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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访石鲁早年行迹
语音播报：
画家石鲁。杨之光 绘
转战陕北。石鲁绘（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我见石鲁（原名冯亚珩）是20世纪50年代前期，在西安北大街西北美协院内、长安兴国寺艺术学院的教室里。那时石鲁风华正茂，流露出踌躇满志的意味。1974年年初，人们传说石鲁到了兰州。果然，石鲁出现在兰州友谊宾馆的餐厅，他是来看全国连环画、中国画展览的。20年间，石鲁竟已老态龙钟。实际上，当时他不过50多岁。
1993年秋天，我从成都南门外长途汽车站搭车前往仁寿——寻访石鲁故里。仁寿在成都市正南，汽车从彭山、眉山往仁寿，进入山区，看到山间水库和正在采收的金黄橘林，便到了仁寿。仁寿古称陵州，北宋诗人、画家文同（字与可）曾在此地当地方官，写过一些很有趣味的小诗。如《可笑口号·其七》：
可笑山州为刺史，寂寥都不似川城，若无书籍兼图画，便不教人白发生。
李特寿有诗吟仁寿：
真成蜀道路蚕丛，万壑千岩一径通，忽闻人烟三百户，古陵阳在乱山中。
诗人真实描写了仁寿的山川地势，汽车从山道绕出，远远地看到了奎星阁。那曾是仁寿的地标，当年石鲁从乡下进县城，也该是看到奎星阁便知道进入县城了。
石鲁故家在仁寿县城正北的文宫镇（一作文公镇）松林乡。我去时还有一些旧日的房屋保持着原样。在一列石阶之上的院门正中，镌刻着“抱一庐”横额，两侧楹联也是砖刻而成：“名高食座三千客，友伴山林十八公。”
据石鲁本人回忆，他的高祖父冯家驹从江西景德镇来到四川，初入川时以贩运药材、棉花为生，后来获高额利润，便在文宫镇置田安家，成为当地大户。到他曾祖父时，已有田产5000~ 6000亩，佃户近千家。
石鲁的祖父冯鹿荪是一个有文化、有政治见识的乡绅。石鲁的父亲冯子融不像其父那样多思多动，他娶妻生子后便过起了典型的乡绅生活，与花木鱼鸟、书画骏马相伴。石鲁的三叔则是一个具有新思想的人，他在外经营工商实业，又从南方买来大批卷轴书画和善本古籍。冯家宅院经他设计改建后气象一新，更添了文化气息。
石鲁幼年在家庭教师指导下学习，然后进入成都东方美专。他从东方美专回到家乡，曾当过小学教师，并带领学生从事抗日救国的宣传。现在，整个松林村如此寂静，一代又一代人的聚散生息，悲欢离合，似都已融入越来越浓的白雾。我曾想通过仁寿之行，使石鲁早年生活的印象变得清晰，而现在反倒更加难以捉摸了。
石鲁自述，他出生后身体瘦弱，祖父和父亲给他起乳名“永康”，希望能永保康泰。到读书时，他却变得顽皮好动，当他嬉闹得过分时，哥哥姐姐便叫他“糠猴子”“糠谷子”。糠是永康之“康”的谐音，在农村，糠是下脚货，斥其不成材；猴子是机灵好动的，斥其无法管束。这样一个男孩，每日的功课却是背诵《三字经》，继之以背诵《诗经》，讲授《尔雅》……直到12岁前后，这个冯氏家族学堂才改授新制课业，国、英、算之外，还有石鲁所喜欢的图画课。但引导石鲁学画的不是家庭教师，而是他家和外祖父家收藏的那些卷轴册页。他自学画画成效显著，以致他的二哥冯建吴假期回仁寿省亲，看到小弟永康所作六尺整纸的水墨中堂时大为惊异，决心请母亲准许小弟随他去学画。
东方美专是冯建吴和他的几个朋友办起来的艺术学校，教师多是在上海学过美术的青年人。段虚谷任校长，冯建吴任国画系主任兼教务长，后来还担任过校长。他对小弟永康的情谊，是兄弟骨肉亲情、师生感情和艺术伙伴友情的综合。石鲁艺术历程的初始阶段，是在冯建吴的扶持和指引下往前走的。除了二哥冯建吴，石鲁的一个姑姑冯璧如，是学校负责管理女生起居生活的女舍监。由于这些关系，石鲁不但免试入学，免缴学费，而且被老师们称作“冯老弟”。这个称呼也为同学们欣然认同。这固然是四川人特有的幽默，但也可以看出这位最年轻的学生的特殊身份。
