袁家村课题组”的主要负责人，陕西省政府参事郑梦熊一直默默地观察着袁家村。他说，“在没有任何强迫命令的前提下，在农民自觉自愿的基础上，把农民发动、组织和团结起来，以农民为主体，自主解决三农问题，极具创造性地设计出一整套符合乡村实际和农民特点的股份合作制度，实现乡村振兴，这是袁家村人一个了不起的实践。”
“产业都是大家自己的”
股份制合作社把村民、商户的利益捆绑在一起，让大家都尝到了甜头
傍晚时分，喧闹了一天的袁家村慢慢安静下来，王家茶楼里三三两两的游客、村民、商户嗑着瓜子、呷着煎滚的茯茶聊天。47岁的马秋凤穿着时尚的外套，调侃起几年前自己被迫接受的驴肉店，多少有些春风拂面。
马秋凤是泾阳县王桥镇的村民，2010年前后，“挖矿”生意赔了钱，听人说袁家村小吃街正在招商，结果替别人盘下的“驴肉店”“砸”在了自己手里。试着经营了一个月，净利7万元。生意好得令人吃惊，“最夸张的时候，拥挤的游客拿着钱简直就是往你怀里塞。”
马秋凤觉得“反正在袁家村卖啥都赚钱”。2012年，她找到郭占武要求开个粉条作坊，那时市面上还没有人卖粉条。郭占武同意了，但要求成立股份制合作社，“就是让大家给你投钱，你赚了钱，给大家分。”马秋凤非常不解。
那时，村里酸奶、醪糟、豆腐、醋坊、油坊等手工作坊股份制合作社刚刚开始。马秋凤的粉条作坊需要启动资金200万元，但只有两户入股，一共1.5万元。郭占武对马秋凤说，“你只要负责把粉条质量弄好，让游客吃了说好，愿意再来，就行了！”
很快粉条作坊在村里的扶持下建成投产，按照袁家村“农民捍卫食品安全”承诺要求，食品制作必须纯天然、无添加。一开始“发白，易碎”的纯手工粉条销路并不好，年底一算账，“只赚了一万六”。
“怎么让游客吃了说好，再来？”马秋凤想尽办法技术改良，并且在作坊前卖起了酸辣粉，慢慢生意好起来，粉条销路不断扩大。
马秋凤去找郭占武周转资金，准备扩大生产，“动员大家再入股”的答复令她哭笑不得，“当初大家不懂，看明白了能不入？”郭占武说，“再说，你一个人吃饱了，大家都还饿着肚子，你一个人走在街道，你觉得有意思吗？”
入股需要资金150万元，结果一下报了1000多万元，“最多的200万元，最少的3000元。”郭占武说，“把200万元的还给人家，有200万元，谁还稀罕你年底的那点分红。3000元这人知道你分钱呀，本金可能都是借的，急需要钱，把股份给这人。”
又到年底分红，马秋凤一进财务室，所有人都跟她说，“马总，我这一年没干啥，分了这些钱！”不少人真诚地跟她说“谢谢”。马秋凤心里突然高兴得很，“这才明白，郭书记是为我好。”
马秋凤说，如今在袁家村，“这人要是把钱一个人都挣了，不正常。”
李金涛是袁家村的财务总监，除了把袁家村的账算好，还将不少的精力用在了平衡收入上。“在袁家村，一年挣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商户大有人在，也有个别商户一年只挣3万块。”李金涛说，为了维护各个商户的利益，村里把小吃街整合成合作社入股形式，收入多的商户入股份额占的少一点，收入少的商户入股份额多一点，根据不同情况划定一个额度，甚至对收入少的商户进行补贴。“例如锅盔、花馍等利润低，作为关中特色食品又缺一不可。”
王创战说，2009年小吃街开业，生意越来越好。原著村民就觉得“小吃街”把“农家乐”的生意抢了，“咱村的人都不挣钱，让人家来挣钱。”为了解决新的不公，2012年，袁家村发展股份制合作社，让村民和商户都能入股，“这下谁挣得再多大家也不眼红了。”
记者在小吃街看到，公示的合作社人员名单上几个大字非常醒目“打造农民创业平台”，每一名入股该合作社的人员名字以及入股份额都清清楚楚地显示在公示栏里。在公示的酸奶作坊中，份额最多的作坊老板占股67.5万元，最少的2000元，这些是分红的标准。
听说小吃街里“粉汤羊血”一年能赚几百万，生意比以前略显清淡的张淑玲笑称，“不眼红，咱入些股，还能分些。”除了家里的收入，加上各种合作社的分红，张淑玲的年收入并没有减少，“一年几十万元，不缺吃不缺花。”
目前，袁家村已有20多家股份制合作社，一个项目一个合作社。“产权利益清晰，再没人捣乱了，因为知道这些产业都是大家自己的。”股份制合作社把村民、商户的利益捆绑在一起，缩小了商户之间、商户与村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让大家都尝到了甜头。
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前提下，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村集体与村民股份合作、联合经营、统一管理，实现人人有股份、年年有分红。
据介绍，袁家村股权结构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基本股。集体资产，集体保留38%股份，其余62%量化到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持有，每年分红；二是交叉股。旅游公司、合作社、商铺、农家乐互相持有股份，共交叉持股460家商铺，村民可以自主选择入股的店铺；三是调节股。坚持全民参与、入股自愿，照顾小户、限制大户的原则，股份少的可以得到较高的分红，股份超过限额的分红就会相应比例的减少，以调节收入分配和再分配，避免两极分化。
问及食品源头，马秋凤不经意地说，油坊的菜籽来自湖北，粉条作坊的红薯来自山西，都是长期合作。
“进城店”成都市商业地产的宠儿
