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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拟子与变化气质
——读《羽梵》《张载传》引发的思考
语音播报：
读老同学马玉琛长篇小说《羽梵》，看到书中主人公皇甫三兴试图进行文化拟子实验，书中写道：“文化拟子和基因类似。基因借助精子和卵子，由一个身体跳到另一个身体，生命便得到传播和延续。文化拟子无法天生遗传，但它会以模仿的形式，从一个头脑传播到另一个头脑。你完全能够在我的头脑里种下一个有繁殖能力的文化拟子，这拟子会大大影响我的思维，并且改变我。”但实验似乎不大成功，究其原因，皇甫三兴悟道：“拟子是传导给众多个体，只有营养汤适合时，才能传导。如有序有效的竞争，只能在心中本来就有善良和宽恕的营养汤的人身上传导。”那么，人究竟能否向善、学做好人呢？
抱着释疑的目的，笔者查阅了有关资料得知，“拟子”是1976年英国牛津大学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教授提出的一个新概念。道金斯认为，“如果基因（可以称为‘生命传播单位’）是物质世界那个真正的不朽者，拟子（可以称为‘文化传播单位’）就是精神世界中那个真正的不朽者，精神世界的基因。”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道金斯认为，从社会文化角度看，拟子由人创造，诸如旋律、观念、宣传口号、服装的流行、制罐或建房子的方式等都是，其繁衍的方式是通过模仿过程发生的，它（拟子）将自己从一个头脑转到另一个头脑，“你在我头脑里种下一个有繁殖力的拟子，就等于把观念生在我的脑子里，把我的脑子变成撒播拟子的工具，跟滤过性病毒寄生在寄生细胞的基因机制里几乎完全相同。”“每个人从小到大都在头脑中不断种下各种拟子，他的记忆库就是一个拟子复合体。”道金斯将拟子描述为，“在诸如语言、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等的传递过程中与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类似的事物。”
关学创始人张载认为人是可以教育和教化的。他赞同孔子提出的“性相近，习相远”的观点，但对孔子所说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不苟同，他提出了“变化气质”的基本理论，认为人同世间万物一样，均来自于天地宇宙，一方面禀赋太虚的本质属性——至善的“天地之性”，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人性本善；另一方面禀赋阴阳二气的属性——有善有恶的“气质之性”，因此产生了人性中的“恶”，现实中从而有了圣贤、凡人和不肖之人的存在。他在《正蒙·诚明篇》中指出：“性于人无不善，系其善反不善反而已。”要获得原本至善的本性，必须通过后天的努力矫正气质之偏。这就是张载的“变化气质”之道。那么，如何“变化气质”呢？
张载提出了通过“善反之”的途径变化气质的观点，他以为，人之所以不善，人的“天地之性”之所以得不到充分地完全地发挥，是由于“气质之性”的遮蔽。“善反之”就是要善于发现“气质之性”中的“天地之性”成分，从而认识到“天地之性”才是完美的人性，他在《正蒙·诚明篇》中指出：“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气质之性”不被有学问的人看作是完美的人性。因此，“变化气质”就是以“天地之性”改造“气质之性”，把人的生理和生活欲望置于某种道德观念的控制之下，使所谓的气质“变好”。同时，张载指出：“学”以变化气质。这里的“学”实质上就是接受儒家价值理念的熏陶，对儒家道德进行学习和实践。必须注意这里的“学”不仅指读书学习，而且包含修养实践。张载认为，气质之善恶虽是人与生俱来所受的定分，但人的善恶所成却取决于人的后天努力——禀气之偏者，可以通过后天不断的“学”，逐渐摒除和矫正“气质之性”中的“恶”，从而最终返归到至善的本性。他在《经学理窟·气质》中指出：“人之气质美恶与贵贱夭寿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气质恶者学即能移，今人之所以为气所使而不得为贤者，盖为不知学。”这就是张载的“学以变化气质”的基本理论，从而为社会教化活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确立了先天的合理依据，对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和孟子的“性善论”思想作出了重大的理论突破，对其“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传统观点作出了必要的修正，为理学的社会教化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有了理论指导，如何实施呢？
