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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在渭南的乡居岁月与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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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峰
山川壮丽的关中平原东部名城渭南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故里。曾经两度在渭南的乡居生活，是白居易难以忘怀的人生阶段，也对其诗歌题材的拓展与审美倾向的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卜居渭上
白居易的家世及迁徙历程，据史料记载，其远祖是秦朝名将白起，白起为秦国统一六国立下大功，被秦王封为武安君。他后来惨遭奸人陷害，被赐死于杜邮。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追念白起当初的功劳，封其子白仲于太原，于是，白家世代为太原人。白起之后二十三世孙白邕，在后魏曾经担任过太原的太守。白邕之后的五世孙白建，担任过北齐的五兵尚书，当朝赐田于韩城，白家从太原迁徙到韩城。白建的曾孙白温曾经担任过唐朝的检校都官郎中，这时白家才迁徙到下邽。
白居易生活的年代，是唐代经过“安史之乱”逐渐趋于衰落的时代。从表面上看，社会秩序暂时恢复安定，但已不是城市繁荣、人口稠密、流通兴旺的强盛境况，而是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党祸不断的局面，处在这历史夹缝中的唐王朝，虽然有过短暂中兴，然而风雨飘摇、动荡不安，前景仍然黯淡。
贞元二十年（804），白居易三十三岁，这年暮春时分，他回到下邽故居。其原因在《泛渭赋》里说得非常明确：“十九年，天子并命二公对掌钧轴，朝野无事，人物甚安。明年春，予为校书郎，始徙家秦中，卜居渭上。”所谓“卜居渭上”，是指归居下邽县义津乡金氏村——因为此地曾经是汉代金日磾的封地，也许是其后人聚拢居住在这里，故名金氏村吧。
此次卜居渭上，白居易心情平静而欢畅，社会相对安定平顺，“朝野无事，人物甚安”——这是他直观而质朴的感受。前几年，白居易幸运而必然地通过严格的科举考试，进士及第，其“十年常苦学，一上谬成名”，更何况“慈恩塔下题名处，二十七人最少年”——前程似乎在一瞬间放射出来耀眼的光芒。进士及第，在唐朝是读书人最大的梦想与荣耀，也是“释褐”的必备条件，而从此走上仕途。第二年，经过吏部书判拔萃科及第，授秘书省校书郎。虽然官职不大，却是良好开端。更重要的是与元稹订交，结为一生一世的好友。这一切，都使白居易感到前程光景灿烂无边。在这种背景和心情下，他要干的一件大事，就是“始徙家秦中，卜居渭上”，把全家安居在下邽义津乡金氏村故居。
金氏村故居，有“榆柳百余树，茅茨十数间”（见《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五《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之《其九》），想起来也十分宽阔，绿树浓荫，翠色透窗，这使得长期四处漂泊的白居易有了家的感觉，他非常珍视这个家。这天，他信步出村，只见村南满地的桃林绯红一片，不由得吟诵道：
村南无限桃花发，
唯我多情独自来。
日暮风吹红满地，
无人解惜为谁开？
安排好家事之后，由于公务在身，白居易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金氏村故居。不过，在这段时间里，白居易经常来往于长安与下邽金氏村之间，他说：“家去省兮百里，每三旬而两入。”他甚至产生了这样的念头：这里山水是如此美好，就干脆在这里住下不走了吧。然而，他刚刚步入仕途，还未真正尝到世事的艰难，“达则兼济天下”的宏伟理想依然还在激励着他，他不甘心就此停住，终于还是展翅远飞了。
任官周至与《长恨歌》
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从故居返回长安后，与元稹居华阳观一起苦读，以应制举考试。制举考试，最主要的项目是试策——所谓的“策”，就是针对皇帝的“提问”做出自己的“对策”，而“策”的内容都是当前迫切的时政问题，考查考生的实际处理问题的能力。为了能顺利过关，他与元稹在永崇里华阳观一块积极备考，撰写出的《策林》，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刑法、吏治等方面，系统地论述了自己的意见和主张。