吸引了更多外省、甚至外国游客走进袁家村，为乡村扶贫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
突然的增温，让古城西安的夏显得愈发热烈，姑娘们急不可耐地换上了短裙。在小寨商业区最繁华的赛格商城里，不到中午，位于七楼的“袁家村”城市体验店售卡柜台已经排起了长队，每家小吃摊前也都排满了取餐的顾客。品尝美味的人们不得已加快吃饭的速度，因为身边尽是端着碗碟等座的食客，有人索性坐在门口小凳上就餐……这种景象让一旁其他餐馆招揽生意的小哥不时侧目。
好不容易找到座位的常阿姨是第三次来这里，“有时候不敢来，人太多了。”把袁家村小吃开进城，常阿姨觉得这种经营方式“很好啊”“方便正宗”，但并不影响自己一年还会再去几次袁家村，“感受是不一样的。”
凉皮摊前，62岁的杨建荣用大铡刀熟练地切着面皮。2016年，咸阳郊区农民杨建荣，通过袁家村“厨艺大赛”，成为赛格进城店凉皮摊的老板。
跟自己以前走村串巷卖凉皮，月收入仅千元相比，如今不知要强多少倍。每月二十几号是赛格店分红的日子，杨建荣这次分得3万多元，除去人员工资、西安的房租，他的月收入过万元。穿着白色短袖工作服的杨建荣很兴奋，“这里冬暖夏凉，挣钱多，不要押金，不操闲心。提个锣锣，把你的手艺带来，做好你的凉皮就行了。”
食材由村里统一供应，“食材不过夜”更是袁家村对食品安全要求的硬杠杠。杨建荣说，“每天按计划制作，一般都会卖完。如有意外，就会按成本价分给员工，保证人们来袁家村不会吃到过夜食品。”
在赛格进城店蜂蜜粽子摊位前，穿着蓝格上衣，头顶帕子的郭娟正忙着招呼购买粽子的顾客。“要不是这份工作，我真的就沿街乞讨了。”说话间，郭娟泫然欲泣。
2015年，对45岁的郭娟来说是人生中最困难的一年，不仅赔光了西安的生意，家庭也遭遇重创。走投无路，她想到了回家。作为袁家村的女儿，郭娟给郭占武发信息求助，郭占武说，“你回来，肯定有你的活路。”回村后，郭娟跟随老师傅认认真真学到了包粽子的手艺。2016年，在进城店“厨艺大赛”中胜出。
凭着“袁家村”的金字招牌，蜂蜜粽子生意非常好，一天的营业额能达到三四千元。郭娟不仅还清了西安的房贷，同时供养着两个上学的孩子，“没有压力了。”
赛格店作为5家进城店中最火爆的一家，每天的客流量能达到1万人，日营业额100万元。2015年8月，袁家村第一家进城店在西安曲江银泰开业，由村民入股的600万元投资仅九个月就全部收回。袁家村进城店的火爆现象引起了不少地产商家的青睐。“因为看好‘袁家村’这块牌子，甚至在租金上给我们开出优惠的条件。”王创战说，“进城店让‘袁家村’实现了真正的走出去。”
当初计划进城店时，村里反对声音非常多，大家觉得“人家在城里吃完，不来袁家村了怎么办”。王创战说，“以前我们觉得袁家村已经很有名气了，后来开了进城店才发现，这简直就是赚钱的‘活广告’，恰恰吸引了很多来陕西旅游的外省、甚至外国游客走进袁家村，同时为乡村扶贫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
乡村振兴的耀眼路标
以党建引领为基础，以股份合作为纽带，以新农民、新技能为主体，正是袁家村乡村振兴之路的耀眼路标
袁家村有一个几百人的微信群，是袁家人和所有商户等“新袁家人”的公共大群，除了重要的信息、配股、分红消息发布，这里也是袁家人探讨事业人生，吐露情感心声的公开场所。
每天都有外省考察团来袁家村学习，有人感慨，“袁家村不论村民还是商户幸福指数都很高。”郭占武总会借机把这些声音转发到群里，每每此时群里都会引发关于“幸福”的大讨论。
如今袁家村各种荣誉傍身，每年来自全国的各类学习考察团络绎不绝，有人甚至拿着尺子来量。“袁家村的内生动力是农民自己，每个人做的都是自己的事业。”
郭占武坦言，农民最现实，在没有“眼见为实”的情况下，“想让他们相信你比登天还难。这就要求把发展起来的利益，公平的分给大家，大家才相信你。”
“解决农村各类问题，要看每一个人心里舒不舒服。”郭占武要求村干部要做村民的“服务员”，为此袁家村不断探索乡村治理和村民管理的新模式，推进以自治为基础、以法治为保障、以德治为引领的“自治、法治、德治”建设。
袁家村有自己的农民学校，通过“自省”和“自醒”、“讲理”和“明理”，提升村民思想觉悟。每年除夕的分红大会，大家一起吃年夜饭，初一早晨一起到祠堂祭祖，“就是要让每一个村民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
以党建引领为基础，以股份合作为纽带，以新农民、新技能为主体，正是袁家村乡村振兴之路的耀眼路标。
漫天星光下，随着后塬上酒吧街里爵士音乐的响起，这里新的一天才刚刚开始，年轻人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喝酒唱歌，体味着他们的乡村生活。
在袁家村老街，杜丹的“秋田精品民宿酒店”开业百天，宾客盈门。刚刚辞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30岁的杜丹说喜欢这里慢而充实的生活。晚上，她打发了工作人员早早回家，在前台慢慢熬制着自己的“秋田银耳汤”，有个河南的“回头客”发来信息，说带几个朋友过来，已在路上，一会就到了。
□新华社记者 强晓玲 刘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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