张载认为，社会教化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敦本”，即通过立志在先、虚心诚意、深求义理、笃行实践、勤勉不息等措施，唤起人们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内在自觉，通过“变化气质”之道把儒家伦理道德内化为人的内在德性，其目标就是要使人成为至善的君子或圣贤。二是“善俗”，即通过重在启发、因材施教、适时渐进、以身为教、重视儿童德育等举措，使儒家的伦理道德为社会普遍认同与遵守，养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从而构建起理想的社会秩序。在张载弟子与子孙的推广下，张载的哲学思想和家规家训还泽被关中大地，教化着当地的民风、社风。张载的弟子吕大临兄弟受其影响，编制了我国第一部完善成文的乡规民约《吕氏乡约》，移风易俗。乡规民约是放大了的家训家规，使张载推行礼教、教化风俗的思想更加系统和具体。在张载家训家规及《吕氏乡约》的熏染影响下，关中乃至三秦“再使风俗淳”，正如明代教育家冯从吾所言：“自是关中风俗为之一变”，或如《宋元学案》所称“关中风俗一变而至于古。”张载自己也说：“关中学者，用礼渐成俗。”
《张载传》作者权海帆指出：“张载的变化气质说，实为其学说的精髓。从人之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而论学——学礼、学德、学做人、学做君子、学做圣人，从而立心立命，达致为尧舜的人设峰巅，是张载的瑰丽愿望，虽不免于幻想，却充满激励上进的积极意义。”
文化者，以文化人也。我们今天所谓的“文化”，究其本意，就是以文化人，即凡以道业诲人为教，人能接受此道业而变易其气质以远过迁善，即足以证明善教得行；人接受教诲则在各方面必起若干变革，此变革谓之“化”。所以文化二字合用，是“文治教化”的意思，即以文字、文章、礼乐等文艺形式变化人之气质。
马玉琛在《羽梵》后记中指出：“人类中心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如荒草一样生长起来，而且蓬勃得过头了，人类现代化进程中过激的盲目行为，将鸽子给予我们的和平温暖的诗意生活夷为荒野，几近毁灭……鸽子的得道和殉道，使我幡然醒悟：人的存在，是为了向他者开放，并示爱、相爱、热爱！鸽子！自然！一切！但愿我们人类像作者一样早日幡然醒悟，或如关学传人牛兆濂教诲期望的那样：学做好人。”□王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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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老同学马玉琛长篇小说《羽梵》，看到书中主人公皇甫三兴试图进行文化拟子实验，书中写道：“文化拟子和基因类似。基因借助精子和卵子，由一个身体跳到另一个身体，生命便得到传播和延续。文化拟子无法天生遗传，但它会以模仿的形式，从一个头脑传播到另一个头脑。你完全能够在我的头脑里种下一个有繁殖能力的文化拟子，这拟子会大大影响我的思维，并且改变我。”但实验似乎不大成功，究其原因，皇甫三兴悟道：“拟子是传导给众多个体，只有营养汤适合时，才能传导。如有序有效的竞争，只能在心中本来就有善良和宽恕的营养汤的人身上传导。”那么，人究竟能否向善、学做好人呢？
抱着释疑的目的，笔者查阅了有关资料得知，“拟子”是1976年英国牛津大学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教授提出的一个新概念。道金斯认为，“如果基因（可以称为‘生命传播单位’）是物质世界那个真正的不朽者，拟子（可以称为‘文化传播单位’）就是精神世界中那个真正的不朽者，精神世界的基因。”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道金斯认为，从社会文化角度看，拟子由人创造，诸如旋律、观念、宣传口号、服装的流行、制罐或建房子的方式等都是，其繁衍的方式是通过模仿过程发生的，它（拟子）将自己从一个头脑转到另一个头脑，“你在我头脑里种下一个有繁殖力的拟子，就等于把观念生在我的脑子里，把我的脑子变成撒播拟子的工具，跟滤过性病毒寄生在寄生细胞的基因机制里几乎完全相同。”“每个人从小到大都在头脑中不断种下各种拟子，他的记忆库就是一个拟子复合体。”道金斯将拟子描述为，“在诸如语言、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等的传递过程中与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类似的事物。”