制举考试，白居易入四等。朝廷依等授官，元稹担任左拾遗，白居易授周至县尉。《旧唐书》之《白居易传》说，“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自雠校至结绶畿甸，所著歌诗数十百首，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畿甸，指周至，这段话是说白居易在周至写出了数量甚多的“讽喻诗”。其中就有反映残酷现实的代表作《观刈麦》。这首诗描写了关中麦收时节的农忙景象，对造成人民贫困之源的繁重租税提出指责，对于诗人自己无功无德又不劳动却能丰衣足食而深感愧疚，很有思想高度。
元和元年（806）冬季，在陈鸿、王质夫等朋友的邀请下，“暇日，相携游仙游寺”，酒宴上，他们在一起谈论起五十多年前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说到兴奋处，王质夫举起酒杯，走到白居易面前，怂恿他说：“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于是，“深于诗，多于情”的白居易创作出了千古名篇《长恨歌》。
官拜授左拾遗
白居易诗歌文采斐然而又通俗易懂，得到大唐各阶层人的喜爱和传吟。此时，唐宪宗励精图治，喜欢直言纳谏之士。元和二年（807）秋天，他下诏将白居易自周至调京兆府担任进士考官，试毕，由集贤院召入翰林。
元和三年（808），白居易任翰林学士，得授左拾遗，策试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牛增孺、皇甫湜、李宗闵等登第。宰相李吉甫以三人对策语直，泣诉于上，三人均不如常例授官。考官因之被贬。白居易上《论制科人状》，极言考官不当被贬。其后，李吉甫子李德裕与牛增孺等各结党，“牛李党祸”从此而起。白居易也因此受李德裕排挤。淮南节度使王锷入朝，多进奉，谋为宰相，白居易上《论王锷欲除官事宜状》，力谏不可。他屡陈时政，因为谏言切中时弊，被朝廷所认可。
白居易就这样“位未足惜，身未足爱”（左右拾遗是从八品），履职“天下利病无不言”拾遗生涯，觉得这是实现“达则兼济天下”政治怀抱的好平台。元和四年（809）十月，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叛，唐宪宗“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使”，引起大家不满，白居易激切抗争，甚至当面指责唐宪宗。唐宪宗很不高兴，给李绛说：“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好在李绛对这件事的态度和白居易一致，他对唐宪宗说：“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诛，事无巨细必言者，盖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轻言也。”此言缓和了气氛，平息了唐宪宗的怒气。
然而，这次上谏的后果很快显现出来。元和五年（810），白居易左拾遗任期将满，唐宪宗找了个理由让白居易改官走人。这段意气风发的翰林学士兼拾遗的政治生涯，从此完结了。这也成了白居易从政以来的重大打击，原先“誓酬君王宠，愿使朝廷肃”“只要明是非，何曾虞祸福”的愿望，只落了个“入仕欲荣身，须臾成黜辱”的下场。
白居易大约从贞元三年（787）至元和五年（810），有讽喻诗170余首，基本写于此时。早期的白居易属于政治理想主义者，大量创作反映民生疾苦的讽喻诗，诗风冷峻犀利，鞭挞有力，使“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见《与元九书》）却得到老百姓的欢喜，得到广泛的流传。元稹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自有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见《白氏长庆集序》）。白居易的讽喻诗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普遍传颂，因为他在诗中揭露了当时的社会黑暗现实，引起了大家的情感共鸣，具有强烈的思想和认识价值。
丁忧紫兰村
元和六年（811），白居易的母亲陈氏因为看花，不慎掉入井中，卒于长安宣平里第，还不到60岁。按照古代礼制，父母亲去世的三年内，要服丧守灵，不能工作。他含悲忍泪，带着丧母之痛和政治上的失意，“丁忧”渭上，全家迁回下邽县义津乡金氏村，将母亲葬入白家祖坟。由于前述原因，白居易心境和上次“卜居渭上”大不一样，在《重到渭上旧居》诗里，他写道：