据石鲁自述，进入东方美专的第一年他继续专心学习国画，除了埋头作画，别的活动很少参加。每天晚上，则听哥哥讲绘画历史故事，那些安贫乐道、气节高迈的画家成为他的榜样，尤以石涛和八大山人最为仰慕。从第二学期开始，他在埋头作画之外，开始大量阅读文学书籍和各种课外书刊。促成这一变化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冯建吴反复喻示，想成为一个画家，必要有高超的文化修养；想画好一幅画，必须具备深厚的“书卷气”。另一个原因是在一次与同学争吵时，别人说他是“连小学常识也没有的人！”这使石鲁大为震动，自此发奋读书。
从石鲁以后的艺术发展看，从仁寿老家到成都东方美专随冯建吴学画的这段生活，对他以后的艺术发展以至价值观念的构成都有极深的影响。1951年夏，石鲁以西北文联党员领导干部的身份返回四川仁寿，昔日担任东方美专校长的哥哥在仁寿县当一名教师。石鲁借给西北文联收罗艺术人才的机会，邀冯建吴去西安工作。
冯建吴后来任四川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在他去世后举办的个展中，人们隐约感到兄弟二人在艺术趣味上确有内在的联系。
石鲁在东方美专的第二年，冯建吴要去上海拜师访友。冯建吴与王震有一段师生之谊，石鲁对王震的作品也极为欣赏，他托冯建吴带去他的中国画作品，请求王震指点。此后，冯建吴对石鲁的关怀照顾却没有原先那般周到，因为冯建吴与一位女学生热恋了。这使石鲁感到被哥哥冷落，失去了曾经无微不至的关怀。但正是这种失落，使石鲁走出了冯建吴的庇荫，离开了冯建吴的光环。他开始和同学们有了真正的交往，他发现这些青年人所想所谈的艺术，与他们兄弟二人素日所想所谈的大不相同。同学们认为传统水墨画是没有出路的，大家感兴趣的是与现代社会更为合拍的西方绘画和工艺美术。在年轻人中间，不懂西方绘画、不学西方绘画，似乎就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石鲁是个争强好胜的人，或者按有些熟悉他的人的说法，他是个“好表现”（“好表现”实际上是艺术家标新立异的创造欲的别名）的人。他开始研习西画，并且很快就初见成效。在一次学校组织的峨眉山旅行写生活动中，石鲁用水彩画和水墨画互用的方式，作了30多幅风景。现在有许多人把石鲁想象为一个豪爽粗犷的艺术家，实际上石鲁从青年时期开始，就表现出特殊的机灵、巧妙和智慧，这些素质体现在他的各种工作和活动中。石鲁的水彩加水墨广受老师和同学好评，被争相索要，一抢而空。就是从那时开始，石鲁开始疏远了传统诗文书画，转向与时代气氛较为接近的艺术。他到达陕北后，曾反省当初对传统艺术和传统文化的追求，认为那是“把自己的眼睛挡起来，不敢看新东西，把耳朵捂着不敢听新声音，把嘴堵着不敢尝新味道”，是一种“高雅的愚昧”。但在经过世事沧桑之后，他重新从新的愚昧走向“高雅”。那已经是他暮年的事了。
石鲁之所以离开东方美专，是由于美专改制为东方职业美术学校，要求学生具有正规小学和初中学历。石鲁不具备这个资格，他母亲又对他学画不满，实行“经济封锁”。在内外夹攻之下，他返回文宫镇，于1937年年初到文宫镇中心小学当教师，为初小、高小几个年级教国语、历史、公民、劳作课和全校各年级的图画课。石鲁自己回忆说：“如果在东方美专时我曾喜欢埋头在画中的话，现在就喜欢狂热的教学工作。”一个学期之后，石鲁的教学工作受到老师、学生的一致赞扬。特别是老师们觉得他善于管理女生，很受女学生的欢迎，所以学校让他担任高小女生班的级任老师，相当于现在的班主任。
此时适逢抗日战争开始，全体师生投入抗战宣传活动，学校成立了抗敌后援会。他带领学生走出校门演讲、唱歌、演戏、写标语、画漫画、办壁报……这些全是石鲁喜欢做，也做得非常出色的事。这一段宣传活动，是石鲁最为兴奋的日子。因此，当学校终于恢复原有的按部就班的教学秩序时，石鲁大为不满，这种若有所失的感觉促使他离开故乡，因为在故乡没有他所向往的生活境界。
就在石鲁对学校里冷清和刻板的生活方式忍无可忍的时候，他父亲病故了。石鲁以父丧为借口，辞去了学校的教职，回家另谋出路。在作出种种设想和安排之后，他与家庭又一次达成协议。母亲同意给他学费，让他去成都华西大学上学，条件是他同意与母亲为他找的姑娘成婚。
