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化人的“围城”和“废都”意识

日前，秦人的长篇小说《方城记》在大型文学期刊《百花洲》2018年第3期杂志头题发表，其所表现出的人文关怀意识和文学创造力值得研究。

我从这部作品里看到了久违的文人的良知、责任和担当，让我对当下的文学既充满忧虑，又倍感兴奋。一部《方城记》，写尽了文化人在当代的困惑和无奈，无异于《围城》再现，说《方城记》是当代《围城》毫不夸张。所谓“方城”即是“围城”，西京长安就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四方之城。主人公李若凡苦守当代文化人的底线，坚持做人的良心准则，常反省其身，并不断纠正自身的问题。他于“围城”之中寻求自我的精神价值，而“方城”内外，各类文化人粉墨登场，你方唱罢我登场，极尽表演之能事。《方城记》无异于撕掉了当代文化人的遮羞布，让各种病痛和呻吟同时发出声音，让文化人的道德和良知再次受到检阅。

《方城记》在写一些人在寻找或者失去自我、失去精神自我，以及灵魂自我的痛苦、无奈。这种无意识的时代病被作家捕捉到了，因此《方城记》便揭开了一些文化人的“画皮”，我想这就是这部作品的优秀之处。

《方城记》中的主人公李若凡，就是一位从乡村到城市的文化人，在“方城”西京这座“废都”里，面对改革开放对出版业的巨大冲击，和单位里复杂的人际关系，他一直不得意，整天沉溺于各种酒局之中，虽然醉眼朦胧，但是心里却十分清醒。他坚持“刚梆硬正”的做人原则，坚守着做人的底线和质朴的处事原则，可以说他是“方城”具有正义感的文化人的缩影，也是当代文化人精神救赎的自我反省者，他工作、生活的“方城”是中国都市的现实缩影。今天，《方城记》再次刷新了“废都”的文化意识，再现了二十一世纪初叶西京乃至中国文化人的精神世界。一部《方城记》，就是当代西京的浮世绘，描绘出了当代文化人的心理世界和精神世界。

《方城记》中，作为文化人的李若凡生活简单，他在西京这座文化之城工作、生活，被现实无情地裹挟。工作上，面临出版社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出版界的各种利益关系，苦恼不已；生活上，面对文学青年的渴望，面对出版商人和掮客的诱惑，面对文坛发表、评奖的乱局，面对儿子上学的诸多困扰，思考教育领域的乱象；爱情上，面对朱曼的“情人关系”纠结无奈，如此种种，均因“方城”而存在，因张若凡而织成一张错乱而无法逃避的网，中年危机、金钱至上、婚外情恋一一登场。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方城记》融入了作者对城市切肤的感受，这种疼痛的生命体验，与其一直坚持乡土“原心”的对比、纠缠，促使他进行文学再创作。

我觉得一个成功的作家，总要找到自己的“原心”，从这个“原心”出发，才能写出作品的“真实”，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原心”，莫言的高密、路遥的陕北、陈忠实的关中、贾平凹的陕南等等，这是他们写作的源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作者作为“秦人”，以邰城为“原心”，扩展至“方城”，其实大体就是以“八百里秦川关中大地”作为自己的“原心”，进行自己的创作。

作者在小说中写道：“秦腔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也是卑微者的吼声，是底层人民群众的呼声，他们要用这吼声唤醒历朝历代统治者的良知，希望他们体察民情、公正执法、为民请命，要求官员清正、廉洁、无私、为民。”作者从秦腔里汲取到了秦人的正义和道德源泉，要为人民发言，要为正义发声，我想，这应该就是他“原心”的发源处。

这是一个文学最好的时代，人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手，在纸质和网络上进行写作或表达观点，这也是一个最差的时代，文学被边缘化，缺乏经典写作，各种铜臭味飘荡在文坛的上空，作家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方城”里的文人们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赴汤蹈火、飞蛾投火，什么状况都有。身处“方城”，在作者“围城”之困和“废都”之谜中，我更能感知到一个文化人的良知、责任和自信。□杨广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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