旧居清渭曲，开门当蔡渡。
十年方一还，几欲迷归路。
追思昔日行，感伤故游处。
插柳作高林，种桃成老树。
因惊成人者，尽是旧童孺。
试问旧老人，半为绕村墓。
浮生同过客，前后递来去。
白日如弄珠，出没光不住。
人物日改变，举目悲所遇。
回念念我身，安得不衰暮。
朱颜销不歇，白发生无数。
唯有山门外，三峰色如故。
仅仅几年时间，旧居村庄就发生了这么大变化，当年在土地上插的柳条，已经蔚然成林，所栽种的桃树苗成了老树，而自己呢？“朱颜销不歇，白发生无数”。这一切的一切，都使白居易黯然神伤、情绪低落……刚料理完母亲的丧事，爱女金銮子又不幸夭折，年仅三岁。这真祸不单行，雪上加霜，“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结为肠间痛，聚作鼻头辛”，白居易一时间掉入了痛苦深渊，病倒了。这样的苦痛该如何解脱呀？“我闻浮屠教，中有解脱门”，他愿意“置心为止水，视身如浮云”“抖薮垢秽衣，度脱生死轮。胡为恋此苦，不去犹逡巡？”——欲遁入佛门以解此苦。金氏村西原先有一座兴福寺，因为白居易“制紫衣以献之，始更名为紫兰寺”。也许，在极度痛苦中，只有专心礼佛才能暂时得到精神解脱，故有此举，当为史实。
元和七年（812）深秋，白居易把祖父母的灵柩，分别从权厝于下邽县下邑里、新郑县临洧里“迁葬于下邽县义津乡北原”；同时，也把其父白季庚的灵柩从“权窆于襄阳县东津乡南原”（见《襄州别驾府君事状》）迁回与母亲合葬在一起。次年二月，从符离县之南偏，将外祖母与幼弟白幼美的灵柩迁葬于北原。这是他丁忧故居期间，全力为之的事关孝道的大事情，完结了多年悬挂在心头的念想。白居易两年内连续经历了这么多大事，花费自然不小。丁忧期间无俸禄，长兄白幼文病养符离，估计也没有多少资助，家中生计陷入穷困之中。
为了排解心中的忧愁，天色晚了，白居易走出家门，去田间散心：“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独出前门望野田，月明荞麦花如雪。”也许在这辽阔的田野里，凛冽的秋风能吹散心头的郁积。村子南北空旷无人，他只好孤零零地伫立在地头，看着月光下如雪的荞麦花……或者在蒙蒙细雨里独自一人到村外渭河沙滩上去散步：
渭水寒渐落，离离蒲稗苗。
闲傍沙边立，看人刈苇苕。
近水风景冷，晴明犹寂寥。
复兹夕阴起，野色重萧条。
萧条独归路，暮雨湿村桥。
他想将愁苦排解在大自然的优美景色中。直到阴风吹起，天际飘洒着蒙蒙细雨，天色已暮，才踏着潮湿的小道回家。要不，他就持一竿竹，在河边垂钓：
渭水如镜色，中有鲤与鲂。
偶持一竿竹，悬钓在其傍。
微风吹钓丝，袅袅十尺长。
谁知对鱼坐，心在无何乡。
昔有白头人，亦钓此渭阳。
钓人不钓鱼，七十得文王。
况我垂钓意，人鱼又兼忘。
无机两不得，但弄秋水光。
兴尽钓亦罢，归来饮我觞。
“身虽对鱼坐，心在无他乡。”他想起遥远时代的姜太公。当年的姜太公也曾在渭河边垂钓，但那是“钓人不钓鱼”，希冀有人上钩，以实现自己的宏图大志，这与自己多么相似，但姜太公“七十得文王”，终被周文王请去干了一番大事业。而自己呢？当今的“周文王”在哪里？他想到这里，不禁心头一沉，顿生惆怅，他又坐不住了，默默收起钓竿走回家去。回到家里，又独自举杯，以酒浇愁。
白居易身体“本来形体羸”，这一连串的打击更使他“戚戚抱羸病，悠悠度朝暮”。然而，他仍然坚持自己是正确的，再三检点，没有丝毫的个人利益夹杂其中，全是为了社稷苍生，尽管忧而成疾，却不改变其主张。但这有用吗？因而又有“去国固非乐，归乡未必欢”“何须自生苦，舍易求其难”的情绪流露。古代知识分子总是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白居易表现得更明显一些，遇到挫折便想放弃自己的主张，《遣怀》这首诗就表现了他矛盾与纠结的心理：
乐往必悲生，泰来由否极。
谁言此数然，吾道何终塞？
尝求詹尹卜，拂龟竟默默。
亦曾仰问天，天但苍苍色。
自兹唯委命，名利心双息。
近日转安闲，乡园亦休忆。
回看世间苦，苦在求不得。
我今无所求，庶离忧悲域。
乡村老百姓的日子苦透了，他们衣不遮体，烧着“蒿棘火”取暖，村巷人家因贫穷而不断发生亲人的丧亡。凄惨的哭声令人同情与伤悲，白居易写下了这令人揪心的哭声，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昨日南邻哭，哭声一何苦！
云是妻哭夫，夫年二十五。
今朝北里哭，哭声又何切！
云是母哭儿，儿年十七八。
四邻尚如此，天下多夭折。
乃知浮世人，少得垂白发。
余今过四十，念彼聊自悦。
从此明镜中，不嫌头似雪。
此刻，他联想到自己：
