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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难忘却的一面
语音播报：
我与张锲老师（中）在延安杨家岭留影。
人一生有多少见过一面的朋友？恐怕谁也说不清。太多太多的销声匿迹，但那个善意坦诚耿直亲切的国字脸、腰板硬朗、满身虎气的他却长久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他是我曾见过一面的中国作协原副主席张锲。
知道张锲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的长篇报告文学《热流——河南慢行记》在《当代》杂志发表，中央广播电台联播，中央大报连载，立即在全国引起轰动，并荣获《当代》文学奖。我们这些从事报纸工作的人，自然潜心学习，里面的不少人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为了写好这篇报告文学，张锲在河南住了近两个月，跑了大半个河南省，记了几十万字的采访笔记，毫不犹豫融入改革“热流”，开创了改革文学的先河，勇敢扛起“改革文学”的大旗。随后，张锲根据河南采访，又写出长篇小说《改革者》，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还陆续写出《热岛》《是真名士自风流》《又当桂子飘香时》等。“他的作品多塑造新人，格调高昂、气势雄放，善于营造一种充满朝气、发人深思、催人奋发的时代氛围。”有评论这样写道，他是“一位富于生活热情和激情的时代歌者，他对这时代、这生活、这生命，对生命中经历的一切都怀着深沉的爱和真正的珍惜”。他始终站在改革开放的前沿，站在文学创作的前沿，成为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和推动者。
1987年秋，张锲来到延安，我陪同他参观。表面看他虎背熊腰，对人却分外亲切，谈起《热流》和《改革者》有聊不完的话题。作为中国作协领导，自然要了解各地文学创作情况。我汇报后，他突然问：“延安有几个中国作协会员？”
“只有老曲艺家韩起祥一人。”
他笑着说：“你们积极申报啊！”
“门槛太高，我们没那胆量……”
他又问我创作，我也如实回答，并将我已出版的长篇传记《谢子长将军传》和三本散文送给他。那短暂的一面，他预存了对我的信任和宽纵。过了些日子，中国作协寄来《会员登记表》，我征求他的意见，请他和他的朋友袁鹰作为介绍人，1988年6月作协书记处通过，我有幸成为第2470号作协会员，这无疑成为我坚持文学创作的强大动力。
1981年，张锲担任蚌埠市文联主席、安徽省文联副主席，1985年1月调任中国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1996年12月，张锲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一连当了五届作协领导。他上任后大胆创新，使机关形象焕然一新。他想有一大批资金给作家们排忧解难，给作家们提供好的写作和休息场所，帮作家们出书、评奖，让华夏文学弘扬光大，于是，他开始筹划中华文学基金会。正如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在“追梦者的歌吟——张锲文学创作65年”研讨会上评价：“张锲不仅是一位作家，他也是文学公益事业的倡导者和践行者，还是一位充满理想和梦想的人。”
1986年6月14日，中华文学基金会正式成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担任中华文学基金会的名誉会长，巴金与马万祺担任会长，张锲任副会长兼总干事。
很多老作家生活清苦，有的不但生前经济拮据，死后丧葬费和遗属的安置也很成问题，张锲都尽力奔波。作家路遥英年早逝，留下年仅十二岁的女儿路远，因回京手续比较繁杂，路远一时没有着落。张锲知道后，把路远当作自己的孩子，由中华文学基金会出资，把路远安排到北京市重点学校潞河中学寄读。
张锲是文坛的多面手，很勤奋，写过多幕话剧，《祖国之恋》在《当代》杂志头条发表，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创作的电影剧本《最后的选择》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主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工作，还写诗写评论，多篇作品连连获全国大奖，创作成果斐然。
张锲走上领导岗位后，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经常和广大作家保持联系。对我而言，他是我生命中的贵人。记得1984年我因筹划延安清凉山新闻纪念馆去京在《人民日报》招待所住过几天，抽暇看望袁鹰老师，带去一条延安牌香烟，被老师狠狠训了几句。后来去北京两次相约看望，都因他外出无缘拜访。这些年来我一直愧疚，只能将那次见面和对他的了解讲给朋友。 □银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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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张锲老师（中）在延安杨家岭留影。