石鲁是在办好了在华西大学上学的手续之后，才返回文宫镇结婚的，新娘叫张艾如。婚礼之后第三天，他便离家去成都上学。石鲁的母亲这才知道她的儿子同意结婚，完全是为了取得外出求学的权利，这使她十分伤心。
1938年秋季学期开始时，石鲁进入成都华西协和大学文学院的历史社会学系一年级。对于石鲁来说，华西大学完全是一个新环境。
石鲁回忆华西大学的生活，有“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慨。名目繁多的课程首先给了石鲁下马威，历史社会学系一年级开设历史、社会学原理、人类学、逻辑、国文、英文等课。逻辑和英文他完全听不懂，他没有学过英语，而由外国教授用英文讲授的逻辑他更无从学起。最使他窘迫的是，他是拿了三哥冯伯琴在北平上大学的证件报名入学的，所以还不敢让老师和同学觉察他不懂英语。他干脆以在北平已读完大一英文为理由，申请免修英语课，另外选修文学系的古典诗词、教育系的伦理学等课程。在课外，他和几位谈得来的同学组成“励近学会”，学习和探讨与当前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相关的学术问题，并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华西大学的生活，像在他眼前打开了新的门户，使他感觉到世界的广阔和文化的繁杂，开始懂得生活道路有各种不同的走法。
寒假前，华西大学校方宣布，由于战时学生入学水平参差不齐，第二年开始，将国文、英文、数学、理化作为大一学生必修课，学期结束时必须通过考试。这对没有上过正规中小学的石鲁来说，可真是难以逾越的关卡，他曾想利用假期补习英文。但仔细一想，用一个月的时间从头补修中学六年的英文课，根本没有希望通过期末的考试。看来再以原来的学历资格继续上大学是此路不通了，他只能返回仁寿老家。但一想到文宫镇松林村的沉闷和停滞的日子，想到母亲为他娶来的妻子，回仁寿的这条路更是不能设想的。
在左右为难的关头，石鲁想起了他的堂妹和表妹曾给他讲过的陕北抗日军政大学，那是一所培养抗日人才的学校，不讲学历、不收学费，不学英文数理化……他觉得这是一条能够走得通的路。
许多记述石鲁生平的文章、资料中（包括我自己的文章）都把这一转折性事件的起因说成是石鲁听了林伯渠的讲话。林伯渠向成都青年学生介绍抗大确有其事，但听到林伯渠讲话的不是石鲁，而是石鲁的堂妹冯月窗、表妹张素娟。她们俩在成都协进中学上学，在学校里听到林伯渠介绍陕北根据地的文化教育，谈到延安抗大欢迎抗日爱国的青年去学习，并曾介绍她们去西安七贤庄一号八路军办事处。
石鲁找到冯月窗和张素娟，再次询问了去陕北读书的事，得到堂妹和表妹的证实之后，他下定决心去陕北，并请两个姑娘替他暂时保密，不要告诉家里，他估计母亲和已经成婚的妻子会阻拦。石鲁带上母亲给他交学费的100块钱，躲过在华西大学宿舍同住的哥哥，离开成都向西安出发了。
从成都出发时，他搭乘开往绵阳的长途客车。在绵阳，石鲁用50块钱买了一辆自行车，把行李架到车后，沿川陕公路北上。
从绵阳往北，临近四川盆地北缘，他骑车过梓潼、剑阁、剑门，过嘉陵江到广元。广元再往北，公路进入秦岭山脉，他常常得推车上坡，这样一直到陕西省境内的宁羌（现在叫宁强）。这一路他结识了一位叫乔之栋的旅伴，乔之栋本来生活在一个富裕家庭，但他是靠石鲁的接济才到达目的地的。在宁羌，石鲁卖掉那辆自行车，买汽车票乘车到宝鸡，由宝鸡乘火车到西安。这一路吃苦流汗自不用说，还得通过道道关卡，检查过往行人的身份来历。幸好他有华西大学学生证件，得以平安抵达西安。在西安北大街的“中国旅社”住宿一夜，第二天就去八路军办事处。