关学创始人张载认为人是可以教育和教化的。他赞同孔子提出的“性相近，习相远”的观点，但对孔子所说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不苟同，他提出了“变化气质”的基本理论，认为人同世间万物一样，均来自于天地宇宙，一方面禀赋太虚的本质属性——至善的“天地之性”，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人性本善；另一方面禀赋阴阳二气的属性——有善有恶的“气质之性”，因此产生了人性中的“恶”，现实中从而有了圣贤、凡人和不肖之人的存在。他在《正蒙·诚明篇》中指出：“性于人无不善，系其善反不善反而已。”要获得原本至善的本性，必须通过后天的努力矫正气质之偏。这就是张载的“变化气质”之道。那么，如何“变化气质”呢？
张载提出了通过“善反之”的途径变化气质的观点，他以为，人之所以不善，人的“天地之性”之所以得不到充分地完全地发挥，是由于“气质之性”的遮蔽。“善反之”就是要善于发现“气质之性”中的“天地之性”成分，从而认识到“天地之性”才是完美的人性，他在《正蒙·诚明篇》中指出：“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气质之性”不被有学问的人看作是完美的人性。因此，“变化气质”就是以“天地之性”改造“气质之性”，把人的生理和生活欲望置于某种道德观念的控制之下，使所谓的气质“变好”。同时，张载指出：“学”以变化气质。这里的“学”实质上就是接受儒家价值理念的熏陶，对儒家道德进行学习和实践。必须注意这里的“学”不仅指读书学习，而且包含修养实践。张载认为，气质之善恶虽是人与生俱来所受的定分，但人的善恶所成却取决于人的后天努力——禀气之偏者，可以通过后天不断的“学”，逐渐摒除和矫正“气质之性”中的“恶”，从而最终返归到至善的本性。他在《经学理窟·气质》中指出：“人之气质美恶与贵贱夭寿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气质恶者学即能移，今人之所以为气所使而不得为贤者，盖为不知学。”这就是张载的“学以变化气质”的基本理论，从而为社会教化活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确立了先天的合理依据，对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和孟子的“性善论”思想作出了重大的理论突破，对其“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传统观点作出了必要的修正，为理学的社会教化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有了理论指导，如何实施呢？
张载认为，社会教化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敦本”，即通过立志在先、虚心诚意、深求义理、笃行实践、勤勉不息等措施，唤起人们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内在自觉，通过“变化气质”之道把儒家伦理道德内化为人的内在德性，其目标就是要使人成为至善的君子或圣贤。二是“善俗”，即通过重在启发、因材施教、适时渐进、以身为教、重视儿童德育等举措，使儒家的伦理道德为社会普遍认同与遵守，养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从而构建起理想的社会秩序。在张载弟子与子孙的推广下，张载的哲学思想和家规家训还泽被关中大地，教化着当地的民风、社风。张载的弟子吕大临兄弟受其影响，编制了我国第一部完善成文的乡规民约《吕氏乡约》，移风易俗。乡规民约是放大了的家训家规，使张载推行礼教、教化风俗的思想更加系统和具体。在张载家训家规及《吕氏乡约》的熏染影响下，关中乃至三秦“再使风俗淳”，正如明代教育家冯从吾所言：“自是关中风俗为之一变”，或如《宋元学案》所称“关中风俗一变而至于古。”张载自己也说：“关中学者，用礼渐成俗。”
《张载传》作者权海帆指出：“张载的变化气质说，实为其学说的精髓。从人之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而论学——学礼、学德、学做人、学做君子、学做圣人，从而立心立命，达致为尧舜的人设峰巅，是张载的瑰丽愿望，虽不免于幻想，却充满激励上进的积极意义。”
文化者，以文化人也。我们今天所谓的“文化”，究其本意，就是以文化人，即凡以道业诲人为教，人能接受此道业而变易其气质以远过迁善，即足以证明善教得行；人接受教诲则在各方面必起若干变革，此变革谓之“化”。所以文化二字合用，是“文治教化”的意思，即以文字、文章、礼乐等文艺形式变化人之气质。
马玉琛在《羽梵》后记中指出：“人类中心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如荒草一样生长起来，而且蓬勃得过头了，人类现代化进程中过激的盲目行为，将鸽子给予我们的和平温暖的诗意生活夷为荒野，几近毁灭……鸽子的得道和殉道，使我幡然醒悟：人的存在，是为了向他者开放，并示爱、相爱、热爱！鸽子！自然！一切！但愿我们人类像作者一样早日幡然醒悟，或如关学传人牛兆濂教诲期望的那样：学做好人。”□王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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