顾我当此日，草堂深掩门。
褐裘覆紖被，坐卧有馀温。
幸免饥冻苦，又无垄亩勤。
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
和民不聊生的生活相比较，白居易“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能有如此的觉悟，在其时算是进步思想，说明他对老百姓的苦难有深刻的同情。唐代中后期，内有藩镇割据，外有吐蕃入侵，唐王朝控制的地域大为减少，却供养了大量军队，再加上官吏、地主、商人、僧侣、道士等，不耕而食的人甚至占到人口一半以上。农民负担之重、生活之苦可想而知。白居易对此深有体验，他在另一首诗中所写“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即是对乡村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携来朱门家，卖与白面郎。与君啖肥马，可使照地光。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这是一幅多么辛酸悲惨的生活图景啊！
元和九年（814），白居易丁忧到了除服时间，但出仕毫无音信，他决计务农为生：
犹须务衣食，未免事农桑。
薙草通三径，开田占一坊。
昼扉扃白版，夜碓扫黄粱。
隙地治场圃，闲时粪土疆。
枳篱编刺夹，薤垄擘科秧。
穑力嫌身病，农心愿岁穰。
朝衣典杯酒，佩剑博牛羊。
困倚栽松锸，饥提采蕨筐。
引泉来后涧，移竹下前冈。
生计虽勤苦，家资甚渺茫。
尘埃常满甑，钱帛少盈囊。
这首寄给崔群等朝廷大臣的长诗，固然有虚构的艺术成分在内，却是他在乡村真实的农民生活记录。整天在地里忙活，身体也强壮起来，他在《得袁相书》诗中形容自己：“谷苗深处一农夫，面黑头斑手把锄。何意使人犹识我，就田来送相公书。”袁相，即袁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白居易在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及第后再游江南时，袁滋由尚书右丞出刺华州，由此相识。此时，任山南东道节度使。若不是邮差赶到地头送来袁相的信件，有谁还认识他是白居易呢？他在下种收割的过程中，觉得种地来得实在，也感到踏实，又说：
种黍三十亩，雨来苗渐大。
种薤二十畦，秋来欲堪刈。
望黍作冬酒，留薤为春菜。
荒村百物无，待此养衰瘵。
葺庐备阴雨，补褐防寒岁。
病身知几时，且作明年计。
白居易村居数年之后，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认为种田人是应该受到尊重的。在学农的过程中，他虚心向老农学习，同老百姓建立了深厚情谊：“村中相识久，老幼皆有情”“言动任天真，未觉农人恶”。他也逐渐习惯了乡居的生活，心态变得平静下来，有《村居二首》：
其一
田园莽苍经春早，
篱落萧条尽日风。
若问经过谈笑者，
不过田舍白头翁。
其二
门闭仍逢雪，厨寒未起烟。
贫家重寥落，半为日高眠。
这年冬天，唐宪宗终于下诏，授了一个闲散职务左赞善大夫给白居易。从此他永远离开了渭上紫兰村……但是，无论是谪贬江州还是其他地方，故乡仍然是白居易精神寄托和心灵的安栖之地，令他魂牵梦绕。离别家乡，心头一阵酸楚：“掩泪别乡里，飘摇将远行”——此去不知何日还，他满怀惆怅，踏上通往长安的古道。
诗风转折
白居易渭上丁忧期间，是其诗歌的重大转型期。在伤痛忧患不断的情况下，白居易诗兴却不曾减弱，有学者说他共写有119首诗歌，仔细检点，不算一题多诗，计有86首。
白居易从周至县尉调任朝廷，担任翰林学士及左拾遗这段时期，勇于实践“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的政治主张。傅璇宗先生认为，“五年间的翰林学士生活，是白居易一生从政的最高层次，也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见《从白居易研究中的一个误点谈起》）。高峰过后就是低谷，后来白居易的改官，接着丁忧渭上遭遇的个人种种伤痛忧患，“给他带来思想、情绪上的最大冲击”。在这个背景下，反映在诗歌写作上，便有了一个新的转折，由此进入伤感诗写作。
在秉持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的同时，他开始出入于道释，尤其是在其诗歌写作上，渐渐消减了讽喻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影响，转向抒写内在的个人情感与哀愁——这个过程持续到了以后的岁月，《白香山集》共收123首伤感诗，力作萃于退居乡村故居这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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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峰