石鲁自述，他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之后，办事处负责人宣侠父接待了他。宣侠父原为国民党军队中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双十二”西安事变后到西安工作，因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策反，被国民党通缉，1938年7月31日夜间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杀害。石鲁到西安是在1938年夏秋之交，如石鲁确实见到宣侠父，当为宣侠父生命最后日子的会面。
宣侠父让石鲁住进办事处招待所，然后向他介绍了去陕北求学的情况。抗大和陕北公学目前都不招生，所以暂时不能去延安。石鲁此时已无退路，他向宣侠父表明了自己的处境和决心。办事处介绍他去安吴青训班学习。
安吴青训班的主任是冯文彬，副主任胡乔木。石鲁原先的目的是到延安上抗大，对这个“训练班”兴趣不大，但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当即离开西安经三原去安吴堡。他从成都带来的100块钱到西安时已所剩无几，到三原后则身无分文了。他是靠卖衣服得到20块钱，才到达泾阳县蒋路乡的安吴堡村，找到“中国青年训练班”的时间为1939年1月。
石鲁早年的经历，虽然不能与他在延安、西安惊心动魄的经历相比，但却为他晚年的艺术发展预设了伏笔。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仁寿、成都的冯亚珩，就没有延安、西安的石鲁。
陕北10年，对于石鲁是新的“启蒙”。与许多知识分子不同，石鲁进入陕北后，推动他不断前进的是对一种全新、自由、热烈、充满朝气生活的向往之情。从延安来到西安的石鲁，在精神上变得“丰厚”和“沉重”了。对于他的绘画创作，这10年间的发展主要在生活的积累和艺术趣味的扩展，而不是技巧、语言的精纯。
□水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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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石鲁。杨之光 绘
转战陕北。石鲁绘（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我见石鲁（原名冯亚珩）是20世纪50年代前期，在西安北大街西北美协院内、长安兴国寺艺术学院的教室里。那时石鲁风华正茂，流露出踌躇满志的意味。1974年年初，人们传说石鲁到了兰州。果然，石鲁出现在兰州友谊宾馆的餐厅，他是来看全国连环画、中国画展览的。20年间，石鲁竟已老态龙钟。实际上，当时他不过50多岁。
1993年秋天，我从成都南门外长途汽车站搭车前往仁寿——寻访石鲁故里。仁寿在成都市正南，汽车从彭山、眉山往仁寿，进入山区，看到山间水库和正在采收的金黄橘林，便到了仁寿。仁寿古称陵州，北宋诗人、画家文同（字与可）曾在此地当地方官，写过一些很有趣味的小诗。如《可笑口号·其七》：
可笑山州为刺史，寂寥都不似川城，若无书籍兼图画，便不教人白发生。
李特寿有诗吟仁寿：
真成蜀道路蚕丛，万壑千岩一径通，忽闻人烟三百户，古陵阳在乱山中。
诗人真实描写了仁寿的山川地势，汽车从山道绕出，远远地看到了奎星阁。那曾是仁寿的地标，当年石鲁从乡下进县城，也该是看到奎星阁便知道进入县城了。
石鲁故家在仁寿县城正北的文宫镇（一作文公镇）松林乡。我去时还有一些旧日的房屋保持着原样。在一列石阶之上的院门正中，镌刻着“抱一庐”横额，两侧楹联也是砖刻而成：“名高食座三千客，友伴山林十八公。”
据石鲁本人回忆，他的高祖父冯家驹从江西景德镇来到四川，初入川时以贩运药材、棉花为生，后来获高额利润，便在文宫镇置田安家，成为当地大户。到他曾祖父时，已有田产5000~ 6000亩，佃户近千家。
