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2》发布
全国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上升到39岁
语音播报：
近日，在中央财经大学召开的第十四届中国人力资本指数发布暨人力资本国际研讨会上，《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2》正式发布。报告披露，2001-2020年间，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从35.3岁上升到了39.0岁。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8.4年上升到了10.7年。
中国实际人力资本总量增长4倍
本次发布会由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主办。据介绍，中国人力资本度量项目自2009年立项以来，连续三届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该项目旨在建立一套科学、系统的人力资本指数，定量描述中国人力资本的分布及发展动态。为更深入地研究人力资本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供综合的度量指标，为政府的相关经济社会决策提供定量依据。
报告披露，2001-2020年间，中国实际人力资本总量增长4.0倍。2001-2010年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的年均增长率为10.3％，其中城镇人力资本总量的年均增长率为12.2％，而农村为5.8％；2011-2020年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的年均增长率为7.7％，其中城镇人力资本总量的年均增长率为9.1％，而农村为2.0％。
北京市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
从受教育程度看，2001-2020年间，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8.4年上升到了10.7年，其中城镇从9.8年上升到了11.6年，乡村从7.5年上升到了9.2年。
2020年，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的前五个省份是北京、上海、天津、江苏、辽宁；平均受教育年限最低的五个省份（按从高到低的顺序）是甘肃、贵州、云南、青海、西藏。
从人口及劳动力年龄来看，报告披露，2001-2020年间，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从35.3岁上升到了39.0岁，其中城镇由35.3岁上升到38.7岁，农村由35.3岁上升到39.4岁。
城镇劳动力平均年龄增长呈加快趋势，2001-2010年平均每年增长0.19岁，2011-2020年平均每年增长0.21岁。
2020年，平均年龄最高的前五个省份是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浙江；平均年龄最低的五个省份（按从高到低的顺序）是新疆、广东、海南、贵州、西藏。
从人口红利与人力资本红利角度看，报告发现，中国劳动力人数（含在校生）增幅不断降低并开始出现绝对数量下降。2001-2010年均增长1.1％，2011-2020年均下降0.3％，其中，2013年劳动力总数开始下降，2013-2020年均下降0.4％。从基于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角度来看，全国劳动力人口受教育程度仍然在不断增加，劳动力（不含在校生）平均受教育年限2001-2010年均增长1.3％；2011-2020年均增长1.1％，其中2013-2020年均增长1.1％。
“打工者”变老意味着什么
“打工者”平均更老了。由于年龄老化是年龄组不断推移的结果，按照我国社会老龄少子化的人口发展态势，劳动力人口老化趋势将不会发生扭转，而且恐将越来越老。如果再考虑到我国劳动力人口规模的逐年下降——尽管按照世界银行的相关估算，中国劳动力人口规模仍排名世界第一，但近10年间已减少4000多万人，我国的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而在过去的40多年中，正是“富有生产性”的人口年龄结构保证了充足且有竞争性的劳动力供给，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腾飞。
在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变量中，人口绝对是“慢”的那一个。这里的“慢”，不仅是说它反映在各项统计数字上的波动非常平缓，很难让人感受到冲击感；而且由它而起的变化传导速度也很缓慢，各种效应总是滞后出现。也因此，对于这种“慢”变量，我们理应投以更持久的关注和绸缪。
就拿劳动年龄人口来说，按照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此前发布的相关数据，2019年该群体平均年龄为38.8，而1985年该项数据为32.25。由于相较年轻劳动人口，高龄劳动人口虽然在劳动技能、经验等方面占据优势，但一个很显然的事实是，由于身体素质、知识更新等多方面的原因，高龄劳动人口的劳动产出率等提高有限，而且不利于技术进步。此外，劳动人口老化还将对社会的消费水平及结构等带来改变，进而对社会经济发展施加影响。
既然劳动人口老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与其过度忧虑，不如积极应对。得益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教育事业的推进，我国劳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据前述报告，2020年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10.7年，而1985年，这一数据仅为6.14年。劳动人口素质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力，刺激技术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人口老化带来的消极影响。照此，未来需大力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加强劳动者技能培训，持续开发劳动力质量红利。同时，持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更多新职业，让劳动力需求侧的“压力”传导至供给侧进而产生改变。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正如不少学者所言，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口的集聚，复盘北上广深以及现在备受关注的杭州、苏州等城市的发展，都能清晰地看到劳动力流动产生的影响痕迹。应对劳动力老化等系列问题，需要我们再次正视流动劳动力人口的社会融合议题。近年来，多地不断降低落户门槛，释放出鲜明的积极信号，未来如何加速劳动人口的更自由流动和市民化，值得不断探索。（综合新京报、光明网）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