山川壮丽的关中平原东部名城渭南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故里。曾经两度在渭南的乡居生活，是白居易难以忘怀的人生阶段，也对其诗歌题材的拓展与审美倾向的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卜居渭上
白居易的家世及迁徙历程，据史料记载，其远祖是秦朝名将白起，白起为秦国统一六国立下大功，被秦王封为武安君。他后来惨遭奸人陷害，被赐死于杜邮。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追念白起当初的功劳，封其子白仲于太原，于是，白家世代为太原人。白起之后二十三世孙白邕，在后魏曾经担任过太原的太守。白邕之后的五世孙白建，担任过北齐的五兵尚书，当朝赐田于韩城，白家从太原迁徙到韩城。白建的曾孙白温曾经担任过唐朝的检校都官郎中，这时白家才迁徙到下邽。
白居易生活的年代，是唐代经过“安史之乱”逐渐趋于衰落的时代。从表面上看，社会秩序暂时恢复安定，但已不是城市繁荣、人口稠密、流通兴旺的强盛境况，而是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党祸不断的局面，处在这历史夹缝中的唐王朝，虽然有过短暂中兴，然而风雨飘摇、动荡不安，前景仍然黯淡。
贞元二十年（804），白居易三十三岁，这年暮春时分，他回到下邽故居。其原因在《泛渭赋》里说得非常明确：“十九年，天子并命二公对掌钧轴，朝野无事，人物甚安。明年春，予为校书郎，始徙家秦中，卜居渭上。”所谓“卜居渭上”，是指归居下邽县义津乡金氏村——因为此地曾经是汉代金日磾的封地，也许是其后人聚拢居住在这里，故名金氏村吧。
此次卜居渭上，白居易心情平静而欢畅，社会相对安定平顺，“朝野无事，人物甚安”——这是他直观而质朴的感受。前几年，白居易幸运而必然地通过严格的科举考试，进士及第，其“十年常苦学，一上谬成名”，更何况“慈恩塔下题名处，二十七人最少年”——前程似乎在一瞬间放射出来耀眼的光芒。进士及第，在唐朝是读书人最大的梦想与荣耀，也是“释褐”的必备条件，而从此走上仕途。第二年，经过吏部书判拔萃科及第，授秘书省校书郎。虽然官职不大，却是良好开端。更重要的是与元稹订交，结为一生一世的好友。这一切，都使白居易感到前程光景灿烂无边。在这种背景和心情下，他要干的一件大事，就是“始徙家秦中，卜居渭上”，把全家安居在下邽义津乡金氏村故居。
金氏村故居，有“榆柳百余树，茅茨十数间”（见《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五《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之《其九》），想起来也十分宽阔，绿树浓荫，翠色透窗，这使得长期四处漂泊的白居易有了家的感觉，他非常珍视这个家。这天，他信步出村，只见村南满地的桃林绯红一片，不由得吟诵道：
村南无限桃花发，
唯我多情独自来。
日暮风吹红满地，
无人解惜为谁开？
安排好家事之后，由于公务在身，白居易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金氏村故居。不过，在这段时间里，白居易经常来往于长安与下邽金氏村之间，他说：“家去省兮百里，每三旬而两入。”他甚至产生了这样的念头：这里山水是如此美好，就干脆在这里住下不走了吧。然而，他刚刚步入仕途，还未真正尝到世事的艰难，“达则兼济天下”的宏伟理想依然还在激励着他，他不甘心就此停住，终于还是展翅远飞了。
任官周至与《长恨歌》
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从故居返回长安后，与元稹居华阳观一起苦读，以应制举考试。制举考试，最主要的项目是试策——所谓的“策”，就是针对皇帝的“提问”做出自己的“对策”，而“策”的内容都是当前迫切的时政问题，考查考生的实际处理问题的能力。为了能顺利过关，他与元稹在永崇里华阳观一块积极备考，撰写出的《策林》，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刑法、吏治等方面，系统地论述了自己的意见和主张。