石鲁的祖父冯鹿荪是一个有文化、有政治见识的乡绅。石鲁的父亲冯子融不像其父那样多思多动，他娶妻生子后便过起了典型的乡绅生活，与花木鱼鸟、书画骏马相伴。石鲁的三叔则是一个具有新思想的人，他在外经营工商实业，又从南方买来大批卷轴书画和善本古籍。冯家宅院经他设计改建后气象一新，更添了文化气息。
石鲁幼年在家庭教师指导下学习，然后进入成都东方美专。他从东方美专回到家乡，曾当过小学教师，并带领学生从事抗日救国的宣传。现在，整个松林村如此寂静，一代又一代人的聚散生息，悲欢离合，似都已融入越来越浓的白雾。我曾想通过仁寿之行，使石鲁早年生活的印象变得清晰，而现在反倒更加难以捉摸了。
石鲁自述，他出生后身体瘦弱，祖父和父亲给他起乳名“永康”，希望能永保康泰。到读书时，他却变得顽皮好动，当他嬉闹得过分时，哥哥姐姐便叫他“糠猴子”“糠谷子”。糠是永康之“康”的谐音，在农村，糠是下脚货，斥其不成材；猴子是机灵好动的，斥其无法管束。这样一个男孩，每日的功课却是背诵《三字经》，继之以背诵《诗经》，讲授《尔雅》……直到12岁前后，这个冯氏家族学堂才改授新制课业，国、英、算之外，还有石鲁所喜欢的图画课。但引导石鲁学画的不是家庭教师，而是他家和外祖父家收藏的那些卷轴册页。他自学画画成效显著，以致他的二哥冯建吴假期回仁寿省亲，看到小弟永康所作六尺整纸的水墨中堂时大为惊异，决心请母亲准许小弟随他去学画。
东方美专是冯建吴和他的几个朋友办起来的艺术学校，教师多是在上海学过美术的青年人。段虚谷任校长，冯建吴任国画系主任兼教务长，后来还担任过校长。他对小弟永康的情谊，是兄弟骨肉亲情、师生感情和艺术伙伴友情的综合。石鲁艺术历程的初始阶段，是在冯建吴的扶持和指引下往前走的。除了二哥冯建吴，石鲁的一个姑姑冯璧如，是学校负责管理女生起居生活的女舍监。由于这些关系，石鲁不但免试入学，免缴学费，而且被老师们称作“冯老弟”。这个称呼也为同学们欣然认同。这固然是四川人特有的幽默，但也可以看出这位最年轻的学生的特殊身份。
据石鲁自述，进入东方美专的第一年他继续专心学习国画，除了埋头作画，别的活动很少参加。每天晚上，则听哥哥讲绘画历史故事，那些安贫乐道、气节高迈的画家成为他的榜样，尤以石涛和八大山人最为仰慕。从第二学期开始，他在埋头作画之外，开始大量阅读文学书籍和各种课外书刊。促成这一变化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冯建吴反复喻示，想成为一个画家，必要有高超的文化修养；想画好一幅画，必须具备深厚的“书卷气”。另一个原因是在一次与同学争吵时，别人说他是“连小学常识也没有的人！”这使石鲁大为震动，自此发奋读书。
从石鲁以后的艺术发展看，从仁寿老家到成都东方美专随冯建吴学画的这段生活，对他以后的艺术发展以至价值观念的构成都有极深的影响。1951年夏，石鲁以西北文联党员领导干部的身份返回四川仁寿，昔日担任东方美专校长的哥哥在仁寿县当一名教师。石鲁借给西北文联收罗艺术人才的机会，邀冯建吴去西安工作。
冯建吴后来任四川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在他去世后举办的个展中，人们隐约感到兄弟二人在艺术趣味上确有内在的联系。
石鲁在东方美专的第二年，冯建吴要去上海拜师访友。冯建吴与王震有一段师生之谊，石鲁对王震的作品也极为欣赏，他托冯建吴带去他的中国画作品，请求王震指点。此后，冯建吴对石鲁的关怀照顾却没有原先那般周到，因为冯建吴与一位女学生热恋了。这使石鲁感到被哥哥冷落，失去了曾经无微不至的关怀。但正是这种失落，使石鲁走出了冯建吴的庇荫，离开了冯建吴的光环。他开始和同学们有了真正的交往，他发现这些青年人所想所谈的艺术，与他们兄弟二人素日所想所谈的大不相同。同学们认为传统水墨画是没有出路的，大家感兴趣的是与现代社会更为合拍的西方绘画和工艺美术。在年轻人中间，不懂西方绘画、不学西方绘画，似乎就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石鲁是个争强好胜的人，或者按有些熟悉他的人的说法，他是个“好表现”（“好表现”实际上是艺术家标新立异的创造欲的别名）的人。