人一生有多少见过一面的朋友？恐怕谁也说不清。太多太多的销声匿迹，但那个善意坦诚耿直亲切的国字脸、腰板硬朗、满身虎气的他却长久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他是我曾见过一面的中国作协原副主席张锲。
知道张锲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的长篇报告文学《热流——河南慢行记》在《当代》杂志发表，中央广播电台联播，中央大报连载，立即在全国引起轰动，并荣获《当代》文学奖。我们这些从事报纸工作的人，自然潜心学习，里面的不少人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为了写好这篇报告文学，张锲在河南住了近两个月，跑了大半个河南省，记了几十万字的采访笔记，毫不犹豫融入改革“热流”，开创了改革文学的先河，勇敢扛起“改革文学”的大旗。随后，张锲根据河南采访，又写出长篇小说《改革者》，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还陆续写出《热岛》《是真名士自风流》《又当桂子飘香时》等。“他的作品多塑造新人，格调高昂、气势雄放，善于营造一种充满朝气、发人深思、催人奋发的时代氛围。”有评论这样写道，他是“一位富于生活热情和激情的时代歌者，他对这时代、这生活、这生命，对生命中经历的一切都怀着深沉的爱和真正的珍惜”。他始终站在改革开放的前沿，站在文学创作的前沿，成为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和推动者。
1987年秋，张锲来到延安，我陪同他参观。表面看他虎背熊腰，对人却分外亲切，谈起《热流》和《改革者》有聊不完的话题。作为中国作协领导，自然要了解各地文学创作情况。我汇报后，他突然问：“延安有几个中国作协会员？”
“只有老曲艺家韩起祥一人。”
他笑着说：“你们积极申报啊！”
“门槛太高，我们没那胆量……”
他又问我创作，我也如实回答，并将我已出版的长篇传记《谢子长将军传》和三本散文送给他。那短暂的一面，他预存了对我的信任和宽纵。过了些日子，中国作协寄来《会员登记表》，我征求他的意见，请他和他的朋友袁鹰作为介绍人，1988年6月作协书记处通过，我有幸成为第2470号作协会员，这无疑成为我坚持文学创作的强大动力。
1981年，张锲担任蚌埠市文联主席、安徽省文联副主席，1985年1月调任中国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1996年12月，张锲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一连当了五届作协领导。他上任后大胆创新，使机关形象焕然一新。他想有一大批资金给作家们排忧解难，给作家们提供好的写作和休息场所，帮作家们出书、评奖，让华夏文学弘扬光大，于是，他开始筹划中华文学基金会。正如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在“追梦者的歌吟——张锲文学创作65年”研讨会上评价：“张锲不仅是一位作家，他也是文学公益事业的倡导者和践行者，还是一位充满理想和梦想的人。”
1986年6月14日，中华文学基金会正式成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担任中华文学基金会的名誉会长，巴金与马万祺担任会长，张锲任副会长兼总干事。
很多老作家生活清苦，有的不但生前经济拮据，死后丧葬费和遗属的安置也很成问题，张锲都尽力奔波。作家路遥英年早逝，留下年仅十二岁的女儿路远，因回京手续比较繁杂，路远一时没有着落。张锲知道后，把路远当作自己的孩子，由中华文学基金会出资，把路远安排到北京市重点学校潞河中学寄读。
张锲是文坛的多面手，很勤奋，写过多幕话剧，《祖国之恋》在《当代》杂志头条发表，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创作的电影剧本《最后的选择》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主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工作，还写诗写评论，多篇作品连连获全国大奖，创作成果斐然。
张锲走上领导岗位后，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经常和广大作家保持联系。对我而言，他是我生命中的贵人。记得1984年我因筹划延安清凉山新闻纪念馆去京在《人民日报》招待所住过几天，抽暇看望袁鹰老师，带去一条延安牌香烟，被老师狠狠训了几句。后来去北京两次相约看望，都因他外出无缘拜访。这些年来我一直愧疚，只能将那次见面和对他的了解讲给朋友。 □银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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