制举考试，白居易入四等。朝廷依等授官，元稹担任左拾遗，白居易授周至县尉。《旧唐书》之《白居易传》说，“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自雠校至结绶畿甸，所著歌诗数十百首，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畿甸，指周至，这段话是说白居易在周至写出了数量甚多的“讽喻诗”。其中就有反映残酷现实的代表作《观刈麦》。这首诗描写了关中麦收时节的农忙景象，对造成人民贫困之源的繁重租税提出指责，对于诗人自己无功无德又不劳动却能丰衣足食而深感愧疚，很有思想高度。
元和元年（806）冬季，在陈鸿、王质夫等朋友的邀请下，“暇日，相携游仙游寺”，酒宴上，他们在一起谈论起五十多年前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说到兴奋处，王质夫举起酒杯，走到白居易面前，怂恿他说：“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于是，“深于诗，多于情”的白居易创作出了千古名篇《长恨歌》。
官拜授左拾遗
白居易诗歌文采斐然而又通俗易懂，得到大唐各阶层人的喜爱和传吟。此时，唐宪宗励精图治，喜欢直言纳谏之士。元和二年（807）秋天，他下诏将白居易自周至调京兆府担任进士考官，试毕，由集贤院召入翰林。
元和三年（808），白居易任翰林学士，得授左拾遗，策试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牛增孺、皇甫湜、李宗闵等登第。宰相李吉甫以三人对策语直，泣诉于上，三人均不如常例授官。考官因之被贬。白居易上《论制科人状》，极言考官不当被贬。其后，李吉甫子李德裕与牛增孺等各结党，“牛李党祸”从此而起。白居易也因此受李德裕排挤。淮南节度使王锷入朝，多进奉，谋为宰相，白居易上《论王锷欲除官事宜状》，力谏不可。他屡陈时政，因为谏言切中时弊，被朝廷所认可。
白居易就这样“位未足惜，身未足爱”（左右拾遗是从八品），履职“天下利病无不言”拾遗生涯，觉得这是实现“达则兼济天下”政治怀抱的好平台。元和四年（809）十月，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叛，唐宪宗“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使”，引起大家不满，白居易激切抗争，甚至当面指责唐宪宗。唐宪宗很不高兴，给李绛说：“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好在李绛对这件事的态度和白居易一致，他对唐宪宗说：“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诛，事无巨细必言者，盖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轻言也。”此言缓和了气氛，平息了唐宪宗的怒气。
然而，这次上谏的后果很快显现出来。元和五年（810），白居易左拾遗任期将满，唐宪宗找了个理由让白居易改官走人。这段意气风发的翰林学士兼拾遗的政治生涯，从此完结了。这也成了白居易从政以来的重大打击，原先“誓酬君王宠，愿使朝廷肃”“只要明是非，何曾虞祸福”的愿望，只落了个“入仕欲荣身，须臾成黜辱”的下场。
白居易大约从贞元三年（787）至元和五年（810），有讽喻诗170余首，基本写于此时。早期的白居易属于政治理想主义者，大量创作反映民生疾苦的讽喻诗，诗风冷峻犀利，鞭挞有力，使“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见《与元九书》）却得到老百姓的欢喜，得到广泛的流传。元稹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自有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见《白氏长庆集序》）。白居易的讽喻诗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普遍传颂，因为他在诗中揭露了当时的社会黑暗现实，引起了大家的情感共鸣，具有强烈的思想和认识价值。
丁忧紫兰村
元和六年（811），白居易的母亲陈氏因为看花，不慎掉入井中，卒于长安宣平里第，还不到60岁。按照古代礼制，父母亲去世的三年内，要服丧守灵，不能工作。他含悲忍泪，带着丧母之痛和政治上的失意，“丁忧”渭上，全家迁回下邽县义津乡金氏村，将母亲葬入白家祖坟。由于前述原因，白居易心境和上次“卜居渭上”大不一样，在《重到渭上旧居》诗里，他写道：
旧居清渭曲，开门当蔡渡。
十年方一还，几欲迷归路。
追思昔日行，感伤故游处。