他开始研习西画，并且很快就初见成效。在一次学校组织的峨眉山旅行写生活动中，石鲁用水彩画和水墨画互用的方式，作了30多幅风景。现在有许多人把石鲁想象为一个豪爽粗犷的艺术家，实际上石鲁从青年时期开始，就表现出特殊的机灵、巧妙和智慧，这些素质体现在他的各种工作和活动中。石鲁的水彩加水墨广受老师和同学好评，被争相索要，一抢而空。就是从那时开始，石鲁开始疏远了传统诗文书画，转向与时代气氛较为接近的艺术。他到达陕北后，曾反省当初对传统艺术和传统文化的追求，认为那是“把自己的眼睛挡起来，不敢看新东西，把耳朵捂着不敢听新声音，把嘴堵着不敢尝新味道”，是一种“高雅的愚昧”。但在经过世事沧桑之后，他重新从新的愚昧走向“高雅”。那已经是他暮年的事了。
石鲁之所以离开东方美专，是由于美专改制为东方职业美术学校，要求学生具有正规小学和初中学历。石鲁不具备这个资格，他母亲又对他学画不满，实行“经济封锁”。在内外夹攻之下，他返回文宫镇，于1937年年初到文宫镇中心小学当教师，为初小、高小几个年级教国语、历史、公民、劳作课和全校各年级的图画课。石鲁自己回忆说：“如果在东方美专时我曾喜欢埋头在画中的话，现在就喜欢狂热的教学工作。”一个学期之后，石鲁的教学工作受到老师、学生的一致赞扬。特别是老师们觉得他善于管理女生，很受女学生的欢迎，所以学校让他担任高小女生班的级任老师，相当于现在的班主任。
此时适逢抗日战争开始，全体师生投入抗战宣传活动，学校成立了抗敌后援会。他带领学生走出校门演讲、唱歌、演戏、写标语、画漫画、办壁报……这些全是石鲁喜欢做，也做得非常出色的事。这一段宣传活动，是石鲁最为兴奋的日子。因此，当学校终于恢复原有的按部就班的教学秩序时，石鲁大为不满，这种若有所失的感觉促使他离开故乡，因为在故乡没有他所向往的生活境界。
就在石鲁对学校里冷清和刻板的生活方式忍无可忍的时候，他父亲病故了。石鲁以父丧为借口，辞去了学校的教职，回家另谋出路。在作出种种设想和安排之后，他与家庭又一次达成协议。母亲同意给他学费，让他去成都华西大学上学，条件是他同意与母亲为他找的姑娘成婚。
石鲁是在办好了在华西大学上学的手续之后，才返回文宫镇结婚的，新娘叫张艾如。婚礼之后第三天，他便离家去成都上学。石鲁的母亲这才知道她的儿子同意结婚，完全是为了取得外出求学的权利，这使她十分伤心。
1938年秋季学期开始时，石鲁进入成都华西协和大学文学院的历史社会学系一年级。对于石鲁来说，华西大学完全是一个新环境。
石鲁回忆华西大学的生活，有“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慨。名目繁多的课程首先给了石鲁下马威，历史社会学系一年级开设历史、社会学原理、人类学、逻辑、国文、英文等课。逻辑和英文他完全听不懂，他没有学过英语，而由外国教授用英文讲授的逻辑他更无从学起。最使他窘迫的是，他是拿了三哥冯伯琴在北平上大学的证件报名入学的，所以还不敢让老师和同学觉察他不懂英语。他干脆以在北平已读完大一英文为理由，申请免修英语课，另外选修文学系的古典诗词、教育系的伦理学等课程。在课外，他和几位谈得来的同学组成“励近学会”，学习和探讨与当前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相关的学术问题，并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华西大学的生活，像在他眼前打开了新的门户，使他感觉到世界的广阔和文化的繁杂，开始懂得生活道路有各种不同的走法。
寒假前，华西大学校方宣布，由于战时学生入学水平参差不齐，第二年开始，将国文、英文、数学、理化作为大一学生必修课，学期结束时必须通过考试。这对没有上过正规中小学的石鲁来说，可真是难以逾越的关卡，他曾想利用假期补习英文。但仔细一想，用一个月的时间从头补修中学六年的英文课，根本没有希望通过期末的考试。看来再以原来的学历资格继续上大学是此路不通了，他只能返回仁寿老家。但一想到文宫镇松林村的沉闷和停滞的日子，想到母亲为他娶来的妻子，回仁寿的这条路更是不能设想的。