|
语音播报：
|
近日，在中央财经大学召开的第十四届中国人力资本指数发布暨人力资本国际研讨会上，《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2》正式发布。报告披露，2001-2020年间，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从35.3岁上升到了39.0岁。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8.4年上升到了10.7年。
中国实际人力资本总量增长4倍
本次发布会由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主办。据介绍，中国人力资本度量项目自2009年立项以来，连续三届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该项目旨在建立一套科学、系统的人力资本指数，定量描述中国人力资本的分布及发展动态。为更深入地研究人力资本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供综合的度量指标，为政府的相关经济社会决策提供定量依据。
报告披露，2001-2020年间，中国实际人力资本总量增长4.0倍。2001-2010年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的年均增长率为10.3％，其中城镇人力资本总量的年均增长率为12.2％，而农村为5.8％；2011-2020年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的年均增长率为7.7％，其中城镇人力资本总量的年均增长率为9.1％，而农村为2.0％。
北京市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
从受教育程度看，2001-2020年间，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8.4年上升到了10.7年，其中城镇从9.8年上升到了11.6年，乡村从7.5年上升到了9.2年。
2020年，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的前五个省份是北京、上海、天津、江苏、辽宁；平均受教育年限最低的五个省份（按从高到低的顺序）是甘肃、贵州、云南、青海、西藏。
从人口及劳动力年龄来看，报告披露，2001-2020年间，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从35.3岁上升到了39.0岁，其中城镇由35.3岁上升到38.7岁，农村由35.3岁上升到39.4岁。
城镇劳动力平均年龄增长呈加快趋势，2001-2010年平均每年增长0.19岁，2011-2020年平均每年增长0.21岁。
2020年，平均年龄最高的前五个省份是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浙江；平均年龄最低的五个省份（按从高到低的顺序）是新疆、广东、海南、贵州、西藏。
从人口红利与人力资本红利角度看，报告发现，中国劳动力人数（含在校生）增幅不断降低并开始出现绝对数量下降。2001-2010年均增长1.1％，2011-2020年均下降0.3％，其中，2013年劳动力总数开始下降，2013-2020年均下降0.4％。从基于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角度来看，全国劳动力人口受教育程度仍然在不断增加，劳动力（不含在校生）平均受教育年限2001-2010年均增长1.3％；2011-2020年均增长1.1％，其中2013-2020年均增长1.1％。
“打工者”变老意味着什么
“打工者”平均更老了。由于年龄老化是年龄组不断推移的结果，按照我国社会老龄少子化的人口发展态势，劳动力人口老化趋势将不会发生扭转，而且恐将越来越老。如果再考虑到我国劳动力人口规模的逐年下降——尽管按照世界银行的相关估算，中国劳动力人口规模仍排名世界第一，但近10年间已减少4000多万人，我国的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而在过去的40多年中，正是“富有生产性”的人口年龄结构保证了充足且有竞争性的劳动力供给，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腾飞。
在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变量中，人口绝对是“慢”的那一个。这里的“慢”，不仅是说它反映在各项统计数字上的波动非常平缓，很难让人感受到冲击感；而且由它而起的变化传导速度也很缓慢，各种效应总是滞后出现。也因此，对于这种“慢”变量，我们理应投以更持久的关注和绸缪。
就拿劳动年龄人口来说，按照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此前发布的相关数据，2019年该群体平均年龄为38.8，而1985年该项数据为32.25。由于相较年轻劳动人口，高龄劳动人口虽然在劳动技能、经验等方面占据优势，但一个很显然的事实是，由于身体素质、知识更新等多方面的原因，高龄劳动人口的劳动产出率等提高有限，而且不利于技术进步。此外，劳动人口老化还将对社会的消费水平及结构等带来改变，进而对社会经济发展施加影响。
既然劳动人口老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与其过度忧虑，不如积极应对。得益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教育事业的推进，我国劳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据前述报告，2020年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10.7年，而1985年，这一数据仅为6.14年。劳动人口素质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力，刺激技术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人口老化带来的消极影响。照此，未来需大力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加强劳动者技能培训，持续开发劳动力质量红利。同时，持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更多新职业，让劳动力需求侧的“压力”传导至供给侧进而产生改变。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正如不少学者所言，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口的集聚，复盘北上广深以及现在备受关注的杭州、苏州等城市的发展，都能清晰地看到劳动力流动产生的影响痕迹。应对劳动力老化等系列问题，需要我们再次正视流动劳动力人口的社会融合议题。近年来，多地不断降低落户门槛，释放出鲜明的积极信号，未来如何加速劳动人口的更自由流动和市民化，值得不断探索。（综合新京报、光明网）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