插柳作高林，种桃成老树。
因惊成人者，尽是旧童孺。
试问旧老人，半为绕村墓。
浮生同过客，前后递来去。
白日如弄珠，出没光不住。
人物日改变，举目悲所遇。
回念念我身，安得不衰暮。
朱颜销不歇，白发生无数。
唯有山门外，三峰色如故。
仅仅几年时间，旧居村庄就发生了这么大变化，当年在土地上插的柳条，已经蔚然成林，所栽种的桃树苗成了老树，而自己呢？“朱颜销不歇，白发生无数”。这一切的一切，都使白居易黯然神伤、情绪低落……刚料理完母亲的丧事，爱女金銮子又不幸夭折，年仅三岁。这真祸不单行，雪上加霜，“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结为肠间痛，聚作鼻头辛”，白居易一时间掉入了痛苦深渊，病倒了。这样的苦痛该如何解脱呀？“我闻浮屠教，中有解脱门”，他愿意“置心为止水，视身如浮云”“抖薮垢秽衣，度脱生死轮。胡为恋此苦，不去犹逡巡？”——欲遁入佛门以解此苦。金氏村西原先有一座兴福寺，因为白居易“制紫衣以献之，始更名为紫兰寺”。也许，在极度痛苦中，只有专心礼佛才能暂时得到精神解脱，故有此举，当为史实。
元和七年（812）深秋，白居易把祖父母的灵柩，分别从权厝于下邽县下邑里、新郑县临洧里“迁葬于下邽县义津乡北原”；同时，也把其父白季庚的灵柩从“权窆于襄阳县东津乡南原”（见《襄州别驾府君事状》）迁回与母亲合葬在一起。次年二月，从符离县之南偏，将外祖母与幼弟白幼美的灵柩迁葬于北原。这是他丁忧故居期间，全力为之的事关孝道的大事情，完结了多年悬挂在心头的念想。白居易两年内连续经历了这么多大事，花费自然不小。丁忧期间无俸禄，长兄白幼文病养符离，估计也没有多少资助，家中生计陷入穷困之中。
为了排解心中的忧愁，天色晚了，白居易走出家门，去田间散心：“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独出前门望野田，月明荞麦花如雪。”也许在这辽阔的田野里，凛冽的秋风能吹散心头的郁积。村子南北空旷无人，他只好孤零零地伫立在地头，看着月光下如雪的荞麦花……或者在蒙蒙细雨里独自一人到村外渭河沙滩上去散步：
渭水寒渐落，离离蒲稗苗。
闲傍沙边立，看人刈苇苕。
近水风景冷，晴明犹寂寥。
复兹夕阴起，野色重萧条。
萧条独归路，暮雨湿村桥。
他想将愁苦排解在大自然的优美景色中。直到阴风吹起，天际飘洒着蒙蒙细雨，天色已暮，才踏着潮湿的小道回家。要不，他就持一竿竹，在河边垂钓：
渭水如镜色，中有鲤与鲂。
偶持一竿竹，悬钓在其傍。
微风吹钓丝，袅袅十尺长。
谁知对鱼坐，心在无何乡。
昔有白头人，亦钓此渭阳。
钓人不钓鱼，七十得文王。
况我垂钓意，人鱼又兼忘。
无机两不得，但弄秋水光。
兴尽钓亦罢，归来饮我觞。
“身虽对鱼坐，心在无他乡。”他想起遥远时代的姜太公。当年的姜太公也曾在渭河边垂钓，但那是“钓人不钓鱼”，希冀有人上钩，以实现自己的宏图大志，这与自己多么相似，但姜太公“七十得文王”，终被周文王请去干了一番大事业。而自己呢？当今的“周文王”在哪里？他想到这里，不禁心头一沉，顿生惆怅，他又坐不住了，默默收起钓竿走回家去。回到家里，又独自举杯，以酒浇愁。
白居易身体“本来形体羸”，这一连串的打击更使他“戚戚抱羸病，悠悠度朝暮”。然而，他仍然坚持自己是正确的，再三检点，没有丝毫的个人利益夹杂其中，全是为了社稷苍生，尽管忧而成疾，却不改变其主张。但这有用吗？因而又有“去国固非乐，归乡未必欢”“何须自生苦，舍易求其难”的情绪流露。古代知识分子总是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白居易表现得更明显一些，遇到挫折便想放弃自己的主张，《遣怀》这首诗就表现了他矛盾与纠结的心理：
乐往必悲生，泰来由否极。
谁言此数然，吾道何终塞？
尝求詹尹卜，拂龟竟默默。
亦曾仰问天，天但苍苍色。
自兹唯委命，名利心双息。
近日转安闲，乡园亦休忆。
回看世间苦，苦在求不得。
我今无所求，庶离忧悲域。
乡村老百姓的日子苦透了，他们衣不遮体，烧着“蒿棘火”取暖，村巷人家因贫穷而不断发生亲人的丧亡。凄惨的哭声令人同情与伤悲，白居易写下了这令人揪心的哭声，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昨日南邻哭，哭声一何苦！
云是妻哭夫，夫年二十五。
今朝北里哭，哭声又何切！
云是母哭儿，儿年十七八。
四邻尚如此，天下多夭折。
乃知浮世人，少得垂白发。
余今过四十，念彼聊自悦。
从此明镜中，不嫌头似雪。
此刻，他联想到自己：
顾我当此日，草堂深掩门。
褐裘覆紖被，坐卧有馀温。
幸免饥冻苦，又无垄亩勤。
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