在左右为难的关头，石鲁想起了他的堂妹和表妹曾给他讲过的陕北抗日军政大学，那是一所培养抗日人才的学校，不讲学历、不收学费，不学英文数理化……他觉得这是一条能够走得通的路。
许多记述石鲁生平的文章、资料中（包括我自己的文章）都把这一转折性事件的起因说成是石鲁听了林伯渠的讲话。林伯渠向成都青年学生介绍抗大确有其事，但听到林伯渠讲话的不是石鲁，而是石鲁的堂妹冯月窗、表妹张素娟。她们俩在成都协进中学上学，在学校里听到林伯渠介绍陕北根据地的文化教育，谈到延安抗大欢迎抗日爱国的青年去学习，并曾介绍她们去西安七贤庄一号八路军办事处。
石鲁找到冯月窗和张素娟，再次询问了去陕北读书的事，得到堂妹和表妹的证实之后，他下定决心去陕北，并请两个姑娘替他暂时保密，不要告诉家里，他估计母亲和已经成婚的妻子会阻拦。石鲁带上母亲给他交学费的100块钱，躲过在华西大学宿舍同住的哥哥，离开成都向西安出发了。
从成都出发时，他搭乘开往绵阳的长途客车。在绵阳，石鲁用50块钱买了一辆自行车，把行李架到车后，沿川陕公路北上。
从绵阳往北，临近四川盆地北缘，他骑车过梓潼、剑阁、剑门，过嘉陵江到广元。广元再往北，公路进入秦岭山脉，他常常得推车上坡，这样一直到陕西省境内的宁羌（现在叫宁强）。这一路他结识了一位叫乔之栋的旅伴，乔之栋本来生活在一个富裕家庭，但他是靠石鲁的接济才到达目的地的。在宁羌，石鲁卖掉那辆自行车，买汽车票乘车到宝鸡，由宝鸡乘火车到西安。这一路吃苦流汗自不用说，还得通过道道关卡，检查过往行人的身份来历。幸好他有华西大学学生证件，得以平安抵达西安。在西安北大街的“中国旅社”住宿一夜，第二天就去八路军办事处。
石鲁自述，他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之后，办事处负责人宣侠父接待了他。宣侠父原为国民党军队中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双十二”西安事变后到西安工作，因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策反，被国民党通缉，1938年7月31日夜间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杀害。石鲁到西安是在1938年夏秋之交，如石鲁确实见到宣侠父，当为宣侠父生命最后日子的会面。
宣侠父让石鲁住进办事处招待所，然后向他介绍了去陕北求学的情况。抗大和陕北公学目前都不招生，所以暂时不能去延安。石鲁此时已无退路，他向宣侠父表明了自己的处境和决心。办事处介绍他去安吴青训班学习。
安吴青训班的主任是冯文彬，副主任胡乔木。石鲁原先的目的是到延安上抗大，对这个“训练班”兴趣不大，但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当即离开西安经三原去安吴堡。他从成都带来的100块钱到西安时已所剩无几，到三原后则身无分文了。他是靠卖衣服得到20块钱，才到达泾阳县蒋路乡的安吴堡村，找到“中国青年训练班”的时间为1939年1月。
石鲁早年的经历，虽然不能与他在延安、西安惊心动魄的经历相比，但却为他晚年的艺术发展预设了伏笔。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仁寿、成都的冯亚珩，就没有延安、西安的石鲁。
陕北10年，对于石鲁是新的“启蒙”。与许多知识分子不同，石鲁进入陕北后，推动他不断前进的是对一种全新、自由、热烈、充满朝气生活的向往之情。从延安来到西安的石鲁，在精神上变得“丰厚”和“沉重”了。对于他的绘画创作，这10年间的发展主要在生活的积累和艺术趣味的扩展，而不是技巧、语言的精纯。
□水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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