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女性精神和人格的思考

“婚姻既是扩大的个人，又是缩小的国家。”这部以三代、四个女人的命运际遇为审美视点，全景式反映情感、文化冲突和爱欲挣扎的离奇故事，在复杂的建构中，表达出了对家庭伦理文化的思考。

如果说《佟家大院的女人们》是在书写记忆与想象，作者梁玲理性、独特话语下的世态人心，自有着不同以往的写作特色。她着眼情感的体验，通过家庭叙事来折射时代风云变幻，把佟家大院的沧桑没落，巧妙定格在充满陕南地域特色的时空中，用凄美的情感连接起家族、民族的苦难历程。

写家族史，自然离不开家长里短的繁琐。从整部作品的架构来看，佟家大院由盛至衰的变迁，是面对和呼应着时代不可阻挡的变革。一个个不同命运的故事虽然琐碎，但拷问着人性，也让历史成为过程，而并非一种结果。

众所周知，家族史也是民族史。作品虽然围绕情感展开，最终表现的却是超越意识之外的生存。命运多舛，是《佟家大院女人们》给人的第一印象。佟云氏懂事明礼，在不幸的婚姻面前，有悖伦理的“叛逆”，无疑是对现实怨恨的心里独白。婴宁有着幸福的婚姻，但在残酷的现实桎梏下，只能选择和甑承祖远走黄泉。囡囡勤勉读书，收获了事业的同时，也获得了完美的爱情。另外一位女性刘晓洁，作为佟家少爷的精神伴侣，虽未得到可贵的爱情，可她的心早已交给了对方。这种朴素的情感糅杂着好奇、温情和爱意，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把“我”全然置于心灵的探索之中。这样的表达，是用文字营造的深刻，是世态人心下的独特意象，有着家庭、民族文化的双重视角。

此书的基调虽然悲凉，却不失情感的细腻和真挚——完全以“我”的视角贯穿这段复杂而又凌乱的故事。这样的写作与作者的性格、身份相关，也为作品中散发出的厚重和压抑感带来一缕清风，为苦涩的生活中添加了几分怡然。

其实，从包罗万象的记叙中可以看出，作者时刻着力在作品中体现着独特匠心，在艺术审视中丰富着美学意味，尤其是对于环境的描摹，更推动着故事朝人性深处开掘。这样书写的思想内涵，是借助沉重的反思去观瞻一个家族的发展，看似同环境没有任何关联，实际上是让读者在生活和自然的美中，发现和感受个体命运的生存境遇。

写山写水并非点缀，看似和家族命运无关，但与当地文化、人物性格结合起来研究，陕南秦巴山区便有了和其他地域的不同之处。可以说，山水的存在，既是一种文化的保守和开放，也潜藏着作者对笔下人物命运的预判。从山水环境的摹写，再到建筑样式的多样和独特，不难发现作者在历史叙事中传递着主流价值，用情、用力营造着个性化的建构和生命意识。梁玲的巧妙之处，是把故事置于雕梁画栋的建筑群落中，然后在悲壮气氛中完成着家族的兴衰变迁。

这里不得不提的还有那本宋版的《论语》，它到底是女人们的生活点缀，还是道德上的约束？它不时地在文中出现，让时空变幻的书写更多了些许神秘。

《论语》有云：“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偏偏三代女人还是围绕着这本书，展开了故事的独特叙述。作品开始，云香兰要嫁入佟家为人妇时，母亲对她说：“这本祖上传下来的《论语》，你带过去，它会告诉你怎么学做一个好媳妇。”好媳妇既是母亲对女儿的殷切期望，也是封建社会“三从四德”制度下，对妇女言行举止和持家处世理事的严格要求。只是没想到佟家少爷的出走，让她很快处在了无比孤独和恐慌中，虽说时时翻书自审，最终还是逾越了男女间的界限。直至病重弥留之际，她才悲切地对佟承德说：“我这一生都在漆黑的夜里待着，没在阳光下活过，我希望宁儿在太阳底下长大。我的东西都是佟家的，只有一套宋版《论语》是我从娘家带来的，您替我交给她，让她好好做人。”一句“好好做人”，是佟云氏临死前的自省，也是对《论语》精神内涵的正面解读，她希望女儿能时刻遵循“孝”“礼”规则，在为人处事方面符合着儒家女性道德观。

作为艺术笔触下的文学，从精神操守的坚持，到情感价值的变化，始终变化不止的是一个个人物，实际起作用的却是《论语》博大精深的内涵，这就让作品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家族叙事，让家族命运的变迁似乎变得顺理成章。正如叶广芩所言：“这是一种广大而深邃的文化氛围，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和人情变易史，一种时代风云于家事、情感相扭结的极为复杂的情感。”从梁玲的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蕴含其中的文化焦虑，作家亟需用这些人物激活读者的情绪，表达出对于女性精神和人格的担忧和思考，这也是《佟家大院的女人们》为人关注的焦点所在。□常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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