和民不聊生的生活相比较，白居易“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能有如此的觉悟，在其时算是进步思想，说明他对老百姓的苦难有深刻的同情。唐代中后期，内有藩镇割据，外有吐蕃入侵，唐王朝控制的地域大为减少，却供养了大量军队，再加上官吏、地主、商人、僧侣、道士等，不耕而食的人甚至占到人口一半以上。农民负担之重、生活之苦可想而知。白居易对此深有体验，他在另一首诗中所写“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即是对乡村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携来朱门家，卖与白面郎。与君啖肥马，可使照地光。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这是一幅多么辛酸悲惨的生活图景啊！
元和九年（814），白居易丁忧到了除服时间，但出仕毫无音信，他决计务农为生：
犹须务衣食，未免事农桑。
薙草通三径，开田占一坊。
昼扉扃白版，夜碓扫黄粱。
隙地治场圃，闲时粪土疆。
枳篱编刺夹，薤垄擘科秧。
穑力嫌身病，农心愿岁穰。
朝衣典杯酒，佩剑博牛羊。
困倚栽松锸，饥提采蕨筐。
引泉来后涧，移竹下前冈。
生计虽勤苦，家资甚渺茫。
尘埃常满甑，钱帛少盈囊。
这首寄给崔群等朝廷大臣的长诗，固然有虚构的艺术成分在内，却是他在乡村真实的农民生活记录。整天在地里忙活，身体也强壮起来，他在《得袁相书》诗中形容自己：“谷苗深处一农夫，面黑头斑手把锄。何意使人犹识我，就田来送相公书。”袁相，即袁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白居易在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及第后再游江南时，袁滋由尚书右丞出刺华州，由此相识。此时，任山南东道节度使。若不是邮差赶到地头送来袁相的信件，有谁还认识他是白居易呢？他在下种收割的过程中，觉得种地来得实在，也感到踏实，又说：
种黍三十亩，雨来苗渐大。
种薤二十畦，秋来欲堪刈。
望黍作冬酒，留薤为春菜。
荒村百物无，待此养衰瘵。
葺庐备阴雨，补褐防寒岁。
病身知几时，且作明年计。
白居易村居数年之后，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认为种田人是应该受到尊重的。在学农的过程中，他虚心向老农学习，同老百姓建立了深厚情谊：“村中相识久，老幼皆有情”“言动任天真，未觉农人恶”。他也逐渐习惯了乡居的生活，心态变得平静下来，有《村居二首》：
其一
田园莽苍经春早，
篱落萧条尽日风。
若问经过谈笑者，
不过田舍白头翁。
其二
门闭仍逢雪，厨寒未起烟。
贫家重寥落，半为日高眠。
这年冬天，唐宪宗终于下诏，授了一个闲散职务左赞善大夫给白居易。从此他永远离开了渭上紫兰村……但是，无论是谪贬江州还是其他地方，故乡仍然是白居易精神寄托和心灵的安栖之地，令他魂牵梦绕。离别家乡，心头一阵酸楚：“掩泪别乡里，飘摇将远行”——此去不知何日还，他满怀惆怅，踏上通往长安的古道。
诗风转折
白居易渭上丁忧期间，是其诗歌的重大转型期。在伤痛忧患不断的情况下，白居易诗兴却不曾减弱，有学者说他共写有119首诗歌，仔细检点，不算一题多诗，计有86首。
白居易从周至县尉调任朝廷，担任翰林学士及左拾遗这段时期，勇于实践“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的政治主张。傅璇宗先生认为，“五年间的翰林学士生活，是白居易一生从政的最高层次，也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见《从白居易研究中的一个误点谈起》）。高峰过后就是低谷，后来白居易的改官，接着丁忧渭上遭遇的个人种种伤痛忧患，“给他带来思想、情绪上的最大冲击”。在这个背景下，反映在诗歌写作上，便有了一个新的转折，由此进入伤感诗写作。
在秉持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的同时，他开始出入于道释，尤其是在其诗歌写作上，渐渐消减了讽喻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影响，转向抒写内在的个人情感与哀愁——这个过程持续到了以后的岁月，《白香山集》共收123首伤感诗，力作萃于退居乡村故居这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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